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春夏之交」的五卅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革命史的重大轉折。這場運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從辛亥革命中孤立的軍事起義模式轉變為廣泛的群眾運動模式，目的是推翻獨裁、不屬於本土的外國代理人的暴虐國家機器，最終目標是建立徹底的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社會主義政權。 這場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追溯到1925年初上海日資紗廠工人的罷工。2月至5月間,上海、青島等地日資工廠多次發生工人罷工事件,抗議日方虐待工人。5月15日,在準備復工時,內外棉第八廠又開除數十名工人。在交涉過程中,工人顧正紅被日方開槍打死,另有七人受傷，此激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民眾的憤怒。5月30日,上海二千多名學生在租界進行抗議,租界巡捕逮捕了一百多名學生,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當日下午，當群眾接近警察局大門時，督察愛德華·埃弗森下令開火。在隨後的屠殺中，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了約40槍，群眾估計有1500到2000人。目擊者報告說，當示威變得暴力時，群眾高呼“殺死外國人”，但警察的過度和致命反應受到廣泛譴責。這場屠殺的殘暴行徑震驚了全中國，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帝示威、罷工及抵制行動，動搖了中國半殖民地秩序的根基。在屠殺後，至少有四名示威者當場死亡，另有五人因傷重不治。超過14名受傷的抗議者被送往醫院，許多人受傷。 原本是區域性的起義在反警暴、保學生的號召下迅速擴展為全國性的運動，工人、學生及農民聯合起來，反對外國統治及國內壓迫。僅上海一地，就有二十萬工人參加總罷工，數十萬人參與其他城市的罷工及抵制行動。其中省港大罷工持續十六個月，是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活動家鄧中夏組織的罷工委員會癱瘓了香港殖民地官僚的日常運作，造成一億港元的損失。然而這次罷工卻完全不是孤例，這次罷工與1926年英國大罷工同時發生，在英國的工人甚至發布了一個聯合聲明來反對本國政府參與中國的鎮壓，世界的潮流從不是孤立，而是和每一個事件鏈接起來的——革命必須是世界性的。 在五卅運動過程中，基層組織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與賦權。工會會員數激增，從1925年5月的54萬人增至1926年5月的124萬人，至1927年6月達280萬人。上海總工會也迅速成為中國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勞工組織。上海總工會與上海學生聯合會及學生、商人、工人聯合會等其他民主組織密切合作，協調罷工、抵制及示威行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及軍閥。 學生組織也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

  文：秀左 前言  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杜文秀起義、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其訴求和理念有著內在的傳承與演進關係,共同推動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進程。 一、太平天國運動:反清復明與基督教理想主義  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農民起義。這場運動以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主義為指導思想,提出了"反清復明"的政治訴求和"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社會理想。太平天國試圖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天國"社會。 儘管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但它動搖了清朝統治的根基,為後來的革命運動奠定了群眾基礎。太平天國"反清復明"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扶民"、"均田"等反封建主張,體現了農民群眾反抗專制統治、追求平等正義的強烈願望,具進步意義。  二、杜文秀起義:民族團結與反帝反封建  杜文秀起義(1856-1873)發生在雲南,是一場以回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共同參與的反清起義。起義軍提出"回漢一體"、"族分三教"的口號,呼籲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滿清政權的壓迫，聲稱自己的使命是「振興中華,驅逐胡虜」。 與太平天國不同,杜文秀起義更加強調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團結一致對抗滿清政權的分化和屠殺。起義軍還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改革措施,如廢除科舉制度、發展礦業工業、改革土地制度等,表現出明顯的反封建、反專制傾向。 儘管杜文秀起義最終被清政府鎮壓,但它發展和補充了太平天國的革命訴求。起義體現的民族團結精神和改革措施,對後來的革命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與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1911)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劃時代的由精英主導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權。革命黨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受到杜文秀起義的啟發,將反對滿清統治與實現民族獨立和建國的要求緊密結合起來。 與前兩次起義相比,辛亥革命的訴求更加明確和系統。革命黨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綱領,主張建立民族、民權、民生並重的新社會。他們還倡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促進社會進步。辛...

