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ed by K The revolutionary 1920s does not merely leave a legendary page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ore importantly, the internationalist spirit and action burgeon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during that period remains pertinent to the agenda of  today’s scattered labour and left-wing movements around the globe. To reignite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tionalist tradition, we talked to Stephen Smith,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the labour participation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several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1920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interview is based on Prof.Smith’s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modern China and Russia: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and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Q: While May Fourth is often celebrated as a patriotic cultural movement, with students and intellect

訪：K 充滿革命熱情的 1920 年代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上留下了傳奇的一頁，更重要的是，此一時期在政治和文化領域蓬勃發展的國際主義精神和行動，仍然與當今分散各處的勞工和左翼運動息息相關。 為了重燃對國際主義傳統的討論，我們採訪了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探討 1920 年代中國歷史上幾個重大事件中的勞工參與和國族想像。 此次訪問是基於史密斯教授有關現代中國和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國際史的著作：《做牛做馬：上海的民族主義和工人，1895-1927 年》（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和《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與人民：一段比較史》（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問：五四運動常被歌頌為以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角的愛國文化運動，那麼從勞工角度重述五四的歷史意義是什麼？於五四中形成的民族身份是如何融入民主、國際主義和階級政治的思想話語的？   史密斯：無可否認，在 21 世紀，我們仍然認為五四主要是知識分子運動，通常與新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 但近年來，出現了將五四的研究角度全球化的趨勢，將其放在更廣泛的反帝國主義背景下，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背景下。 如果你將它與韓國的 3 月 1 日運動相比：韓國的運動在殖民統治下是暴力的，並將高舉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帶到了前線。 在這方面，五四也是類似的運動，當中牽涉了更廣泛的人群，首先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國外的和平進程作出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已經是國際主義的了。 在我早期關於毛澤東時代的作品中，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彰顯中國工人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在 1925 年的五卅運動之前，一般的勞工激進主義被低估了。我想要強調這一時期在中國，特別是在華南、香港和廣州有很多罷工活動。 若回顧 1890 年代後期，我們會發現此時人們將杯葛活動用作為民族主義的武器；這意味著工人是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 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這一時期的關注，傾向於 1921 年共產國際干預後所發生的事情，而降低了工人參與1919 年三罷的重要性。 我也想強調階級和民族之間的互動與扣連。在史學上，階級運動和民族

  文：K 有關中國的宏大歷史論述在意識形態霸權 (Ideological Hegemony) 與苟安邊緣的小寫歷史 (histories)當道的當下，似乎失去了被翻新的空間。五四運動作為其中一條重要主線，其理想主義的內容被收編進維持政權合法性、掩蓋社會矛盾的社會無意識之中，而招致的後果是歷史的物化 (objectify)，成為被膜拜的「過去」與當下身份的庇護所；個體不再能從中獲得批判現實的意識，籍以指引未來集體行動的過程。「五四」的三大主題：「青年覺醒」、「民族主義」、「新中國」的實質內容被神秘化了，「五四」得以升華為國族神話，自成一套森嚴而虛無的符號系統：青年與披上先鋒外衣的精英機制合謀，內化了體制（無論是企業抑或國家機關）的利益；「民族」不再指涉「天朝子民」到「民族公民」的歷史身份轉變，也不再有受壓迫民族從不平等國際秩序中解放，從而建立民族平等的世界聯邦想象；「新中國」的形象工程虛耗了民眾烏托邦與激進政治的能量。但神話背後的頹垣敗瓦並非意味著對歷史的否定——恰恰相反，這場悲劇要求所有仍懷抱希望的人凝視歷史的眼睛，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超越」東西二元論述（後殖民與東方主義）的切入點，呈現了中國從從尊崇儒學、到洋務運動、全盤西化、最後在「不平衡綜合發展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1] 理論中找到屬於自身未來的縮時影像；看到了中國是甚麼，又將往何處去。 超穩定結構與亞細亞生產模式 五四並非一連串偶然自發的愛國行動，而是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因此，如何在中國社會與思想史上定位五四，成為關於五四歷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其中有意識要回應這個問題的理論，為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學者的「超穩定結構」假說，用於解釋中華帝國時期，由儒家意識形態、官僚制與地主經濟組成的，及彼此之間互相調節的高度一體化結構。在這種結構理論中，五四運動被詮釋為價值逆反的兩個階段 [2]： 一、在由《新青年》成立到五四事件的偶像破壞( iconoclasts)時期所普及的反傳統新觀念，包括：科學、民主、反對精英主義及儒家倫理。 二、1919 年後新文化運動的分裂及《新青年》的馬克思化標示著中國思想啟蒙的中斷，先前所獲得的新價值隨即被吸收進新的意識形態中，形成新的價值獨斷論。而這種新模式又建於舊意識形態的深層根基，體現於社會主義與儒家中的烏托邦思想結合，以及共產黨

