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今天，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社會上的各持分者對這有不同的論述，有些人說，這是「百年屈辱的終結」，有些人說，這是「大英帝國的最後榮光」，也有人說香港不是回歸中國，主張使用「主權移交」來說明其中香港人的缺席，有趣的是，人們總愛談大眾是如何「缺席」歷史上的重大事情的，卻從來都沒有人會談，大眾是如何「參與」進整個歷史進程的。 不論日不落帝國有多麼輝煌，華夏民族過去有多麼屈辱，歷史始終不在意，人類歷史和地球一樣，無論白晝或深夜，都是進行不息的。面對時代的洪流只有兩個選擇：參與或退縮。退縮的，只能像過去的羅馬帝國一般被扯進生產力野蠻生長的時代，終其一生在奴隸制的夢與封建制的現實矛盾中苦苦掙扎，直至滅亡。參與的，則還有一線生機，貫穿整個歐洲封建壓迫史的，是不斷的農民暴動以及統治階級的管治伎倆所受苦的猶太人。農民因生計問題而參與進歷史進程中，猶太人則因為他們從來不被擁有土地，而被排除出封建體制的正常體系之外，只到了資本主義，沒有土地的人才作為天生的工人而參與進資本遊戲中。 這些先行者創造了整個資本主義文明，資本家們享用著成果，創造出帝國主義的形式，並透過帝國主義暴力方式，打開了整個資本世界旅程的終點站——中國，而香港恰恰是這一終點的起點：對於老牌帝國主義的英國而言，香港是終點，對於東亞世界而言，香港卻是一切事物的起點。 七一回歸也因此被賦予了極度複雜的意義，這代表的，是東亞新紀元的來臨，而這種東亞世紀的最強烈特徵是整個東亞社會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的巨大轉型——即生產關係與資料的範式轉移為前奏。其中，港元作為輻射器，使東亞地區的資本得以形成巨大的交流腹地，其中以中國的轉型最為震撼這一世紀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極端，竟然把現存體系的顛覆者和捍衛者都轉移到了同一者身上：中國正透過資本的轉移以及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來源源不絕地吸收西方世界的工業力量，同時準備顛覆目前的西式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但是同時又扮演著現存制度的最大捍衛者。 她深深地依賴著當前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國模式變成了一種有別於西方典型模式的道路，然而他展現其說服力的形式是卻是：中國模式是一種比起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更能捍衛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其中的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其結果是，各國資產資產階級都把中國視作了一條西方體系以外的救星，然而原因只是西方的體系正在衰退中，中國作為替代方案就這麼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文：Yosuna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Version) 茶垢的典故是來自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1995年向港區政協時所說的一個故事：「宜興有一種紫砂壺，用的時間長了，壺中就會長出茶山，據說長了茶山的壺不放茶葉也有茶味。有位老太太家中有這麼一把用了幾代上百年的老壺，她拿到市場上去賣，要價五錢銀子。一位買主很懂行，一看裡邊是茶山，知道這是難得的好東西，願出價三兩，並說一會兒來拿。老太太心想，這麼一把舊茶壺給這麼多錢，裡邊這麼髒實在不好意思，於是就把茶山給刮淨了。一會兒，買主來拿壺，一看茶山沒有了，掉頭就走，說就是五錢也不要了。」 李瑞環藉此表達，香港的價值所在，正是其殖民歷史之「餘香」。然而這個茶垢的「餘香」成分卻是複雜至極，混合了殖民、父權、傳統與資本主義之元素，造就了香港社會刮又刮不盡，洗又洗不去之「垢」。本文將試圖在香港殖民社會語境下，探討父權與資本主義結謀的二元系統(Dual System)。這種複雜的性別秩序呈現於以上四種體制之間的關係中： a) 殖民主義與父權主義 b) 父權主義與傳統主義 c) 傳統主義與資本主義 由此可見，香港殖民時期以來的性別社會，正如李瑞環所說的一般，是茶垢一部份——見證著自近代西方與東方相交以來，華人社會作為性別社會的變化。在開始之前，我們需要談談一些概念。 性別秩序與性徵(sexualities) 性別秩序(Gender Order)可以定義為在世界範圍內將政權體制的性別制度，和地方社會的性別秩序相互聯繫的關係結構，創造了男性和女性氣質的等級制度（Connell，2002）。 然而，當談到像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和女性氣質（feminities）這樣的字眼時，我們無可避免要面對此一問題，「為什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之間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如果即使在『陽剛』和『陰柔』的總稱下也存在很多性別差異，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們歸納為兩個術語呢？ 是什麼讓人們操演(Perform)，或者用巴特勒的話來說，「做出(Do)」ta們的性別，從而創造了性別秩序？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情況，我們應先了解性徵(sexualities)是如何被「創造」的。根據 Connell (2002) 的說法，性別秩序和性徵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在帝國征服、新殖民主義以及當前的世界權力系統、投資、貿易和交...

