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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上>刊登於中大學生報2022年2月號)
戰後的效果經濟與第三次技術革命
戰後世界正處於週期性經濟復甦，放在長波理論而言是屬於又一次的擴展性長波。二戰對民眾與生產力的損傷，以及社會原子化產生導致了利潤率上漲，而第三次技術革命促成利潤率的長期增長，世界市場由於擴大勞動分工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得以拓展。而在這一波的擴張性長波中，資本主義的整體社會財富累積是透過強烈的國家干預、軍備競賽等認為手段來實現的，而這時最為著名的經濟哲學則為凱恩斯主義，依照大衛哈維的說法，資本主義透過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民福利等人為手段實現了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
「二戰結束以後，歐洲出現了多種社會民主制國家、基督教民主國家以及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美國自己轉向了自由民主國家形式，而日本在美國的嚴密監視下建立了名義上民主、實則高度官僚化的國家機器，負責看管國家的重建。上述各種國家形式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同意，國家應該關注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民福利，而為了實現這些目的，國家力量應該按照市場過程進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時介入甚或取代市場過程以進行干預。一般被冠以『凱恩斯主義』（Keynesian）之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被廣泛用來抑制經濟週期、確保合理的充分就業。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階級妥協』大體上得到支持，被認為是國內和平穩定的主要保障。國家積極干預產業政策，通過建立種種福利體系（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為社會工資制定標準。」
大衛. 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然而這種階級妥協事實上只權益之計而已：在資本要達成資本累積（而資本累積則是資本在資本主義下的天性所然），然而在市場有限，生產力增加，可流動資本減少的情況下，資本要實現累積是不可能的：第一，資本無法對市場實行有效累積；第二，生產力雖然增加，但是生產出來的貨品卻無人購買，同時導致了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的出現。然而在資本主義下，飯可以不吃，但資本卻說怎麼也不能不累積的，以往的資本主義在面對這些危機的時候是有數項解決方法的：在 1848 – 1873年的這個階段靠的是工業革命而導致的進一步生產力提升，從而填補尚有空位的世界市場；1894 - 1913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國家的投資與市場壟斷，而這直接導致了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解決生產力過多的問題；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世界大戰後的1940 – 1966則是由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界生產分工以及對第三世界的投資達成的，這一次的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了生產力的大幅發展，大幅度的生產力導致了「階級妥協」時間的到來，然而當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來到的時候，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帶來了滯脹，以往的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包括殖民地已經被拓展完成、生產力也增加到會發生滯脹的程度）不再湊效。如此一來，生產力的攀升以及滯脹的出現導致金本位制度崩壞（金本位制度不能再承擔如此大的生產力了），既然如此，為了更加便利於資本的流動，國家不得不出手協助整體金融制度的協調，透過容許通貨膨脹（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政策在戰前的資本主義世界便有了，然而大行其道的時代是這一時期）、軍備活動以及適當的國家干預來容許整體資本市場持續的資本累積活動，布雷頓森林協定為首的一系列措施便是為此進一步鋪路的政策，按照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於《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的說法：
