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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左學社簡介 Introducing New Left Society, CUHK

中大新左學社簡介 Introducing New Left Society, CUHK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學社簡介 中大新左學社創立旨在提供討論與學術平台予中大學生交流理論,反思自上世紀六十年代(Long Sixties)激進運動以來的國際新左思潮,以及其於世界各地與香港本地的實踐。作為理論社團,我們將定期出版文章與刊物,邀請各地學者分享交流,並舉行讀書會、研討小組及其他活動。 ︳在大學的定位 自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主義以來,知識份子首次從經院裡解放出來,重生成為將時代精神與政治主體聯繫起來的竊火者。繼而,竊火者們從《精神現象學》、《國富論》、《烏托邦》提煉出嶄新的、「反哲學的」哲學——一種被葛蘭西稱為「實踐哲學」的哲學。這種「希望哲學」重新賦予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性意義——一個希望行動的個體,唯有透過認識自己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環境,對自身行動的後果有明確認知,才能清楚地瞭解到自身改造環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 在保守自由主義的羽翼下,大學作為「社會的良心」,保持其對真理追求的壟斷地位。但與此同時,高等教育正全面融入資本主義中的企業—國家網絡之中。知識本為解放與創造的工具,現卻淪落至服務市場與培養技術官僚的階下囚。忽視此點,於大學中「暢談」正義與人文只會成為象牙塔的道德學,以「全球公民」為名點綴技術人才的文化履歷;聚焦此點,所謂的批判理論也只會是一種幻滅於權力—知識結謀的永恆懷疑主義。新左學社立足於中大的學術體制,冀望還原知識份子的雅各賓傳統與實踐理想,批判學術產業化帶來的官僚主義外,亦透過各種歷史與社會分析,繪出我們未來的社會藍圖。 ︳在香港的定位 現在學術界中對香港有兩種主流論述:其中一種從「漁港到金融中心」的霸權角度出發,視香港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寵兒;另一種則從邊陲文化出發,視從香港作為「帝國夾縫」中對抗霸權的前線。但這兩種論述不足以闡明香港「何去何從」的問題;這種局部的論述忽略了香港和世界實乃一體,因此亦難以解釋香港如何從世界中來,故此亦難以提出香港的出路,不消說推進世界歷史、改變自身的命運的真正解方。目前這種歷史辯證進程論述缺席於香港社會,而這種空白須透過回溯香港歷史來填補: 從英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成為帝國與東亞資本流通的港口與戰略重地,到作為中國現代化與東南亞革命思潮的搖籃,日佔時期被塑造成東亞經濟體系的核心,以及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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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世間情是何物——解放愛情的倫理

 文:沒有口袋的破機械貓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憧憬愛情,卻又為情所困,以愛之名,被情所傷。然而愛情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愛」字,本作「㤅」,下面是一個心。旡為既之本字,象食畢顧首之形,引申有「已、盡、全」等義。從旡從心,以會盡全心以愛之惠之。而「情」一字,則從心從青,青指的是從矿井采掘的苔色矿石,如此一說,可謂心上染了顏色,故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說。愛與情,兩者都在中文世界中有悠久的歷史,然而要到清末民初,受到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兩者才在現代性的需求下融合。愛情第一次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模樣。[1]  值得留意的是,同時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他們的需求卻有所不同:在翻譯「Love」一字的時候,巧妙地與基督教的普世統一的特質結合,用清地ゆき子的說法:日本「戀愛」理念基礎是基督教的教規中所提倡的戀愛道德思想,這種普世統一的高尚情懷是與日本現代化需求是一致的——一個具有強烈一統精神的情懷在現代化中是一定需要的。然而中國的社會卻不同,正如李海燕所指出的:現代中國將身份用情感的方式來表達,而這種方式卻是在回應現代性訴求中出現的,陳獨秀在《基督教與中國人》的一段值得摘錄:「中國底文化源泉裡,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我主張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裡,就是因為這個理由。」[2]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發展中,愛情中的高尚情懷是人格身份上的,而非普世統一的。 愛情的重點似乎不在於情,而是在於愛,然而問題是:愛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不論是日本的普世性,還是中國人格精神的愛,這些似乎都有著共同目的——超越社會現存結構之情感。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也正是這種情感。在西方,這是一套以基督教傳統的浪漫主義為基礎的,這種浪漫主義先是從封建主義的騎士精神而來,繼而發展到藝術運動。這個過程在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自從秦代以來的「中式」浪漫主義,都在於詠物、外在之美的角度出發而談,對於個人特質,往往寄寓於梅蘭菊竹,談情之時,也往往限於情意之範疇,這種內蘊的情,與歐洲式的不同:以愛來改變自身人格,激烈地和世界產生關係,這種浪漫主義推進了法國大革命的浪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強烈配合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普遍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發展的愛情與歐洲截然不同——歐洲向來的愛情是向外探求的:他們尋求激進的、改造世界的愛情,他們要創造需求

