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沒有口袋的破機械貓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憧憬愛情，卻又為情所困，以愛之名，被情所傷。然而愛情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愛」字，本作「㤅」，下面是一個心。旡為既之本字，象食畢顧首之形，引申有「已、盡、全」等義。從旡從心，以會盡全心以愛之惠之。而「情」一字，則從心從青，青指的是從矿井采掘的苔色矿石，如此一說，可謂心上染了顏色，故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說。愛與情，兩者都在中文世界中有悠久的歷史，然而要到清末民初，受到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兩者才在現代性的需求下融合。愛情第一次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模樣。[1]  值得留意的是，同時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他們的需求卻有所不同：在翻譯「Love」一字的時候，巧妙地與基督教的普世統一的特質結合，用清地ゆき子的說法：日本「戀愛」理念基礎是基督教的教規中所提倡的戀愛道德思想，這種普世統一的高尚情懷是與日本現代化需求是一致的——一個具有強烈一統精神的情懷在現代化中是一定需要的。然而中國的社會卻不同，正如李海燕所指出的：現代中國將身份用情感的方式來表達，而這種方式卻是在回應現代性訴求中出現的，陳獨秀在《基督教與中國人》的一段值得摘錄：「中國底文化源泉裡，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我主張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裡，就是因為這個理由。」[2]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發展中，愛情中的高尚情懷是人格身份上的，而非普世統一的。 愛情的重點似乎不在於情，而是在於愛，然而問題是：愛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不論是日本的普世性，還是中國人格精神的愛，這些似乎都有著共同目的——超越社會現存結構之情感。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也正是這種情感。在西方，這是一套以基督教傳統的浪漫主義為基礎的，這種浪漫主義先是從封建主義的騎士精神而來，繼而發展到藝術運動。這個過程在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自從秦代以來的「中式」浪漫主義，都在於詠物、外在之美的角度出發而談，對於個人特質，往往寄寓於梅蘭菊竹，談情之時，也往往限於情意之範疇，這種內蘊的情，與歐洲式的不同：以愛來改變自身人格，激烈地和世界產生關係，這種浪漫主義推進了法國大革命的浪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強烈配合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普遍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發展的愛情與歐洲截然不同——歐洲向來的愛情是向外探求的：他們尋求激進的、改造世界的愛...

文：K 在解讀「家」一字的象形意義時，我們可以追溯到古代人類與家畜同居的情景。「家」字的結構包含了兩個部分：「宀」表示房屋，中間部分類似「豕」，代表猪。而「家庭」一詞的英文根源來自拉丁文中的「famulus」，意思是僕役或奴隸。在家庭被現代社會披上溫馨的面紗之前，無節制的生育、遺棄、強暴、勞動、奴役、掠奪是家庭紮根生存的、充滿血污的土壤。進入這一段歷史前，我們必須放下現代家庭的狹隘定義。這種理解，如同馬克思所說，是社群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無情地撕碎後，人情關係被東拼西湊，縮小至以法制為保障、私人財產為界限、一夫一妻為承諾、教養孩子為責任的核心家庭。 家庭這一演變是由浪漫主義運動推動而成的。浪漫主義者推崇孩童的潛力和創意力，主張保護童年和普及教育，並渲染愛情和民族主義，為當代家庭理想增添了光環。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激情被官僚的繁文縟節鎮壓，《拿破崙法典》取締了法國女性和革命家追求婦女主動離婚權、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的努力，以財產均分和道德家的平等留下了家庭虛偽的面貌。今天，家庭的面貌越發糢糊，人們所掌握的似乎只有房貸、保險單、學費、電器、冷淡的問候、互不理睬的鄰居和某種隱而不見的焦慮。今天，家庭似乎只需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那麼，人們還捉著什麼不放？ 《毀家論》(Abolish the Family) 的作者索菲·劉易斯認為是親人血濃於水和私人照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疫情隔離期間鼓勵人們留在家中，互相照顧。這似乎讓現代家庭獲得一線生機，實際上卻令家庭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針對女性和孩童的家庭暴力、貧困的家庭無法維持生計、照顧者、失能人士、長者和精神病患者失去了社區或跨家庭的支援、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面對更大的排斥、無家者和性工作者被驅逐等等——劉易斯認為是時候重新發起一場廢除家庭的運動了。 廢除家庭的思想在西方歷史中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構想，即統治階級的所有成員由國家集體撫養和教育，而不是由個別家庭。由此可見，西方歷史中的廢除家庭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階級性。在這一階級中，依賴奴隸勞動力的男性公民被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投票權、財產所有權、軍事參與權利以及擔任公職的機會。他們被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土地貴族（aristoi）、較貧窮的農民（perioikoi），以及由工匠和商人組成的中產階級。 正如恩格斯所指...

