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
在解讀「家」一字的象形意義時，我們可以追溯到古代人類與家畜同居的情景。「家」字的結構包含了兩個部分：「宀」表示房屋，中間部分類似「豕」，代表猪。而「家庭」一詞的英文根源來自拉丁文中的「famulus」，意思是僕役或奴隸。在家庭被現代社會披上溫馨的面紗之前，無節制的生育、遺棄、強暴、勞動、奴役、掠奪是家庭紮根生存的、充滿血污的土壤。進入這一段歷史前，我們必須放下現代家庭的狹隘定義。這種理解，如同馬克思所說，是社群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無情地撕碎後，人情關係被東拼西湊，縮小至以法制為保障、私人財產為界限、一夫一妻為承諾、教養孩子為責任的核心家庭。
家庭這一演變是由浪漫主義運動推動而成的。浪漫主義者推崇孩童的潛力和創意力，主張保護童年和普及教育，並渲染愛情和民族主義，為當代家庭理想增添了光環。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激情被官僚的繁文縟節鎮壓，《拿破崙法典》取締了法國女性和革命家追求婦女主動離婚權、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的努力，以財產均分和道德家的平等留下了家庭虛偽的面貌。今天，家庭的面貌越發糢糊，人們所掌握的似乎只有房貸、保險單、學費、電器、冷淡的問候、互不理睬的鄰居和某種隱而不見的焦慮。今天，家庭似乎只需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那麼，人們還捉著什麼不放？
《毀家論》(Abolish the Family) 的作者索菲·劉易斯認為是親人血濃於水和私人照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疫情隔離期間鼓勵人們留在家中，互相照顧。這似乎讓現代家庭獲得一線生機，實際上卻令家庭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針對女性和孩童的家庭暴力、貧困的家庭無法維持生計、照顧者、失能人士、長者和精神病患者失去了社區或跨家庭的支援、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面對更大的排斥、無家者和性工作者被驅逐等等——劉易斯認為是時候重新發起一場廢除家庭的運動了。
廢除家庭的思想在西方歷史中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構想，即統治階級的所有成員由國家集體撫養和教育，而不是由個別家庭。由此可見，西方歷史中的廢除家庭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階級性。在這一階級中，依賴奴隸勞動力的男性公民被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投票權、財產所有權、軍事參與權利以及擔任公職的機會。他們被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土地貴族（aristoi）、較貧窮的農民（perioikoi），以及由工匠和商人組成的中產階級。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父權制家庭是伴隨著國家機器、戰爭搶掠和奴役、商貿和私有財產而形成的。家庭除了是母系社會的崩潰、部落政權集中化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產物外，也是新社會共同體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代表了舊社會關係的消亡，階級開始分化時構建的政治想象：一個抽象而普遍的人——一個財產擁有者，一家之主，奴隸的主人，孩子的父親，女人的統治者，以及有資格參與國家政務的人（因此可以稱得上為人）。因此，家庭在這樣的意義上連繫著財產的所有關係和奴役。正如古希臘演說家狄摩西尼所言：「我們有為快樂而設的娼妓，為身體的日常照護而設的婢妾，和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設的妻子」。
對應著家庭這一意識形態，廢除家庭的思想便作為一種追求階級平等，甚至消除階級差異的意識形態出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以國家代替家庭，透過理性教育來撫養下一代，並規定妻子和孩子應由所有人共同持有，同時限制財產繼承權，旨在消除裙带關係，防止私人財富的累積，讓個人將共同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以促進統治階級之間的團結。古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公民大會婦女》則將廢除家庭的景象描繪成一場鬧劇：一群婦女偽裝成男人進入公民大會奪權，並宣佈在新政下，父母的責任將由社區共同承擔，互相照顧，孩子將不再認識自己的父親，男女之間將有自由交往，妓女因此失業，奴隸將負責耕種和勞作，婦女則負責編織和打理財務等公共服務，私人財富則由公共基金代替，債務和訴訟將消失，法院更變成了公共食堂。然而，這個烏托邦最終以多女爭一男的鬧劇收場，並帶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道理：平等主義的願望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性。