 一、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和人類解放 馬克思在1844年發表的《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深刻剖析了猶太人所受壓迫的根源。他認為,猶太人問題並非單純的種族或宗教問題,而是整個人類都面臨的社會問題,只有通過全人類的解放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決。 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被排斥在基督教封建等級制度之外,不能擁有土地,也被禁止從事許多行業。他們往往被限制在放貸、稅收等被視為「不道德」的職業中。然而,馬克思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猶太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解放,成為了國家的公民,但這種解放也是有局限的。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利己主義基礎之上的。曾經在封建社會裡被視為「罪惡」的商業、金融等行業,如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柱。而宗教信仰和種族身份,則成了被國家法律所保護或打壓的對象,它們與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利並無直接關聯。在這種狀況下,猶太人雖然獲得了公民身份,但決定公民權利的,從來都不是公民本身。 當社會和經濟危機來臨時,猶太人往往再次淪為被排斥和迫害的對象,就像在封建時代一樣。納粹分子和軍國主義者搶奪猶太人的財產,將他們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成為了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犧牲品。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國家本身就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它將人們的現實生活割裂開來。國家表面上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實際上卻以另一種方式讓人們臣服於國家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國家雖然標榜自己是世俗的,但它本身就像一個脫離現實的抽象存在,成了人們新的精神枷鎖。 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才能最終實現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人類的解放。這場革命要求工人階級作為主力,領導社會由資產階級民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不間斷變革。用馬克思的話說,只有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和異化,人們才能成為真正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 二、社會主義運動和猶太工人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歐湧現出一股蓬勃的猶太工人運動。1897年, 猶太工人同盟(崩得)成立,在俄國、波蘭等地組織猶太無產者,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發展世俗意第緒文化的綱領。崩得領袖梅德姆曾豪邁地宣稱:「我們加入社會主義運動,是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解放工人階級和全人類。我們組建崩得,是因為我們要融入廣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崩得不僅是一個猶太工人組織,更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崩得反對把猶太人解放簡...

  新左學社於 5 月 14 日舉行第二場新左學人講座，邀請了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前來分享陳獨秀與毛澤東眼中的五四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以下為講座的文字稿。  問：五四是否中國民主發展思想史上（即從君主立憲民主，到共和民主，民族自決，再到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轉折點？ 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所引發的騷動中，新的力量在中國的政治領域開始抬頭。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先鋒的學生，有別於過去主導中國知識文化生活的紳士。此外，工人階級第一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罷工，以支持學生發起的運動。在政治層面，中國內部開始出現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共和政黨改革的想法、新政黨的改革、中國作為新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和管理的新願景。在國際層面，共產國際也參與了中國的政治。在五四時期，共產國際，特別是列寧，將中國視為世界新的希望，這也導致了殖民地革命政策，而這項政策與陳獨秀以及巴黎和會所動員的其他激進分子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代表著從陳獨秀所謂的「個人恐佈主義」文化激進主義和政治行動，轉向更現代的，受共產主義感染的政治風格，而此時共產主義亦開始在中國盛行。 這在五四運動兩位主要思想家之間的辯論中得到最好的例證：胡適代表著自由主義和中間主義的政治風格——他說中國的未來將一滴一滴、一寸一寸，循序漸進地決定；而李大釗說不，他認為人們需要宏大的解決方案，一次掃清巨大的障礙——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其得以將中國的許多危機和社會革命聯繫在一起。 陳獨秀本人在這段時間並沒有身於其中，因為他被關進監獄裡，而當時他接受了李大釗的立場。 問：從 1919 年五四到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兩年間，陳獨秀的思想是如何成形的？ 班：陳獨秀和其他 20 世紀初的重要思想家認為，思想和文化的轉變是中國真正、持久和深入革命的關鍵，沒有這種轉變，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空談。他們回顧了 1911 年早期革命之後的改革，實際上這些改革毫無進展，並導致了一個充滿妥協和腐敗的腐朽議會。 1919 年和 1921 年之間的轉變通常被描述為從改變中國的文化理念向改變中國政治結構的轉變。這是真的，但它不是唯一的。與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不同，中國激進主義願景仍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主義色彩。棄醫從文的魯迅說，我們不需要救人的醫生，但我們需要拯救靈魂的醫生。陳獨秀也是這樣想的。 1921...