  陳碧蘭(1902-1987) Chen Bilan （陳碧蘭的回憶錄 " My Memories "） 湖北省黃陂縣人，中共早期著名婦運領袖，中國托派彭述之之妻。大革命失敗後，擁護陳獨秀路線，反對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以及當時黨內的主流意見。1950年，彭述之一家經香港到越南，不久移居歐美。 　　從1929年起，她作為首批者之一參加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繼續革命工作，在蔣介石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進行地下活動。彭述之等人被國民黨政權逮捕判刑後，她在重重壓迫下負起養育兒女的責任，以寫稿和供職來維持全家生活。《婦女問題論文集》一書，是集合她在報刊上用陳碧雲名字發表過的文章而編成的。金仲華為該書寫《序》，稱譽作者是「一位真正從事於婦女運動而且瞭解婦女問題的女子」。 　　抗戰爆發促使南京當局提前釋放彭述之等托派成員。陳碧蘭與彭述之（中國托派領袖），在抗戰期間留在上海領導地下革命工作。他們的同志因領導工人罷工而被日本佔領當局所拘禁，他們又成了搜捕的對象（彭述之在千鈞一髮的圍搜中逃過被捕）。 　　日本投降後，陳碧蘭同志們在上海公開出版了兩份月刊：她負責主編《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彭述之則主編《求真雜誌》，通過它們擴散政治影響，發展組織力量。 　　1948年末，陳碧蘭等鑒於中共一向對托派污蔑和極端敵視，自知不能容於中共統治之下，不得不轉移到海外。數年後，中共拘禁了全國所有托派份子，其中許多人被監禁達四分一世紀以上。 　　陳碧蘭和彭述之、劉家良轉赴越南後，劉家良為越共所害，他們恐又遭越共毒手，於是前往歐洲。在越南以及在歐洲的一段期間，他們的生活十分艱苦，甚至要做手工勞動，賺取低廉工資以補助生計。 　　他們流亡國外，更密切地參與了第四國際運動的工作，並關注各國（尤其是中國）的局勢發展，時常著文提出評論和主張。在法國的最初幾年，陳碧蘭開始撰寫《我的回憶》一書，記述她幾十年參加鬥爭（特別是1925—27年革命）的經歷、理解和評論。 Born in Huangpi County, Hubei Province, Chen Bilan is a famous leader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wife of Pe...

 理想之子——紅色愛瑪·戈爾德曼Goldman, Emma (1869 - 1940) （節錄《戈尔德曼散文集——無政府主義與其他》序言）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戈爾德曼出生於俄羅斯科夫諾省的一個猶太家庭。愛瑪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在心中埋下了堅定反抗壓迫的種子。她很早就認清了國家政權的美醜：她曾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被信奉天主教的官僚騷擾和迫害，被誹謗為可鄙的官員和該死的猶太人。強制服役的殘酷場景也常常在她眼前上演；作為一大家子唯一支柱的年輕人，被殘忍地拖去兵營過著悲慘的軍隊生活。耳邊是可憐農婦的啜泣，眼裡是為人不齒的場景，官員收受賄賂免除富人兵役，而犧牲窮人的性命。她對於女工們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慨，她們被主人虐待、剝削，她們任由軍團士官處置，被當做性奴隸。那些可憐人懷上了體面之士的孩子，最後卻遭到驅趕，以至於戈爾德曼的家成了她們常去的避難所。這個小女孩，憐憫之心不斷觸動，私下從父母抽屜裡拿出硬幣悄悄塞到這些不幸女人的手裡。至此，愛瑪最讓人驚嘆的品質——對於弱者的同情——在其幼年時期便有體現。 　　　1882年正值多事之秋，13歲的愛瑪來到了聖彼得堡，整個國家裹挾在獨裁者與知識分子的生死較量之中，亞歷山大二世就是在幾年前下的台，蘇菲亞·彼羅夫斯卡婭、熱里亞波夫、格里涅維茨基、雷薩科夫、科巴齊徹、米恰洛夫是宣判暴君死刑的英雄赴義者。