家庭的廢除似乎需要超越人性的力量才得以實現。羅馬帝國末年出生的耶穌基督宣稱自己為上帝的獨生子，否認親生父母，並犧牲自己，以使人類歸於同一父親懷抱。耶穌以天國的靈魂代替了政治共同體的公民，以精神的救贖代替了平等的理想，以抽象的天父代替了溫情的母親。他不僅要廢除家庭，更要廢除充滿罪惡的現世。基督教此一精神和神秘主義面向深深影響了後世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運動。
在17世紀英國內戰期間冒起的政治和宗教運動中，一些女性傳道者開始重新定義道成肉身、神恩和啟示的神學概念，她們主張通過內在與基督靈性的結合，以消除物質和精神、女性和男性的性別差異，成為人與神合一的身體；又強調基督柔弱、母性、純真和貧苦的一面，並以女性的心靈知識挑戰父權的理性。可以說，從這時開始，性別差異和父權家庭體制被理論化為人性與神性分裂的開始。即使在現代強調性別多元化的廢除家庭理論中，也能找到這種尋求人性合一的痕跡。在廢除家庭主義者的世俗版本中，沒有家庭、公社式、性自由的世界就是他們的天國。
殖民時期的美洲是實踐這種天國的最好地方。美國的震教派（Shakers）由安·李·斯坦利（Ann Lee Stanley）於1774年創立，安·李聲稱上帝是無性別的，而她就是三位一體的女性化身。震教派在高峰時期於八個州中有18個社區，他們以村落形式群居，信奉獨身主義，集體撫養孤兒，並建立了共產農場。1848年，約翰·漢弗萊·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於紐約州創立了翁奈達社區（Oneida Community）。諾伊斯聲稱基督已經回到地球上，並且命令他的追隨者通過對上帝的信仰、共同生活和群體婚姻來擺脱罪惡。他認為性交就像進食和飲水一樣沒有理由受到法律的約束。1879年，當地官員試圖以通姦和實行群體婚姻之事逮捕諾伊斯，該社區結束了群體婚姻，並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這些基督教共產主義運動在殖民和工業化的條件下獲得了實踐的基礎，最終又在資本集中化和市場擴張的情況下崩潰。然而，這不再是平等的精神被自私的利慾打敗的故事了。
財產私有制不止是一種政治和法律概念，更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人的直接勞動和土地結合的方式，或技藝與生產工具的個人所有制；以及一種社會關係，人們生活於其中，透過父權家庭繼承財產以維持所需，並創造文化。自古以來，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古希臘思想家試圖以人性、道德、哲學、宗教指導人平分剩餘和土地，倡導獨身又或推行群婚，並試圖以超然的公有制和古老的習俗抵制這種私有制和家庭。然而，在工業時代，社會化生產使財產與人勞動之間牢固的關係完全改變；新的無產階級無法歇息，要透過不斷出賣勞動力才得以維生，而資本家的私有制則建立在無止境的資本累積和流動之上。
十九世紀現代化的盲目進程在短短一個世紀內無意識地拆毀了父權家庭的城牆，切斷古老神衹和人類的臍帶。同時期在世界各地爆發的革命中，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停變化的現實之中感受、認識、渴求和改變世界，而不再透過祖先的傳統和神的話語學習存在之道，默默等待集體的救贖。十九世紀末的廢除家庭主義者正是帶著這種時代精神和個人希望參與於社會革命之中：提出各式各樣有關社區空間和城市規劃的奇想、在起義之中廢除與家庭壓迫有關的法律、建立互助和實踐基層民主的組織以取締官僚機關、奪取生產和分配資料、發表關於愛和新關係的藝術創作、探討教育的理論和傳播知識等等。廢除家庭運動是一場涉及所有人的運動，這場運動不斷擴大，從社會體制深入至人的心理層面，直至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為止，而並非如虛偽的自由主義者所劃分的國家與私人空間般，將家庭改革停留於往往無效的法律層面。
廢除家庭運動這種激進的面向在家庭制度源遠流長的中國更為突出。在1902年，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首次提出「去家」和「無所謂家」的主張以建立大同世界：「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有私產，若乎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在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進化論的思潮影響下，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在1907年創辦了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和《新世紀》，提出更加激進的毀家廢婚論述，主張毀家以廢除政府、國界和私有財產，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並攻擊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蓄婢納妾、童養媳、買賣婦女等惡習。
