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里達 ．阿法里（Frieda Afary）、譯：海洋、校：K 校者按：此文為伊朗裔美國籍女性主義者法里達 ．阿法里新書 Socialist Feminism  序言，此書配有workbook，可 按此 下載。 本書開頭將考察當今生活的背景：包括新冠肺炎對婦女、兒童、性別動態（gender dynamics）的影響，#MeToo運動的興起、性別關係的矛盾性發展、二十一世紀裡威權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鮮明特徵、「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全球性反威權運動，以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生態災難。瞭解這些事情的發展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找到前行的方向，對抗威權主義和軍國主義，並構思一個以轉變性別關係為核心，豐富而具解放性社會主義。本書考察的許多事實說明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在主觀觀念與客觀現實中都存在，涉及階級分化、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異性戀中心主義和異化的深層結構。對女性、有色人種和不符合性別二元分類的人群的壓迫一直在持續，並因新冠疫情而加強。   這些事態迫使我們再次審視、反思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哲學基礎，為二十一世紀表現為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恐同的父權制提出人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為此，我將批判地考查四種關於性別壓迫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基本理論：（1）社會再生產理論，（2）異化理論，（3）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和（4）酷兒理論（queer identities）。我將審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努力——構思一個新方案——替代當前表現為父權、恐同、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的統治。通過研究與發現的過程，本書希望能從當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革命性理論，組織與國際間的團結合作中吸取教訓並為之提供借鑒。  社會再生產理論，馬克思人本主義理論，黑人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是本書中我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我將嘗試提出一個全面的、反映上述理論基本原則、回應當今社會挑戰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 個人簡介   我生於伊朗德黑蘭的一個伊朗猶太家庭。我的父母和我的大家庭認為自己很現代。但回顧我們的生活，我卻想到他們在我們社會的女性面前是多麼保守和父權。二十世紀70年代，我的青年時期，我們中上層社區的所有家庭幾乎都在關心如何培養受過現代化教育的女孩。可人們仍期望年輕女性繼續恪守我們社會嚴格的傳統條例，這些條例讓女性的生活只有丈夫和...

  文：埃里希·佛洛姆、譯：謐謐 「革命性格」的概念是一種政治心理概念。在這方面，它類似於三十年前引入心理學的專制性格概念，後者結合了政治範疇與心理範疇，即國家和家庭的專制結構與構成這種政治社會結構基礎的性格結構。 專制性格的概念脫胎於某些政治興趣:在1930年左右的德國，我們想確認希特勒被大多數人擊敗的可能性。1930年時德國人口的大多數，特別是工人和雇員，反對納粹主義。他們站在民主一邊，政治選舉和工人代表選舉能證明這一點。問題是，當衝突發生時他們是否會為自己的信念而戰；有觀點是一回事，有堅定的信念是另一回事。換一種說法來說，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種觀點，就像一個人可以學習一門外語或外國習俗一樣，但只有那些根植於一個人的性格結構的觀點，其背後蘊含著能量——只有那些觀點能發展成堅定的信念。某些信念能產生的實際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在關鍵時刻具有的性格結構，儘管這些信念在被大多數人支持時很容易被接受。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和佛洛德所證明的，性格即命運。性格結構決定了一個人會選擇什麼樣的觀點，也決定了他所選擇的觀點的力量。這就是佛洛德的性格概念的重要性所在——它超越了傳統的行為概念，談到了動態的行為。因此一個人不僅是在以某種思維思考，他真實的思想也根植於他的傾向和情緒。 我們在那時問的問題是:德國工人和雇員的性格結構在多大程度上與納粹主義的專制觀點相反？這還意味著另一個問題:在關鍵時刻，德國工人和雇員將在多大程度上與納粹主義作鬥爭？我們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粗略來說，10%的德國工人和雇員具有我們所說的專制性格結構，約15%的人具有民主性格結構，絕大多數人(約75%)的性格結構是兩種極端的混合體。按照獨裁主義者會是狂熱的納粹分子、民主主義者會是激進的反納粹分子的理論假設，大多數人既非前者也非後者。這些理論假設被證明或多或少是準確的，正如1933年到1945年間的事件展現出來的那樣。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現在可以說，具有專制性格結構的人的力量感和認同感是基於對權威的共生從屬，同時也基於對服從他的權威的人的共生統治。也就是說，當專制性格者能夠屈從並成為權威的一部分時，他會感到自己很強大。權威(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現實支持的)被誇大和神化了，而他可以通過與這些權威結合來誇大他自己。服從他的權威是一種施虐受虐共生的狀態，這給予他力量感和認同感。通過成為「大」(無論是什麼)的一...