  New Left Society has invited Gregor Bent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Cardiff University, to talk abou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he eyes of Chen Duxiu and Mao Zedong, and their idea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 China. This is the summary for the second New Left Seminar. Q: Is May Fourth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e. fro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ith democracy, to republican democrac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o socialist democracy)? Benton: During the ferment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new political forces came into being in China. Students represented a new vanguard of modern intelligentsia, as distinct from the old gentry style book-trained class that had previously dominated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in China. The working class went on strike for the first time, on a relatively large scale, in support of the campaign being wag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polit...

  文：白板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卡爾馬克思 自從進入現代以來，「知識分子」便陷入一種困境：理論和實踐應當是一種怎樣的關係？馬克思更是鮮明地針對這個問題對「知識分子」界發動了猛烈的批判：「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使得馬克思以後的「知識分子」都不得不直面這個問題，其直接結果是：理論和實踐的問題直接驅使一群有野望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在「經院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之外另尋出路，這直接導致了「社會科學（或社會學）」的誕生。正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以後的社會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都不得不回應：「他們的理論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這篇文章旨在分析布迪厄以及安東尼奧. 葛蘭西兩者對於「實踐」的不同理解：布迪厄把實踐看作是一種「可能的藝術(Art of Possible)」，這直接導致了布迪厄會把「實踐」作為一種實際的理論模組來進行研究。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葛蘭西，傾向把「實踐」是一種「不可能的藝術(Art of Impossible)」。要了解兩者為何有這樣的差別，我們最先需要了解的，或許是他們兩人身處的時代背景，何以導致了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結論都不盡相同。 布迪厄：五月風暴後的「反思性社會學(Reflective sociology)」 布迪厄出身於法國的哲學教育，擔任了幾年中學的哲學教師，此後，又赴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服役，繼而開始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轉向了社會學研究。當時的法國社會中，社會科學研究被以李維史陀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所壟斷。與之相對，在法國的整個知識份子界——尤其是哲學界——薩德的存在主義的薩特（Jean-Paul Sartre）作為其中一個標杆之一。布迪厄作為服役的前軍官對法國傳統知識分子看法感到極為不滿，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法國知識分子對這場戰爭 (阿爾及利亞戰爭)認知和他們對『如何結束這場戰爭』的看法與我自身所親歷的事實差距讓我感到震驚。」(Bourdieu, 1962) 1968 年發生由青年主導的學生社會運動震驚了整個世界（這場騷亂甚至使法國頻臨內戰的邊緣...