傑西·赫爾夫曼是唯一一個免於死刑的弒君者，因為懷有身孕，政府才勉強沒有將她處決，之後便追隨著大批俄裔殉道者來到了西伯利亞軍營。在偉大解放戰役之中，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歲月，是一場世界從未見過的自由之戰。虛無主義者名聲大躁，人們口耳相傳，成千上萬的民眾都熱情效仿。整個俄國知識階層都充滿了反叛的思想，革命號角向每家每戶吹響，遍及社會各階層，權貴、百姓、軍隊、官僚、工人和農民。整個氛圍驚恐了皇宮城樓上的砲塔。新思想在年輕的靈魂當中孕育。這時候不存在性別差異，男人與女人並肩作戰。俄國女性！難道她從未表現出自我犧牲、忠誠奉獻的英雄一面麼？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詩巨著《門檻》中，就是用「值得尊敬」這個詞來形容她的。 　由於學習俄語，愛瑪很快就與革命學者和新思想有了接觸，成為自由主義的熱情追隨者，像無數有志青年一樣，她下定決心終生投入到人類大解放的事業之中。她看見成千上萬的人們加入人民意誌社，為人民群眾而投身偉大革命。她成了一個工廠女工，起初生產圍腰，後...

 「二二八」的主角—— 第一位台灣女性革命家謝雪紅  The Main Character of 228 incident -- The First Female revolutionary of Taiwan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左三為謝雪紅） 1910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謝雪紅出生在彰化。因當時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給他取名「謝假女」，登記戶籍時才改為「謝阿女」。謝雪紅一名則是日後她自已改的名字，意指染血的冬雪。 謝雪紅出生在一個窮苦的家裡，他的父母生了8個小孩，到了謝雪紅12歲的時候父母因為貧病相繼去世，謝家則為了辦喪事因此欠下一大筆錢。為了還這一大筆錢，謝雪紅被迫成為洪姓人家的媳婦仔，也就是童養媳。媳婦仔一般都過著悲慘辛苦的日子，謝雪紅也不例外，她除了要負擔所有的家事之外，還得到甘蔗田裡採種甘蔗，到山上砍柴回家。這位看起來像典型鄉土劇裡苦命女主角的謝雪紅，最後卻脫離悲苦的命運，重獲自由，並且遠行至日本、中國甚至到達蘇聯的莫斯科，成為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人物。 1917年，謝雪紅16歲那年逃離洪家，跑到台南製糖工廠做工，遇見一位名叫張樹敏的人，他為謝雪紅贖身並娶謝雪紅為妾。不久之後，兩人前往日本神戶做生意，謝雪紅則在閒暇的時候學習日文及漢文。1920年，謝雪紅又回到台灣，在台中勝家裁縫機商會擔任外務員，成為一個摩登的職業婦女：穿著西裝、打領帶、騎自行車，在當時的台中街頭這樣的裝扮可以說是相當前衛的。後來還自行經營一家「嫩葉屋洋服店」，謝雪紅這時才21歲。這個時候的謝雪紅，除了在經濟上可以獨立之外，也開始關心台灣的社會與政治，她加入影響深遠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參與大眾及婦女啟蒙的工作。 後來張樹敏和謝雪紅前往中國，這時的中國正處於動盪的時代，各地軍閥割據，西方列強及日本持續對中國剝削及欺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各種救國的思想及方法不斷被引進，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受到蘇俄革命成功的鼓舞，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潮受到許多人歡迎，中國共產黨也在共產國際的扶植之下成立。 這時的上海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根據地，謝雪紅來到上海之後，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上海總工會的活動，並參與1925年的「五卅運動」，出現在反抗日本的罷工遊行。謝雪紅認識了林木順，與張樹敏愈來愈疏遠。謝雪紅和林...

