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資本集團發展簡史

 

文：歐內斯特

近年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根源於民族資本的發展。由於中國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模式，使得經濟命脈並未掌握在外國資本手裡，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資本集團。這個集團的形成也是歷經坎坷，下面我們來簡單梳理一下中國的民族資本集團形成歷史。

從改開初期到1980年代末，市場化主要發生在舊計劃經濟體制的邊緣地帶。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外商投資，都發生在傳統的國有經濟部門之外。這時本土資本極其弱小，並沒有什麼民族意識（國有企業雖然進行了一定市場化改革，但仍然是計劃經濟模式主導，是屬於政府的一個部門），反而開始形成一些依附於外資的買辦資本，這是逆向民族主義的一個來源。「雙軌制」下形成的龐大黑市與「官倒」等腐敗現象，也談不上形成市場經濟主體。這一時期總體來說仍然是工人國家。

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導地位，這時開始迎來了市場化的狂潮。在上一個階段中，市場化的主體主要是農民、底層市民和基層官僚（尤其是沿海地區），具有鮮明的體制外色彩。這一個階段的主體卻主要是中高層官僚以及與他們關係較近的親屬好友，具有強烈的權力色彩。同年的下海潮就是以體制內官員為主，當時全國大約15萬體制內官員和知識份子辭職創業，每個部委都在辦公司。同時國企也開始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擴大自主權，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中國社會正式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這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階段。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一定量的腐化不失為一種打通現代化道路的潤滑劑。」[1]中國經濟學家張曙光也持同樣的觀點。這比較符合中國的資本主義化進程。由於政治權力支配一切資源，要想快速形成擁有不同資源要素的市場主體，就只有依靠腐敗，否則各級政府以及官員沒有動力完成市場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級官僚與資本形成了緊密的聯盟，劃分出不同的權力資本集團。這也是腐敗案的高發時期，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就是個典型代表。國企的腐敗也非常普遍，當時流行的一個現象是「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虧損」，國企負責人故意掏空企業成為了大家預設的潛規則，國企變成了在資本市場中投機的工具。如果說這段時期的腐敗還是暗偷，那麼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就是明搶了。

十五大正式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國有企業改革的主流方式逐漸由放權讓利調整轉向產權改革。後來又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1999-2002）的具體目標，進一步加大了國企改革力度。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改組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等改革主張，執行「抓大放小」和「戰略調整」的國企改革策略。我們所熟悉的「大下崗」就發生在這一時期。當時各種瓜分國有企業的手段五花八門，有MBO模式、員工持股模式（深圳國企的官方改制模式）、增值量化模式、破產改制模式等，將大量國企變成了私人所有。而瓜分人自然就是國企官僚和政府官僚，或者與他們關係密切者。當時的中國就是冒險家的樂園，大量令人瞠目結舌的案例就連很多自由派都看不下去，寫了不少批判性著作，比如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問題報告》叢書。這一過程持續到2003年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

同時，所謂的不進行私有化的大型國企也成為了某些官僚的私人王國，他們除了沒有所有權外幾乎擁有一切權力，比如拿巨額高薪，將自己的親屬安插在要害部門等。而壟斷地位使得這些企業幾乎沒有經營風險，只要不將企業搞垮，可以為所欲為。政經評論人袁劍將這些國企與圍繞在官僚身邊的民企稱之為「官僚所有制」。

發改委和國資委的成立標誌著這一原始積累時期的結束。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詞之差形象地闡明了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剩下的就是完善的過程。中國從毫無秩序的叢林社會，發展到每塊土地都有自己的領主，這些領主就是各個權力資本集團。由於經濟領域已經瓜分完畢，剩下的就是權力資本集團在自己的領地內享受成果的過程。

這一階段開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腐敗模式也變得相對固定化，官方提出的「不折騰」是對這一時期的很好概括。這時期與政府有關的各種經濟項目成了主要的腐敗溫床，而現在普遍認為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加出口）的典型表現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出口額開始爆炸性增長。與此同時，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趨勢也初現苗頭。無論中間有多少問題，這時總算是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市場化格局。從此大家都要遵守一定的市場規則，即使是扭曲的規則。這奠定了今天中國資本的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這時還不能說是形成了民族資本集團。在整個市場化的過程中，境外資本、民間資本和國有資本共同圍繞著官僚形成了各個官僚資本集團。很多和外資密切相關的官僚資本不僅沒有民族意識，反而有極強的買辦意識。而其他官僚資本要麼也受到這個意識影響，要麼對任何意識形態都漠不關心，沉迷在物質享受中。在意識形態領域，仍然是自由主義和逆向民族主義佔據絕對優勢地位。在這些資本看來，中國只是狩獵場，自己的精神祖國是美澳加等發達國家。移民之風在中國富人中非常盛行。其中較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要求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這在當時也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