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的核心是社會革命，而非宗教和哲學中的理想國；是對過去數千年的帝國歷史的清算，以及一場掃蕩男女、階級、統治者和平民、國與國之間的一切不平等的國民運動。這一點使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更為深入於個人的思想和人格改造，批評三綱五常的道德迷信，和聲討封建社會中女性所遭受的屈辱，並且更為激進地參與任何促進民主、民族獨立和經濟平等的政治運動之中。
家庭的形成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表現為神學中人性的墜落和分裂，而是一張綿密的社會網落，一個輪迴的詛咒，也是國家主義革命失敗的歷史後果。在商朝的共主分封轉向周朝的封建制度的過程之中，嫡子繼承取代了商朝的兄終弟及，並以宗法等級制度集中化政治權力，並穩定地拓展領土，是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統治者以對親屬的個人信任進行分封，而家則表現為政權的延伸，其所統治範圍或大或小，地位或尊或卑，皆相對而言，而天子始終則居於宗族制度的頂端，為大宗，諸侯相對而言為小宗，而諸侯相對卿大夫而言則為大宗，如此類推。
政治、倫理、親屬關係在這同心圓的制度中環環相扣，重重相疊，君臣之間為忠義亦為同宗；在一個基於自然血緣、人情倫理的政治秩序之中，沒有所謂平等和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只有相對的道義和名份，沒有抽象的共同體身份，只有個人（圍繞著男性）之間的關係。父權家庭在中國並不是表現為獨立的私有財產擁有者的私人領域，而是在廣泛的宗族層級制度和複雜的財產繼承制之中的一個權力立足點，而權力的運用非為奴役他人，而在於從自己的位置維持關係的秩序。
宗族的鎖鏈隨著春秋戰國時期貴族沒落和諸候國家的集權化而瓦解。宗族制度之下大家庭除了建立在嫡子繼承制上外，也是基於對領地的統治權，因此「家」不單包括親屬關係，也覆蓋非直系親屬的家臣、侍從和作為經濟基礎的庶民。小家庭的出現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地方宗族在戰爭和諸侯國林立的過程中覆滅，其對領地的統治權也被削弱。貴族儘管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但由於越發依賴國家的稅收和供養，而變成中央政權的附屬物，而不再是其複製品。與此同時，農民的小家庭脫離依附於豪族的集體農莊，而被納入一更廣闊和集中化的秩序之中。
在戰國時期，新的水利工具和方法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使得個體農民家庭成为基本的經濟生產單位，並進入新的交換網絡，以獲得提高生產力所需的工具，這些數量龐大的個體家庭更加依賴公共設施和秩序，來進行集體生產和市場交換。面對農業生產力的釋放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各諸侯國積極採取不同的改革政策，百家爭鳴的時代由此開始。其中秦國實行了一系列措施來重塑社會關係，切斷平民與地方領主之間的聯繫，這些改革包括：通過增加稅基、擴大軍隊規模，將所有成員的忠誠和聯繫轉移到秦國的國家認同上，並減少與祖先崇拜有關的儀式、實行保甲制，將家庭編入五戶小組並實施連坐制、給予平民姓名，以及鼓勵農民參軍。
軍事征服、軍隊平民化、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政權集中化、個人的社會流動提升等一連串急促的社會變化，使新的倫理秩序變得更為必要。管理新出現的個體家庭的官僚和文人便代替宗族家長，擔當起提供倫理指導的角色。儒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雖主張復周禮，但實質上卻打破貴族對禮儀的壟斷，提倡平民禮教，並以簡單的五倫關係代替周朝繁複的十等制，又通過君本位的人格，取代祖先崇拜和天命的集體無意識，並以克己復禮的自我意識重新建立社會秩序。儒家的禮於法家思想中發展成具國家主義精神的法制。軍隊的官僚化為法家提供了其哲學基礎，即以嚴格的法律和制度來管理人民，削弱了家庭倫理的角色，並強調對國家的認同和政權的統一。為了實現強大的國家權力，法家支持大規模徵兵制度，動員大量農民加入軍隊，同時大量的個體家庭也被納入國家的人口管控、軍事後勤，戰爭動員和基建項目之中。
秦的改革要比儒家的主張更為激進地打碎周朝的宗族制度，甚至以國家機器貫穿宗族制度崩潰後出現的個體家庭，試圖徹底去除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世襲制，建立任人唯賢、尊君尚法的制度。然而，農業經濟的生產限制了國家主義的改革，高度徵稅、強制勞役政策、人口增長都使國家機器成為累贅。秦的絕對主義無法進一步發展，更無法如西歐的專制君主般推動資本主義的興起。