  新左學社於 4 月 23 日舉行第一場新左學人講座，邀請了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Lala前來分享她最近有關香港火紅年代歷史的研究《衝擊「香港七零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講述當時毛派、托派與無政府主義和西方新左翼的關係，以及他們在本地激進思潮中的運動軌跡。以下為講座和問答環節的文字稿。 為甚麼要研究火紅年代？ Lala：大家好，我是 Lala，我是在國立中央大學念亞際文化研究，最近已經念完了，現在在聯經出版社工作，歡迎大家來買出版社的書。 今天很開心新左學社邀請我（來分享），但其實我對新左學社不是很了解，我對大家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為什麽會對我的論文有興趣，我自己也是很懞（疑惑）的，一會 Q&A 環節我也想聽一下大家為什麽會來聽我分享。這樣對話起來會比較有效率。我很希望知道大家為什麼會對我的題目有好奇，畢竟你們好奇心意味著你們聆聽的位置。 在開始之前，因為我沒有預計大家有看過我的論文，所以我就用我的個人經驗來帶一下，讓大家可以從我的生命經驗中理解我在做這個研究的起心動念和切入角度。 為什麽我會對左翼歷史有興趣？我從 2008 年開始在香港參與社會運動，當時在中大學生報工作，很快發現中大學生報是個非常左傾的報紙（媒體），然後我很快也被「荼毒」了，自己也左傾了。左翼是我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者政治認同，我去了解它的過去，有一部分是出於個人原因。 但其實在遇到左翼思想之前，我在中學時候是很相信資本主義，並覺得一切該成本效益至上，甚至對左翼的感覺有點反感。這源自於小時候有一次很荒誕的經歷，我在路上聽到有個阿伯跟我說：「你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那就是你只有兩毛錢，共產主義要分你一毛錢，說你的錢是我的錢，那你會願意分你的家產給別人嗎？」所以一開始看到香港有一班左翼覺得非常驚訝。 所以，成為了左翼以後，我就開始去想一個問題：為什麼公眾那麼恐左？恐左是怎麽出現的呢？為什麼我小時候那麼容易也成為了恐左的一分子？為什麼關於左派的論述，會只關乎「分家產」，而沒有討論到左翼中關於公平的追求？以至於為什麽要等我中大學生報的時候才左轉呢？所以我也有興趣了解左派被污名的歷史。 而當我開始去理解左派和左翼的歷史的時。我就發現大家會分得很清楚，跟我說他們是左翼，不是左派，意思是他們不是工聯會、不是中共，而是左翼；感覺大家都水火不容。然後我來到台灣之後就感到更加

  The epoch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not only about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or the gospel of patriotism that it brought.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hina,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nessed China’s efforts in searching for its fate among Constitu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thwarted i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here the slogan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was chanted. This meant China would need another way ou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unfolded a new model of democracy which transcends the nationalist and capitalist imaginations with a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ederation, further radicalizing th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Chen Duxiu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among them. His life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 From Confucianism to Western thought, then Marxism, and finally Trotskyism, Chen’s dynamic thoughts remain faithful

五四的時代性不單在於其帶來的文化啟蒙，或愛國主義的福音。 作為中國民主歷史的里程碑，五四運動見證著中國在憲政主義、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的民主實踐中尋求自身的命運時，卻在高呼「民族自決」的巴黎和會中得到了令人失望回應——中國的民主訴求需要另一條出路。與此同時，蘇聯十月革命展現一種新的民主模型，以世界社會主義聯邦超越了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想象，進一步激進化當時的知識份子。 陳獨秀便為當中的代表人物，其人生可謂濃縮了中國尋找現代性的過程；從儒學到醉心西方思想，再轉向馬克思主義，最後成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儘管歷經轉折，但民主仍作為其思想的根基，不可動搖。他眼中的五四，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中的 一個重要座標，而與之詮譯相對照的，是以五四為其「新民主主義」辯護的毛澤東。這兩位中國共產主義領導人，如何在革命浪潮中重塑五四的歷史意義與政治指向？他們關於五四的論述，將帶領中國前哪一種未來？新左學社邀請了英國著名漢學家班國瑞，講述陳獨秀與毛澤東眼中的兩場五四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 社會主義民主實踐。 ｜活動詳情： 講座日期及時間：2022 年 5 月 14 日 （六）7 pm - 9 pm 講者：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 場地：Zoom 名額：30 位 報名方法： 報名表格  ︳推薦閱讀 《Chinese Communism and Democracy》Gregor Benton 《毛澤東思想論稿》王凡西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陳獨秀

