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蒂娜·霍爾澤、馬丁·蘇哈內克 (Tina Holzer and Martin Suchanek)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version)
原文載於德國刊物：Fight! issue 11, published by,Gruppe Arbeiterinnenmacht
社會再生產的後繼無力已經成為當代主要的社會危機。政府對醫療保障、教育、培訓和養老金的削減，以及傭工家務勞動的擴大（仍然主要由婦女承擔），正成為當代社會反抗的焦點。醫護人員、教育工作者和教師正在罷工，他們比以前發揮著更大的作用，有時甚至是先鋒作用。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反對改革養老金。過去幾年的婦女罷工已經解決了性別分工的問題。因此，性別分工的問題逐漸不再是焦點，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之間的關係問題再次成為理論討論和理論形成的中心。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介紹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基本論點。
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關係向來被激進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視為馬克思理論的一個盲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多只是提供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但是他們總會忽視對於女性的壓迫以及其他形式的壓迫關係。因此，自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以來，許多理論家一直在探討再生產領域的問題，並試圖提出補救方法。
例如，Mariarosa Dalla Costa和Selma James將基層女性和基層男性的關係定義為一種剝削關係。她們認為，家庭中的無償工作應該被視為生產性工作，也應該被看作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以此來證明她們對家務勞動的工資要求是合理的。
在羅莎．盧森堡提出有關帝國主義的理論之後，比勒費爾德學派（Bielefeld School）的作者Maria Mies、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和Claudia von Werlhof將家務和生計工作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外部特徵。對她們而言，對家庭主婦和農民的剝削成為資本積累本身的一個前提條件。因此，革命的主體不是雇傭工人，而是那些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工作的人，他們是永久性原始積累的受害者。時至今天，這個概念至今仍在女性主義的理論世界中存在，例如在Silvia Federici的理論中就部分基於這個傳統，Maria Mies在這裡都是功不可沒的。
這些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導向的女性研究甚至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中並未得到挑戰。例如，《性別、結構、歷史》中的烏蘇拉·比爾(Ursula Beer)或《馬克思主義與婦女壓迫》中的麗絲·沃格爾(Lise Vogel)表明，許多激進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將不同的含義歸因於馬克思的範疇，然後批評這一點，或者甚至不試圖在概念上與政治經濟批判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利斯·沃格爾等作家試圖發展一個“統一的理論”來解釋生產和再生產。他們與馬克思一起假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必須在歷史上和邏輯上決定再生產。然而，他們的理論之所以失敗，並非因為它參考了馬克思，而是因為它對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閱讀，以及對所有婦女、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跨階級運動的想法做出了讓步。
社會再生產理論是由沃格爾共同創立的，現在是左翼女性主義的重要理論支撐，例如《99%的女性主義》（辛齊婭·阿魯扎、蒂西·巴塔查里亞、南希·弗雷澤著）。然而，與沃格爾相比，她們在理論領域中是倒退的。像早期的作者一樣，他們指責馬克思主義低估了再生產的重要性。再生產被歸因於一個被截斷的階級概念。與此同時，再生產領域（與沃格爾相比）實際上被理解為一種獨立的生產模式，與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相等甚至優越。如同早期的女性主義批評一樣，這常常顯得概念非常不精確和道德主義（例如在確定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有生產性和無生產性勞動時）。