相比之下，漢朝早期的政體更為保守，採取了封建國家與郡縣制的折衷方式，既有封建諸侯國，又有中央直轄的郡縣，既命自己的宗族成員為諸侯，又沿用了秦朝的科舉制度，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官僚體系。比起與周和秦軍事擴張，漢朝的社會政策更注重保護農業發展。所謂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漢朝政府實行減免賦稅、禁止強制徵兵等措施，向編戶授田，又遏制土地兼併和商業發展，以保護農業。
家庭不再作為國家軍事動員的基本單位，也脫離於分封的政治制度，而與農民維持生計的土地連繫在一起。於是，聚族而居的古風民俗開始復蘇，同姓宗族的子孫開始聚居一里甚至數里，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宗族意識得到加強，同宗同姓成為確定彼此權利義務的重要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概念表現為具普及性、包容性而非一致性的「天下」，統治者亦以民意為支持的天命觀確立其合法性，官僚亦以「勞心者治人」自居。家庭的概念則混合了儒家人倫關係和祖先崇拜，成為了個人認同的基本單位。於是，一種維持近千年的妥協的局面開始形成：國家機器無法下達於民，地方的宗族也無法如周朝般獨立自治，個體家庭也無法透過國家認同形成新的共同體。
朝廷和江湖彼此並行，個人於其中身不由己，女性的處境尤其如此。春秋戰國時期，女性在政治和軍事上有較大發揮空間，一些女性甚至直接參與政治決策，如晉國的太子妃賈嬴，然而，自漢後女性便被限制參與政治，三從四德等觀念成為衡量女性的標準，女性既被朝廷政治排除之外，亦淪為宗族延續後代的生育工具和丈夫的附屬物。
女性沒有解放，家庭和國家就得不到解放。中國歷史一直在土地兼併、地方起義、豪族割據、戰爭對婦孺的掠殺與和平統一之間輪迴，雖然各個朝代社會組織有所變化，但個人始終無法從宗族和官僚制度之中解放出來，形成新的社會。無法忍受者唯有歸隱或出家，而起義者甚至要求重新實行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宗族等級制的幽靈一直在徘徊，而未嘗有一個朝代將國家改革和變法深入宗族和土地根基當中。直至清末民初，人權、民主、國家主權、經濟平等和女性主義等的思想便開始動員人們參與反對帝國統治和建立民主機構的國民運動，致力打破官僚制對政治權利和知識的壟斷，及宗族對人身自由和感情關係的壓制，並以新的國民精神和人格取代宗族的父權文化和祖先崇拜。
今天，基於土地的宗族社會早已被資本主義侵蝕，而家庭更大的問題或許在於其衰落之際並無新社會組織形成。戴卓爾的名言：「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見證了在新自由主義下，政府如何放棄以公共支出和本地生產來刺激家庭收入和就业，改為支持資本自由化，透過市場私有化公共服務和推廣信用消費，入侵家庭這一範圍，而引致如今的「照顧危機」。
面對新自由主義，歐美國家收入減少的中產和失業的工人當中產生了反全球化的情緒、再工業化的訴求和對民族主義的支持，他們傾右的意識形態和對家庭保守的態度是當今西方廢除家庭主義批判的對象之一。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私有化浪潮也驅使廢除家庭主義者追求一個公社式的未來，重建並擴展家庭的關懷和照顧。這些批判和願景揭示了廢除家庭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吊詭之處，如索菲·劉易斯所形容的，廢除家庭主義是一場「真正的家庭反對家庭的運動」。
家庭於中國而言沒帶多少意識形態，也不存在對「真正家庭」的想象，只存在官僚軍事化管理中的家庭，和管理以外的宗族或仿宗族家庭（如秘密結社）——這種家庭組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勞動和延續後代，並圍繞著這個目的建立起自己的倫理關係和等級制度。中國的宗族關係在文革期間受到了嚴重衝擊，在改革開放後，家庭承包制使宗族組織重新發揮信用和社會組織作用，為農村企業提供了社會資本和信任基礎，但同時，農民工長期離鄉外出，与家人和宗族成員的聯繫變弱，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加劇了農村宗族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家庭則以偽現代性的精神融入官僚教育制，以及企業和政府單位中的集體主義。脫離農村家庭的農民工後代以日結工渡日，滯留於在城市中居無定所，而在城市體制中內卷的年青一代失去毛時代的動員精神，一方面嚮往旅行流浪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又對資本主義下的社交生活趨之若鶩。中國新的廢家運動必不能止於個人對地方宗族組織和城市體制的消極抵抗，而必須是實際的「自毀長城」的行動。這場行動最終目的，是中國帝國歷史的終結，也是世界階級歷史的終結。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