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年代的前世追溯：屬於世界的香港史

  

火紅年代的前世追溯：屬於世界的香港史 

文：輕津

香港故事不易講，並不單純是因為「香港故事」本身的複雜性，而是我們對於這個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未能清楚交代；這歸結於香港人身份中的矛盾——如呂大樂在〈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一文寫道：「越要以香港人的身份來面對整個社會前途時，卻沒法以『香港精神』、『本地意識』為基礎將訴求表達出來」。圍繞著這種自我矛盾的論述往往以糢朧曖昧的願望，或欲言又止的批判作結；而其所編纂的歷史以六七暴動過後，七十年代激進運動的出現作為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分水嶺，彷彿真正的香港由此而生，從此背負著移民身份與身處帝國夾縫中的居間性。然而，「不易講」的原因並非在夾縫中無處安身的歷史，而是在於，歷史從不棲居於某地；「我們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才是歷史一直苦苦追索的問題，而這也代表，是時候將香港歷史與主體性問題，歸入世界現代性進程裡去。

現代性與殖民現代性

從歷史上說「現代性」，其實是指一種全新面貌（new constellation）的尋求與實踐。從中古封建與神權社會崩潰，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與「全人」概念的出現，到從海外探險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崛起，到隨民主革命和啟蒙運動而來的普世價值與個人主義，這一過程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先前的神是超脫塵世的，那麼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塵世中心」[1]，為一段將超世的神回歸人至臻完美的過程。然而，現代性的進程並非呈線性，而是從內部矛盾獲得動力——要完成現代性，就要批判與顛覆現代社會關係中不可調和的矛盾。由此可見，歷史發展進程與人的實踐意識密不可分，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單向的，即人以對立的姿態，試圖挑戰歷史現實，而是人的存在首先於歷史現實中成形，透過反思自身發現一種普遍的社會規律與辯證關係——「只有當存在的核心被揭示為一個社會過程時，存在才能被視為人類活動的產物」[2]，此時個人存在才能被提升到社會性存在，個人所受的壓迫也就變成一種社會性現象，而非單純的道德現象，集體的行動才能超越自發的反抗，而成為推進現代性的理性實踐。

香港研究中有關現代性的討論受後殖民理論影響，後殖民理論視現代性為西方文明及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及由市民社會領導的歷史變革（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羅永生於〈邁向主體性的本土性〉一文中以歐洲與現代化同步的現代性為模型，比較殖民現代性，即「現代化乃強加而來，出現有現代化而無現代性的現象。這說明了現代性在殖民處境下，只能是以殘破、不完整的方式出現。殖民現代性的動媒並非市民社會，而是政權。在殖民時期，殖民政權容讓、推動有限的現代性發展。在反殖民、後殖民時期，現代性計劃往往由國家政權、民族主義精英推動」。羅認為，這種沒有現代性的現代化是本地反殖運動早衰的原因，這也導致了香港人主體性的殘缺。為了建立完整的主體性，羅提倡由下而上，「以本土生活、歷史經驗及社區文化傳統為本的本土主義」。然而，這種文化抵抗無非是一種以「邊陲」對抗中心的反復拉鋸，而忽略了邊陲與中心所構成的世界體系，及體系內的矛盾與被改造的可能性。換言之，殖民現代性並非單純是殖民者用以統治被殖民者的工具，而是被殖民者從中與世界進程及進步思想建立聯繫，並用以反擊殖民者的武器。而這種觀點，起源於托洛斯基的不平衡綜合發展理論。

托洛斯基曾於《俄國革命史》中簡述此理論及用以分析十月革命爆發的原因。其理論前提基於「資本主義藉其生產方式與貿易將所有國家綁在一起，已使整個世界變成單獨一種政治與經濟組織」，主張「不同的歷史時期，並不是簡單地彼此為鄰、以一種固定的共存方式存在，而是彼此接合、綜合在一起，相互混合著」，因此，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創造出了地方（落後）形勢與整體（先進）形勢兩者的結合。俄國的社會形構是作為資本主義的邊陲部分而被控制住的，這不可避免地決定了俄國的經濟與政治結構：一方面俄國的農業大部分幾乎停留在 17 世紀的水平，但工業則具備先進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構，故「具有先進國家的水平，而且有一部份甚至處於領先地位」 [3]，尤其是工業的集中程度甚至超越美國。這可以稱為後進者的特權：那些從歷史演化的觀點來看來得較遲的，也就是（在經濟、社會或文化上）處於邊緣與邊陲位置的「落後」社會，在接下來的歷史轉化中卻恰恰有可能成為領先者。香港便是這種「先進的後進者」的典型例子——其在短短 151 年間由漁村自然經濟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但若只從香港角度看香港（所謂的本土視角），只會囿於遠東落後小島受益於西方先進現代化的論述，無法理解現代性的充滿予盾的歷史演變，亦無法將香港嵌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中，分析香港與其他國家充滿辯證的關係——既是反動的也因此是進步的，是依附的也因此是領導的，是邊陲的也因此是中心的。