在《鬥爭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以前文章中，我們已經處理了上述理論。接下來，我們要像馬克思一樣，分析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關係，追溯其歷史發展，並觀察再生產中的當前危機趨勢。此外，我們需要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將其與當代政治經濟學聯繫起來，以理解再生產問題的本質。
再生產勞動中的價值和使用價值
尤其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積累過程的章節中，馬克思指出，在每個社會形態中，生產和再生產緊密相互關聯，必須在整個社會脈絡理解。
“生產的條件同時也是再生產的條件。沒有社會能夠不斷地生產，即再生產，而不斷地將其部分產品轉化回成為生產資料或新生產元素。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它只能通過以新的實例的相等數量的生產資料，例如勞動力，原材料和輔助材料，取代在年度產品大量中消耗的生產資料，來維持其財富的同樣的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EW 23，第591頁）
馬克思在這裡說明了對於所有社會形態都適用的再生產基本條件，這就是必須透過勞動來更新生產手段（PM）和恢復勞動力（AK）。但是，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相關性，僅停留在這個抽象的、一般的想法上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研究這兩個領域在不同社會形態中的作用。馬克思從兩個方面觀察再生產：
1. 資本再生產（資本循環）
所有生產條件（PM和AK）必須作為商品購買。
在生產過程 (P) 中，它們被用來生產新商品（W'）。在此過程中，PM將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勞動力通過運動和轉化來消耗PM。它執行勞動，並在執行勞動時不僅將新的價值轉移給產品，該價值對應於AK的商品價值，還創造了額外的價值-被資本家占有的剩餘價值。因此，在積累過程中，商品生產和再生產資本。
在馬克思最初考慮的簡單再生產中，資本家完全占有剩餘價值並將其用於自己的需求上，即非生產性地使用它，因為它不用於增加資本。
當然，現實的典型情況是，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被占有，以便用作額外的資本，即所謂的擴展再生產。這個過程可以表示為資本的循環，作為其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因為最終以金錢形式進入過程的資本可以再次通過循環並得以擴展：
G → W（PM / AK）→ P → W' → G'
其中，AK代表勞動力，PM代表商品，W'代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新商品，C代表資本（不變+可變），M代表剩餘價值，P代表生產或生產過程，G代表金錢，G’代表得以擴展的金錢。
在這樣的過程中使用的勞動力，即為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力，馬克思稱之為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相對）。它是生產性的，因為它不僅取代現有價值，而且為資本創造剩餘價值，即有助於擴展再生產。
2. 勞動力的雙重消費模式
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勞動力。在此過程中，資本不斷被再生產，作為資本家占有的異化勞動的產物。同時，勞動力也不斷被生產。
“因此，工人本身不斷地生產著客觀財富作為資本，這是一種對他們來說異質的、支配和剝削他們的力量，而資本家也不斷地生產著勞動力作為豐富的主觀財富，並與其自身的物化和實現方式分離開來，抽象地存在於工人的純實體中，簡而言之，工人作為工資勞工。”（MEW 23，第596頁）
換句話說，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確立，工資勞工必須出售他們的勞動力，以確保能夠購買其再生產所需的手段。歷史上，這是在一個暴力、血腥的初期積累過程之前，強加的條件，使得工資奴隸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保障自己的生存。但是一旦確立，資本關係也產生了工人階級特有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再生產，而統治階級的男女則生活在剝削他人勞動的基礎上。因此，他們的再生產也從根本上不同於受工資依賴的階級的再生產。統治階級的再生產工作不必由這個階級的女性完成，而是由工人階級的女性（甚至男性）完成。
在任何情況下，工資工人的消費具有雙重性：
a. 生產性消費
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生產手段，從而產生剩餘價值，增加資本。
b. 個人消費
工人消耗食物，這些食物是用工資購買的。
在分析中，馬克思首先強調了這兩個過程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如果我們將這兩種消費形式視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個別關係，它們似乎是非常不同的、獨立的領域：
“在第一種情況下（工人；編者注），他作為資本的驅動力，屬於資本家；在第二種情況下，他屬於自己，並在生產過程之外執行生命功能。一種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活，另一種的結果是工人自己的生活。”（MEW 23，第596-597頁）。