但是，即使中國資產階級群體中盛行逆向民族主義，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也和境外資本有各種曖昧關係，也不能說中國資本集團就是買辦資本集團。首先，由於能源軍工金融等關鍵性領域並未對外資甚至是民營資本開放，所以即使這些經濟領域的官僚與外資勾勾搭搭中飽私囊，卻始終在中國政府的監管範圍內活動。他們即使沒有民族資本意識，也不可能成為買辦資本。更重要的是，在1989年的事件之後，自由派掌權已經變得毫無可能。這條政治上明確的紅線決定了中國政府不可能成為外資利益的代言人，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獨立性。無論在經濟領域給予外資和自由派多少利益，在政權方面不會有絲毫讓步。這就給了民族資本的成長空間，隨著本土資本的逐漸壯大必然會形成自己的民族資本意識。

隨著這一階段的逐步穩定，大家開始思考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毫無疑問，這一階段的模式也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長期的腐敗雖然有利於某些官僚和企業高管，但對於大部分市場主體本身的長期發展而言是一種傷害，依託於這些市場主體生存的從業者或多或少都有不滿；一些行業內部各大資本相互惡性競爭，不僅很難成長為優質的民族資本，反而讓不少外資有機可乘；不同行業和地區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規劃，也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資產階級和貪腐官員外逃現象嚴重，帶走了大量資本。本來這些問題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宏觀調控來加以解決，但由於中央政府之中同樣面臨著權力分散化的困境，內部也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相互博弈，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胡溫時期「九龍治水」局面。就這樣問題交給了下一屆中央政府，我們來到了2012年。

準確地說，變化是從 2008 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受到巨大衝擊。而中國作為世界低端製造業加工基地，如果按照原有模式的路徑繼續發展只會遭遇更大的危機。這使得中國資產階級必須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地位。要想成功渡過危機，就必須進行產業升級，提升自己在世界資本體系中的地位，形成自己的民族資本集團。由於中國的波拿巴主義政體和資產階級自身的落後，資產階級自己無法完成這一任務，這一重任就落到了執政黨頭上。

2012年的政治權力集中為中國的民族資本集團正式形成打開了大門。高強度的反腐、黨建活動、各行政機構的重新劃分、黨政一體化等措施打破了官僚們之前形成的利益格局，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僚們的控制，確保他們的活動都能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為形成統一的民族資本集團而努力。國企內部的類似措施也起了同樣的效果，使得這些國企不再只為某些官僚們的私人利益而服務，而是成為中國資本集團的一員，為整個中華資本主義而服務。在一些民企中通過建立黨組織，開展黨建工作，確保了這些企業也屬於民族資本集團。中國從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模式，走向了帶有強烈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色彩的模式。從各資本集團占山為王的時期，走向了形成統一民族資本，進入世界市場瓜分地盤的時期。確定某一資本是否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政府不僅塑造了民族資本集團，同時也竭盡全能為這一集團服務。推動沿海地區產業升級、進行「一帶一路」戰略規劃輸出過剩產能等行為，直接幫助資本提高在國內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反腐、提倡依法治國等行為，相對規範了政商之間的關係，使得官僚不能隨意破壞市場主體，地方政府對企業亂攤派、亂收費、吃拿卡要等行為大幅度減少，資本的地位得到提高。官僚不再是市場化過程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受益者，市場主體中的從業者得到了更多收益（當然只是中高級從業者）。整頓金融秩序、扶持小微企業等行為，優化了商業氛圍，為更多中小資本的成長提供了空間。扶貧、治理環境等行為，承擔了本應由資本承擔的某些社會職能，同時也為資本提供了很多商業機會。而這些服務，西方資本是很難從西方政府中享受到的（不是沒有意願，而是缺乏能力）。所以近年來，中國資本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是中國資本集團擁有道路自信的原因。

簡單說來，所謂的「中國道路」，就是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政體，經濟上實行帶有強烈統制經濟色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尤其是在疫情之後，統制經濟的色彩變得更強）。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擁有一個極其強大的波拿巴父親，無論是中國資本集團的形成，還是其發展，都離不開波拿巴父親的保護與幫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由於波拿巴父親的有效應對，中國不僅成功緩解了危機，反而形成和壯大了民族資本集團，成為世界資本市場中的新興力量，與西方國家的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使得中國資本集團對這一體制具有高度認同和自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時期海外留學生的愛國行為，很大程度也是這一自信心態和優越感的表現（當然也是暴發戶式的自大表現）。

