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
解讀十月革命？都解讀了90年了，還有什麼可解讀的？還有必要嗎？十月革命創立的蘇聯都不復存在了，十月革命開創的人類歷史新紀元也已經成了歷史上已經翻過的一頁。如今已經是革命後時代，響亮的聲音是告別革命，人間正道私有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顯然以後者的勝利告終。中國某些學者已經開始公然批判十月革命，甚至指責列寧是布朗基式的冒險家，十月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遵循的是馬克思早年思想，不是他的最後結論；史達林的暴虐專制制度是這場暴力革命的必然結果。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改良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的坦途，如今的西歐國家已經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
誠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些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通過議會道路掌握了政權，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進行了一些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因此通過今天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改良業績與被史達林官僚扭曲的社會主義制度相比較來否認十月革命和列寧，是不合適的，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中來進行這種比較，才公平。而且列寧與第二國際的決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因此要搞清列寧、十月革命與第二國際的是非對錯，必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社會民主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這大概是不能否定的。戰前，第二國際召開的三次代表大會——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和巴塞爾代表大會——的議題中都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軍國主義的內容，都做出了反戰決議和宣言。可戰爭一旦爆發，各國社會民主黨都紛紛在保衛祖國、保衛文化的名義下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發動和參預的戰爭，直接導致第二國際的滅亡。僅此一點，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始終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來沒有對這個口號加過任何限定，沒說過在戰爭期間可以以保衛祖國和文化的名義與本國資產階級聯合，而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決裂和廝殺。
列寧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也就是不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打仗，把對外戰爭變成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的戰爭。二者相比，哪個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大概不難判斷。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戰爭，讓本國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流血犧牲，決不是馬克思的立場。利用資產階級政府被戰爭所削弱，利用戰爭所造成的人民群眾的不滿，用和平方式或用武力推翻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建立人民政權，應該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雖然與西歐各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相比，俄國無產階級要弱小得多，與這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相比，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也弱小得多，但正是因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堅持反戰立場，最終贏得了大多數工人士兵和農民的支持，推翻了臨時政府，獲得了革命的成功。在無產階級更加強大、社會民主黨影響更加深遠，生產力、文化更加發達的英、法、德等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是甘願為本國資產階級效勞，而是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地反對戰爭，努力將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話，應該說，它們有更大成功的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漫長、規模巨大、破壞性極大和犧牲極其慘重的戰爭。戰爭改變了參戰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無數工人農民應徵入伍，造成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產量的巨幅下降。1913年，德國小麥產量為44億公斤，1916年降至29億公斤，1914年奧匈帝國小麥和燕麥總產量為90億2000萬公斤，1916年降至62億公斤。法國1913年小麥產量為84億4000萬公斤，1916年下降至55億2000萬公斤。英國1916年穀物產量下降了25％。
戰爭期間，軍工規模急劇擴展，德國從事軍工生產的有350萬人，英國有230萬人，法國有256萬人。日用必需品的產量銳減，產量減少引起物價上漲，各國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工資卻沒有提高。
在軍工巨頭大發戰爭橫財時，廣大人民群眾卻掙扎在饑寒交迫、親人離散之中，親人戰死和受傷致殘的不幸消息頻頻傳來，使無數家庭陷入絕境。[①]人民的不滿日益加劇。