如果我們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個人消費，它似乎與生產性消費完全不同。在生產中，勞動力必須為他人所勞役；在私人領域，個人有權支配自己的收入，並自由地購買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務。這種自由消費的理念進一步強化了貨幣的作用，以至於很多人將個人支配收入用於消費看作是一種自由意志決定。然而，若我們從中抽離並審視整個過程，就會發現這種「自由」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為商品生產過程有力辯護的幻想。
當我們考慮個人消費作為階級關係的一部份時，再生產勞動力成為了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實際上，自由本身仍在再生產資本關係，這意味著即使人們有自由選擇，他們的消費行為仍不可避免地再生產著資本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必需通過商品買賣來進行，並因此必須繼續與資本的積累過程聯繫在一起並受其支配。
「在絕對必要的範圍內，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因此是由資本出售以換取勞動力的食物重新轉化為再次可以被資本剝削的勞動力。它是為資本家生產和再生產最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即工人自身。工人的個人消費因此仍然是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時刻，無論它發生在車間內還是外部，工廠等內部或外部的勞動過程內或外部，就像機器的清潔一樣，無論它發生在勞動過程中還是某些間歇期間。」（MEW 23，P. 597）
此外：
「對於資本的再生產來說，工人階級的不斷維護和再生產始終是一個恆定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將其履行留給工人的自我保護和再生產的本能。」（MEW 23，p. 597 f.）
這就是女性主義批判的出發點，因為馬克思沒有詳細闡述這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然而，這種批判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並沒有在這裡中斷，而是得出了上述條件和勞動力商品再生產的結論。
工人被迫再生產自己，因為他們自己是雇傭勞動力，必須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以維持自己的生計。這使得資本家可以將勞動再生產的成本轉嫁給工人，而不必擔心成本增加。
再生產的自由表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正如契約勞動被認「自由勞動」一樣，並且是被資本主義利用的一種手段。在現實中，這種自由是一種社會表象，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因此，工人階級，即使在不參與直接勞動的情況下，對於資本來說，也是資本的附屬品，就像死的勞動工具一樣。”（MEW 23，第598頁（MEW 23，P. 598）
因此，僅從個人而非社會的角度考慮生產性和個人消費是錯誤的。這必然導致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之間存在一種機械的、對立的分裂，而這種分裂並不存在。
生產和再生產的循環
當我們對比消費/再生產勞動力的循環和資本的循環時，資本的循環對消費/再生產勞動力循環的支配也更為清晰。讓我們首先回憶一下資本的生產循環：
G→W（PM，AK）→P→W'→G'
這張圖示基本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生產的目的在於生產剩餘價值 ，因此，資本的積累和資本家財富才得以存在。
勞動力的再生產可以簡要地表示如下：
G（以貨幣形式的勞動工資）→W（消費品）→再生產→W'（AK）→G
勞動力以金錢形式接受勞動工資，必須用於購買商品W（消費品、生活必需品）。隨後，商品W被消耗掉，包括通過家務工作（如烹飪）的物質轉化。最終，商品W'（勞動力）被再生產，以其價值/價格再次出售。
這裡沒有創造額外的價值，僅作為價值再生產的組成部分。勞動力原封不動地經歷再生產過程，以便能夠再次發揮作用，即為了能夠再次賺取對應於其再生產成本的總和(G)的工資。再生產工作（無論是私人家務工作還是公共工作，如學校）僅維持勞動力，但在這些條件下，它不創造剩餘價值。
對於整個工人階級來說，這也是適用的，因為總工資基金（所有工資的總和以及所有國家或社會保障工資補貼福利，“社會工資”等）基本上只對應於整個階級的再生產成本，即所有成員的成本（有工資收入的男女，兼職工人，在家工作的人，兒童，退休人員，病人等）。
在確定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時，馬克思也將所有非生產性的成員視為整個階級的一部分。這顯示出那些針對他只考慮工廠中生產工人的批評是多餘的，甚至有些愚蠢。總工資基金，就像勞動力商品本身的價格決定一樣（不同於其他商品），也包括一個歷史上的、“道德”的成分，它本身受到階級鬥爭的影響。
然而，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再生產勞動/成本用於維護勞動力（所有醫療保健、費用、住房、煮食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教育成本，即增加勞動力的能力的成本，也在增加，因此勞動力不再是簡單社會勞動的承載者，其角色變得更為複雜。