「在國際層面，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了一種新型世界秩序，而多種機構——諸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建立則是為了穩定國際關係。在由美元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所確立的固定匯率體系下，商品的自由貿易得到鼓勵。固定匯率與必須受到控制的資本自由流動無法相容，但要想使美元發揮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美國就不得不允許美元超出國界自由流動。這一體系借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傘而存在，僅有蘇聯和冷戰限制了它的全球擴張。」
大衛. 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我們再回顧一次國際金融體制的歷史演變：1944年金本位在布雷頓森林協定得以確立，在這種情況下，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同時且兩大國際金融組織(IMF 與 WB)也提供了黃金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以應因世界黃金產量不足支撐國際金融體系中不斷增長的貨幣流量。1969 年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創立，以用於進行國際支付的特殊手段。它依據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進行分配，其可用於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1971年「史密森尼協定」訂立，美元對黃金貶值，同時美國聯邦儲備局拒絕向他國的中央銀行出售黃金，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其直接後果是，美元本身便取締了黃金，成為了「美金」。這就如一匹「脫韁的馬」，階級妥協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1%比99%的情況，2000世代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便是要反對這一趨勢。
戰後香港的經濟發展
在簡單講述戰後的世界經濟發展後，讓我們把眼光放回香港。戰後的香港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導致的因素有數點：一、共產中國革命的成功導致中國資本的外流，同時帶來了資本擴張累積所須的勞動力以及資本，使香港得以跳過原始資本累積的階段迅速進入高速工業化時代；二、外圍國際經濟狀況在此刻正處於擴展性的長波階段，全球資本主義正往第三世界地區進行投資擴張，在凱恩斯主義 (Keynesianism) [2] 的影響下，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需求急增；三、東西對壘的冷戰格局引發了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禁運政策，香港的原先扮演的轉口港角色失效。值得一提的是，英殖民者從未把香港視為一個可以大規模工業化的殖民地，正如在前文 [1] 中提及的，香港向來被他們當作「轉口港」的功能。而英殖民者也貫徹他們對香港的定位：他們始終認為香港的功能只能是轉口港，即便是有工業潛力也必須為轉口港的功能讓步，這也就造就了戰前的主要局面：英資大洋行主導貿易、航運和其他與商業有關的核心經濟活動，其他的工業範疇則仍是空缺的，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匯豐銀行——作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英國銀行——在1961年前從不考慮以股東形式參與香港工業(Frank H.H King)。這於是便為戰後的香港社會華資在輕工業上的發展帶來了利好因素。冷戰過後的國際形勢同時也讓香港的轉口港角色無以為繼，此一危機迫使香港必須尋求轉口港以外的出路。
國際局勢的變革：東方的柏林
戰後的世界局勢廣泛被分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型，而香港的發展，事實上也被當時世界上的主要大國，資本主義只有在有競爭（即必須有多個決策中心）才能成立，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因此必須審視包括英、中、美、蘇在內等多國對香港的定位和決策影響。以下我們將詳細探討一次各國對香港的戰略定位，繼而探討香港如何在這種政治經濟交錯的形勢下發展，為今天的香港奠定雛形。
英國：遠東轉口港的管治危機
香港向來是英國的遠東轉口港，其作為英國出口貨品的重要港口，在整個五十年代，「英國都對香港擁有貿易順差。香港是英鎊區一員，把貨幣結餘放在倫敦，從而協助支持英鎊，也對英國的美元儲備有所貢獻。」 [3] 換言之，在這個時期中，香港充當了英鎊的離岸中心，透過向中國出口的業務，英國得以累積財富，而其中香港，作為離岸貨幣市場中心，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便是利用貨幣匯率制度支持英國本土的英鎊（其手段包括但不限於把美元等其他國際流通的貨幣換成英鎊，增強英鎊在國際貨幣市場的流通率），使在倫敦當局主導的國際金融市場得以壯大，更多的財富在倫敦的監管下流動，用英鎊結算。然而這個功能卻在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型對社會主義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後失效。當時的美國國務院認為「香港傳統上是中國的轉口港，因此『是日益明顯和廣受關注的威脅，會危及美國實行阻止中共獲得貨物和外匯的政策』。為保證禁運的戰略物資不會輾轉流入中國，美國駐港領事館奉命進行廣泛的出口檢查，並要巨細無遺地調查香港的進口需求。香港鄰近中國大陸，令美國人得以（而且極有必要）監督此地執行出口管制的情況。」[4]