尤其是在1917年春，受俄國二月革命的影響，西歐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高漲。德國無產階級熱烈支持俄國革命，發起反戰罷工。1917年4月，柏林軍工工人宣佈罷工，萊比錫等城市紛紛響應，罷工人數達30多萬人。罷工工人提出許多政治要求：放棄割地，締結和約，釋放政治犯，召開工人代表會議等。這年全年，德國共發生561次罷工，參加人數為661萬7000人。反戰浪潮也影響到軍隊。1917年6月，12艘軍艦的水兵起義。7月，所有軍艦上都成立了改善士兵待遇的經濟委員會，士兵通過這個組織傳佈命令，散發反戰公告。
1917年，奧匈帝國境內共發生2530次罷工，罷工人數為192萬人。
同年，法國的工人罷工和前線士兵起義的浪潮洶湧澎湃。5月25日，大部分前線軍隊都處於騷動狀態，有些部隊甚至拒絕開赴戰場，甚至有幾個團向巴黎進軍，高喊「打倒戰爭！俄國革命萬歲！」的口號。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承認：「彼得格勒發出的衝擊波波及了所有工廠和礦山，首次引起了騷動。使徵兵工作和前線的供應工作發生了困難。」1917年，英國工人進行了688次罷工，參加人數為82萬1000人。[②]
歐洲社會民主黨不僅不利用大好的革命形勢奪取政權，反而幫助資產階級政府鎮壓罷工工人，破壞革命形勢，貽誤了奪取政權的時機。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如果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帝國主義戰爭，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而不是用保衛祖國、保衛民族文化的謊言來欺騙人民群眾，讓他們為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賣命的話，一旦群眾覺悟之時，就是發動這場野蠻戰爭的資產階級政府垮台之日。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歐洲蘇維埃聯邦和一國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的領袖在發動革命時，著眼點始終是發達的歐洲國家，他們認為他們完成的俄國革命僅僅是世界革命的導火索。引爆歐洲發達國家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是他們的近期目的，最終目的當然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前，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論述過歐洲革命勝利後將建立的歐洲社會主義聯邦的前景。如果歐洲真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歐洲社會主義聯邦的話，今天備受人們稱道的「歐盟」將提前幾十年出現。僅憑這一點，就不難看出，誰更好地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十月革命後，儘管馬上爆發了內戰，布爾什維克在進行生死存亡的艱苦鬥爭時，也沒有忘記他們的主要目標。他們創立了第三國際，即使在內戰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也是年年召開。
內戰勝利大局已定，俄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托洛茨基建議廢除戰時共產主義，實施以實物稅取代糧食徵集制的新經濟政策。列寧之所以否決了這個建議，並非他意識不到經濟形勢的嚴峻性，也不是他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是「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正常形式」（布哈林語），而是他仍寄希望於歐洲革命，不願在歐洲革命爆發前使俄國階級關係複雜化。
正是因此，在發動十月革命前，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袖沒有考慮在俄國的經濟建設問題。如果歐洲先進國家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在短期內爆發革命，建立起歐洲社會主義聯邦，那就不存在布爾什維克在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單獨進行經濟建設的問題了。
列寧病重和逝世後，聯共（布）黨內爆發了黨內鬥爭，一國社會主義曾是理論鬥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有人把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加到列寧的頭上，指責他在這個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其實這個理論與列寧毫無關係，它是1924年底史達林夥同布哈林一起炮製的，於1925年正式公佈，取代世界革命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新正統。他們制定推行這個理論正是在聯共（布）黨內鬥爭時期，新理論受到反對派的嚴厲批評。於是多數派採取他們在黨內鬥爭中慣用手法，把他們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說成是列寧的理論和主張。其依據就是列寧在其晚年的《論合作社》一文中說的蘇聯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充分條件。托洛茨基反駁說，具備建設社會主義條件指的是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實行了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國有化，在這些條件下可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僅有這些條件還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定義，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階級，國家也要消亡，還要廢除常備軍。在一個孤島般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家是不能消亡的，常備軍也是不能廢除的；包圍這個社會主義孤島的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會讓它獨自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布哈林聲稱蘇聯將撇開一切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托洛茨基辛辣地諷刺說，你可以撇開一切，在一月的嚴寒中赤身裸體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氣和民警不會撇開你。