  文：Lee Chi Shing  當五月風暴(May68)席捲巴黎街頭時，法國共產黨忠實的理論家阿圖塞爾 (Louis Althusser)因為嚴重的抑鬱症而住院。新左派們面對著阿圖塞爾的缺席，在街頭 高呼「阿圖塞爾還有何用?」。我們當然可以把新左派對阿圖塞爾缺席的不滿解讀成對 蘇聯的間接批判。不過，對阿圖塞爾的批判並不止於其在行動上的缺席，更針對著他 一整套共產理論系統。而對阿圖塞爾最具批判性的理論聲音，來自他昔日的學生洪席 耶 (Jacques Rancière)。洪席耶的理論起點，基本上就是對阿圖塞爾整套共產理論的棄絕，認為哲學家們只是暴政的幫兇。  阿圖塞爾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科學與哲學   那麼，阿圖塞爾的共產主義理論，到底是如何理解共產主義以及無產階級？本 節的梳理，都是基於一本阿圖塞塞爾文章的英文合集《列寧與哲學及其他論文》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阿圖塞爾最廣為人知的文章〈意識形態與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亦收錄成該合集的第五篇。該 文章提出了主體召喚 (interpellation) 以及國家意識形態機器 (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 等在當時極具開創性的概念。不過，與這些著名的概念相反，阿圖塞爾一生嘗試勾勒 出的整個共產主義理論卻鮮有被提及。是刻意要抹去這些概念中的共產主義色彩嗎？  事實上，主體召喚等概念不可與他們的整個理論及歷史脈絡割裂的，惟有理解這套共產主義理論，我們才可弄清這些概念的目的為何，而這些目的又如何令阿圖塞爾會在 五月風暴中身陷囹圄，甚至其學生–洪席耶–與他分道揚鑣。  阿圖塞爾的共產理論有一套特定的歷史及知識分子脈絡。事實上，早在 1953 年， 《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 這份新左知識份子期刊已公開地挑戰蘇聯及共產主義無 法掌握戰後以反殖為革命中心的世界。即便談論到工人階級，新左翼也開始以文化向度理解階級意識，就像英國新左翼的歷史學者 E. P. Thompson 在其 1963 年的經典著作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構》(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

  北大還會出現五四嗎？ ——從場域理論與疊合理論看五四運動 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九一九年，震撼整個中國的五四運動浩浩蕩蕩的在北大展開序幕。這場運動被西方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若然辛亥革命是中國的政治革命，把二千多年的半封建皇朝時代送進了中國歷史的墓誌銘的話，那五四運動便是中國的思想革命，把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界都革新了一遍。然而這場思想革命並非無緣無故地發生在北京大學這所大學的。這篇文章便旨在分析概括一次五四運動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是如何發生在北大這所在當初滿清皇朝為鞏固其政權的最後掙扎而成立的最高學府，從而回答一個問題：北大還有可能出現新一次的五四運動嗎？ 事實上，我們必須知道，五四運動發生在北大，既有歷史的偶然，也有歷史的必然：五四運動發生前的中國正處於傳統與現代；社會與國家；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改革與革命之間，正如布迪厄在描述五月風暴時指出的一樣，五四運動也同樣是數個場域的過度負載而產生的「符號暴動」。但是在五四運動，這種「暴動」是在急劇現代化的過程產生的，這一過程中驅動著群眾行動的是在帝國主義下的壓迫而出現的愛國主義與激進化運動，背後支撐的符號實質上便是保守主義把持下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理解這些場域的形成過程，以及北大在其中的位置，才能準確回答五四運動為何在北大爆發的這一問題。 京師大學與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的誕生是滿清皇朝在梁啟超的《大學堂章程》後所成立的，從一開始她所處的位置便相當耐人尋味：光緒帝下令將一所乾隆帝四女兒的府邸作為「臨時開辦之所」，當然，在之後京師大學便從來都未曾搬離這個皇帝女兒的府邸了。也因為如此，直到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講堂仍然被稱為「公主寢宮」。京師大學從一開始便是帝皇體制下的權力產物，標誌著慈禧太后為首的集團與光緒帝集團的權力鬥爭： 「…國家對大學堂的重視標誌著一個新的權力場域的誕生。在京城官僚機構的迅速重組的大背景之下 ，大學堂的成立自然在那些謀求權力的人群中引發一輪職位爭奪戰。」 《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魏定熙 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設計也被當時的權力鬥爭所左右： 「籌建大學堂時的樂觀與希望在 1898 年 9 月的『戊戌政變』 後化為泡影。 不過在慈禧『盡廢新法』之後，京師大學堂成為維新運動碩果僅存的項目之一。1898 年 12 月隨著仕學館的 開班授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