向青 (1922-2022)在7月6日於澳門因病逝世，終年 100 歲。回顧香港七十年代，「向青」這個名字是串連起中國革命、香港火紅運動與世界左翼的關鍵詞。然而，向青的政治思想影響並不限於火紅年代，在往後香港的社會運動，及其與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上，向青所提出的與代表的革命主張仍具啟發性與重要性。  簡介  向青（筆名），黨名馬基、蘇達，1922年生於教育工作者家庭，並於 1937 年起接觸馬克思思想，1939年抗日期間就讀西南聯合大學，隨後又接受托派理論，後來轉折到了廣西大學與當地托派人士接觸，1947年廣西大學畢業後加入托派。當時的托派以散佈在全國各地，由於香港、上海等工業歷史較長，故此托派組織在香港、上海的組織活動也相對頻繁。而後來社會主義中國成立之後托派被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視作「帝國主義走狗」，中共於 1952 發動「大肅托」，進一步逮捕和打擊托派分子，在中國的托派近乎被一網打盡，向青也因此與其他托洛茨基主義者來到香港。50 年代港英政府將他逮捕，隨後被遞解出境到澳門。後來港英政策改變，向青重新得以在香港活動。70 年代他積極介入香港青年激進化運動，成為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的成員。在 1980 年，向青與同伴創立「先驅社」。  向青與西南聯大和廣西大學 (1922-1947)  向青這一名字其實只是筆名，他還有蘇達、馬基等等的黨名，甚至連身份證上的名字也不是真實姓名。那個時代的人似乎沒什麼是真實的，唯有其存在是真實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開始、澳門發生了五·二九慘案。向青便是在這一混亂的歷史背景下誕生。可以想像，他出生於一個相當生活相對優厚的知識分子家庭，這一背景使他得以在戰亂時期的中國仍得以接觸到許多思想。在這裡，我們或許需要提及一下1922年後到1949年「解放前」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以讓讀者知道向青的成長在一個什麼時代。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1928年山東濟南發生五三慘案，張作霖遇刺身亡，1933年福建革命政府成立，1936年西安事變，1937年南京大屠殺。1938年北大、清大、南開大學遷到昆明合組西南聯大，1939年，向青進入西南聯大就讀，後來抗戰結束後轉學廣西大學。1947年，向青加入了托派——這時候的向青才25歲。  向青與未完成的中國革命 (1948-1...

  (本文之<上>刊登於 中大學生報2022年2月號 ) 文：白板 前文 提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看到了香港的潛力，而英殖民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也未曾料及，本文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軌跡，進一步探討戰後香港的經濟急速發展的原因，這篇文章將圍繞這兩個主要問題：香港的經濟起飛如何發生？甚麼導致了香港輕工業急速發展的經濟奇蹟？ 戰後的效果經濟與第三次技術革命 戰後世界正處於週期性經濟復甦，放在長波理論而言是屬於又一次的擴展性長波。二戰對民眾與生產力的損傷，以及社會原子化產生導致了利潤率上漲，而第三次技術革命促成利潤率的長期增長，世界市場由於擴大勞動分工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得以拓展。而在這一波的擴張性長波中，資本主義的整體社會財富累積是透過強烈的國家干預、軍備競賽等認為手段來實現的，而這時最為著名的經濟哲學則為凱恩斯主義，依照大衛哈維的說法，資本主義透過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民福利等人為手段實現了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 「二戰結束以後，歐洲出現了多種社會民主制國家、基督教民主國家以及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美國自己轉向了自由民主國家形式，而日本在美國的嚴密監視下建立了名義上民主、實則高度官僚化的國家機器，負責看管國家的重建。上述各種國家形式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同意，國家應該關注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民福利，而為了實現這些目的，國家力量應該按照市場過程進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時介入甚或取代市場過程以進行干預。一般被冠以『凱恩斯主義』（Keynesian）之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被廣泛用來抑制經濟週期、確保合理的充分就業。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階級妥協』大體上得到支持，被認為是國內和平穩定的主要保障。國家積極干預產業政策，通過建立種種福利體系（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為社會工資制定標準。」 大衛. 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然而這種階級妥協事實上只權益之計而已：在資本要達成資本累積（而資本累積則是資本在資本主義下的天性所然），然而在市場有限，生產力增加，可流動資本減少的情況下，資本要實現累積是不可能的：第一，資本無法對市場實行有效累積；第二，生產力雖然增加，但是生產出來的貨品卻無人購買，同時導致了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的出現。然而在資本主義下，飯...