實際上，列寧終其一生都是世界革命論者，從來不是一國社會主義者。1923年3月2日，也就是在列寧第二次中風，徹底失去理政能力的4天前，他還口授了另一篇文章《寧可少些，但要好些》，他指出精簡機構、厲行節約，為蘇聯的工業化積累資金，而實現工業化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堅持到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③]請注意「堅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這句話，不是「撇開」，而是「堅持到」，也就是說，列寧認為，如果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不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能否繼續存在下去都沒有保障。它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列寧始終是世界革命論者。如果列寧認為蘇聯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全部條件指的真的是在蘇聯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話，他顯然是不會這麼說的。在這篇文章的結束部分，列寧用了幾個「堅持下去」：「儘量縮減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東西，我們才能堅持下去。而且我們將不是在小農水準上、在這各種方面都很有限的水準上堅持下去，而是在不斷地前進、向著大機器工業前進的水準上堅持下去。」[④]這裡的「堅持下去」與上面的「支持到」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堅持到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
由於長期以來中國官方一直把史達林定位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度對他頂禮膜拜，他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理所當然地成了列寧主義的學說，甚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何況又有前幾年被吹捧為列寧身後聯共（布）領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辯證法的布哈林也是這個理論的共同作者和鼓吹者。今天，國內不少學者仍以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的那句話為依據，指責他的一國社會主義論超越了階段，俄國根本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⑤]這真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由於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叛賣，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失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奪取政權的機會之後，歐洲是否再也沒有出現過革命形勢呢？據托洛茨基的觀點，革命形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還出現過多次：如1923年秋天在德國，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甚至在1930年代初的納粹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都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無產階級利用社會危機奪取政權的好機會。但由於把持共產國際大權的是史達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由於當年導致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三個階段」理論[⑥]的作祟，他們不僅不能把握時機，甚至都看不到時機，以致每次都用他們的錯誤的方針政策使形勢朝著有利於敵人的方向發展。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其結果不僅是德國工人運動被徹底破壞，還導致了把整個歐洲浸泡在血泊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你開玩笑！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不是敵人對它的誣衊，而是當年包括列寧、托洛茨基這兩位十月革命的領袖都公然宣稱並引以為自豪的事。在7月底召開的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用武裝起義的口號代替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響和赤衛隊攻打冬宮的場景，是這場革命的標誌性事件，也界定了它是武裝起義和暴力革命的性質。你憑什麼否定它，竟說它不是暴力革命？現在國內某些學者就是據此公然把列寧與布朗基等同起來，認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是革命形勢使然，靠的是革命黨人秘密組織、精心策劃的密謀。
這大概是對十月革命的最嚴重的誤讀。
十月革命不是單純的武裝起義，更不是少數革命家精心密謀策劃的冒險。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誤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只看使十月革命獲得成功的最後一步，忽視了它的過程；強調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對它的領導，忽視了蘇維埃的作用。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問題呢？是出於先是政治局多數派、後來是史達林排除十月革命的主要直接領導人托洛茨基的需要。