這則直接導致了香港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戰前香港出口到大陸的貨物佔了其出口價值的一半，在禁運實施後這個數字直接降低至18.3% [5] 而且在中共建國初期，中國為了靠攏東歐蘇聯集團，刻意避免從香港此一資本主義地區中進口貨品，取而代之向東歐蘇聯集團進口：「與蘇聯和東歐的貿易雖然在 1950 年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只佔 32.4%，但到 1952年大增至 72% ... [6]」同時，「進口貨物時也故意不從香港輸入，但繼續向這個殖民地穩定地供應糧食，以保障其經濟福祉並賺取外匯。[7] 由 1952 年 4 月的莫斯科經濟會議和一年後在北京舉行的另一次會議開始，中共嘗試從東柏林這個途徑購買西方資本貨物，那些具規模的香港英資公司和華商因此喪失中介地位。[8]」貿易禁運加上失去中國此一龐大市場，在窮途末路的此刻出現的是從中國大陸（以及一些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資本因為革命動盪前來香港避險的華資）而來的華人企業家，以及大量訓練有素的工人勞動力，同時加上西方國家凱恩斯主義當道，導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需求激增。於是乎香港工業能迅速工業化，得以從轉口港「漫長而痛苦地」轉型到工業中心，與西方的經濟政策哲學變向不無關係。而在這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之中，香港的社會矛盾頻出，包括1955年的雙十暴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都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
當然我們必須強調，正如《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一書中提及的比喻一般，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最後餘輝，帝國充分發揮了其帝國外交技藝，在美、中、蘇之間的大國之間為香港保得了一方平安，使香港工業革命得以順利快速推行，當然這也是英殖民帝國的無心插柳之舉，他們始終不忘香港的轉口港老本行，一心想著如何佔有更多的遠東貿易市場，這從英國就廢除「中國差別」一事上的不遺餘力可見一斑 [9]。
而下一次的全球經濟政策變向（即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來臨），則導致香港進一步的「產業升級」（金融化），逐漸變成今天的全球金融中心模樣（這將會是我們於《下》篇會提及的內容）。然而除了國際因素以外，中國因素也是香港工業革命不可或缺之因素之一。
中國因素：生產資料轉移和香港工業的轉型
在開始探討在香港的中國因素之前，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中國因素，一種是華人資本家因素，另外一種則是以紅色中國為首對香港的影響力，在本文中國因素指的是前者居多，後者將稱為大陸因素。
關於華人資本家因素，吳仲賢於其未能完稿的〈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有詳細的描寫，這些文字值得仔細一讀：
「逃離中國共產黨管治而流入香港的資金有多少呢？這個非常時期的準確數字，大概永遠也搞不清楚。據一位學者的研究，在1949-1950年期間，流入香港的資金數達3.1億港元。根據史彭年的估計，1947-1951 年，從外地流入香港的資金達17.7億港元。除了大陸資金以外，在五十年代，法屬印支半島、菲律賓、 印尼、星馬等地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和政治動盪，也使部分華僑資金流入香港躲避，無論如何，儘管準確數字難以統計，但重要的是這些資金充裕到足以使香港開始工業化。歷史往往是很慘的，香港沒有付出半分力量，已可依賴中國革命替它帶來原始資本，開始工業化……」
資本主義的精粹在於剩餘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資本的再生產，換個方式來說，實現剩餘價值是積累資本的必要條件，而資本的積累，只是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因此這些華人資本來到香港，也就只有兩種用途：一是被消耗於金融消費狂潮、二是在轉化為資本後得到利用。因此，當這部份剩餘價值被轉化為資本，它們若非變成額外的不變資本（去買更多的、價值更大的原料、機器、建築），就是變成額外的可變資本，用來雇用更多工人，在香港：