 俄國革命家——女權主義先驅亞歷山卓·柯倫泰（Alexandra Kollantai, 1872.3.31-1952.3.9）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文 瑪德琳·詹森（Madeleine Johansson） 譯 楊吉姆 校 凡人 　　亞歷山卓·柯倫泰是女性從政的先驅。她是俄羅斯第一批女性民選代表之一，也是第一位俄羅斯女性部長和內閣成員——早在任何西方政府取得這樣的成就之前——隨後成為第一位女性大使。 柯倫泰的俄羅斯 　　柯倫泰出生在一個古老的俄羅斯貴族家庭，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家裡最受嬌縱寵愛的人」。人們期望一個像她這樣地位的16歲年輕女子去過一位「年輕社會女性」的生活。 　柯倫泰的父母安排她與一個年近七十的富人結婚。但她拒絕這樁婚事並嫁給了她的表兄，儘管這段年輕人的愛情只持續了三年。就在這時，她開始參加馬克思主義讀書會，並參加了社會主義運動。 　　柯倫泰奮起反抗當時對俄羅斯婦女的沉重壓迫。婦女在婚後（許多是包辦的）被視為丈夫的財產，不允許離婚和墮胎。婦女在受限的杜馬選舉中沒有投票權，也沒有婦女當選代表。 　　俄羅斯幾乎沒有社會福利體系，任何一個碰巧有了非婚子女的女人都很可能淪落到可怕的濟貧院裡。此時，許多婦女正反抗自身自由的缺乏。中產階級婦女努力開創事業和爭取就業機會，希望由此獲得經濟自由並隨即從男性的掌控中獨立出來。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婦女已經有了工作，其中很多是家庭傭人，但也有些人在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工廠工作。在性別壓迫之外，女工還面臨低工資、可怕的工作條件、貧窮等問題。 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柯倫泰通過反抗限制婦女生活的社會規範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而她的許多作品都關注爭取婦女解放及婦女解放運動與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 　　她組織女工參加女工俱樂部（Working Women’s Clubs），並組織女性黨員參加婦女參政運動組織的會議。 　　1909年，柯倫泰寫下了一本簡短而影響廣泛的小冊子《女性問題的社會基礎》（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en’s Question）。她認為，為了從壓迫中獲得解放，婦女必須加入工人運動，反對壓迫婦女的生產制度。 　　她解釋說： 　　 「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一樣，也分為兩大陣營；一群婦女的利益和願望使它接近資產階級的階...

  國際婦女運動之母——克拉拉·蔡特金 The 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 Clara Zetkin 文 梅夫·麥格拉斯（Maeve McGrath） 譯 月影 校 natsuko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 1857-1933）是廣為人知的國際婦女節的創立者，但她不只是一名女權活動者，同時是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嚴格來說，她的目標不僅僅是解放女性，讓她們能同男性一同公平地競爭，同時還致力於解放全體工人于資本主義制度中。 　　直至今日，她的遺產都被清楚地標記在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廣場上。直至1949年，西德的大多數主要城市都有多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者廣場，以及多個紀念她的紀念碑。民主德國（東德）也印製了鈔票以示紀念。 　　在世時她的影響力也已經不限於德國。1889年，她任職於第二國際組織委員會並于1907年創立並擔任第二國際第一個婦女部門的總書記。 政治生涯 　　粗略地回顧克拉拉·蔡特金取得的一些成就，我們能清楚無疑地看到她在政治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影響力。她是上個世紀之交最大的社會主義團體——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PD）的領導人和思想家，也是其組織者和編輯。 　　蔡特金和卓越的羅莎·盧森堡（Rosa Lumexburg）一道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反對組織「斯巴達克聯盟」（Sparticus）。1917年，她加入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independent SPD）——該黨派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後於1919年，她成為德國共產黨（KPD）的創始人，並被推選為代表德共的德國議會代表。此後在魏瑪共和國存在的幾乎整個時期（1918-1933），她一直在議會中擔任著德共代表。 　　蔡特金參加了第二國際的每一屆代表大會並在大會裡擔任翻譯。1921至1933年，她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07年，她建立了社會主義婦女國際（Socialist Women’s International），並在斯圖加特組織召開第一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International Socialist Women’s Conference）。 　　1910年迎來了她最值得紀念的時刻：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一次國際婦女代表會議上，她提出了建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