現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和相關著作中，至今還說是列寧領導了十月革命。去年央視播放紀念十月革命89紀念周年的專題片仍說是列寧下達了攻打冬宮的命令。其實，在10月24日（俄曆）夜[⑦]列寧喬裝（他當時仍受臨時政府的通緝）來到斯莫爾尼宮時，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處於赤衛隊和起義的軍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說，在列寧抵達斯莫爾尼宮之前，起義已經開始，並且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所差的只是對被包圍在冬宮裡的眾叛親離的臨時政府的幾個部長和保衛他們的2、3千士官生和軍人進行最後一擊了，克倫斯基已化裝乘美國使館提供的汽車逃走。列寧抵達的斯莫爾尼宮是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及其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不是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而是以蘇維埃的名義發起的。具體領導十月革命的另有其人，他就是後來備受詛咒的托洛茨基。在其自傳《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把他指揮十月革命的斯莫爾尼宮的小房間比喻為艦長的艦樓，足見他在這場革命中的角色。下令「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用空彈炮擊冬宮的也是托洛茨基。[⑧]就是在十月革命前的準備階段，大量革命工作是經過蘇維埃進行的，尤其是在七月事件之後，列寧為躲避臨時政府的逮捕而隱藏起來，不能公開露面，布爾什維克的報紙被查封，機關被搗毀，7月底召開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雖然通過了以武裝起義取代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由於列寧不能公開露面，布爾什維克党的主要領袖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公然反對武裝起義，史達林則採取消極觀望態度，在此期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中的積極活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根據歷史本來面貌把十月革命與彼得格勒蘇維埃聯繫在一起，當時的人們肯定會由此聯想到一直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活動、後來任其主席的托洛茨基。正是由於把十月革命與蘇維埃割裂，史達林才能說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党的軍事委員會領導的，並以托洛茨基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而否定他在十月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又以他本人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把自己封為十月革命的領袖。托洛茨基則反駁說，布爾什維克的軍事委員會是協助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工作的，他沒有必要兩次加入同一個組織。
為了搞清十月革命的性質，必須研究十月革命的全過程，即不只是起義的準備和爆發的階段，還有從4月開始的布爾什維克為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而進行的民主鬥爭的整個過程，才能判斷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憑的是它贏得了蘇維埃的多數和全國人民的支持，還是完全依靠武力？勝局是整個過程奠定的，還僅僅是訴諸武力的結果？為此有必要扼要回顧一下二月革命和其後產生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
1、 二月革命與蘇維埃、臨時政府、雙重政權
二月革命與蘇維埃：國內版的《世界通史》對二月革命的描寫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了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但由於他們在領導群眾進行戰鬥時，他們的領袖仍被關押在監獄裡或在流放中，所以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竊取了蘇維埃的權力。這是按照史達林親自定稿的《聯共（布）黨簡明教程》寫的。事實並非如此。
二月革命是工人自發的起義。它從彼得格勒麵包危機開始。世界大戰進行了將近三年，勞動群眾已經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沙皇政府把彼得格勒的麵包師徵召入伍，加劇了麵包供應的緊張，所有麵包店前排起了長隊。這首先引起了彼得格勒婦女的不滿，在三八婦女節（俄曆2月23日）那天，她們走上街頭，高喊：「打倒沙皇！打倒戰爭！麵包！」的口號。其他工廠工人紛紛回應。政府派員警和軍隊鎮壓，但軍隊支持罷工工人，甚至把槍口轉向鎮壓工人的員警。27日晚，起義的工人士兵取得了勝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將軍，他們繼承了1905年革命的傳統，建立了蘇維埃及其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布爾什維克的普通黨員積極地參加了這次自發的革命，但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對它的領導。主要原因是戰爭先于革命把農民組織起來，即把他們組織到軍隊中。他們以其龐大的數量排擠了無產階級，並把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党領袖作為自己的領袖。蘇維埃的領導權理所當然地落入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領袖的手中。蘇維埃從誕生伊始，就履行了政權職能，它選舉了臨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臨時糧食委員會，剝奪沙俄政府官員的財政支配權，立即為國家銀行、國庫、鑄幣廠、印鈔廠派出革命警衛。
臨時政府的產生：然而，這些領袖卻不認為應該由他們來掌握由革命誕生的政權，也許是受了三個階段理論的影響。他們認為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享受勝利的果實。於是產生了頗具戲劇性的一幕。
當時，接到沙皇解散杜馬詔書後建立的杜馬臨時委員會面對這一沉重的打擊和爆發的革命不知所措、驚恐萬分。此時，新建立的革命政權——蘇維埃卻主動走到他們面前，堅決要求他們組閣掌權。杜馬主席羅將柯惶恐地問，這不是造反嗎？杜馬議員蘇爾金安慰他說，這不是造反，勸他以臣民的身份掌權，總得有人接替逃走的大臣，如果暴亂平息的話，皇上任命了新政府，就把政權還給他，如果暴亂平息不了的話，他們不掌握政權，別人就會掌握它。杜馬領袖商議良久，最後才由米留可夫出面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宣佈，他們同意掌握政權。這讓後者長出了一口氣。[⑨]