   火紅年代的前世追溯：屬於世界的香港史  文：輕津 香港故事不易講，並不單純是因為「香港故事」本身的複雜性，而是我們對於這個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未能清楚交代；這歸結於香港人身份中的矛盾——如呂大樂在〈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一文寫道：「越要以香港人的身份來面對整個社會前途時，卻沒法以『香港精神』、『本地意識』為基礎將訴求表達出來」。圍繞著這種自我矛盾的論述往往以糢朧曖昧的願望，或欲言又止的批判作結；而其所編纂的歷史以六七暴動過後，七十年代激進運動的出現作為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分水嶺，彷彿真正的香港由此而生，從此背負著移民身份與身處帝國夾縫中的居間性。然而，「不易講」的原因並非在夾縫中無處安身的歷史，而是在於，歷史從不棲居於某地；「我們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才是歷史一直苦苦追索的問題，而這也代表，是時候將香港歷史與主體性問題，歸入世界現代性進程裡去。 現代性與殖民現代性 從歷史上說「現代性」，其實是指一種全新面貌（new constellation）的尋求與實踐。從中古封建與神權社會崩潰，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與「全人」概念的出現，到從海外探險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崛起，到隨民主革命和啟蒙運動而來的普世價值與個人主義，這一過程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先前的神是超脫塵世的，那麼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塵世中心」[1]，為一段將超世的神回歸人至臻完美的過程。然而，現代性的進程並非呈線性，而是從內部矛盾獲得動力——要完成現代性，就要批判與顛覆現代社會關係中不可調和的矛盾。由此可見，歷史發展進程與人的實踐意識密不可分，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單向的，即人以對立的姿態，試圖挑戰歷史現實，而是人的存在首先於歷史現實中成形，透過反思自身發現一種普遍的社會規律與辯證關係——「只有當存在的核心被揭示為一個社會過程時，存在才能被視為人類活動的產物」[2]，此時個人存在才能被提升到社會性存在，個人所受的壓迫也就變成一種社會性現象，而非單純的道德現象，集體的行動才能超越自發的反抗，而成為推進現代性的理性實踐。 香港研究中有關現代性的討論受後殖民理論影響，後殖民理論視現代性為西方文明及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及由市民社會領導的歷史變革（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羅永生於〈邁向主體性的本土性〉一文中以歐洲與現代化同步的現代性為模型，比較殖民現代性，即「現...