 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黑暗時代 文：Jodi Dean、譯：龔思量、校：K 按：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向來包括數個特征，其中一個至為重要的特征是：他必須存在多個權力核心，並且彼此競爭，從而實現資本累積的這一目的。然而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的情況似乎大不相同，在世界上我們再難目睹如同20世紀初般的，以民族資本為主導的國際市場，更多的是各跨國資本的協作競爭。加上平台資本主義的興起，讓我們重新看見資本主義的母親——封建主義的影子的：人們只要交給平台中介費，便得以使用各平台工作。這就如同封建時代的農民：只有向領主交上稅金，才能在一方土地上耕種維生，而其他的無法有土地的人們，則只能向有土地的富農「打工」。本文作者寫的這一篇書評，不止於談及這一資本主義的退化傾向，更多的是對於資本主義出路的思索，資本主義下的人們是否能再次打破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後封建主義(Neo-feudalism)的魔咒，避開我們時代的「百年戰爭」？我們又如何認知這個牢籠(Iron Cage)遍地的世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Jodi Dean 的這篇文章開始思考。 一 在《資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書中，麥肯錫·沃克問道：如果我們不再處於資本主義中，而是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那會怎麼樣？這個問題是挑釁的、「褻瀆神明的」且令人深深感到不安，因為它迫使反資本主義者去直面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一種未被承認的依戀。共產主義本應緊隨資本主義到來，但現在卻尚未實現，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仍處在資本主義中？這一未經質疑的假設阻礙了進一步的政治分析。如果我們拒絕嚴格的歷史決定論，那麼我們應該能夠思考資本主義異化出不同性質的可能性。沃克的問題引發了一個思維實驗：目前哪些傾向表明了資本主義正在變為更加糟糕的存在？ 在過去十年間，「新封建主義」已經出現，它與極端的不平等、普遍的不穩定、壟斷權力的巨頭以及國家層面的變化等趨勢息息相關。保守派地理學家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借鑒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全球自動化經濟會帶來永久的極端不平等這一觀點，設想了美國發展出大規模農奴制度的未來。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將通過從事諸如私人助理、培訓師、兒童保育員、廚師、清潔工等職業，滿足高收入者的需求而生存下來。避免這種新封建主義噩夢的唯一方法是開放補貼和解除對高就業率行...

文：短尾袋鼠 《如何擊敗法西斯主義：歷史，思想體系與抵抗》一書出版於2021年8月，作者是Paul Mason。Mason長期活躍在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中，實踐經驗較為豐富，因此該書是反法西斯主義行動者的理論思考。全書分為三個部分：「思想體系」、「歷史」、「抵抗」。 1. 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特點與掌權過程 作者比較了法西斯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異同，總結了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特點，並且結合歷史分析，梳理了法西斯主義者的掌權過程。 作者認為，政治學研究者習慣將右翼群體區分為右翼極端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專制保守主義者三個類別。一般來說，右翼極端主義者鼓吹種族戰爭，訴諸暴力，公開要求瓦解民主政體；右翼民粹主義者要求削減人權，損害「少數族裔」的利益，並且把群眾動員作為一種手段；專制保守主義者在主流政黨、精英網路與傳統的國家機器體制中活動，有時會借用民粹主義者的敘事。但是，這屬於理論研究的分類方式，在現實中，尤其自2008年以來，這三類右翼逐步地共用相近的語言、互聯網空間，政治目的有所接近。無論是民粹主義者還是專制保守主義者，均與法西斯主義者有斬不斷的關聯。在當代的不同地區，法西斯主義者有著共同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都相信：移民潮與多元文化正在侵害占人口大多數的族群的利益，「族群」是指同種族、同文化的群體；必須剝奪女權主義的成果；民主政體是可有可無的；科學、大學、媒體都不值得信任；「我們的」民族正在誤入歧途，必須重新使之走向「偉大」。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宣傳都會參照或者隱晦地附和這些觀點。專制保守主義者有時會把自己包裝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當然是光說不做的那種。就目標而言，法西斯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都希望建立反自由的民主政體，腐蝕法治，廢除基於一定規則的全球秩序；民粹主義者與專制主義者則謀求長久的聯合統治。 同時，作者指出，當代法西斯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當代法西斯主義者的最終目的是要挑起全球性的種族戰爭，消滅現代社會，把世界重新塑造為種族至上的單一文化。 作者將法西斯主義界定為「由於自由的曙光的出現而激發起來的對自由的恐懼」，並由此梳理法西斯主義的掌權過程。在作者看來，歷史學者嘗試了將法西斯主義分別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運動、一種政權，來加以研究。作者主張整合這三種視角，認為應當著重關注法西斯主義是如...