再生產公共領域中的工作，例如教育、醫療服務等自然地被納入勞動力商品的平均價值中，這些服務的提供需要一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當教育、培訓、食品等的成本上漲或下跌導致勞動力商品的平均價值增加或減少。但在國家/公共組織的再生產部門中，不存在資本以形式剩餘價值占有的剩餘勞動。更不用說，在私人家庭勞動中也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當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以私人資本主義的方式組織時，例如醫院或學校被私有化，並當作一般的企業以利潤最大化原則營運時，情況才有所不同。當再生產勞動被資本家占有並轉化為商品時，它們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商品。這些商品被銷售以獲得利潤，但這種私有化的再生產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與勞動力的再生產（例如患者獲得治療）相矛盾。
回到勞動力價值和其再生產的形成。在私人家庭或國家醫護部門中進行再生產活動的每個勞動力都必須再生產、維持自身。這意味著這些成本，如同任何其他勞動的生產成本，會進入勞動力價值中。私人家庭勞動方面包含在勞動力商品的社會平均價值中（還包括未來勞動力和整個家庭的再生產價值中）。
再生產的維護成本進入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就像食品成本、家用電器成本等一樣。相反，這也意味著家務勞動的再生產成本（無論是更公正分配還是轉嫁給女性）必須得到覆蓋。未（或尚未）工作的家庭成員也是如此。
與資本循環的決定性差異在於，在家庭之外沒有創造剩餘產品，因此沒有剩餘價值被外部人士占有。
當國家或社會（例如國家學校、托兒所、大學、醫院、老人院等）經營的再生產工作，只要這些活動所花費的資金不是為了獲取利潤而是為了提供國家/社會福利，那它們就是由工資或通過稅收來資助的（例如醫療保健、護理、退休金保險）。這些資金是由不同階級分擔的不同比例的稅收來提供的，而不是通過投資來獲取利潤。
在資本主義中，這種社會必要勞動總是被視為非生產成本，是與生產過程相關的額外成本，需要從總利潤中扣除。在個體資本競爭的情況下，這種費用能省就省。
從總資本和再生產條件的角度來看，勞動力對於資本的再生產是必不可少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個階段，再生產整個工人階級所需的成本變得固定並為某個總的社會資本所確定。這是因為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是再生產勞動力以生產剩餘價值和利潤。因此，再生產勞動力的成本變成了資本家必須承擔的必要支出，他們會投資於此以確保利潤的持續。當工人處於有利地位或勞動力短缺時，資本家也會認識到這一點並采取措施克服這些勞動力市場危機。
擴展再生產
再生產的發展基本上是由資本的積累運動決定的。然而，這不僅包含一個發展階段的決定，還包含一個動態元素。畢竟，資本的擴張再生產不僅意味著定量擴張，還隨著競爭介入，與生產設備的不斷更新、生產技術基礎的革命一同發展。這不僅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和利潤率的趨降，還影響勞動力的再生產，尤其是當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工人階級的消費品價值降低時。農業的工業化、食品或家用電器等日常用品的工業大量生產（電子產品）、運輸成本的降低或大量運輸導致勞動力商品價值降低。由於消費品價值的降低，它使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時期（例如所謂的長期繁榮期）工人可以消費的使用價值/商品數量保持不變甚至增加，儘管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降低。
這種（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形式及其與再生產成本的糾纏，不僅表明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而且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全面。我們可以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再生產的規模和效率，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
同時，這種關聯導致歷史上再生產勞動也越來越社會化，儘管是為了私人、狹隘的目的。在危機中，這個過程變得更加不穩定，因為已經到達的社會化階段開始受到質疑，出現倒退回私人家庭的趨勢。
再生產和性別不平等
再生產勞動的分配中的性別不平等不能停留於生理層面的解釋，它必須從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得到根本理解，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生產採取了先於它出現的壓迫婦女的形式，並在價值法則的支配下轉化它們的功能。
在這個過程中，婦女壓迫的出現與女性生育的能力相關聯，即只有她們能夠生育孩子。一方面，這創造了一種不能外包或轉移給男性的再生產勞動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創造了一個矛盾。懷孕對於人類的再生產是必要的，但也有缺點，即在某些時候限制了人們從事其他活動的能力。尤其是在以利潤最大化為重點的資本主義中，這導致並再生產了非常特定的再生產勞動組織方式。