革命與撤退，一個托派的自白——訪向青 訪：馬碧玉 文：馬碧玉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21年6月特刊） 對於六四，不少人或許只注重在北京的熱情和運動過後的肅靜，卻甚少人關注革命，以及反思民運策略本身。這次我們邀請到向青先生分享他對八九和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看法。 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與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 向青，1922 年（現年 99 歲）生於教育工作者家庭，於抗日時期就讀西南聯合大學，並於 1937 年起接觸馬克思思想，隨後又接受托派[1]理論。而托派被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視作「帝國主義走狗」，中共於 1952 發動「大肅托」，進一步逮捕和打擊托派分子，在中國的托派近乎被一網打盡，向青也因此與其他托洛茨基主義者來到香港[2]。50 年代港英政府將他逮捕，隨後被遞解出境到澳門。後來形勢變化，向青重新得以在香港活動。70 年代他積極介入香港青年激進化運動，進一步令當時的一些青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在 1980 年，向青與同伴創立「先驅社」（前新苗社），是香港其中一個採取托派立場的政團。他強烈批評毛澤東和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著有《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國》（合著）、《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等。 革命在即，如箭在弦 從 80 年代起，中國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開放時代。1986 年的學運標誌着學生在社會運動中的領導角色，而官方雖然有意制止學潮擴大，但也僅限於限制遊行和口頭警告，並沒有對群眾進行強力鎮壓。直至 1989 年，隨著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學生對民主和政治改革的訴求到達頂峯，最後更絕食示威，以表決心。當時香港先驅社的向青表示，他當時主要在香港澳門活動，六四當晚則在香港回澳門，大概在半夜十二點多才回到澳門。至於為何當時沒有去北京，他則表示「我們的組織規模太小，人不多又窮。如果我們當面提出（策略）的話，實際上是不會有效果的」。但對於後來發生的慘劇，向青也坦言「現在回想，其實我們當時還是應該要去的。先不管見面有沒有效果，即便是明知道沒有效果也應該去一次，至少能親眼目睹事情的經過。我相信如果是 6 月 3 日之前去北京的話，也沒有那麼危險。當然，對於整個八九民運來說，我們的這個選擇是無關緊要的。只不過就我們自己而言，我們事後覺得沒有盡到最大的努力，有小小遺憾罷了。」 「一味要求對話是不行的，若然不能在戰術上進攻，就要有戰略性撤退」 向青在運動初期曾表示支持學生運...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中國的演變 Xiang Qing （向青） 18th January 2003 Since the later half of the l990’s, despit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China has been conspicu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capitalist restoration has also occurred in China as the case in the latter countries. The CCP, having overthrown the KMT regime and founded the PRC, had,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l950’s, always claimed the Chinese state a socialist state or a state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However, not only that socialism was far from being materialized,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tself had never once held power. The Chinese working masses had never even enjoyed the political liberty enjoyed by workers in capitalist democratic countries. Revolutionary Marxists (Trotskyists) recognized the then China as a bureaucratically deformed workers’ state, jus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CP bureaucratic regime have liquidated the landlord class and the bourgeoisie, and establish...

 一個理論問題和一個有趣的故事 ——答覆徐東濱先生對辯證法的質疑 向青 1984年   　　我們想來解答一個理論問題——一個對辯證法的質疑。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深奧。但是，據說政論家徐東濱先生（編按：香港1970年代政論家，曾當過《明報》主筆）經過38年的多方努力尋求，至今還沒有人給他解答。這個徵求解答的過程，其實是一再公開提出的挑戰，構成一個有趣的故事。全世界共產黨所信仰的馬列主義的哲學基礎，唯物辯證法，彷佛讓徐東濱三言兩語就駁倒了。38年來，徐東濱一再追擊，馬列主義信徒似乎始終不敢應戰。最近，這個問題在明報的祁彈怪論專欄裡面再一次公開提出來，引起了我們注意。   　　故事的開頭是1949年，北京剛解放不久。那時候徐東濱還是北京大學西文系的學生。當時學生和教師都要參加學習馬列主義，學習內容包括辯證法唯物論在內。大家知道，辯證法是關於一切事物的發展的學說。在全世界共產黨奉為權威的書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有如下的一段話：「辯證法認為：發展的過程不應瞭解為轉圈子的運動，為過去事物的簡單的重複，而應該瞭解為前進的運動，為上升的運動……為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徐東濱認為這種觀點不對，辯證法所否認的迴圈運動，「過去事物的簡單的重複」，事實上是有的。他並且指出。就在聯共黨史書中都有迴圈運動的例子。書上緊接著上面那段引文之後，在說明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的時候，舉出了水變蒸汽和蒸汽變水的例子。徐東濱認為，水變蒸汽再重新變為水，不正是轉了一個圈恢復原狀嗎？水變蒸汽和蒸汽變水是一對正好相反的變化過程。如果說其中一個是「上升的運動，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符合辯證法，那麼，另一個就一定違反辯證法了。他這個質疑首先在北大西文系34年級師生的討論會上提出來，會上沒有人能夠解答。有人辯解說，這是一個例外，個別的例外不能推翻普遍的規律。徐東濱說，辯證法據說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則，不能容許例外，一承認有例外就等於承認錯誤了。他還問過「若干學者」，也得不到滿意的解答。後來學校裡不少人勸他「明哲保身」，不要再提這種刁鑽古怪的問題。文革期間他寫信把這問題向《紅旗》雜誌提出，並且不止一次在香港公開發表，都根本得不到答覆。有人說，這樣的小問題。中共理論家根本不屑答覆。徐東濱形容中共官方的態度是「不笑置之」。我們絕不相信中共方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