香港自鴉片戰爭被捲入世界體系後，開始了自身充滿爆炸性的不平衡綜合發展，其自開埠到主權移交前夕的進程，可簡單被分成三段時期：

1841 年 - 1889 年：中國現代化啟蒙與革命的策源地

1900 年 - 1948 年：中共建立國家政權與日本建立大東亞核心的據點

1949 年 - 1980 年：中共壓抑反殖、套取外匯與引入外資，以及西方延續於東亞霸權的資本主義中心

開埠時期：啟蒙與鬥爭

被歴史學家稱為漫長的十九世紀經歷了雙重革命（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它們帶來的思想、科技與經濟的進步，逐步打破封建制度與君主絕對主義。與此同時，資本透過殖民主義進行累積與擴張，壟斷企業透過殖民主義獲得巨大利潤與金融資本，再於殖民地或落後國家作投資，金融資本累積帶來的生產過剩與國際衝突導致軍備擴張，形成一種軍事工業複合體，最後爆發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衝突。

香港殖民統治的開端與此一時期英國的資本擴張密不可分：「1826 年 – 1847 年世界經濟正處於經濟衰退期，同時期的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資本帝國國家迫切需要拓展市場，1836年，英國資本家在倫敦成立『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侵略中國，這段歷史正正與衰退期的長波吻合：英國資本家當時急需龐大的海外市場進行資本累積」。鴉片戰爭過後，香港「被定位成鴉片集散地和貿易中轉地，這些鴉片的利潤到最後成為英國在 1848 年後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有力資本」[4]。香港從此作為殖民地，及中國市場的缺口，捲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白銀外流、外貨傾輸的情況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掠奪性資本主義的入侵進一步激化中國社會內部矛盾。

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地主、商人及官僚集中化土地與財富，並開始買辦化，農民受盡外國資本與封建社會的剝削：「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帶來了人民的反抗，抗租抗糧抗稅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遍及全國，僅1841－1850年起義事件就達 110 多起。」[5] 此時中國舊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世界中的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而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尚未完全形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因而中國第一波的改革思潮多受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影響，太平天國的主要政治經濟綱領之一《資政新篇》便是一例：「《資政新篇》是中國近代化第一個系統成文的社會改革方案，系統而集中地提出了向西方學習和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從經濟、政治、法制、教育、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具體提出了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方案，已大大超出了歷次農民革『等貴賤，均貧富』的民主要求」[6]。《資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的政治理念受其於香港的教會工作及所見所聞啟發，另外，香港作為知識份子與政治異見者避禍的地方，也讓洪仁玕獲得對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政治制度等知識。

從香港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關係可見，資本主義從西方現代化來到大清帝國時，已經歷了約三百年的旅程，期間既形成了反封建的啟蒙與民主思想，亦帶來了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剝削結合的帝國主義。因此，當時中國社會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已露出了其壟斷與剝削性質，並與當地官商勢力合謀。資本主義已不再是推翻封建的進步力量，其現代性似乎已走到盡頭，但由於中國當時仍未發展出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香港的現代化與西方文化中啟蒙遺產被中國知識份子汲取，但他們忽視了香港現代化依附於外國資本，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獨立性問題懸而未決。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中國市場缺口，成為了中國民族鬥爭引發地，但中國的民族問題並非如西方克服封建貴族勢力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官僚集團與買辦階級有著緊密的利益關係，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除了反對清政府的保守勢力，也必須反對外國資本培養的買辦資產階級——這也是說，中國民族革命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受外國資本壓迫的工人階級為潛在的革命主體，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則是反帝鬥爭重地，並隨著世界各地反帝運動而激化與組織化。

