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岸九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為法國與世界革命歷史上一重大事件，其重要性不只在於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普羅階級執政的政權，為日後革命家提供了打破國家機器的靈感與藍圖，還在於其於短短 72 天中創建的自治制度，既能有效動員社區應對緊急情況，又能確保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一百五十一年後的今天，疫情衝擊了不少國家的管治權威，無論是選擇「共存」抑或「清零」，公營醫療系統崩潰、貧富懸殊加劇、疫苗不平等、社會保障不足等，均為全球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並同時暴露出資本主義下公共服務私有化、官僚化的問題。OMICRON 來勢洶洶，香港也不能幸免，感染人數在二月幾何級數上升，每日有過萬人確診，香港頓時陷入「戰時狀態」，但社區動員速度、物資分配與檢測效率仍不及「作戰」所要求的程度，巴黎公社的動員與調配資源機制便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危機處理制度。下文將首先分析巴黎公社的組織制度如何不同於一般「民主」制度，如何有效實現自治；然後透過社會學家麥斯·韋伯的權威類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礎框架了解香港與中國的官僚模型，及它們在對抗疫情下所起的作用；最後應用巴黎公社的草根參與方式於香港社區抗疫中，冀望為社區互助帶來新想象。 巴黎公社的組織與動員 巴黎公社宣佈成立之時，巴黎已處於戰時狀態之久，當時對抗普魯士軍隊的國民衛隊人數超過了 34 萬人，大量平民參與其中，凡爾賽政府向普軍投後，並與德意志帝國簽訂了停火協定，容許普軍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另一方面，新組成的國民議會中保皇黨佔有多數。面對凡爾賽政府的雙重背叛，3 月 18 日國民衛隊爆發了革命，從中選出中央委員會保衛巴黎與共和國，並於 26 日舉行市政選舉，從 20 個區中選出 81 名代表，組建了公社，從中選出 7人執行委員會領導公社，及設立了主管各種事務的 9 個委員會，包括：供應、財政、公共服務等。然而，這些當選的代表並非一般民主制度中的代議士，他們「在公社中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他們是作為代表（delegate），而不是議會議員（representative），他們要回去匯報，同人民主權源頭經常保持聯繫」[1] 透過消除代表官職特權，實行「向下負責」制。 然而，這種議政合一的制度有賴於公社層面的行政事務與地區充滿活力的民主參與的緊密聯繫，民主才得以並非是選舉讓權，而下層組織亦開始不斷動員議政，逐漸分擔上層行政功能。 巴黎公社的地區組織主要由政治俱

  巴黎公社的民主實踐——回顧「民主」歷史 文：檀月 巴黎公社已過去了151年，而在這151年間，對於公社的評價和描述一直以來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認為它既沒有依賴於一個先鋒隊，也沒有掌控國家或者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她是無政府主義式的公社。而馬克思認為，公社打碎了以往由特權階級主導和控制的、披著民主外皮的國家機器，又建立起了一個真正屬於民主參與的社會制度，故此，公社是對國家消亡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這個年代談及民主卻又讓人感到疑惑至極：似乎一旦聲稱某些法規和法律是民主的，就把這些事物變得合法且合理的。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民主的模式探討起。 民主的模式 英國政治學家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把民主分成「直接和參與的民主(Direct democracy 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以及 「自由和代議民主(Liberal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兩種範式的民主。前者的民主制度容許公民直接參與到公眾事務決策，後者則在「法治」的框架下通過選任的「官員」來「代表」公民的利益和觀點而實行統治的制度。 自由和民主是一體的？ 自由和民主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二為一體的。自由主義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對啟蒙時代國教權威的反抗，與自由一同出現的概念還有平等。