以李沃夫公爵為首的臨時政府就這樣產生了。這個政府和後來的幾屆聯合政府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協約國的壓力下，對外繼續推行戰爭政策，對內拒不解決農民對土地的要求。然而這些資產階級領袖認識不到，自發地發動二月革命的人民群眾不像蘇維埃領袖那樣「自覺」，認識不到他們完成的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認為把政權交到資產階級手中，革命就成功了。不，他們有他們要達到的十分具體又迫切的目的，那就是在罷工開始時提出的「和平、土地、麵包」。因此，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的短短的8個月期間，發生了四次政府危機。
於是產生了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的雙重政權。蘇維埃是起義的群眾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是起義人民的直接代表。在這個機構中，沒有未參加革命並敵視它的代表大資產階級、貴族、地主的立憲民主黨和進步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是蘇維埃的領導機構，主要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雖然他們主動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並支持這個資產階級政府，但他們畢竟承受著代表民意的蘇維埃的壓力，對政府的政策和活動進行監督。然而這個並非由革命直接產生的政府卻千方百計地要擺脫蘇維埃的監督。無論是以貴族、大資產階級為主的第一屆臨時政府，還是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產階級組成的幾屆聯合政府，都一樣。克倫斯基成為臨時政府總理後，情況變得更糟。總理和各個部長們都不履行對蘇維埃大會做工作報告的責任。
臨時政府不僅不解決上述誘發革命的問題，而且表明自己要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不顧不願意打仗的軍隊和人民，繼續在戰場上發動進攻，還把農民自發地奪取地主土地稱為無政府狀態，聲稱要嚴加懲處。糧食問題隨著戰爭的持續也日趨惡化。
2、 蘇維埃內部力量的消長
布爾什維克本是蘇維埃內部的少數派。開始時，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的代表占了5/6。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裡他們更是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只有兩個：施略普尼柯夫和紮盧茨基。
在列寧回國前，布爾什維克領袖中多數人是支持臨時政府的。他們同樣受三個階段理論的束縛。3月28日（俄曆），在列寧回國前召開的全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史達林在其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說：「政府分成了兩個機構……蘇維埃的確在革命性變革方面採取了主動，蘇維埃是起義人民的惟一領導者，控制臨時政府的那個機構。臨時政府承擔了鞏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務。蘇維埃動員了各種力量，行使了控制權，而臨時政府則勉強地、拙劣地承擔了人民實際已經取得的成就的捍衛者的任務。」在宣讀完他的報告後，他又宣稱他更支持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的決議，該決議的核心是：「只要臨時政府採取滿足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村的要求的方針，就支持臨時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樣的立場。他反對列寧的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四月提綱》。他在刊登在1917年4月12日（俄曆）《真理報》上的文章《論列寧的提綱》中寫道：「他的提綱對英國、德國、法國的正在形成的革命的頭幾步來說，是極其偉大的綱領，但不是對已經完成的俄國民主革命。」[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還說：「國內局勢就是如此，社會革命黨人的蘇維埃和立憲民主黨必然會承擔起解決經濟問題的責任，以推翻資本的斷然措施妨礙工兵蘇維埃的這項工作，從科學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許的。」[11]
列寧回國後，費了不少力氣扭轉了布爾什維克領袖準備在蘇維埃中當反對派的立場，使全黨走上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道路。然而是民主鬥爭而非武裝起義的道路。列寧還在蘇黎世時就說過：「我們不是布朗基主義者，我們不主張少數人奪取政權。」[12]列寧于4月初返回俄國時，認為俄國是當時歐洲國家中最民主的國家，而且他對民主鬥爭充滿信心。針對布爾什維克當時處於少數這一情況，他說：「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處於少數地位……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宣傳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只要我們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使群眾不再受騙。我們不希望群眾相信我們的諾言，我們不是江湖騙子。我們希望群眾從實際經驗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13]列寧把那時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工作歸結為「耐心向群眾解釋」。這表明布爾什維克當時想通過民主鬥爭成為蘇維埃的多數，它的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就是相信蘇維埃民主制度會使布爾什維克成為蘇維埃多數，從而為在自己政綱的基礎上建立政府的目的提供充分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的更替是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從4月至7月初，布爾什維克的全部工作都集中在通過蘇維埃保障革命的和平發展。
