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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左學社簡介 Introducing New Left Society, CUHK

中大新左學社簡介 Introducing New Left Society, CUHK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學社簡介 中大新左學社創立旨在提供討論與學術平台予中大學生交流理論,反思自上世紀六十年代(Long Sixties)激進運動以來的國際新左思潮,以及其於世界各地與香港本地的實踐。作為理論社團,我們將定期出版文章與刊物,邀請各地學者分享交流,並舉行讀書會、研討小組及其他活動。 ︳在大學的定位 自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主義以來,知識份子首次從經院裡解放出來,重生成為將時代精神與政治主體聯繫起來的竊火者。繼而,竊火者們從《精神現象學》、《國富論》、《烏托邦》提煉出嶄新的、「反哲學的」哲學——一種被葛蘭西稱為「實踐哲學」的哲學。這種「希望哲學」重新賦予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性意義——一個希望行動的個體,唯有透過認識自己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環境,對自身行動的後果有明確認知,才能清楚地瞭解到自身改造環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 在保守自由主義的羽翼下,大學作為「社會的良心」,保持其對真理追求的壟斷地位。但與此同時,高等教育正全面融入資本主義中的企業—國家網絡之中。知識本為解放與創造的工具,現卻淪落至服務市場與培養技術官僚的階下囚。忽視此點,於大學中「暢談」正義與人文只會成為象牙塔的道德學,以「全球公民」為名點綴技術人才的文化履歷;聚焦此點,所謂的批判理論也只會是一種幻滅於權力—知識結謀的永恆懷疑主義。新左學社立足於中大的學術體制,冀望還原知識份子的雅各賓傳統與實踐理想,批判學術產業化帶來的官僚主義外,亦透過各種歷史與社會分析,繪出我們未來的社會藍圖。 ︳在香港的定位 現在學術界中對香港有兩種主流論述:其中一種從「漁港到金融中心」的霸權角度出發,視香港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寵兒;另一種則從邊陲文化出發,視從香港作為「帝國夾縫」中對抗霸權的前線。但這兩種論述不足以闡明香港「何去何從」的問題;這種局部的論述忽略了香港和世界實乃一體,因此亦難以解釋香港如何從世界中來,故此亦難以提出香港的出路,不消說推進世界歷史、改變自身的命運的真正解方。目前這種歷史辯證進程論述缺席於香港社會,而這種空白須透過回溯香港歷史來填補: 從英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成為帝國與東亞資本流通的港口與戰略重地,到作為中國現代化與東南亞革命思潮的搖籃,日佔時期被塑造成東亞經濟體系的核心,以及戰後
最近的文章

「屈辱」與「榮光」之間:七一前言

 二十多年前的今天,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社會上的各持分者對這有不同的論述,有些人說,這是「百年屈辱的終結」,有些人說,這是「大英帝國的最後榮光」,也有人說香港不是回歸中國,主張使用「主權移交」來說明其中香港人的缺席,有趣的是,人們總愛談大眾是如何「缺席」歷史上的重大事情的,卻從來都沒有人會談,大眾是如何「參與」進整個歷史進程的。 不論日不落帝國有多麼輝煌,華夏民族過去有多麼屈辱,歷史始終不在意,人類歷史和地球一樣,無論白晝或深夜,都是進行不息的。面對時代的洪流只有兩個選擇:參與或退縮。退縮的,只能像過去的羅馬帝國一般被扯進生產力野蠻生長的時代,終其一生在奴隸制的夢與封建制的現實矛盾中苦苦掙扎,直至滅亡。參與的,則還有一線生機,貫穿整個歐洲封建壓迫史的,是不斷的農民暴動以及統治階級的管治伎倆所受苦的猶太人。農民因生計問題而參與進歷史進程中,猶太人則因為他們從來不被擁有土地,而被排除出封建體制的正常體系之外,只到了資本主義,沒有土地的人才作為天生的工人而參與進資本遊戲中。 這些先行者創造了整個資本主義文明,資本家們享用著成果,創造出帝國主義的形式,並透過帝國主義暴力方式,打開了整個資本世界旅程的終點站——中國,而香港恰恰是這一終點的起點:對於老牌帝國主義的英國而言,香港是終點,對於東亞世界而言,香港卻是一切事物的起點。 七一回歸也因此被賦予了極度複雜的意義,這代表的,是東亞新紀元的來臨,而這種東亞世紀的最強烈特徵是整個東亞社會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的巨大轉型——即生產關係與資料的範式轉移為前奏。其中,港元作為輻射器,使東亞地區的資本得以形成巨大的交流腹地,其中以中國的轉型最為震撼這一世紀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極端,竟然把現存體系的顛覆者和捍衛者都轉移到了同一者身上:中國正透過資本的轉移以及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來源源不絕地吸收西方世界的工業力量,同時準備顛覆目前的西式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但是同時又扮演著現存制度的最大捍衛者。 她深深地依賴著當前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國模式變成了一種有別於西方典型模式的道路,然而他展現其說服力的形式是卻是:中國模式是一種比起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更能捍衛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其中的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其結果是,各國資產資產階級都把中國視作了一條西方體系以外的救星,然而原因只是西方的體系正在衰退中,中國作為替代方案就這麼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以至於