這構成了最初的共和自由和自然權利的訴求以用來反對君主專制主義，平等故此被構想為政治的先決條件，但這種平等是局部性的平等：唯有被「認可」的、「可視」的人才能有「平等」的權利以參與公共生活的「政治」之中，而這些「認可」的人自然在開始的時候並不包括婦女、窮人、奴隸和許許多多其他的少數群體，唯有商人以及地主階級能被視為可實踐政治的「政治主體」，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1] 在這段歷史中，商人階級以「民權」的自由主義概念與貴族階級的「神權」封建主義概念展開了激烈的對抗，並且在 17 世紀以英國的光榮革命開始，商人階級得到了莫大的勝利：英國的軟弱的王室權力導致光榮革命得以完成，以托利黨和輝格黨為首自由主義激進政黨針對舊有的王室權力發動了革命（這種劇烈張力以英國新教和天主教權威的衝突呈現在當時的社會之中）。按照佩里. 安德森的說法： 「英國絕對主義被其邊陲的貴族地方主義和氏族動亂引入危機：它們本是支持它的歷史性因素。而商業化的鄉

    文：citoyenne 「沒有怨恨、沒有憤懣、 沒有自憐與悲憫，無論她的心會否流血，她都會說：『非如此不可』——她們就是巴黎公社的巾幗英雄」——路易絲·米歇爾（Louis Michel） 1871 年的巴黎，淪陷於普魯士軍隊圍城之中，狼狽上台的新國民政府，「從帝國處繼承了的不僅是廢墟，還有對工人階級的恐懼」[1]。在這段關乎民族恥辱、階級鬥爭的歷史中，女性往往默默承受著戰爭最沉重的代價——圍城期間，物資匱乏，食品短缺，失業率高攀，女性為照顧家庭奔波，忍受飢餓、剝削與暴力。但這一片愁雲慘霧，隨著春天來臨，瞬間迎來充滿生命力的革命，女性的命運重新回到自身手上。在這段期間成立的巴黎公社，在短短 72 天（3 月 18 日到 5 月 28 日）中，孕育了豐盛的民主的成果——被壓迫的民眾才深知如何根除壓迫——巴黎公社第十二條法令規定：「孩子與母親不再臣服於父權之下、以追求共同的幸福自由成婚、保障生育權利、墜胎權、避孕權利、離婚權」。二十一世紀的女性的處境或許整體上有所改善，但巴黎公社所提出的平權措施至今仍未能被普及。在巴黎公社一百五十一週年，我們回顧兩位著名公社女性主義者：路易絲·米歇爾與伊麗莎白·德米特里夫（Elizabeth Dimitrieff）的革命性思想與實踐——沒有社會與經濟平等，性別平等注定徒有形式。 民主歷史與婦女平權 在「漫長的十九世紀」中，法國一直擔當著革命的先鋒，群眾在歷史舞台上充當黨派背後不祥的陰影，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送上統治地位，卻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背叛：無論是在 1793 年大革命後遭雅各賓派處決的「長褲漢」百姓、在 1848 年六月起義中遭第二共和鎮壓的工人。普羅大眾在這種歷史創傷中逐漸覺醒——自治的權利終須歸於自己手中，而並非交由享受特權的議會代表。巴黎公社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公社的任務是為了完成法國大革命中未完的使命」。 1870，拿破崙三世以沙文主義發動的普法戰爭中大敗，第三共和政府隨即成立，向普魯士軍隊投降後，試圖解除國民衛隊武裝，並停止發放軍餉，更在大量失業情況下，要求大眾繳清租金與賬單。群眾此時看清楚了代議政府「愛國」的虛偽面具。 3 月 18 日，新政府企圖奪取自衛軍的大炮時，婦女以身阻擋，「全巴黎像一個人一樣奮起自衛，於是巴黎和盤踞凡爾賽的法國政府之間的戰爭就開始了。」[2]。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當晚佔領了市政廳，在巴黎

[投稿文章] 俄烏戰爭札記 ——野心家們的盤算和現代戰爭的範式轉型可能 文：少年將軍 2022年2月24日，從淩晨5時起，烏克蘭境內多處軍事基地就被來自俄羅斯的導彈襲擊。當日，普京宣佈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宣稱目標是對烏克蘭進行「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 雖然普京儘量避免使用「戰爭」這樣的術語，然而大家都知道這是繼海灣戰爭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截至3月9日，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周。在這期間，俄軍的表現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一開始，大家普遍認為俄軍會重複「二戰」時的氣勢，用鋼鐵洪流碾壓烏軍，很快就能逼迫烏克蘭投降。然而現在，戰場卻呈現膠著狀態，陷入了持久戰。對這次戰爭的爆發原因以及戰場事態的分析，不管是中文世界還是外文世界都已有不少文章，作者基本上分為「親烏」和「親俄」兩派。然而在政治上，這些分析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在軍事上，這些分析又陷入純粹的對技術細節的討論，無法在本體論的層次上理解這場戰爭。要深入分析這次戰爭，我們還是需要回顧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經典著作《戰爭論》，借用克勞塞維茨的分析框架來理解這次戰爭。 