毀家之義:家庭廢除主義的世界史

文:K 在解讀「家」一字的象形意義時,我們可以追溯到古代人類與家畜同居的情景。「家」字的結構包含了兩個部分:「宀」表示房屋,中間部分類似「豕」,代表猪。而「家庭」一詞的英文根源來自拉丁文中的「famulus」,意思是僕役或奴隸。在家庭被現代社會披上溫馨的面紗之前,無節制的生育、遺棄、強暴、勞動、奴役、掠奪是家庭紮根生存的、充滿血污的土壤。進入這一段歷史前,我們必須放下現代家庭的狹隘定義。這種理解,如同馬克思所說,是社群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無情地撕碎後,人情關係被東拼西湊,縮小至以法制為保障、私人財產為界限、一夫一妻為承諾、教養孩子為責任的核心家庭。 家庭這一演變是由浪漫主義運動推動而成的。浪漫主義者推崇孩童的潛力和創意力,主張保護童年和普及教育,並渲染愛情和民族主義,為當代家庭理想增添了光環。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激情被官僚的繁文縟節鎮壓,《拿破崙法典》取締了法國女性和革命家追求婦女主動離婚權、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的努力,以財產均分和道德家的平等留下了家庭虛偽的面貌。今天,家庭的面貌越發糢糊,人們所掌握的似乎只有房貸、保險單、學費、電器、冷淡的問候、互不理睬的鄰居和某種隱而不見的焦慮。今天,家庭似乎只需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那麼,人們還捉著什麼不放? 《毀家論》(Abolish the Family) 的作者索菲·劉易斯認為是親人血濃於水和私人照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疫情隔離期間鼓勵人們留在家中,互相照顧。這似乎讓現代家庭獲得一線生機,實際上卻令家庭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針對女性和孩童的家庭暴力、貧困的家庭無法維持生計、照顧者、失能人士、長者和精神病患者失去了社區或跨家庭的支援、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面對更大的排斥、無家者和性工作者被驅逐等等——劉易斯認為是時候重新發起一場廢除家庭的運動了。 廢除家庭的思想在西方歷史中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構想,即統治階級的所有成員由國家集體撫養和教育,而不是由個別家庭。由此可見,西方歷史中的廢除家庭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階級性。在這一階級中,依賴奴隸勞動力的男性公民被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投票權、財產所有權、軍事參與權利以及擔任公職的機會。他們被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土地貴族(aristoi)、較貧窮的農民(perioikoi),以及由工匠和商人組成的中產階級。 正如恩格斯所指

《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關於革命的瑣碎事

路易絲·布萊恩特和約翰·里德是美國記者,同情俄國革命,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17年,他們寫下了在俄國的經歷的著名報導,里德的《震動世界的十天》和布萊恩特的《《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里德的章節《臨時政府的倒台》詳細描述了權力從臨時政府轉移到蘇維埃再到布爾什維克的過程,指出這些轉變期間意外地沒有發生太多暴力。雖然對布爾什維克表示同情,里德強調他們有時會無視民主決策。 布萊恩特以「一個女性的視角」報導了革命,她的寫作表現出很強的同理心,特別關注女性士兵。她的作品《《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更具軼事性質,但同樣有強大的影響力。1920年,里德和布萊恩特回到了俄國,里德患上了斑疹傷寒並最終去世。在里德的國葬上,布萊恩特按照俄羅斯的習俗,獨自走在靈車前面,領導著葬禮隊伍。 關於革命的瑣碎事 路易絲·布莱恩特(Louise Byrant) 在俄羅斯,我遇到了許多瑣碎小事,儘管它們本身無關緊要,但匯集在一起,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比刻意描繪的畫面更多的想像。現在我又回到了家,資訊大部分都依賴于由柏林或維也納發出的報導,這些報導旨在使我們對俄羅斯產生偏見,或者依賴於那些以寫出聳人聽聞的故事為業的同事們的報告,我覺得我有必要講述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在這個被認為是暴亂橫行的俄羅斯的親身經歷。我們的記者都能像亞瑟·蘭索姆先生那樣思維清晰、聰明才智就好了,他的報導出現在《倫敦每日新聞》、《紐約時報》和《新共和國》上。蘭索姆先生是一位在俄羅斯生活了多年,對當地情況瞭若指掌的英國人,他以觀察者的身份寫作,而不是站在任何當權派的一方,我認為這是記者的唯一合理行為。在公開發表的關於俄羅斯政治局勢的評論中,沒有比他在向美國人民的信中所說的更清晰的評論了,他說,「記住,任何非蘇維埃政府在俄羅斯的存在都會受到德國的歡迎,反過來,也不能不把德國視為其保護者。記住,無論是在東歐,還是在美國和英國海軍中的革命運動,都是協約國對個軸心帝國集團封鎖的一個組成部分。」 如果一個人去了俄羅斯,發現蘇維埃政府是人民的表達,那麼無論個人對蘇維埃政府有什麼感覺,都有必要這樣說。 如果一個人期望看到的只是流血事件,但現實中他發現還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可以大剌剌地穿著皮草外套走來走去,劇院、芭蕾舞、電影和其他或多或少的娛樂依然繁榮,那他可能不會講得那麼理直氣壯,但是有必要注意這個事實:聲稱革命沒有流血以此來為革命辯護