太平軍起義後，廣東商人與資產者湧入香港，帶來了人力和財力，引起建造大潮。與此同時，清政府自 1852 年廈門群眾反對苦力貿易暴動後，禁止販賣苦力，苦力貿易便以香港為中心。英商壟斷了苦力貿易，後來買辦及華商加入了貿易帶動的運輸、貨倉、食品等行業，促成香港商業第一次起飛，也加速了中國現代工人階級，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出現。據梁寶龍的整理，香港早期的工人運動往往「追隨士紳階層活動而行動，或響應國內號召」，及「依附手工業行會與三合會（封建殘留）」[7]，包括 1844 年的《人口登記法例》罷工、1884年的反法工潮等。1871 年巴黎工人起義，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政府——巴黎公社，帶動世界左翼運動，王韜在香港編撰《普法戰紀》記述了巴黎公社建立的經過，當時中國的激進份子由於深受帝國主義壓迫，普遍同情民族與工人解放的社會主義。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現代化工會——香港華人機器會，其主要領導人是國民黨內無政府主義者，雖仿效舊式行會，行勞資混合，但旨在爭取工人權益，為日後的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等重要的國際工人運動打下抗爭基礎。從這段時間開始，工運領導人由民族主義的士紳變為結合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治領袖，反帝國主義中開始有了批判資本主義的面向，但這種面向很快被城市商會支持的國民及殖民政府打壓。

總括而言，19 世紀末列強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白熱化期間，香港的工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第一批工人階級，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主體開始從農民轉變為無產者，但其革命意識仍在發展中，這表現於香港 1844 年到  1921 年間的罷工鬥爭中，工人組織由鄉親行會，轉變為維護階級權益的工會，階級意識開始形成。香港因此為中國除了帶來了現代化藍圖與西方民主主義思想，亦由於其深受帝國主義剝削，容易爆發民族及工人鬥爭，帶動中國民主主義的左傾，但礙於民主主義仍未有任何針對落實社會主義的綱領，工人階級亦未有任何領導政黨時，其革命意識便難以凝聚發展。

戰爭時期：革命與反革命

踏進短促的二十世紀，「一戰的爆發、世界市場的分裂、大蕭條和俄國革命等一連串事件的爆發後，造成世界市場縮小，使得資本主義面臨深刻危機。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英國資本家持續被一次世界大戰損耗了不少力量，導致大英帝國無力兼顧對東亞財富的掠奪，俄國革命導致世界市場萎縮，進一步打擊西方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華貿易衰落」[8]。香港低迷的經濟情況加劇了原本緊張的階級鬥爭，更引發了中國及國際工運史上重要的兩次罷工，它們不但成功結合了經濟與政治訴求，也留下了為日後工人奪權至關重要的組織基礎。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在「改善待遇及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獲得重大勝利，政治上則實際著帶著反帝國主義的意義」[9]，同時也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並在後來的省港大罷工中確立了其對中國工人運動領導權。1925 年為抗議五卅慘案的省港大罷工促成香港工人在廣州建立了蘇維埃式的武裝革命組織，爭取言論和出版自由、罷工權利，及華工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民主訴求，不少工人也其後直接加入革命，參加北伐。但這也導致香港鬥爭從此轉移到國內，而其中反殖反資的立場一直被壓制，直到七十年代才再度浮現。另一方面，礙於國共合作，導致了共產黨內意識形態混亂，其革命路線被壓制於三民主義之下，省港大罷工因此未能發展出類似於俄國二月革命時期的二元政權，而大罷工留下的組織力量在 1927 年的廣州暴動中因工農遭屠殺而瓦解，進入了白色恐佈時期，直到 1931 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再度合作，中共才得以在香港重整黨組織，汲收黨員，但香港區組織並沒有發展地方黨政綱，往往只是配合的中國革命，於是抗日時期的反英鬥爭便遭壓止，地方黨甚至要爭取英軍支持。此時，香港已由工人革命的策源地轉變為中共建立國內政權的據點，這一點也揭示了中共反帝反資的革命立場的含糊性，以及日後對港的妥協策略。抗戰時期，香港成為了汲取華南地區黨員、動員華僑、進行國際統戰宣傳的據點，這也將中共的在港工作去政治化，限制於賑濟工作、閒娛活動、聯誼會、調解非法鬥爭等活動。在 1940 年地方黨已出現要求收回香港的聲音，但南方局周恩來則指此為左傾錯誤，要求依守「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原則」，這原則基本上決定了中共在九七前的對港方針。在內戰期間，香港在協助中共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更積極的角色，當時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主要為：「（甲）撤退國內民主人士，完成新政協之召開；（乙）作國際宣傳；（丙）培養幹部；（丁）和國內各遊擊區接頭，交換經驗協同」，以及建立與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合作和聯繫 [10]。