  文：陸光 「不體面的勞動」：工作零散化、去穩定化、平台化的趨勢 靈活就業者的困難在前段時間一度成為輿論中的熱點話題。早在數年前，對多方合同關係、短期合同以及零工等企業靈活用工方式下出現的靈活就業者，如進城務工農民，社會科學界就已經對他們的勞動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做過許多討論。在這些學術討論中，作為一種雇傭關係，靈活就業還只是全日制、無固定期限、雇傭雙方在工作中具有明確從屬關係的標準雇傭關係的補充。一方面，對全日制、無固定期限、從屬關係明確的勞動力的使用在生產中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地位，而靈活就業者多作為應對短期、季節性需求的勞動力出現，同一段雇傭關係不會維持很長時間，因此其對社會生產不被認為具有根本性影響。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被認為是一種偶然現象，是經濟增長或經濟調整背景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力進入市場，雇主為追求利潤與競爭力改變雇傭策略等外部因素的結果。靈活就業者的問題也被認為是並非靈活就業本身所致，而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個別雇主未能維護勞資和諧以及特定群體的弱勢身份等原因造成的。相比於標準雇傭關係下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靈活就業者的困難雖然得到關注，但仍然是次要、不具根本性與普遍意義的。多數情況下，對靈活就業者權益保護的建議與實踐，也是以標準雇傭關係下的工人被認為應當具有的權利為依託，以爭取「體面勞動」為取向的。 但在最近的輿論熱潮中，靈活就業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首先，靈活就業已成為全社會性的問題。靈活就業已不再只是標準雇傭關係的補充，而是對後者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尤其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以及互聯網平台勞工的興起，全日制勞動力的地位不斷下降，而許多生產經營服務部門紛紛增強了自己對靈活就業的勞動力的依賴。在此情況下，一方面，「全職」而且長期靈活就業的勞動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捲入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也擴散到了社會中的每一個體中。靈活就業成為了一種普遍、持續的社會現象，而非像以往的「民工潮」那樣，呈現出週期性、間斷性的特徵，並且往往局限在特定群體中。靈活就業在勞動力市場中日益取得主導地位，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長期且「全職」的靈活就業者可觀的人口規模：在全國兩會中，國家總理李克強公開宣稱，中國靈活就業人口已達兩億之巨。靈活的雇傭關係正在取代標準雇傭關係，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根本特徵之一。 其次，靈活就業日益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本質特徵出現。外賣配送從業者等平...

Interviewed by W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FADWU) is a federation composed of local and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DWs) unions in Hong Kong, with the membership of its numerous affiliate unions comprising of Hongkonger, Thai, Nepalese, Filipino, and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FADWU was founded in 2010, and is itself an affili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 (IDWF). Recently, FADWU organised a press conferenc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crackdown on “job hopping” practices among MDWs in Hong Kong. MDWs deemed to be engaged in “job hopping”, which can be loosely characterised as the practice of switching from one employer to another before the end of their two-year contract with their current employer, have had their visa applications rejected even in cases where the MDW has secured a new employer willing to sponsor their visa application. We interviewed Ratih, the chairperson of Union of United 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