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來說，勞動力的生產性消費與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的分離基本上是由勞動產品和工人之間的分離，勞動力和生產手段（資本的財產壟斷）之間的分離所決定的。生產和（私人）再生產之間的關係採取了一種新的，歷史上特定的形式。在這裡，人們也可以看到與馬克思強調的封建剝削的不同之處，其中生產和再生產分離得少得多。當時，農民家庭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生產和再生產同時進行，家庭既是生產單位，也是生活單位。
婦女的壓迫導致了性別分工的形成和強制實施，男人扮演著“家長”和養家糊口的角色，而女人負責家務（如果勞動者家庭可以形成的話）。因此，在男性勞動力的工資中，也包括著家庭再生產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麼男性勞動力的工資更高( 勞動力的工資也受到歷史上的道德影響）。
在私人家庭中的再生產過程中，存在著性別特定的勞動分工，即女性往往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和看護工作，而男性則往往承擔更多的外出工作和賺錢任務。這種分工不僅導致女性的勞動力被低估和剝削，同時還導致了結構性別歧視的產生和鞏固。資產階級家庭則是這種再生產背景下的產物，它被視為一個「自由」的領域，與工廠、在資本專制下的勞動力剝削相對立。
就個人而言，個人似乎在私人領域實現自我，即使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這最終是由資本決定的。但工人階級的商品所有人似乎在這裡真正屬於自己（或他/她的家人）。家庭、伴侶關係（即使是在其父權形式中）因此似乎是一個撤退、一個避風港，擺脫了在工廠、生產過程中的辛勞。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如果生產具有資本主義形式，再生產也是如此。正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過程只是作為價值化過程的手段出現，再生產也只是作為資本的先進價值的再生產手段出現，也就是作為價值化的價值出現。」（Mew 23, p. 591）
再生產勞動的歷史發展動態
在概述了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基本特徵之後，我們轉向它的歷史發展。正如工資勞動關係決不是“純粹”的，而是經歷歷史的變革，並且由於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在帝國主義國家、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國家中也會有非常不同的情況，勞動力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絕不能被視為一個嚴格的序列，其適用於所有國家。相反，疊合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的法則在這裡也適用，在一個的帝國主義秩序的框架內，相對廣泛的生產和再生產形式與極其落後的形式互相交織，並在剝削性的全球關係中一再產生。
接下來，我們將大致勾勒出一些發展階段，我們將看到，在早期資本主義中首次出現的形式現在被廣泛地運用於極度受壓迫的經濟體之中。
過渡時期與資本主義的出現
資本主義並沒有發明婦女對家庭的束縛，但它確實製造了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離。為了在再生產中也強制實施資本主義關係，一方面必須保持對家庭的束縛，另一方面必須打破家庭作為生產單位（生產自身再生產所需的商品全部或重要部分）。
也就是說，必須強制工人階級從第三方（資本主義生產者或交易者）以貨幣（勞動工資）交換購買食物。這在功能上很重要，必須脅迫生產，否則勞動力本身就不會完全被迫作為商品出售。
另一方面，儘管家庭中的無償勞動與自給自足和小商品生產有些相似之處，但將其定義為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是基本上誤導的。這樣做反而掩蓋了工人階級再生產的具體資本主義特徵。我們所面對的不是（私人的）家庭再生產或處於資本主義以外的各種生產模式，而是在資本主義下特有的再生產形式。因此，將家庭勞動視為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是錯誤的，因為它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密切相關。
再生產的本質正是在由生產決定的方面。生產與再生產分離的表象及其所導致的意識形態是由下列的因素所造成的：
1. 家庭這一私人領域似乎是與現實制度中的暴政對立。即使是家庭暴君的暴政，在本質上也是個人、家長的父權統治，因此有其獨特性。
2. 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不是純粹存在的，而是存在於更或多或少明顯的混合形式中：
- 小資產階級（例如農民/農民）的家庭形式保持了生產和再生產的統一。
- 在半殖民地國家，原始積累的過程仍在繼續，這導致了全球南方相當大部分人口的重要而不穩定的再生產形式的形成。
- 對於全球大多數工人階級來說，“正常”的家庭再生產仍然不可能或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實現。隨著那些必須以低於其再生產成本的工資勞動的階層的擴大，無產階級家庭無法履行其再生產功能，或者至少無法完全履行。
- 然而，相反地，撤退到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方式變得不可能。
