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笛 2020年11月11日，抖音帳號「微笑收藏家·波哥」發佈了一個藏族小夥的視頻，時長還不到10秒。這條沒有展示才藝、沒有搞笑劇情的視頻非常意外地火得一塌糊塗。從此藏族青年丁真迅速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這次拍攝完全是個偶然，拍攝者原本的計畫是拍攝丁真的弟弟尼瑪，卻遇到了去舅舅家吃飯的丁真。鏡頭中的丁真有著帥氣的臉龐、純真治癒的笑容和清澈羞澀的眼神，被網友們稱為「甜野男孩」。 隨著視頻的爆火，丁真迅速成為了網紅人物。按照正常的網紅發展邏輯，很快會有娛樂資本介入和丁真簽約，充分利用這一波流量紅利賺一筆快錢，然後大家的注意力又轉移到其他人身上，丁真回到正常生活。然而這一次的後續發展卻不同於以往，在丁真成為網紅後，官方紛紛介入，意圖按照自己的目的來打造丁真。11月18日，丁真與理塘縣國資委下屬的一家國有公司理塘倉央嘉措微型博物館進行簽約，成為理塘縣的旅遊大使。11月25日，丁真為家鄉拍攝的宣傳片《丁真的世界》正式上線。11月28日，《人民日報》下屬版塊《人民文旅》發表文章《丁真的世界：場景+內容 開創旅遊傳播新玩法》。11月29日，丁真用藏語接受央視採訪，當天晚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在推特連發推文宣傳丁真。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珍視「丁真們」的純真，不因流量迷失自我》。12月5日，央視新聞直播《丁真帶你遊理塘》。另外還有多家地方媒體相繼發佈與丁真有關的消息，比如西藏日報連發多條微博邀請丁真，稱「我們在西藏等你」。隨後安徽、山東、湖北等地陸續都在微博向丁真發出邀請，對此四川日報也在微博回應稱：「玩夠早點回家，我們在快樂老家等你。」 這樣的發展讓很多人始料未及，很多人認為丁真僅僅是憑藉一張顏值不錯的臉就能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而自己如此努力卻一文不值，官方在宣傳一種不正當的價值觀。那麼丁真為什麼會如此火？官方又為什麼要力推丁真？部分男性又為何如此憤怒？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要理解這些現象，我們需要分析當前的中國社會。 為什麼是丁真？ 毫無疑問，丁真與其他單純靠顏值的網紅並不完全一樣。網友們對丁真的欣賞並不單單是出於丁真的高顏值，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賞丁真所體現的野性與純真。和其他被包裝的網紅不同，丁真沒有讀完小學，不會說漢語，自己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出名，在鏡頭前的羞澀可愛讓網友們感到親切與淳樸。黝黑粗糙的皮膚，淩亂枯燥的頭髮，像雪域天空般乾淨的眼睛在網友的

  引言 工人運動者在 1989 年民主運動結束後的鎮壓中遭受了巨大的打擊。雖然隨後幾年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低谷——至少直到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標誌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解凍——即使在如此充滿挑戰的時期，一些活動人士仍繼續嘗試組織工人。這些人們懷著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民主運動中形成的理想，從事著明確具有政治意味的勞工活動，常常設法從 1989 年的「廢墟」中重新聯合各種反對力量。雖然這些團體的大部分領導人物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與國有部門和農民工聯合組成原始工會（proto-trade union）的可能性足以威脅到黨國，以至於遭受鎮壓。這篇文章探討了其中一部分組織，這些組織分別為了什麼而努力，以及它們的最終消亡對中國勞工運動意味著什麼。 1995年5月21日，劉念春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提交了一套請願書後，在沒有逮捕許可的情況下突然被捕，從家人和朋友的視野中消失了。警察搜查了他的家，沒收了信件、報紙、雜志和照片。 劉念春的請願是中國政治異見人士呼籲民主改革和呼籲當局停止侵犯人權行為的運動的一部分。其他100多名持不同政見者也因這場運動被捕。這表明，當局下了決心要扼殺任何有組織的異議行為。 對於黨和國家的鎮壓，劉念春並不天真，也不陌生。作為一名資深的民主活動家，他從七十年代末就深深扎根於異見人士的環境中。當時，作為北京師范學院大學生的他參加了民主牆運動，後來也由於這些政治活動遭到學校開除。1978年，他與詩人北島和芒克一起了成為民主派文學期刊《今天》的編輯。劉念春堅持不懈的活動使他因 「反革命宣傳和煽動」 而入獄三年——他在國際社會組織為他的戰友——另一位資深民主活動家劉青提供支持。劉青最終在監獄中度過了15年。獲釋後，劉念春毫不畏懼，繼續參加1989年的抗議活動。盡管環境更加惡劣，他在90年代初仍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包括與其他政治異見人士一起參加《和平憲章》運動，要求重啟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釋放政治犯。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劉念春與中國各地許多參加過早期運動並繼續從事政治組織活動的政治異見人士並無大異。然而，劉念春在一方面有所不同：他將中國工人們包含在自己的政治願景中。 1994年，在他的其他活動計劃中，劉念春和另一位名叫王仲秋的社運人士開始籌備成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LPRWP）。這是一個以保護工人權利為使命的民