「逃港的資金出路很有限，除了少部分消耗與消費和黃金投機浪潮以外，在禁運後商業慘淡的香港，工業便成為幾乎是唯一出路。另外，基於黃紹倫的研究，逃港的上海資本很多不是以流動資金形式抵達，而是以商品、證卷、機器形式出現的。既然如此，這些企業家只好開動機器……當時逃離大陸的資金只有兩個地方可以選擇，不是香港便是台灣，而在表面上香港有英美站台，政治上似乎比台灣有保證，況且台灣投資環境限制嚴厲，以紡織業為例，為防飽和，台灣便限制紡織機年增一萬，相反香港毫無限制。」
但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最重要的還是香港的工人：傳統而言，工業化過程中，獲取勞動力的手段毫無人情的，他將人從傳統的社會關係中硬生生拉出而投入資本市場，為資本累積而服務，而其中至重要的是土地的重新改革分配，例如在非洲為了要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非洲，就得使用非經濟性的強迫手段，徹底而殘暴地把黑人和他們的傳統生存手段分開。於是往往一夜之間大片大片的土地被轉劃為國有地，歸屬於殖民地國家的政府，或者變成資本主義企業的私有財產。黑人被迫遷入隔離區——這種區域被戲謔地稱為保留區——而事實上，這種區域的土地絕對無法給其全體居民提供衣食。另外一招殺手鐧，就是在每個人身上都定下人頭稅，要以貨幣形式來繳納；但是原始農業無法產生貨幣收入，於是乎原住民便被扯入了資本主義的巨大漩渦之中 [10]。而在香港的情況而言，機緣巧合地，由於其屬於殖民地，天生便沒有土地改革的問題，本地的土地向來歸政府（法律上為女皇所有），除去新界因是租借地所以必須面對大陸因素的不穩定以外，香港本身並不需要進行土地改革，而在香港的移民勞動力也無需被硬生生地從傳統被扯開，他們早已是熟練的工人：
「在勞動力方面，據Hambro的調查，居於木屋村的難民多來自中國都市出身，出身非體力勞動職業，教育水平遠比中國人民平均水平高。港督葛量洪回憶時說：『我們也從難民中獲得技術知識，其中包括管理及工業技術，這些都是來自上海的人士。』所以 ，探究之下，中國革命除了為香港帶來了有形的資本以及勞動力以外，還帶來了五行的熟練技術，企業經營這些寶貴資產……」
香港至此成功開展了工業化的過程，借著自晚清以來發展的民國資本力量，以及恰好到處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長波，香港得以迅速地實現工業革命，創下了就資本主義故事中來說，也算得上是劃時代的奇觀。正如我們在《上》一文中提及有關日本對港潛力的展望中提及的，香港存在（一）華人網絡、（二）對整個東亞以及東南亞影響力、（三）軍事戰略用途，前兩者都在無心插柳中逐漸實現，而（三）者因冷戰期間整體社會的戰爭形態從槍砲轉型為情報戰而得以實現。
冷戰期間的外交情報戰
香港在冷戰期間，一方面是屬於英美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員，一方面卻又長期受大陸因素所影響。美國一方面把香港看作圍堵中國必不可缺的角色，正如《冷戰與香港》一書中，便有如此的描述：
「美國總領事館利用香港這個咽喉之地『觀察中國』，為美國政府提供制定外交政策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香港美新處製作有用的心戰文宣材料，供東南亞和華盛頓的美國宣傳人員使用。此外，美國前線官員監督港府執行對大陸的出口管制，這對於經濟圍堵中國的成敗十分重要。」
然而香港卻從來都未曾受美國的強力影響，英國擔心中國進犯而不敢讓美國在香港的活動過於頻繁，大英帝國也充分理解自身的帝國時代已是黃昏之年，要在中國的眼皮底下保證自身在香港的統治必須要有超級強權美國的支持，美英之間的關係在香港上可以如此歸納：
「英美有關香港的互動也是充滿期望。英國人期望美國會在香港受中國攻擊時馳援。這種期望的根據，並非任何美國對於香港的具體保證，而是英國認為美國是其親密盟友的想法。杜魯門政府則期盼英國在實行對華出口管制方面扮演帶頭角色。艾森豪威爾也寄望邱吉爾和麥美倫在亞洲其他地方提供支持。」
然而美國也對協防香港的態度持續模糊且曖昧：「（美國）雷德福與駐港英軍司令討論了香港防務。他十分讚賞英國人竭力把香港變成中共若想拿下就須付出『高昂代價的目標』，不過沒有美國海空軍支援，香港仍然『不完全能守得住』。……. （美國）布雷德利將軍不同意利用香港為基地，發動對抗中國的大規模陸上作戰，尤其是出兵廣州：這「將耗費大量資源，而且不大可能得到什麼益處」
這種態度的原因是，美國也把香港視作其中一個重要的棋子來拉攏英國和破解中蘇同盟：
「艾森豪威爾視香港為外交上的胡蘿蔔，用來鼓勵英國在這場危機中緊靠在美國一邊。如艾森豪威爾後來向共和黨領袖解釋『如果我們能聯手同時開入中南半島，那就好不過的了，但如果他們不肯與我們一同進去，那就不能指望我們會幫助他們防衛香港。』…… 美國希望以強硬的楔子策略來對付中國，加深北京對莫斯科的依賴，從而在這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製造無法滿足的期望和不切實際的要求，最終使中蘇同盟瓦解。[11]」
美國甚至試圖利用香港來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的情報攻勢，而這些情報之間是充滿競合的：「美國情報官員懷疑英國人手上擁有『關於中共〔在港〕活動的情報，不止他們願意傳來的那麼少』。[12] 英國人認為，新加坡是英美情報部門之間聯絡的最理想地點，而美國人也應在那裏建立類似的區域組織。但美國駐港領事館在 1950 年初計劃擴張，令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Malcolm MacDonald）擔心華盛頓會以香港為總部成立一個『統管全東南亞的美國組織』。他憂慮『這樣的組織會傾向於與香港政府聯繫，而非我的組織，但有些問題港府卻未必知曉全部事實和後果，而研究這些東西是本公署的工作。』」