另一個有意利用香港在中國及亞洲，甚至世界的戰略性地位的政治力量，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其將香港定位為大東亞戰爭中作為「戰略上、文化上、意識形態的」核心，「最終目的是把香港建設成一個貿易中心，在這裡來自日本、中國、滿洲、菲律賓、印度、馬來亞和其它地區的亞洲人都能平等相待，共享和諧與繁榮。」[11]。日本軍政府要將香港塑造成大東亞共榮圈核心此一想法，並非簡單是軍國主義一廂情願的野望，而是一個利用香港的革命潛能的計劃。對「大日本帝國」而言，香港輻射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對其在亞洲的殖民擴張尤其重要。政治方面，「香港內政的每個舉動，都通過貫通南北的中國大陸，甚至牽動著南亞國家各個角落的中國民眾」。就其歷史而言，「英國是以香港為據點，趁著中國這頭衰老的獅子昏睡之際，肆意滿足其貪欲，但與此同時也從中國南部的一個角落喚醒了這頭獅子並使其容光煥發，最終猛然露出獠牙重新振作起來。於是在英國看來，香港百年繁華建設的後期，就是一部中國接連不斷的反英運動和革命鬥爭的流血犧牲史。」[12]。由此可見，香港在華人世界的政治動員網絡，對日本統合中國及東亞華人而言有重大意義。經濟方面，香港的中轉港角色及南洋華僑聯繫亦有助日本建立東亞的經濟霸權，包括貿易支配權，控制南洋各國金融業與政治權利。

總括上述所說，經歷殖民接近半世紀後的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勢力日漸提升，對當時的進步與反動力量來說是建立霸權的據點，但這兩種力量皆無法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實現其「民族解放」的理想。兩者於反帝上的失敗，並非是因為大英帝國過於強盛（況且當時英國國力已被一戰大大削弱），而是它們自身理想意識形態化的後果。日本「驅逐英美列強侵略勢力」的「大東亞聖戰」實質為與其他軍工複合體的競爭，其法西斯式的擴張建基於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之上。中共則服從了史太林所領導的共產國際指示，放棄了政治獨立性，導致其無產階級基礎於 1927 年近乎被纖滅，日後的革命路線亦從國際主義轉向了民族主義，這也使中共為了維持「一國社會主義」，及世界格局的現狀，而壓抑香港的反殖行動，甚至利用香港殖民地的國際聯繫助其奪權，這也揭示了中國革命的質變，甚至預示了戰後中國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妥協——歷史的車輪似乎轉了一圈，回到原位。

戰後時期：不斷革命論

宏觀而言，香港戰後到回歸前的經濟發展與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經濟發展環環相扣，微觀方面則與其位於英美聯盟與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略地位息息相關。由於後者所關注的冷戰互動上已著有不少文獻，因此本部份主要討論宏觀政治經濟框架下，香港對世界資本主義的重要性。

戰前香港的轉口港功能隨著戰前的舊式殖民主義，包括掠奪當地天然資源、以武力開拓貿易市場等的沒落，而面對轉型。在戰後邁向的新全球秩序中，美國的霸權開始抬頭，社會主義國家踏上官僚化而非世界革命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再一次置身邊陲與核心地帶間的衝突位置。

戰後的世界為防國家之間有競爭性貶值以刺激出口的情況出現，而重回金本位。由於美國於戰時貿易中賺得一大筆黃金，成為了貨幣性黃金主要持有人，因此金本位為「在由美元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所確立的固定匯率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商品的自由貿易得到鼓勵，固定匯率與必須受到控制的資本自由流動無法兼容，但要想使美元發揮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美國就不得不允許美元超出留國界自由流動。這一體系借美元軍事力量的保護傘而存在，僅有蘇聯和冷戰限制了它的全球擴張」[13]。 貿易自由化除了得到美金的支持，還受到凱恩斯主義刺激消費政策的鼓勵，加上在 1940 年到 1966 年這段期間資本主義迎來戰後的擴張性長波，這次長波起源於「法西斯主義和二戰造成的無產階級削弱和原子化產生的利潤率上漲，而第三次技術革命促成利潤率的長期增長，世界市場由於擴大勞動分工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而擴展」[14]。