  文：汔休  豐縣鐵鍊女事件引起了國內輿論極大的關注，網路出現了多種連署聲明，要求派出中央調查組徹查此事。結果從徐州市到江蘇省，先後派出了兩個調查組來調查此事，且兩次調查的結論基本差不多。在「調查」的過程中，互聯網上開始了一輪大規模的封殺，以阻止鐵鍊女事件的更大範圍擴散。第二份調查報告出爐後，除了短時間內質疑調查報告真實性的內容外，網上關於鐵鍊女事件的討論很快遭到強力壓制。 一、大陸法律對拐賣婦女的規定 在此先不分析江蘇省調查結果的真偽，單看為何國內拐賣婦女的案件如此猖獗。很多人基於此建議完美關於拐賣方面的立法，今年全國人大開會時也有不少代表提案主張完善關於拐賣方面的立法。這些建議到底是否可行，我們要先看當前關於拐賣婦女的立法。 在大陸，刑法對於拐賣婦女與兒童的定罪還是比較嚴厲的，如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 「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不只豐縣的例子，我們參照絕大多數的拐賣婦女案件，裡面列舉的第三、五、七條可處加重刑罰的例子，恐怕多適用。也就是說，現在的法律體系並沒有「姑息」拐賣婦女的案件。此外《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還規定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還有其他可並罪處罰的規定：「收買被拐賣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指強姦罪）定罪處罰。」「……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相關規定定罪處罰。」（如第二百三十八條 「非法拘禁罪」。）在抓捕賣者的問題上，政府也並非無所作為。但在拐賣案件中有兩個難題，一是被拐賣者很難逃脫，因為受所在村莊村民的集體監控；二是解救困難，參與解救的員警常常遭遇所在村莊的集體圍攻，雖然刑法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婦女、兒童的，依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妨害公務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但集體阻撓解救行動的人很少遭遇處罰，收買者遭受刑罰的情況也少見。 2022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婦女權益