有時，美國甚至會跳過英國官員直接採取秘密行動：「…在 1951 年 1 月至 2 月，他們試圖阻止共產黨包租的挪威貨輪（海后號［Hoi Houw］）從印度經香港運送醫療物資到中國。35 杜魯門政府擔心這些醫療物資會間接壯大中國軍力，危害韓國的聯合國軍。英國人不願合作，美國人只好單方面秘密行動。中情局指示日本站站長和其他遠東站不惜代價阻止這批物資運送，並批准一百萬美元作為此行動的經費，行動代號是『聖帶』（Stole）。中情局香港站站長高克斯（Alfred Cox）也『準備就緒，如果那艘挪威貨輪停靠該地，就在英國當局眼皮底下將之破壞』結果，這艘挪威貨輪繞道而行不經香港。中情局不費吹灰之力找到熱心的蔣介石來完成任務。高克斯和其他中情局特工乘搭一小隊國民黨炮艦，在台灣北方攔下這艘挪威船，把行動裝成是海盜劫掠。[13]」
蘇聯也試圖利用香港來使中國與西方國家保持距離：「斯大林說『這個城市有許多帝國主義間諜』，試圖慫恿毛澤東奪取香港。斯大林所關注的，似乎不是鏟除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勢力，而是中美關係可能會正常化。在 1950年 1 月，英國政府在外交上承認北京。斯大林擔心美國也會嘗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藉此令毛澤東背棄莫斯科。」後來，蘇聯也公然嘲弄中國的港澳政策。他們指責中國不但未能把英國人趕出香港，而且還在香港與英、美資本家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14]
中國甚至也試圖在香港議題上分化美英同盟：「中國共產黨從 1954 年開始調整革命外交政策路線，呼籲與西方『和平共處』以分化『自由世界』。英國是他們『和平共處』計劃的重要目標，尤其因為它十分關注對華貿易和香港……英國人知道，中國會以激烈手段回應它眼中香港的挑釁活動，情況就像澳門原定舉行的慶典一樣。這表示倫敦和北京對華盛頓可能利用香港為顛覆大陸的基地都很有戒心。美國是否想過利用香港發揮這種作用？」而在中國的角度而言，香港的最重要的作用，始終脫離不開換取外匯的功能，這個功能甚至延續到今天仍然存在：每當中國與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發生爭執時，香港的作用就越發重要，正如行會成員任志剛直到今天仍然強調：「本港必須維持聯繫匯率...一旦美國出手令中國難使用美元，一國兩制下港元可作為美元替代品，反而令香港角色更重要。」港元對於中國而言是垂手可得的國際貨幣，這是始終難以撼動的情況。
在英美的情報機關上來看，中國的策略是頗為成功的，而香港的複雜的大國政治鬥爭，以及英國作為宗主國巧妙的政治手段，經歷雙十暴動、六七暴動的情況下，也避免了不少在香港發生的潛在的政治動盪（包括美蘇中都曾有意圖把香港變自身的軍事情報基地）。香港經濟也得以在相對平靜的情況下開展工業化，直到70年代邁入世界資本主義長波的衰退期，才開始產業轉型的過程。
世界資本主義的再度轉型：衰退性長波
「到1960年代末，鑲嵌型自由主義在國際和國內經濟領域都面臨垮臺。資本積累的嚴重危機的信號隨處可見，各地的失業和通脹現象此起彼伏，宣告一次波及全球、幾乎持續了整個1970年代的『滯脹』即將到來。各國的財政危機（例如，英國1975-1976年不得不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造成稅收大幅下滑，社會支出急速增長。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再奏效了。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及歐佩克（OPEC）1973年的石油禁運令之前，由黃金儲備支撐固定匯率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便岌岌可危。資本藉以穿越國界流動的縫隙，給固定匯率體系帶來很大壓力。美元已在世界上氾濫，而貯藏在歐洲銀行裡的美元並不受美國控制。因此，固定匯率在1971年被放棄了。黃金不再充當國際貨幣的金屬基礎；匯率能夠浮動，嘗試控制浮動的努力馬上就告失敗。曾經至少在1945年之後為發達資本主義帶來高增長率的鑲嵌型自由主義顯然窮途末路，不再奏效了。為克服危機，人們就需要找到某種替代性方案。」(Harvey, 2007)
重新回顧世界長波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如此的軌跡：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整個歐洲進行了思想上的革命，英國成功實現了工業革命，這兩者都使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得以蓬勃的發展起來——這是被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稱為革命的年代的時代，這也是第一波發展長波的開始，資本主義發揮著其進步性的功能為人類的現代化進程貢獻良多。每次當人民感受到危機時，都會有一系列的反抗事件發生。1848年，革命的年代終止（這也是第一波長波的終止），資本的年代（第二波長波的開始）開始。1875年，資本的年代終止（1893年第二波長波終止），1871年在終止前，巴黎的市民對資產階級的政府發動了起義，然而卻失敗收場。1894 - 1939 年是第三波長波的階段，在這個時期的發生的重大事件有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和德國革命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在香港發生的有海員大罷工、以及省港澳大罷工等事件，而這些都是長波衰退期出現的事件。