香港戰後工業化便得益這次的世界市場的擴展與勞動再分工，並因中國內戰，大量江南廠商及難民南逃，為香港帶來了大量的資本與勞動力，使其直接跳過原始資本累積，直接進入工業化階段。香港的工業亦因此是出口主導的，而這也意味著香港工業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與歐美貨幣，容易受其經濟波動影響，如在 1973 年至 1974 年的石油危機中，「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由 12.3% 大幅放緩至 2.3%，主要歸因於當時全球及區內的需求均嚴重萎縮，導致香港出口表現疲弱 」[15]；另外，由於香港工業實質為全球生產鏈的低附加值產業（low-value-added industries）的一環，外資企業往往不會投資本地研究與本地產業發展、收購策略性產業等，只是單純為了剝削本地廉價勞工圖利，而本地廠商則透過賺取外匯及房地產投資進行資本累積，這樣投機思維成為香港經濟與勞工政策的基本框架——即高度傾向資本家及自由市場的政策（這也意味著能在發達凱恩斯主義國家實行的福利改良路線基本上在香港行不通）。

面對工資上漲及國際市場競爭，香港製造業在七十年代起開始沒落，而香港也在這段期間捉緊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機遇，成為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並非單純源於向高增值經濟的轉型。從世界資本主義來看，香港的金融化是 1967 年開始的蕭條性長波中，資本主義為克服凱恩斯主義下的滯脹問題，提高利潤率而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產物。根據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新自由主義旨在「重建資本累積的條件并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而當中的條件包括放棄了固定匯率，加速了國際資本流通與貸款創造，特別是向發展中國家貸款，並在這些國家無法如期償還時要求它們進行福利削減、產業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國際壟斷資本得以榨取更高利潤。香港的金融化因此實際上為從榨取工業剩餘轉向服務從金本位釋放出来、到海外尋找新投資機會的貨幣資本。然而，若放在本地經濟來看，這個過程並不能被看作為一種直接過渡，而為一個辯證的過程，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早在 50 年代開始，中國便利用在港的金融與貿易網絡規避禁運，透過與香港出口賺取外匯，及為進口賬單融資。1967 年英鎊大幅貶值，港元亦受牽連，中國利用這一事件，將對香港的出口改以人民幣計價簽訂貿易合同，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試點範圍亦逐步擴大到西歐國家 [16]。 與此同時，香港的內地銀行推出了多種人民幣金融產品（主要以儲蓄存款為主）， 香港遂成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中國的改革開放亦利用在香港的投資， 避開了當時第三世界國家向發達國負債的命運，「至遲在1990 年代中期，中國近三分之二的海外直接投資 ( FDI) 是通過香港過入的……吸引香港資本家的是農村地區新建的鄉鎮企業，香港資本提供機器、生產投入和市場營銷，鄉鎮企業從事生產。這種營運方式一旦建立，其他外來資本家也可以效仿（尤其是台灣人，主要圍繞開放後後的上海）」。逐漸踏進後工業時代的香港企業在祖國找到了新的圖利方式，它們「為中國提供全球市場的渠道并牟取巨額貿易利潤，然後通過收購或投資鄉鎮企業或國有企業資本，日益實現反向企業合併」[17]。 八十年代初的金融化便是圍繞著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資本透過新一輪剝削勞動密集產業提高利潤率而展開的。這也導致了中國對港的經濟政策，是有利於國內市場，多於本地生產，如吳仲賢指出，「中國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主要還是表現在發展中國商品，套取資本家回國投資、參與地產投資……換言之，中國在香港的經濟活動，根本上不是工業生產上的生產性活動」[18] 。這亦充分顯示出中國的意識形態矛盾，許家屯曾為此辯護：「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以前沒有提過，列寧有提過一種局部的利用」[19]。然而，許家屯所謂的「局部的利用」，即蘇聯早期的新經濟政策，是鑑於當時十月革命後大量資本外逃，加上歐洲革命失敗，無法組成社會主義聯邦支持落後國家工業化，被資本主義國家圍堵的蘇聯被逼採取的過渡經濟措施，當中包括：鼓勵外資企業投資、租讓制等。然而，這些措施初期實行時以提升生產力而達市場經濟自然消亡、保衛及拓展社會主義民主為原則，但當這些原則被拋棄，被用來保衛官僚利益時，結果必然要麼是群眾反抗官僚統治，推動工人自治；抑或在官僚主導或反對派上台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中國明顯是後一種情況。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香港研究在玆念玆的本土意識實際根源於香港內部社會矛盾，與國際的利益衝突。工人階級於六七暴動後的潰散、兩次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對官僚精英（異於「高等華人」的政治精英）的需求，及高等教育擴張，都導致本地知識階層與中產階級於七十年代的政治崛起。然而，香港新精英所爭取的政治自主性，遠遠及不上香港隨工業化出現的經濟自主性，甚至後者是建基於對前者的壓制，因為這種經濟自主性諷刺地是源於中英的互利關係：一方面本地經濟「獨立」於英國貨幣政策，在港英資既能通過香港工業對美貿易賺取美元，又以英鎊對中國進行投資，中國同時也能透過向香港出口獲得外匯；另一方面是香港於國際貿易中享有的對外自主地位，殖民政府才得以此加大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同時中國亦籍此獲得了連接國際市場的渠道。除了內部矛盾外，香港也作為外部矛盾的匯聚地，包括：在港英資與英國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英美對華態度的不同、中共與殖民地政府對港的主權問題上的緊張關係等——這些都導向人思考香港將往何處去。