在《戰爭論》中，克勞塞維茨寫道：「因此，戰爭不僅是一條真正的變色龍，它的性質在每一具體情況下都或多或少有所變化，而且，透過戰爭的全部現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傾向來看，戰爭還是一個奇怪的三位一體，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戰爭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敵愾心，這些都可以看做是 盲目的自然衝動 ；二、蓋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動，它們使戰爭成為一種 自由的精神活動 ；三、作為政治工具的從屬性，戰爭因此屬於 純粹的理智行為 。在三個方面中的第一個方面主要同人民有關，第二個方面主要同統帥和他的軍隊有關，第三個方面主要同政府有關。戰爭中迸發出來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蓋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國裡，勇氣和才智活動範圍的大小取決於統帥和軍隊的特點；而政治目的則純粹是政府的事情。」[1]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分析這場戰爭裡俄烏雙方的人民、軍隊和政府，只有理解了這些因素，我們才能理解這場戰爭的性質、過程、發展走向和結果乃至意義。 各國政府 我們首先來分析政府因素，畢竟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政治目的是戰爭的根本原因，而這一切的開端就是來自於政府。我們應當搞清楚俄方發動這場戰爭，是為了延續過去哪些政治路線與政策，這些政治路線與政策的本質是什麼。按照普京的說法，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是讓烏克蘭「非軍事

「性」、「愛」傻傻的分不清 文：介方 　　在目前的社會裡，性的煩惱恐怕是青年人最普遍感受到的一種煩惱。人從青春期開始，就會愛慕異性，就有性交的欲望。青年人這種欲望常常成為很強烈的衝動。但是在目前的社會裡，青年人這種自然的欲望很難得到滿足的機會。第一個障礙是社會道德的束縛：社會道德反對青年自由享受性的樂趣。第二個障礙是物質條件的限制：絕大多數的青年都沒有適當的地方讓他們不受干擾地進行性行為。青年人更沒有從社會，從成年人方面得到一些必要的幫助，例如得到性衛生的知識、避孕的知識和用品、得到墮胎的便利——欠缺這些，會使性行為產生不幸的後果，或者令顧慮後果，有責任感的青年避免性行為。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造成了青年人普遍的性煩惱。 　　反對青年性愛自由的道德觀念，是一般的反對性愛自由的道德觀念的一部份。在所謂「文明」社會裡，傳統的道德認為：性關係只有在夫妻之間才是正當的，在沒有婚姻關係的男女之間就不正當（稱之為通姦、私通、亂搞男女關係等等）。青年人既然大多數還沒有結婚，而且還沒有結婚的條件（指物質的和社會的條件，而不是生物的條件），他們自然就被宣佈為無權享受性愛的人了。 　　這種反對性愛自由，用婚姻來限制性關係的制度其實不過是一種維護私有財產的制度，是資產階級和其他有產階級所需要的制度。因為，只有禁止婚外性關係才能保證有財產的男子認出誰真正是他的兒女，以便把他的財產遺留給自己的兒女。正因為這是代表男子利益的制度，所以，即使它標榜著一夫一妻制，實際上所嚴格限制的也只是女子方面的性自由，而男子方面只受到很少的限制。可見，這種反性愛自由的制度和道德，並不是人類本性的反映，也不是甚麼神聖、純潔、高尚的東西，而是人類歷史上一段時期（私有財產時期）裡必然存在的一種醜惡的東西。這種見解，早已由許多社會學家發表過了，其中包括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的始祖鄙視那種壓制性愛自由的道德觀念，這點大概會令許多人很驚奇，因為今天的共產黨是極力壓制性愛自由的，他們在這方面大可以同法西斯黨以及一切極右派一比高下。但是只要去讀一下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會知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這問題的見解。 　　有人說：青年人的性器官還沒有完全成熟，所以不應該進行性交：過早進行性交對身體有害。過早自然會有害，但問題怎樣才算過早。只要青年男女雙方都感覺到有需要而自願性交，又能夠實現，就不會是過早

愛情是什麼？ 文：介方                     愛情是人生一個重要的方面，在青年人的生活裡尤其重要。愛情使人振作、愉快、連旁人都很容易看得出；但愛情又很容易引起尖銳的衝突和強烈的痛苦。可以說，愛情是一條通往一個人間樂園的蜿蜒的河道，河水中隱藏著許多危險的礁石。怎樣通過這條河道，達到那世人嚮往的幸福目的地，實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並沒有現成的航線圖可以幫助每一個人在這河道上平安順利地航行，將來恐怕也沒有人能夠繪製出這樣的航線圖來，至少在我自己寫文章來談論愛情問題的時候不敢懷有這樣狂妄的野心。不過，我相信，如果經過探討而對某些問題得到了比較正確的認識，是可以多多少少減少觸礁沉沒的危險，增加到達目的地的機會。 　　我想首先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愛情到底是甚麼。 