  文：歐內斯特 近年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根源於民族資本的發展。由於中國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模式，使得經濟命脈並未掌握在外國資本手裡，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資本集團。這個集團的形成也是歷經坎坷，下面我們來簡單梳理一下中國的民族資本集團形成歷史。 從改開初期到1980年代末，市場化主要發生在舊計劃經濟體制的邊緣地帶。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外商投資，都發生在傳統的國有經濟部門之外。這時本土資本極其弱小，並沒有什麼民族意識（國有企業雖然進行了一定市場化改革，但仍然是計劃經濟模式主導，是屬於政府的一個部門），反而開始形成一些依附於外資的買辦資本，這是逆向民族主義的一個來源。「雙軌制」下形成的龐大黑市與「官倒」等腐敗現象，也談不上形成市場經濟主體。這一時期總體來說仍然是工人國家。 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導地位，這時開始迎來了市場化的狂潮。在上一個階段中，市場化的主體主要是農民、底層市民和基層官僚（尤其是沿海地區），具有鮮明的體制外色彩。這一個階段的主體卻主要是中高層官僚以及與他們關係較近的親屬好友，具有強烈的權力色彩。同年的下海潮就是以體制內官員為主，當時全國大約15萬體制內官員和知識份子辭職創業，每個部委都在辦公司。同時國企也開始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擴大自主權，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中國社會正式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這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階段。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一定量的腐化不失為一種打通現代化道路的潤滑劑。」[1]中國經濟學家張曙光也持同樣的觀點。這比較符合中國的資本主義化進程。由於政治權力支配一切資源，要想快速形成擁有不同資源要素的市場主體，就只有依靠腐敗，否則各級政府以及官員沒有動力完成市場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級官僚與資本形成了緊密的聯盟，劃分出不同的權力資本集團。這也是腐敗案的高發時期，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就是個典型代表。國企的腐敗也非常普遍，當時流行的一個現象是「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虧損」，國企負責人故意掏空企業成為了大家預設的潛規則，國企變成了在資本市場中投機的工具。如果說這段時期的腐敗還是暗偷，那麼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就是明搶了。 十五大正式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國有企業改革的主流方式逐漸由放權讓利調整轉向產權改革。後來又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1999-20

  新左學社於 5 月 14 日舉行第二場新左學人講座，邀請了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前來分享陳獨秀與毛澤東眼中的五四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以下為講座的文字稿。  問：五四是否中國民主發展思想史上（即從君主立憲民主，到共和民主，民族自決，再到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轉折點？ 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所引發的騷動中，新的力量在中國的政治領域開始抬頭。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先鋒的學生，有別於過去主導中國知識文化生活的紳士。此外，工人階級第一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罷工，以支持學生發起的運動。在政治層面，中國內部開始出現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共和政黨改革的想法、新政黨的改革、中國作為新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和管理的新願景。在國際層面，共產國際也參與了中國的政治。在五四時期，共產國際，特別是列寧，將中國視為世界新的希望，這也導致了殖民地革命政策，而這項政策與陳獨秀以及巴黎和會所動員的其他激進分子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代表著從陳獨秀所謂的「個人恐佈主義」文化激進主義和政治行動，轉向更現代的，受共產主義感染的政治風格，而此時共產主義亦開始在中國盛行。 這在五四運動兩位主要思想家之間的辯論中得到最好的例證：胡適代表著自由主義和中間主義的政治風格——他說中國的未來將一滴一滴、一寸一寸，循序漸進地決定；而李大釗說不，他認為人們需要宏大的解決方案，一次掃清巨大的障礙——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其得以將中國的許多危機和社會革命聯繫在一起。 陳獨秀本人在這段時間並沒有身於其中，因為他被關進監獄裡，而當時他接受了李大釗的立場。 問：從 1919 年五四到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兩年間，陳獨秀的思想是如何成形的？ 班：陳獨秀和其他 20 世紀初的重要思想家認為，思想和文化的轉變是中國真正、持久和深入革命的關鍵，沒有這種轉變，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空談。他們回顧了 1911 年早期革命之後的改革，實際上這些改革毫無進展，並導致了一個充滿妥協和腐敗的腐朽議會。 1919 年和 1921 年之間的轉變通常被描述為從改變中國的文化理念向改變中國政治結構的轉變。這是真的，但它不是唯一的。與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不同，中國激進主義願景仍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主義色彩。棄醫從文的魯迅說，我們不需要救人的醫生，但我們需要拯救靈魂的醫生。陳獨秀也是這樣想的。 1921 年中國革命者的方

  New Left Society has invited Gregor Bent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Cardiff University, to talk abou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he eyes of Chen Duxiu and Mao Zedong, and their idea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 China. This is the summary for the second New Left Seminar. Q: Is May Fourth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e. fro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ith democracy, to republican democrac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o socialist democracy)? Benton: During the ferment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new political forces came into being in China. Students represented a new vanguard of modern intelligentsia, as distinct from the old gentry style book-trained class that had previously dominated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in China. The working class went on strike for the first time, on a relatively large scale, in support of the campaign being wag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political l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