戰後到70年代的重大事件有1956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法國暴動、60-70年代的美國反越戰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中國展開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被稱為漫長的六十年代(Long Sixites)的時代，而香港也不缺席於這一波的運動——包括雙十 (1955年) 、六七 (1967) 暴動在內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甚至自從1967年代以來——1989的東歐劇變、1989的六四事件、1991的蘇聯解體事件都在資本主義長波的衰退期間 (1980年代蘇聯的增長率GDP已經是3%以下官僚形式的計劃經濟走到盡頭了，而中國的GDP增長則於1980年代開始急劇增長，這代表中國的社會關係正經歷劇烈的變化，直接導致了1989年的事件發生)，東歐社會主義市場的釋放得以使世界資本主義得以續命，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則在這一時期逐步邁步向頂峰：邁入6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了其衰退期，其直接後果便是金本位的放棄，迫切的轉型需要，歐洲的左翼的政黨上台，然而卻未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提供出路。則直接導致了世界經濟政策的右轉浪潮：智利開始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實驗，逐漸在1989年為華盛頓共識奠定了基礎。而香港由一開始便是一個新自由主義(那時候新自由主義作為名詞尚未出現)的地區，這於是乎便預示了香港迅速往新自由主義方向轉型的道路：香港在世界金融化的過程中迅速適應，幾乎馬不停蹄的搭上了世界經濟轉向的快車，繼而成為了世界金融中心 ，然而，歷史總是諷刺的，這個世界上最為資本主義的城市，卻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場群眾事件而提早進入了世界應到 2000 世代才開始的泛政治化時代。
現代香港的具體形容過程具體地言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便必須回顧世界資本主義於70年代的「金融化」過程，而這將會是我們於《下》篇的具體討論。
[1] 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長波理論看香港（上）——戰前香港的經濟
[2] 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凱因斯理論（英語：Keynesian theory），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應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透過增加總需求來促進經濟成長。
[3] 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 – 1957 麥志坤 P. 22
[4] 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 – 1957 麥志坤 P. 39
[5] Edward Szczepanik,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London, 1958), 158.
[6] 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第 19 頁。
[7] Collar to Allen, 26 Nov. 1953, FO 371/105266, FC1151/145, PRO; HK to State, 13 Jan. 1956, 746G.00(w)/1–1356, RG 59, DF, 1955–9, Box 3267, NA.
[8] Shao, China, Britain and Businessmen, 148–52。
[9] 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 – 1957 麥志坤 P. 265
[10] Mandel, E.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Resistance Books.
[11] 關於美國對付中蘇同盟的楔子策略，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87), 147–94。
[12] 20 Higgs to Drumright, 12 Oct. 1956, RG 59, INR 1945–1960, Lot 58D 776, Box 12, NA.
[13] Breuer, Shadow Warriors.
[14] 安徒：〈天朝治港，去殖背後深深的戀殖〉｜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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