布爾什維克以什麼方式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呢？它向群眾耐心解釋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堅決主張立即停戰，把土地分給農民。它的主張就是推翻了沙皇政權的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而且它的主張是出自它的政綱，沒有絲毫蠱惑人心和政客的收買人心的手腕。它就是靠它的立場主張與人民要求完全吻合，並不屈不撓地為自己的主張、同時也是人民的最迫切的要求而與臨時政府以及支持它的蘇維埃多數派進行鬥爭，最後終於使自己成為蘇維埃中的多數。這一過程也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得人心者得天下。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鼓動靠的是一批傑出的鼓動家。托洛茨基在其自傳《我的生平》中這樣描寫他在現代馬戲場為彼得格勒廣大底層群眾演講時的情況。他每次進入擠得水泄不通的馬戲場時，都要經過一番努力，有時甚至是被舉上講台。群眾聆聽革命講演，就像嬰兒吸吮母親的乳汁。演講結束後，他的退場比入場更加困難，往往由「無數手臂把我抬起，在大眾頭頂上浮向出場口」。
後期，布爾什維克的影響迅速增長，因經費有限，它的書面宣傳與它的影響十分不相稱。但因為它的思想和口號表達了時代和人民群眾的要求，擁護這些思想和口號的群眾自發地用各種手段傳播和複製它們，在有條件的地方用印刷機，沒有條件的地方就當眾朗讀，或用背誦和手抄的方式來傳播。而數百萬份免費寄往前線的其他黨派的報紙卻沒有讀者，成捆成捆地堆放在那裡。
托洛茨基在總結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時說，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就是因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臨時政府沒有立即停止戰爭，沒有把土地分給農民。如果他們能在這兩點上滿足人民的要求的話，布爾什維克根本就沒有機會贏得多數，即便能夠獲勝，也維持不了多久。
有人會說，布爾什維克在七月事件後，在7月底召開的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就明確地放棄了民主鬥爭的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代之以「武裝起義」的口號了。這是史實，筆者並不想爭辯。但說從此布爾什維克就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數人的冒險方式奪取政權的，則與史實不符。因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間，還有一場科爾尼洛夫反革命暴亂。這次暴亂使布爾什維克的奪取政權的鬥爭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軌道，並在這個軌道上最終贏得了蘇維埃的多數。
也就是說，七月事件沒有終止民主鬥爭的進程，只是把它打斷了一個多月。
七月事件也是列寧不是布朗基主義者的證明。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發地表達對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拒不滿足他們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的抗議。而且士兵手持武器進行武裝示威。布爾什維克領袖認為時機不成熟，對示威群眾循循善誘，竭盡全力使遊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範圍內。
臨時政府為了給自己6月進攻大潰敗找替罪羊，借列寧乘德國安排的鉛封車回國一事，把列寧打成德國奸細，以叛國罪指控布爾什維克領袖，對他們發出通緝令。七月事件後，更是搗毀布爾什維克的機關，查封他們的出版物，宣佈布爾什維克為反革命政黨。布爾什維克又回到了沙皇時代的非法政黨的狀態中。列寧和季諾維也夫逃到芬蘭，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等人則被關進監獄。那時，對失去合法地位的布爾什維克黨來說，確實沒有進行民主鬥爭的可能。不僅如此，連二月革命後就一直存在的雙重政權的局面也終結了。
但這種情況只持續了一個多月。深得克倫斯基信任和依賴，並被他提升為總司令的科爾尼洛夫發動的反革命暴亂打破了這種局面。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不得不請求尚被關押在監獄中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托洛茨基等率領群眾保衛彼得格勒。暴亂粉碎後，布爾什維克恢復了合法政黨的地位，繼續為贏得蘇維埃的多數而進行民主鬥爭。
而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布爾什維克成為蘇維埃的多數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杜馬選舉，有效投票為355萬張，社會革命黨得票20多萬張，減少了37.5萬張，立憲民主黨所得選取票占全部選票的1/5，孟什維克只得到可憐的2.3萬張，布爾什維克得票增至20萬張。[14]而在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開的第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控制了5/6的選票。[15]9月23日（俄曆），在新一屆聯合政府成立時，彼得格勒蘇維埃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布爾什維克13人、社會革命黨6人、孟什維克只有3人，[16]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加在一起都少於布爾什維克，何況社會革命党人中還有與布爾什維克接近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到了這時，彼得格勒蘇維埃已經完全掌握在布爾什維克的手中。在俄國首都的情況是這樣，在外地又是如何呢？在紀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晚會上，布哈林說：「（列寧的）信（敦促奪權——施注）寫得太尖銳了，並用種種懲罰來威脅我們，我們大吃一驚。還沒有人這麼尖銳地提過問題……開始時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後來經過協商，中央委員會一致決定銷毀列寧的信。也許這在我黨歷史上是第一次……我們雖然相信，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們無疑能成功地奪取政權，但我們認為，在外省我們還維持不下去，如果我們奪取政權，解散民主會議，我們不可能在俄國的所有其他地方鞏固自己。」[17]這也是後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反對十月革命的理由之一。但在預定於10月25日（俄曆）召開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妥協派代表人數占代表總數的1/4。孟什維克和追隨他們的各民族代表不超過80人，社會革命黨有159人（一說為192 ），其中左派占3/5。[18]早在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之前，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蘇維埃選舉中贏得了多數。