- 家庭的生活條件（飢餓、貧困、缺乏的分配，也包括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每況愈下。
對於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來說，家庭的存在絕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相反！過度剝削（形式包括原始積累、工作日的延長、奴隸制等）使正在崛起的新階級基本上無法實現。對於最低層的社會福利 （如果存在的話 ） 採取的形式是貧民院、孤兒院和專制政權。對其他收入形式的有罪化（乞討、禁止接觸先前的公共財產）是強制實行勞動力強制性的必要手段。這種制度必須確保“貧困者的供應”低於極低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因此，在早期資本主義中，幾乎沒有斷裂的絕對貧困化趨勢 ——這種趨勢在半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在帝國主義中心階層中的邊緣化（往往同時是移民和/或受壓迫的種族）階層中的部分情況也是如此。
無產階級家庭的出現和主張
“經典”的資產階級家庭（父親養妻活兒，妻子則相夫教子）在工人階級中始終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產物。它的實現與某些條件有關。男人的工資必須能夠在實際上覆蓋整個家庭（妻子、孩子、老人）的再生產成本，以便女人可以做家庭主婦，孩子不必為工資工作，老人可以得到照顧。因此，還必須對剝削設置一定的限制，即必須強制執行對剩餘價值的絕對擠壓的限制。
為了建立家庭再生產能力，勞動力價值需要與工資相符，工作時間需要限制，還需要對勞動力和健康的保護，以及對兒童和女性勞動的限制和國家社會福利的強制執行。這只有在工會和政治鬥爭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成就（例如10小時工作日）。這些常常也受到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或其政治人員）的歡迎，他們意識到確保剝削物資的再生產需要一定的剝削限制（不管是出於認識還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激進化的恐懼）。
無產階級家庭的形成因此預設了一定的階級物質改善。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須能夠將他們的勞動力以或高於其再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與早期資本主義或極端剝削形式相比，這代表了整個階級男人和女人的成就。但與此同時，無產階級家庭的形成（自己的小租賃公寓、自己的爐灶等等）伴隨著的是階級內性別分工的鞏固。現在女人只能成為家庭主婦，男人可以成為家庭的唯一“經濟支柱”。然而，對於女人來說，這同時也意味著枷鎖，被困於性別分工，被迫做不產生剩餘價值的家務工作，而這也加強了她對男人（作為收入來源）的依賴和她的孤立。性別分工的鞏固還通過法律不平等和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形態和沙文主義加強了社會壓迫。
從經濟上來看，這還進一步強化了男人的工資作為家庭工資的事實，宣佈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男性的價值。因此，女性勞動力的價值被定為男性價值的一部分，因為在這個系統中，她的再生產成本要低得多，因為家庭成員的工資收入應該由男人而不是女人支付。
因此，我們正在處理的是勞動力價值的系統性不平等，這是具體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系統所創造或所創造的。一方面，這表現為置於女性身上的家務工作的負擔，另一方面也表現為職業分工。婦女被工業部門所排斥（或根本不被允許進入），被迫做臨時和低薪工作。
隨著資本主義在19世紀下半葉和帝國主義時代的擴張，這一“模式”成為資本主義中心的主要模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也擴展到半殖民地國家，隨著資本關係的擴張和工人貴族的出現，雖然規模較小，但仍然是一種從未涵蓋整個階級的形式。即使在今天，這種模式仍然是主流的意識形態，盡管有所修正，在工資差異的問題也得到一點改善。
在極度的資產階級勢力的情況下，對這種模式的支持是相當明顯和不掩飾的。但這種模式也是自由主義、主流女性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基礎。然而，它正被重新包裝，家務勞動的平等分配和平等工資/收入的主張被大肆宣傳。的確，多多少少由私人家庭包辦的家務實際上是更人性化的（當然，這也可以擴展到同性戀或跨性別的伴侶關係，以某種程度上更靈活、適應性的資產階級家庭形式）。
然而，生產的社會化越來越與這種狹隘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勞動的形式發生衝突，或者說後者也構成了資本擴張超越一定階段的障礙。
無產階級婦女勞動參與的上升
這第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變得明顯。但婦女在為那場戰爭生產中的勞動參與上升只是暫時的，不僅因為戰間期的經濟混亂，世界市場的混亂，大規模失業和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全球統治問題未得到解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情況不同。女性沒有乖乖回家當主婦，在某些國家（男性由於被俘和陣亡而減少）這現象也有具體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有利資本積累的條件（資本的破壞和更換，生產的大規模擴張和高利潤率，殖民體系的更替和世界市場的擴張，美國稱霸世界市場，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使工人階級的消費基金同時擴大）也需要大規模擴大女性的工資勞動。