十月革命是兩種奪權方案妥協的結果

施用勤 大家都知道,在十月革命前,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反對奪取政權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矛盾。但不知道在同樣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存在著何時以及用什麼方式奪取政權的矛盾。在列寧身後展開的黨內鬥爭中,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所有矛盾(真的和假的)都被巨細無遺地發掘出來,上綱上線。唯獨他們兩人之間在這場事關革命命運上的嚴重分歧,卻被他的反對者故意忽略,因而至今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為人所知。   兩個時間表   打開列寧著作第 32 卷,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前,從 9 月 14 日(俄曆)開始,列寧就開始催促黨立即發動武裝起義,從此這個題目成了直到起義前的列寧所寫的全部文章的核心。他在 9 月 14 日寫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奪取政權》和《馬克思主義和起義》兩文中指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建議把武裝起義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寧指出必須現在奪取政權的理由是:「因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棄,而這會使的機會減少百分之九十九。軍隊既然是由克倫斯基之流領導,我們就無法阻止放棄彼得格勒。」 [ ① ] 寫於 9 月 29 日的《危機成熟了》一文中,他說:「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利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應該立即奪取政權,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的把戲,耍可恥的形式主義的把戲,就是背叛革命。」 [ ② ] 他在這篇文章中嚴厲地指責說「要是布爾什維克落入立憲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蘇維埃代表大會,……『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的圈套,……毫無疑問,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如果這樣,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在這種情況下,『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就是背叛國際主義,背叛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農民的叛徒。……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民主自由的叛徒。」 [ ③ ] 「在黨的上層分子中存在著一種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的意見。……因為錯過這樣的時機而『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十足的白癡或徹底的背叛。」 [ ④ ] 在這一頁上的注是這樣說的:「主張 10 月 20 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同愚蠢地『規定』起義日期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現在奪取政權是可能的,而到 10 月 20-29 日,就不容許你奪取了。」在 10

【十月革命講座】

世界陷於一片戰火之際,我們只能當那被捲入的「受害者」嗎? 面對這一生存的問題,就要決志回答:民眾要成為主權者才能改變這一命運,才能貫徹始終地彰顯和平與公義、才能斬斷那仇恨和侵略的鎖鏈。我們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只有解放的達爾文主義才是真正的達爾文:適者生存,行天道者也。這就意味著全世界、全社會各方面,都要實現徹底的民主自治組織,受壓迫者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不再需要依附於達官貴人。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今天仍然急需重新解讀和回顧爭取「和平、土地與麵包」的十月革命,從絕望的戰爭狀態之中找到出路。 十月革命這一複雜而富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早已有許多不同的定性和論述,而重新解讀的意義不是在於要建立「歷史真相」:歷史不能被定下理性、客觀的「真相」,這只是後來者「故作清高」而虛偽的旁觀姿態而已。歷史作為一種「道德」,首先要求我們作為人本身,意識到過去和當下從不斷裂,並抱持著人的共同願望去叩問,去創造我們當今的歷史。 抱著這一願望,新左學社在這次講座邀請到了蘇俄文學學者、《先知三部曲》譯者施用勤先生來解讀十月革命的歷史問題:一戰是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產物?十月革命是密謀政變還是拒絕妥協的起義?奪取政權的意思只是更換統治者嗎?怎樣的民主制才能讓民眾為自己發聲?十月革命是俄國歷史獨有的產物,還是世界革命重要一環? 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11月18號 時間:14:00-16:00pm 地點:Zoom 報名填寫表格 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