這種模式其實並非中國特色，西方國家也曾經長時間實施過這種模式。尤其是在二戰之後，隨著各國革命浪潮的撲滅，剩下的改良主義工人政黨進入國家機器，國家權力得到了空前加強，西方各國形成了一種類似于波拿巴主義的政體，比如戴高樂統治下的法國。經濟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廣泛確立，使得國家政權能深入干預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創造了普遍的大繁榮。這就是盧荻經常提及的「黃金時代」模式的最典型表現。

然而，這一模式同樣也蘊含了危機。在經濟上，由於仍然是資本主義體制，也同樣遵循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無論是週期性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還是長期性的利潤率危機都無法避免——西方國家早已經歷過這一階段，隨著戰後大繁榮的結束，普遍陷入「滯漲」狀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就是為了擺脫這一危機，只不過新自由主義是用加劇人民苦難的方式來解決資本的危機，又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危機。在近幾年，雖然各級政府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來保障經濟增長，但經濟形勢仍然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下，中小資本和服務業資本遭受了重大損失。壟斷資本愈加集中、地區差距擴大、實體經濟衰落、地方債務問題、人口再生產危機等矛盾，會越來越嚴重。無論是通過加強政府統制的方式還是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方式來擺脫經濟危機，最終這些代價都會轉移到無產階級身上，造成底層民眾的貧困和苦難異乎尋常地加劇，形成列寧所說的革命形勢必備條件之一：被統治階級再也無法照舊生存下去了。

在政治上，波拿巴主義政體高度依賴于領導人的個人素養。威廉·李卜克內西說過：「你如果想瞭解德國，就必須抓住這樣一個事實：德國，特別是普魯士，是一個倒立著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裡的塔尖是普魯士士兵頭盔上的尖鐵，一切都是由它托著。」中國也同樣如此，只不過日益托著中國的，不是士兵頭盔上的尖鐵，而是領導人的頭髮絲。其實，波拿巴主義並不一定是保護民族資本的有效工具，甚至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買辦資本的得力助手，比如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而中國的波拿巴主義之所以能促進民族資本集團的形成與發展，是許多歷史因素的共同結果。自從改革開放尤其是1989年之後，中國的官僚集團已經完全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信仰，變得冷酷且市儈，在市場化的浪潮中用盡各種手段追逐著自己的利益。袁劍在《奇跡的黃昏》中寫道：「概括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合謀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一幅圖景：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中級官僚的利益集團化、高級官僚集團的買辦化。」毫無疑問，這樣的官僚集團完全無法保護民族資本的利益，反而是買辦資本的代言人。然而由於中國是由工人國家直接轉化而來，執政黨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帶有以前的史達林主義痕跡。尤其是中共內部的元老們繼承了毛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因素與史達林主義黨的組織文化。在官僚集團意識形態崩潰的時代，中共領導層通過將自己殘餘的史達林主義倫理文化強制擴散到全體官僚層乃至全社會，以此來凝聚早已分崩離析且腐朽墮落的官僚集團和社會各群體。所以在這十年期間，中共對黨組織建設以及紅色文化的強調在毛時代之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這只是中共高層殘存的史達林主義意識形態的迴光返照，根本無法培養出新一代合格的領導人（就算是真正的史達林主義體制，也無法培養出合格的接班人。極端僵化和專制的體制只會培養出唯唯諾諾的投機分子，導致統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蘇聯就是典型案例）。中國的民族資本集團就誕生於這樣的大背景下，它還是一個新生的嬰兒，而保護它的父親卻已經到了垂暮之年。一旦這些殘餘的史達林主義意識形態效果消失，那麼統治集團也無法再照舊統治下去了，這就形成了革命形勢的第二個必備條件。到那時候，是中國真正劇變的開始。

[1]《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2]「所謂波拿巴主義，我們的意思是指這麼的一種政體：在其間，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種素質，但它為了保存本階級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個冠以『救主』之名的軍方和警察機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騎在自己頭上。這種局面由階級矛盾變得愈發尖銳的時期所開創；波拿巴主義之目的是為了阻止衝突的爆發。 」——《再論波拿巴主義》，托洛茨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3.htm
不過中國當前的波拿巴主義是另一種長期穩定的波拿巴主義，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波拿巴主義制度能夠獲得相對穩定和長久的性質，只有在它結束革命時代的情況下；如果力量對比已經在斗爭中得到檢驗；如果革命階級已經死亡，有產階級還沒有擺脫恐懼：明天是否會帶來新的震盪？沒有這樣的基本條件，即群眾的力量沒有事先在斗爭中消耗殆盡，波拿巴制度是不能施展的。」——《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