五卅運動回顧:熱血與冷鐵

發生於「春夏之交」的五卅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革命史的重大轉折。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從辛亥革命中孤立的軍事起義模式轉變為廣泛的群眾運動模式,目的是推翻獨裁、不屬於本土的外國代理人的暴虐國家機器,最終目標是建立徹底的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社會主義政權。 這場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追溯到1925年初上海日資紗廠工人的罷工。2月至5月間,上海、青島等地日資工廠多次發生工人罷工事件,抗議日方虐待工人。5月15日,在準備復工時,內外棉第八廠又開除數十名工人。在交涉過程中,工人顧正紅被日方開槍打死,另有七人受傷,此激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民眾的憤怒。5月30日,上海二千多名學生在租界進行抗議,租界巡捕逮捕了一百多名學生,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當日下午,當群眾接近警察局大門時,督察愛德華·埃弗森下令開火。在隨後的屠殺中,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了約40槍,群眾估計有1500到2000人。目擊者報告說,當示威變得暴力時,群眾高呼“殺死外國人”,但警察的過度和致命反應受到廣泛譴責。這場屠殺的殘暴行徑震驚了全中國,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帝示威、罷工及抵制行動,動搖了中國半殖民地秩序的根基。在屠殺後,至少有四名示威者當場死亡,另有五人因傷重不治。超過14名受傷的抗議者被送往醫院,許多人受傷。 原本是區域性的起義在反警暴、保學生的號召下迅速擴展為全國性的運動,工人、學生及農民聯合起來,反對外國統治及國內壓迫。僅上海一地,就有二十萬工人參加總罷工,數十萬人參與其他城市的罷工及抵制行動。其中省港大罷工持續十六個月,是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活動家鄧中夏組織的罷工委員會癱瘓了香港殖民地官僚的日常運作,造成一億港元的損失。然而這次罷工卻完全不是孤例,這次罷工與1926年英國大罷工同時發生,在英國的工人甚至發布了一個聯合聲明來反對本國政府參與中國的鎮壓,世界的潮流從不是孤立,而是和每一個事件鏈接起來的——革命必須是世界性的。 在五卅運動過程中,基層組織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與賦權。工會會員數激增,從1925年5月的54萬人增至1926年5月的124萬人,至1927年6月達280萬人。上海總工會也迅速成為中國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勞工組織。上海總工會與上海學生聯合會及學生、商人、工人聯合會等其他民主組織密切合作,協調罷工、抵制及示威行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及軍閥。 學生組織也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

從晚清起義到五四運動:中國的不斷革命史

  文:秀左 前言  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杜文秀起義、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其訴求和理念有著內在的傳承與演進關係,共同推動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進程。 一、太平天國運動:反清復明與基督教理想主義  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農民起義。這場運動以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主義為指導思想,提出了"反清復明"的政治訴求和"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社會理想。太平天國試圖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天國"社會。 儘管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但它動搖了清朝統治的根基,為後來的革命運動奠定了群眾基礎。太平天國"反清復明"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扶民"、"均田"等反封建主張,體現了農民群眾反抗專制統治、追求平等正義的強烈願望,具進步意義。  二、杜文秀起義:民族團結與反帝反封建  杜文秀起義(1856-1873)發生在雲南,是一場以回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共同參與的反清起義。起義軍提出"回漢一體"、"族分三教"的口號,呼籲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滿清政權的壓迫,聲稱自己的使命是「振興中華,驅逐胡虜」。 與太平天國不同,杜文秀起義更加強調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團結一致對抗滿清政權的分化和屠殺。起義軍還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改革措施,如廢除科舉制度、發展礦業工業、改革土地制度等,表現出明顯的反封建、反專制傾向。 儘管杜文秀起義最終被清政府鎮壓,但它發展和補充了太平天國的革命訴求。起義體現的民族團結精神和改革措施,對後來的革命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與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1911)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劃時代的由精英主導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權。革命黨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受到杜文秀起義的啟發,將反對滿清統治與實現民族獨立和建國的要求緊密結合起來。 與前兩次起義相比,辛亥革命的訴求更加明確和系統。革命黨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綱領,主張建立民族、民權、民生並重的新社會。他們還倡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促進社會進步。辛