  歷史學家周策縱( 1916－2007 )的《五四運動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60年以英文出版，為第一本全面深入對五四運動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為西方對中國五四運動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指導。其影響甚大，再版達七次之多。然而，其文中對五四運動中的文化啓蒙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反駁，以及對國共兩黨的反應的客觀描述與分析，使得此書在中國大陸和臺灣被視爲禁書不得發行。臺灣直到1972年才獲准其中譯本發行，中國大陸則在1996年才對本書解禁。 有關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棟，而周教授此篇導言既不受愛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囿，亦非單純從一般的文化角度切入，而是以深遠的歷史視角，先檢視五四運動作為時代巨變中一主流的思想內容，與行動影響，再按當時的政治與經濟脈絡，分析五四運動的問題意識與民主思潮激進化的社會性原因，最後追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政治使命，對比五四學運中青年的理想主義革命，為沉滯於曾農業發達、高度官僚化與一體化的帝國文明帶來現代性的衝激。 《五四運動史》導言 周策縱 五四運動的定義 1919年5月4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終於導致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沒過多久，學生們就為這新起的時代潮流起了個名字「五四運動」；後來這個名詞的內涵卻隨著時間的演進比當初大大地擴充了。 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9年巴黎和會做出山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漲的愛國心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最著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擊。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方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想而來。5月4的抗議示威則發展成這一系列活動的轉捩點。新興的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隨即都對這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援，終於迫使北京政府讓步，改變內政和外交政策。這

  勞動節的起源——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 (Chicago Haymarket affair ) 由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到19世紀末的這段時間，一般稱做是「行會時期」（Gilded Age）；對勞工來說，這是個混亂、動盪的時代。在這期間，曾爆發過美國歷史上許多最猛烈的勞資衝突；在這期間，勞工也奮勇戰鬥，而且發展出影響以後工運走向的新型工會組織——產業工會；在這期間，「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s of Labor）也在勞工抗爭中脫穎而出，而且由其中造就出一群名聞國際的勞工領袖，如：辛尼（John Siney）；希爾維斯（William C. Sylvis）、蜜雪兒（John Mitchell）、龍帕斯（Samuel Gompers）。另外，在此期間，許多勞工也投身到各式政治運動之中；如在1870年代的農工政黨，1890年代的民粹運動，以及一些方萌芽的馬克斯社會主議政黨中。總言之，在19世紀末，美國已成功的轉型為一工業社會；而在這三十餘年的轉型期中，勞工則經歷了許多的苦痛與摸索。 而乾草市場、灣景等事件，正是美國當時勞資衝突的典型寫照。 在行會時期，資本家經濟力量越來越強，與官方關係越來越密切，使得一些進取的勞工倍受挫折，而生出絕望之心。由過去的經驗，我們可看到；挫折和絕望會引爆出動亂。在1880年代，暴動最多之處，要屬芝加哥；而也正是在芝加哥，無政府的思想盛行，逼得中、上階層難以忍受。到1886年芝加哥已成為美國激進、無政府主義活動的中心。在那裡，德國的移民勞工組織起自己各種團體，成為革命的種子。而也正是在芝加哥，在1886年5 月，美國的警察和罷工者起了衝突，事件造成兩名勞工死亡，多人受傷的。也因此，那時候的美國工人挫折和失望到達頂點。 奧古思都•史比司（August Spies）這位無政府活動份子，對警察的這種舉動感到憤怒萬分；於是他當場呼籲在五月四日的黃昏在乾草市場舉行群眾抗議大會。各式各樣的政治暴動謠言在芝加哥四處流傳。但到了當日黃昏，乾草市場的抗議大會並不熱烈；又風又雨的天氣使得參加的人數減少，講演內容也了無新意。但正待大會即將結束之際，突然出現一隊警察；更突然地是有顆炸彈在警陣中爆炸。於是原本是一場風平浪靜的大會，變成了一團混亂與暴動——炸彈炸死幾名警員與群眾，這使得警察變得殘暴萬分，兇猛地向手無寸鐵、四處逃逸的群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