無產階級婦女（像整個階級一樣）變得更加重要，既是消費者，也是工資勞動者。在第一個階段，女性的工資勞動擴大受到男女薪酬差距的推動；婦女更廉價的勞動力在某些部門被大規模地僱用，往往只是從事“暫時”的工作。起初，男人仍然被視為全職工人。這對應於戰後兩性隔離的勞動市場。
在這個擴張的第一階段中，工人家庭和男性作為一家之主的意識形態仍未動搖，甚至開始更加穩定，因為工人階級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可以感受到穩定的經濟改善。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極端壓抑，的重建時期。因此，大多數國家中沒有關於女性平權的討論不足為奇。
然而，內部和社會矛盾正在發展。婦女工資勞動的擴大、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和壽命的提高，需要社會化，而非私人的再生產的擴大。這反過來又需要擴大教育系統和福利國家的服務（醫療系統，老年保障）及提供女性全職工作的機構（日間照顧中心，全日制學校，護理院），有更多女性參與教育和醫護行業。這種擴大也使得婚姻和家庭中的父權關係變得越來越不可取，甚至無法維持。這種關係的社會合法性明顯下降。
所有這些也為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第二波婦女運動奠定了基礎。激進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出現，使運動的要求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支持，或至少成為了數百萬人的斗爭場。同時，在這一時期，家務/再生產和政治經濟的問題也受到更多的關注，在左翼和婦女運動中成為了重要的討論主題。
無論在哪個國家，女性工資勞動的擴大都是巨大的，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在官僚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半殖民地國家更是如此。
隨著由稅收、部份工資和資本收益支持的社會化的再生產領域擴大，男性和女性從事高低薪工作的比例，以及實際工資差異逐漸減少。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的擴大重新分配了工資總額，因此也使得那些支付較少稅或貢獻的工人獲益。
性別薪酬差距和職場的兩性隔離失去了社會合法性，顯得不再自然。然而，它們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不平等的私人家務勞動分配和女性在再生產勞動中不成比例的參與也是如此。
女性工資勞動的擴大，即女性直接參與社會化的生產，間接地也促進了再生產勞動的社會化。然而，因為勞動力的商品性質，生產方式的內在無政府狀態以及生產的狹隘目的，這個過程在資本主義中遭遇到內在的限制。同時，家庭繼續是一個重要的資產階級統合和統治工具，因此即使它實際上可以被社會代替，的勢力仍然特別熱心地捍衛它。
因此，要解決再生產部門危機，保障再生產勞動的權利，實現真正的社會進步，需要進一步探索和推進社會化的再生產領域的擴大，支持婦女的工會和團體，爭取更好的工資、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以及推動性別平等和家庭勞動的社會化。這是當前時期的階級鬥爭的核心領域。
危機，階級鬥爭，社會化
隨著黃金時代的結束和自19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資本積累的長期過剩，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矛盾也變得更加明顯。再生產領域本身也陷入危機之中。
它的背景和原因是結構性的過度積累。由於資本有機組成的增加和創造剩餘價值的資本部分（即與恆定資本相比的可變資本）越來越小，資本越來越難以維持足夠高的利潤率。因此，不僅有尋找其他投資領域和範圍的迫切需要，還有增加剝削率（即降低可變資本成本）的需要。一方面，這意味著將會有更多的醫護部門被私有化，以開拓新的領域。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從事再生產工作的人（特別是婦女），會被推回到工資勞動中，他們的家務負擔也不會因此減輕。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國家，許多再生產工作都是由國家管理的。儘管再生產工作為維持系統作出重要貢獻，但由於其非增值作用而越來越被削減。我們目前醫護系統中的許多問題都是由於盈利的政策所引起的。當這些系統被削減預算，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時機便出現。這些部門的有機組成往往低於平均水平，當公共部門服務無法跟上時，市場的進入變得更容易（只要沒有政府的規範）。因此，以往的“非生產性”（非增值）工作變成了盈利最大化的工作，或至少為此做好了準備。
私有化機構變得越來越昂貴，工資在危機時期被削減得越多，再生產工作的服務（幼兒園，醫院等）對工人階級或至少對低薪工人的部分變得無法負擔。這反過來又推動人們回到家庭，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再生產任務。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私有化中，也存在於由於各種原因（例如公民身份或特定的家庭結構）需自資的政府服務中。
