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絲·布萊恩特和約翰·里德是美國記者，同情俄國革命，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17年，他們寫下了在俄國的經歷的著名報導，里德的《震動世界的十天》和布萊恩特的《《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里德的章節《臨時政府的倒台》詳細描述了權力從臨時政府轉移到蘇維埃再到布爾什維克的過程，指出這些轉變期間意外地沒有發生太多暴力。雖然對布爾什維克表示同情，里德強調他們有時會無視民主決策。 布萊恩特以「一個女性的視角」報導了革命，她的寫作表現出很強的同理心，特別關注女性士兵。她的作品《《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更具軼事性質，但同樣有強大的影響力。1920年，里德和布萊恩特回到了俄國，里德患上了斑疹傷寒並最終去世。在里德的國葬上，布萊恩特按照俄羅斯的習俗，獨自走在靈車前面，領導著葬禮隊伍。 關於革命的瑣碎事 路易絲·布莱恩特（Louise Byrant） 在俄羅斯，我遇到了許多瑣碎小事，儘管它們本身無關緊要，但匯集在一起，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比刻意描繪的畫面更多的想像。現在我又回到了家，資訊大部分都依賴于由柏林或維也納發出的報導，這些報導旨在使我們對俄羅斯產生偏見，或者依賴於那些以寫出聳人聽聞的故事為業的同事們的報告，我覺得我有必要講述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在這個被認為是暴亂橫行的俄羅斯的親身經歷。我們的記者都能像亞瑟·蘭索姆先生那樣思維清晰、聰明才智就好了，他的報導出現在《倫敦每日新聞》、《紐約時報》和《新共和國》上。蘭索姆先生是一位在俄羅斯生活了多年，對當地情況瞭若指掌的英國人，他以觀察者的身份寫作，而不是站在任何當權派的一方，我認為這是記者的唯一合理行為。在公開發表的關於俄羅斯政治局勢的評論中，沒有比他在向美國人民的信中所說的更清晰的評論了，他說，「記住，任何非蘇維埃政府在俄羅斯的存在都會受到德國的歡迎，反過來，也不能不把德國視為其保護者。記住，無論是在東歐，還是在美國和英國海軍中的革命運動，都是協約國對個軸心帝國集團封鎖的一個組成部分。」 如果一個人去了俄羅斯，發現蘇維埃政府是人民的表達，那麼無論個人對蘇維埃政府有什麼感覺，都有必要這樣說。 如果一個人期望看到的只是流血事件，但現實中他發現還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可以大剌剌地穿著皮草外套走來走去，劇院、芭蕾舞、電影和其他或多或少的娛樂依然繁榮，那他可能不會講得那麼理直氣壯，但是有必要注意這個事實：聲稱革命沒有流血以此來為革命辯護

施用勤 大家都知道，在十月革命前，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反對奪取政權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矛盾。但不知道在同樣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存在著何時以及用什麼方式奪取政權的矛盾。在列寧身後展開的黨內鬥爭中，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所有矛盾（真的和假的）都被巨細無遺地發掘出來，上綱上線。唯獨他們兩人之間在這場事關革命命運上的嚴重分歧，卻被他的反對者故意忽略，因而至今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為人所知。   兩個時間表   打開列寧著作第 32 卷，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前，從 9 月 14 日（俄曆）開始，列寧就開始催促黨立即發動武裝起義，從此這個題目成了直到起義前的列寧所寫的全部文章的核心。他在 9 月 14 日寫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奪取政權》和《馬克思主義和起義》兩文中指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建議把武裝起義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寧指出必須現在奪取政權的理由是：「因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棄，而這會使的機會減少百分之九十九。軍隊既然是由克倫斯基之流領導，我們就無法阻止放棄彼得格勒。」 [ ① ] 寫於 9 月 29 日的《危機成熟了》一文中，他說：「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利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應該立即奪取政權，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的把戲，耍可恥的形式主義的把戲，就是背叛革命。」 [ ② ] 他在這篇文章中嚴厲地指責說「要是布爾什維克落入立憲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蘇維埃代表大會，……『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的圈套，……毫無疑問，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如果這樣，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在這種情況下，『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就是背叛國際主義，背叛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農民的叛徒。……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民主自由的叛徒。」 [ ③ ] 「在黨的上層分子中存在著一種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的意見。……因為錯過這樣的時機而『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十足的白癡或徹底的背叛。」 [ ④ ] 在這一頁上的注是這樣說的：「主張 10 月 20 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同愚蠢地『規定』起義日期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現在奪取政權是可能的，而到 10 月 20-29 日，就不容許你奪取了。」在 10