愛情和婚姻 　　因為愛情和婚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就認為：愛情是一種以婚姻為目的，又靠婚姻來保障和發展的兩性關係。現在社會上多數人對愛情行為的評價就是根據這個原則的。如果一對相愛的男女很認真地打算結婚，到了婚後又始終忠實地履行婚姻的義務，人們就認為他們的愛情是真實、可貴的。反過來，如果一對男女不論怎樣互相依戀不捨，怎樣同心協力地應付人生中其他重大的問題，只要他們不打算正式結婚，尤其是如果雙方或至少有一方同別人有婚姻關係，人們就認為這兩人的愛情是不健全的，甚至是邪惡的。 　　我認為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抹煞了愛情本身固有的特性和價值，硬把愛情當做婚姻的婢女。為甚麼只有夫妻（或將要成為夫妻者）之間的互相依戀、互相關心，互相幫助才算相愛，而其他男女之間同樣的情誼就不是相愛？難道後者是漠不關心，或者是相恨嗎？暫且不談婚姻本身究竟是甚麼以及有多大價值（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且談起來頗不簡單），無論如何，婚姻決不等於愛情，也不是愛情的必要保障。試看世間上多少毫無愛情的婚姻——「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話有誰沒有聽過嗎？誰敢說這話毫無事實根據呢？ 　　婚姻是用法律的力量確定一對男女之間的許多義務和權利，包括性的關係、生養兒女，居住在一起並且互相照顧，財產上某種方式的聯合等等。現代的婚姻雖然結婚時原則上必須雙方自願，但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和英國在內）的法律規定，一旦結婚以後，即使一方面不願意再維持夫妻關係，也不能輕易解除（須經法院判決）。甚至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即使雙方都想離婚，也沒有這樣的自由。所以

愛情 與革命：嶄新關係可能性的想象 編者按：據聞3月14日的白色情人節最早是因為商業新銷的原因「是情人節後向愛人回禮的日子」來推銷純白的鶴乃子，以鼓吹收到心意的一方應該要回禮給對方，作為促銷糖果的手段。在當代社會的愛情似乎都是為了營銷而出現的產物。然而愛情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對愛情又可能有那種模式的反思和想象呢？正值3月14日白色情人節，我們就在這個因著資本主義的行銷策略而但是的愛情之日來重新想象屬於人類的、最為真摯的愛情可能是甚麼模樣。 文： Tatiana Cozzarelli ( 紐約市立大學都市教育博士生 ) 譯：范振國   ( 前《人間雜誌》執行編輯，現任社會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 人類至今為止的全部歷史，愛情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是，我們能想象一種截然不同的愛情關係嗎？這種愛情將呈現何種面貌呢？   愛情有一段歷史   亞歷山卓 ‧ 柯倫泰（ 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 ）被西方女權主義者奉為先驅是在性別、愛情、婚姻議題上最多產的作家之一。如同每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柯倫泰認為，愛情並非永恆，不會變異的情感，而是會隨著時間劇烈變遷的歷史建構。愛情有它的歷史，而且愛情的全部歷史，一度被用來做為替一小撮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社會設計。柯倫泰在《為飛揚的情慾開路》（ Make way for the winged Eros ）中的論證指出，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社會都會建立一個規範，界定在何時、何種情況下愛情是合法的（也就是符合現存社會集體的利益），以及在何時、何種情況下愛情是罪惡，非法的（也就是會與現存社會的任務相衝突）。   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試圖科學地追索從核心家庭逐漸過渡到資產階級家庭的軌跡。他的論證是：私有財產產生之前，社會組織的基盤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而且那時的家庭與家庭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分工，育嬰與生產的事是由群體共同籌畫安排的。只是因為私有財產的興起，為了私有財產的繼承，才製造家庭這個單位。之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家庭也就被形塑出來。無產階級因為沒有財產可以繼承，對家庭單位沒有作用，因此被排出社會之外。   恩格斯把母權關係的終結以及家庭單位的建立稱作：「女性的歷史性潰敗」，父權家庭在資本主義之先便已建立，後來才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