要回答此問題，便要迴溯到中國在面對日漸墜落的世界資本主義時，尋找自身現代性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香港「後進者的先進性」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六七暴動中的毛派激進份子的線性思維，否認了這一種影響，他們欲急將香港此一被殖民的後進者，回歸到前進的祖國烏托邦中。然而，六七暴動所遭受的背叛揭示了這一事實：香港之所以作為未被解放的後進者，源於中共對反殖運動的壓抑與西方延續於東亞經濟霸權的野心；源於官僚社會主義的矛盾，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但這種後進性潛藏著一種反殖反官僚的先進性——如火紅年代托派領袖吳仲賢所說的：「香港徹底的反殖民革命本身，便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環節......香港的存在，是沒落中的『日不沒國』苟延殘喘的依賴，是美日的滋養品，我們很難精確估計香港從他們手上失去以後，他們受打擊的程度，但我們卻肯定地知道，一旦香港擺脫了他們的枷鎖...一方面可能引起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另方面同樣可能觸發起帝國主義內部人民的咆哮......」、「香港公社一旦實現，必定或多或少加速引爆中國社會主義矛盾的爆發」[20]。

香港的主體性因此絕非是於帝國夾縫中形成，帶著一種顧影自憐的被動與排外。若放在世界歷史進程與革命運動中來看，香港，正正因為是被殖民的他者，才得以在這異化的過程中把握到受壓迫的客觀現實，繼而成為了反抗此一種異化的主體，正如弗朗茲·雅庫鮑斯基 (Franz Jakubowski)所說：「通過成為客體(object)、事物(object)，人同時成為知識的主體(subject)和客體(object)。」[2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2] 《歴史和階級意識》，捷爾吉·盧卡奇

[3]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下）〉，米夏埃爾‧勒威

[4]〈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長波理論看香港（上）——戰前香港的經濟〉，白板

[5]〈馬克思論太平天國革命〉，鄭祖鋌

[6]《香港與中國內地的互動：以太平天國時期為個案的研究》，Ng Kam-yuen

[7]〈十九世紀香港法治下的工運與三合會關係〉、〈從開埠到戰前的香港工人階級覺醒過程〉，梁寶龍

[8]〈香港的共產主義運動 1923-1949〉，吳仲賢

[9]〈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長波理論看香港（上）——戰前香港的經濟〉，白板

[10]〈香港的共產主義運動 1923-1949〉，吳仲賢

[11]〈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1941-1966〉，杜贊奇

[12]《軍政下的香港——新生的大東亞核心》，趙雨樂、鍾寶賢、李澤恩

[13]《新自由主義簡史》，大衞．哈維

[14]《晚期資本主義》，厄內斯特, 曼德爾

[15] 〈二零零五年經濟概況及二零零六年展望〉

[16] 〈中行百年 銳意創新〉

[17]《新自由主義簡史》，大衞．哈維

[18]〈中國：香港經濟的救星？〉，吳仲賢

[19]《許家屯回憶錄》，許家屯

[20]〈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吳仲賢

[21]  F.Jakubowski,  Ideology and Superstructur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