社會保障工資的減少，即社會貢獻份額和再生產利益的減少，也意味著總工資基金的減少。這種資金的缺乏代表著更多的社會不平等，從而導致更多的倒退趨勢，隨著社會體系的崩潰，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再生產工作退回家庭內。儘管現時技術和組織有所進展，資本也有工人可剝削，但是資本主義的固有趨勢鞏固了資產階級的核心家庭，並比以前更加殘酷，將婦女、兒童和老年人束縛在其中。
但是，這些發展不是沒有矛盾的。在主要由女性就業的領域（護理、幼兒園等）罷工不斷重新討論著再生產工作的組織方式，許多國家的新的工人階級的激進部門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
然而，再生產領域的危機發展不應該被誤解為自然地趨向私人家務工作。相反，對於工資依賴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重要部門，我們可以觀察到由私人資本方式組織的社會化家務勞動的進步。我們希望通過所謂的平台經濟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近年來，我們見證了通過這種在線服務提供再生產活動部分的服務的巨大擴展。這包括食品和雜貨的送貨服務，現在幾乎所有工人階級的階層都至少偶爾使用。
對於更多的工資收入者來說，這些正在成為他們再生產的標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尤其受到在家辦公政策的影響，人們在工作期間疲憊不堪，以至於他們幾乎沒有力氣為自己烹飪或清潔。
因此，平台經濟早已提供了更多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現成的餐點。清潔工，照顧者和幼兒保育也可以通過平台經濟進行安排。通過更大資本組織的私人服務現在也成為生產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當然並不是整個工人階級都能夠實現這一點，為了在目前的競爭條件下有效地運作，需要平台經濟組織的交通運輸或汽車部門的工人自己以低於平均水平的工資和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工作。簡言之，可以說，這些公司僱用的主要是那些負擔不起這些服務或只能偶爾負擔得起這些服務的工人。此外，只要這些服務相對便宜，它們也會導致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
當然，在迄今為止完全或半國家組織的再生產部門，包括醫院、學校、日托中心等，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儘管是為了再生產總資本，這些領域已經被社會化，現在，這些已經被社會化的再生產領域正在被拆除、私有化或在第一步中接受私人的、以盈利為導向的成本計算。
除了向私有化的趨勢外，我們還發現了向社會化的趨勢。但是，這些趨勢不是按照整個社會的有意計劃進行的，而是在私人基礎或通過國家進行的。因此，將家務工作推回家庭並將其轉移給婦女只是當前危機時期的一個趨勢。這還包括私人組織的再生產活動的擴展。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再生產部門擴張階段，基本服務的普及也隨之而來。隨著國內和國際間階級內部差異增加，工人階級的貴族、階層和不穩定工人的差異增加，以及全球水平差異增加，再生產的條件也變得更加多樣化，工人階級內部的差距加大。
其中一個核心方面是，這些趨勢加深了性別分工，因此婦女特別受到再生產部門危機的影響。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我們不能把它們的“解決方案”留給資產階級的國家或市場。在當前時期，對現有的再生產勞動社會化方面的收獲的捍衛，是階級鬥爭的中心領域。社會化，私有化和擴大私人家務勞動的矛盾趨勢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解決的，特別是因為剩餘價值率的增加形成，實際上必須成為統治階級危機管理的核心要素。
從過渡要求的綱領來看，有必要從現有的鬥爭開始，並將它們與掌握在工人計劃下社會化的再生產勞動的鬥爭聯繫起來：
- 擴大和引入工人控制下的大型食堂和餐廳，取代私人的家務工作。沒收大型零售連鎖店和送貨服務，並由工人控制。
- 公共化所有幼兒園和學校。這些必須免費且對所有人開放。進行大量投資計劃，以更新和擴張並招募缺失的教育工作者、教師、社工和其他員工，以全面協商的工資招募。由員工、學生和家長委員會管理機構！
- 沒收住房公司和土地。由租戶和工會委員會管控租金。
- 國有化和發展整個照顧者行業，由工人、患者和工會控制，從資本和富人課稅來提供資金！” 爭取將整個工人階級的工作時間減少到每週30個小時，並全面支付工資和人員補償，以便再生產工作可以在兩性之間分配，並且女性可以更輕鬆地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
- 為家務和再生產工作的社會化和平等分配而鬥爭！
在資本主義下，再生產工作的社會化永遠無法完全實現，就像只要私有制仍然是社會的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形式，對社會勞動財富進行有意識的分配和計劃就無法實現一樣。因此，爭取再生產工作社會化是與沒收資本，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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