發生於「春夏之交」的五卅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革命史的重大轉折。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從辛亥革命中孤立的軍事起義模式轉變為廣泛的群眾運動模式，目的是推翻獨裁、不屬於本土的外國代理人的暴虐國家機器，最終目標是建立徹底的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社會主義政權。
這場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追溯到1925年初上海日資紗廠工人的罷工。2月至5月間,上海、青島等地日資工廠多次發生工人罷工事件,抗議日方虐待工人。5月15日,在準備復工時,內外棉第八廠又開除數十名工人。在交涉過程中,工人顧正紅被日方開槍打死,另有七人受傷，此激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民眾的憤怒。5月30日,上海二千多名學生在租界進行抗議,租界巡捕逮捕了一百多名學生,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當日下午，當群眾接近警察局大門時，督察愛德華·埃弗森下令開火。在隨後的屠殺中，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了約40槍，群眾估計有1500到2000人。目擊者報告說，當示威變得暴力時，群眾高呼“殺死外國人”，但警察的過度和致命反應受到廣泛譴責。這場屠殺的殘暴行徑震驚了全中國，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帝示威、罷工及抵制行動，動搖了中國半殖民地秩序的根基。在屠殺後，至少有四名示威者當場死亡，另有五人因傷重不治。超過14名受傷的抗議者被送往醫院，許多人受傷。
原本是區域性的起義在反警暴、保學生的號召下迅速擴展為全國性的運動，工人、學生及農民聯合起來，反對外國統治及國內壓迫。僅上海一地，就有二十萬工人參加總罷工，數十萬人參與其他城市的罷工及抵制行動。其中省港大罷工持續十六個月，是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活動家鄧中夏組織的罷工委員會癱瘓了香港殖民地官僚的日常運作，造成一億港元的損失。然而這次罷工卻完全不是孤例，這次罷工與1926年英國大罷工同時發生，在英國的工人甚至發布了一個聯合聲明來反對本國政府參與中國的鎮壓，世界的潮流從不是孤立，而是和每一個事件鏈接起來的——革命必須是世界性的。
在五卅運動過程中，基層組織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與賦權。工會會員數激增，從1925年5月的54萬人增至1926年5月的124萬人，至1927年6月達280萬人。上海總工會也迅速成為中國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勞工組織。上海總工會與上海學生聯合會及學生、商人、工人聯合會等其他民主組織密切合作，協調罷工、抵制及示威行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及軍閥。
學生組織也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僅北京一地，就有三萬多學生於1925年6月3日罷課示威。這些學生團體印製傳單，組織街頭講演、集會及紀念活動，以提高認識並爭取支持。他們常與工會及其他組織合作，動員群眾。農民聯盟及協會也在此期間顯著增長。到1927年春，南方及中部中國已有1500萬農民加入這些協會，對鄉村傳統權力結構如士紳、宗族、土匪及秘密會社構成嚴重挑戰。甚至基督教團體，先前被視為與外國利益更為一致，也加入了反帝鬥爭。五卅運動中，基督教學生及組織在反帝鬥爭中的參與顯著增加。
隨著運動的發展，基層組織開始承擔更多權力與責任。許多城市中，工人及活動家組建了自己的民兵及治理機構，有效地挑戰了中央官僚及地方軍閥的權威。這些民主實驗，雖然短暫，卻展示了自下而上的廣泛運動重塑中國政治格局的潛力。
五卅運動期間，基層組織的迅速增長與賦權，標誌著中國社會權力平衡的重大轉變。這場運動展示了普通民眾在組織與團結之下，挑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統治的能力。雖然運動最終被鎮壓，但它為未來的革命鬥爭奠定了基礎，並作為群眾動員與基層民主的強大範例。
據鄧中夏所述，政黨充當了先鋒力量，領導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其最終目標不僅是民族解放，更是通過國際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而，1927年，蔣介石及國民黨發動了殘酷鎮壓，無數活動家及知識分子被處決或迫入地下。這直接導致共產黨的迅速官僚化，革命者被革命的殘酷現實所鎮壓，在不少能人，如彭湃、鄧中夏等人活動家被處刑後，共產黨的內部小組便採取了更為軍事化及官僚化的策略，對黨內異見者進行鎮壓，同時以統一戰線和階級妥協換取國家統一。
五卅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它展示了群眾動員與基層組織在挑戰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權力結構方面的巨大潛力。雖然運動的具體目標與策略隨時間演變，但其抵抗、團結與希望的精神，仍然激勵著那些為無壓迫與剝削的世界而奮鬥的人，我們當以當年《熱血日報》的發刊辭作結：
「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五卅運動九十九週年特揭此旨，敢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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