從猶太人問題到加沙戰爭: 論勞工錫安主義和巴勒斯坦解放

 一、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和人類解放 馬克思在1844年發表的《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深刻剖析了猶太人所受壓迫的根源。他認為,猶太人問題並非單純的種族或宗教問題,而是整個人類都面臨的社會問題,只有通過全人類的解放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決。 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被排斥在基督教封建等級制度之外,不能擁有土地,也被禁止從事許多行業。他們往往被限制在放貸、稅收等被視為「不道德」的職業中。然而,馬克思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猶太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解放,成為了國家的公民,但這種解放也是有局限的。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利己主義基礎之上的。曾經在封建社會裡被視為「罪惡」的商業、金融等行業,如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柱。而宗教信仰和種族身份,則成了被國家法律所保護或打壓的對象,它們與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利並無直接關聯。在這種狀況下,猶太人雖然獲得了公民身份,但決定公民權利的,從來都不是公民本身。 當社會和經濟危機來臨時,猶太人往往再次淪為被排斥和迫害的對象,就像在封建時代一樣。納粹分子和軍國主義者搶奪猶太人的財產,將他們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成為了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犧牲品。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國家本身就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它將人們的現實生活割裂開來。國家表面上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實際上卻以另一種方式讓人們臣服於國家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國家雖然標榜自己是世俗的,但它本身就像一個脫離現實的抽象存在,成了人們新的精神枷鎖。 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才能最終實現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人類的解放。這場革命要求工人階級作為主力,領導社會由資產階級民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不間斷變革。用馬克思的話說,只有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和異化,人們才能成為真正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 二、社會主義運動和猶太工人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歐湧現出一股蓬勃的猶太工人運動。1897年, 猶太工人同盟(崩得)成立,在俄國、波蘭等地組織猶太無產者,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發展世俗意第緒文化的綱領。崩得領袖梅德姆曾豪邁地宣稱:「我們加入社會主義運動,是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解放工人階級和全人類。我們組建崩得,是因為我們要融入廣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崩得不僅是一個猶太工人組織,更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崩得反對把猶太人解放簡化為建立

問世間情是何物——解放愛情的倫理

 文:沒有口袋的破機械貓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憧憬愛情,卻又為情所困,以愛之名,被情所傷。然而愛情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愛」字,本作「㤅」,下面是一個心。旡為既之本字,象食畢顧首之形,引申有「已、盡、全」等義。從旡從心,以會盡全心以愛之惠之。而「情」一字,則從心從青,青指的是從矿井采掘的苔色矿石,如此一說,可謂心上染了顏色,故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說。愛與情,兩者都在中文世界中有悠久的歷史,然而要到清末民初,受到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兩者才在現代性的需求下融合。愛情第一次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模樣。[1]  值得留意的是,同時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他們的需求卻有所不同:在翻譯「Love」一字的時候,巧妙地與基督教的普世統一的特質結合,用清地ゆき子的說法:日本「戀愛」理念基礎是基督教的教規中所提倡的戀愛道德思想,這種普世統一的高尚情懷是與日本現代化需求是一致的——一個具有強烈一統精神的情懷在現代化中是一定需要的。然而中國的社會卻不同,正如李海燕所指出的:現代中國將身份用情感的方式來表達,而這種方式卻是在回應現代性訴求中出現的,陳獨秀在《基督教與中國人》的一段值得摘錄:「中國底文化源泉裡,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我主張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裡,就是因為這個理由。」[2]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發展中,愛情中的高尚情懷是人格身份上的,而非普世統一的。 愛情的重點似乎不在於情,而是在於愛,然而問題是:愛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不論是日本的普世性,還是中國人格精神的愛,這些似乎都有著共同目的——超越社會現存結構之情感。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也正是這種情感。在西方,這是一套以基督教傳統的浪漫主義為基礎的,這種浪漫主義先是從封建主義的騎士精神而來,繼而發展到藝術運動。這個過程在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自從秦代以來的「中式」浪漫主義,都在於詠物、外在之美的角度出發而談,對於個人特質,往往寄寓於梅蘭菊竹,談情之時,也往往限於情意之範疇,這種內蘊的情,與歐洲式的不同:以愛來改變自身人格,激烈地和世界產生關係,這種浪漫主義推進了法國大革命的浪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強烈配合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普遍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發展的愛情與歐洲截然不同——歐洲向來的愛情是向外探求的:他們尋求激進的、改造世界的愛情,他們要創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