世界陷於一片戰火之際，我們只能當那被捲入的「受害者」嗎？ 面對這一生存的問題，就要決志回答：民眾要成為主權者才能改變這一命運，才能貫徹始終地彰顯和平與公義、才能斬斷那仇恨和侵略的鎖鏈。我們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只有解放的達爾文主義才是真正的達爾文：適者生存，行天道者也。這就意味著全世界、全社會各方面，都要實現徹底的民主自治組織，受壓迫者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不再需要依附於達官貴人。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今天仍然急需重新解讀和回顧爭取「和平、土地與麵包」的十月革命，從絕望的戰爭狀態之中找到出路。 十月革命這一複雜而富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早已有許多不同的定性和論述，而重新解讀的意義不是在於要建立「歷史真相」：歷史不能被定下理性、客觀的「真相」，這只是後來者「故作清高」而虛偽的旁觀姿態而已。歷史作為一種「道德」，首先要求我們作為人本身，意識到過去和當下從不斷裂，並抱持著人的共同願望去叩問，去創造我們當今的歷史。 抱著這一願望，新左學社在這次講座邀請到了蘇俄文學學者、《先知三部曲》譯者施用勤先生來解讀十月革命的歷史問題：一戰是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還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產物？十月革命是密謀政變還是拒絕妥協的起義？奪取政權的意思只是更換統治者嗎？怎樣的民主制才能讓民眾為自己發聲？十月革命是俄國歷史獨有的產物，還是世界革命重要一環？ 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11月18號 時間：14:00-16:00pm 地點：Zoom 報名填寫表格 按此

  施用勤   解讀十月革命？都解讀了 90 年了，還有什麼可解讀的？還有必要嗎？十月革命創立的蘇聯都不復存在了，十月革命開創的人類歷史新紀元也已經成了歷史上已經翻過的一頁。如今已經是革命後時代，響亮的聲音是告別革命，人間正道私有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顯然以後者的勝利告終。中國某些學者已經開始公然批判十月革命，甚至指責列寧是布朗基式的冒險家，十月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遵循的是馬克思早年思想，不是他的最後結論；史達林的暴虐專制制度是這場暴力革命的必然結果。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改良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的坦途，如今的西歐國家已經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 誠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些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通過議會道路掌握了政權，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進行了一些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因此通過今天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改良業績與被史達林官僚扭曲的社會主義制度相比較來否認十月革命和列寧，是不合適的，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中來進行這種比較，才公平。而且列寧與第二國際的決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因此要搞清列寧、十月革命與第二國際的是非對錯，必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社會民主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這大概是不能否定的。戰前，第二國際召開的三次代表大會——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和巴塞爾代表大會——的議題中都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軍國主義的內容，都做出了反戰決議和宣言。可戰爭一旦爆發，各國社會民主黨都紛紛在保衛祖國、保衛文化的名義下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發動和參預的戰爭，直接導致第二國際的滅亡。僅此一點，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始終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來沒有對這個口號加過任何限定，沒說過在戰爭期間可以以保衛祖國和文化的名義與本國資產階級聯合，而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決裂和廝殺。   列寧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也就是不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打仗，把對外戰爭變成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的戰爭。二者相比，哪個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大概不難判斷。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戰爭，讓本國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流血犧牲，決不是馬克思的立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