從二月革命後蘇維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歷屆政府的組成都是由蘇維埃的多數決定的。除第一屆臨時政府是由被革命群眾排除在蘇維埃之外的大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和「進步集團」組成的外，另幾屆聯合政府都是由蘇維埃的多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主的政府，蘇維埃的多數党就成了執政黨。根據蘇維埃與政府之間的這種關係，在布爾什維克成了蘇維埃的多數後，理應由它來組成政府，實施它的政綱。何況此時的臨時政府空有權力的表像，實際上已經氣息奄奄。蘇維埃的妥協派也消耗盡了他們的二月革命的資本。托洛茨基在其《俄國革命史》中，是這樣描寫政府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衰落的：「如果揭去騙人的表像的話，政府的每次重組都與群眾運動背道而馳。從一個政府到另一個政府的過渡都充滿了危機，它每次都變得更加長久，帶有更加病態的性質。每個新的危機都消耗掉政府的部分權力，削弱革命，使統治者士氣低落。頭兩個月，執行委員會無所不能，甚至能指名讓資產階級當政。在其後的兩個月中，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一起還能幹不少事，甚至能在前線發動進攻。在執行的委員會軟弱無力的情況下，第三屆政府還能粉碎布爾什維克，但不能把此事進行到底。第四屆政府是在最長久的危機之後誕生的，已經什麼都幹不了了。剛剛誕生，它就奄奄一息，眼睜睜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19]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成為執政黨，組成它的政府，就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臨時政府不是民主法制政府
上面說過，第一屆臨時政府是由代表資產階級地主利益的政黨組成的，而這些政黨由於反對革命，在革命產生的權力機構蘇維埃中沒有席位。而蘇維埃是代表革命工人士兵農民的
利益的，不同的階級利益必然造成這兩個權力機構之間的磨擦。這些磨擦集中在和平和土地問題上。資產階級地主政府決心要把戰爭進行到底，堅決不把土地分給農民。
由資產階級和地主組成的第一屆臨時政府並非是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也許是由於俄國君主專制歷史的影響，資產階級和地主渴望強有力的專制政府，蘇維埃表達的民眾的要求和它對政府的壓力更加劇了他們的這種渴望。早在二月革命前，他們就討論過建立軍事專政的設想。立憲民主黨領袖尼·維·涅克拉索夫認為，只有把政權交給一個有威望的將領，才能控制局勢。在四月事件中，資產階級和地主就曾試圖建立軍人專政。當時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的拉·格·科爾尼洛夫把忠於他的軍隊調往塔夫利達宮，企圖用武力鎮壓工人士兵的行動。但被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勸阻。[20]
四月事件導致第一屆臨時政府垮台，組成了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主的聯合政府，人員結構雖然有了變化，但它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利益的性質沒有變，在和平與土地問題上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擺脫蘇維埃對政府的監督和限制，是後來歷屆臨時政府的共同願望和努力的目標。
新內閣口頭上滿足人民的和平要求，實際上卻在加緊準備6月在前線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欺騙和進攻的慘敗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和對政府的不信任。為了轉移視線，政府誣陷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為德國間諜，把進攻失敗的責任推給他們。它依賴暴力，對人民的不滿進行鎮壓。政府經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同意調動忠於它的軍隊鎮壓自發示威的工人士兵（即七月事件），而且搗毀了布爾什維克的司令部，查禁了它的報刊，從而結束了二月革命後開始的民主時期，政府成了赤裸裸的專制政府。
鎮壓布爾什維克實質上是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同時也破壞了軍隊、工廠和農村的民主組織。所有這些都暴露了克倫斯基政府反人民的暴虐專政的本質。
七月事件後政府進行了改組，策列鐵裡要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授予新政府無限權力，他坦言人民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任何好處，從而導致局勢的激化，只有採取非常措施才能避免這種結局的出現。[21]由此可見，新政府的非常措施是針對人民的。
陸海軍部長克倫斯基在改組後的內閣任總理，還保留了陸海軍部長一職。此後的臨時政府專制制度中，又增添了克倫斯基獨裁的因素。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更加依賴軍隊。他提拔任命科爾尼洛夫將軍為總司令。
科爾尼洛夫叛亂及其失敗，不僅沉重地打擊了臨時政府，也打擊了支持政府的蘇維埃中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在這次暴亂中，群眾徹底拋棄了他們，他們從而失去了基礎，再也無力進行爭奪權力的鬥爭。在爭奪政權的鬥爭的舞台上，只剩下臨時政府和成了蘇維埃主宰的布爾什維克。
隨著政府獨裁專制的加強，克倫斯基越來越沉醉于建立不受監督的個人專權的夢想中。他擺脫了把他推上權力寶座的社會革命黨的羈絆，並著手一個一個地清除橫在通向他個人獨裁道路上的障礙。他在米留可夫等人的協助下，消除了蘇維埃對政府監督的殘餘，還取得了組建和改組內閣的權力。在此應該補充一句，克倫斯基的獨裁願望得與資產階級地主希望建立強有力的個人獨裁政府的要求相吻合，並且得到了後者的支援。7月23日，他組建了新內閣，從此時到十月革命前的短短的3個月中，他頻頻改組內閣，切爾諾夫認為，他的改組原則是把所有有聲望和有個性的人物（策列鐵裡、切爾諾夫等）一個接一個地逐出政府，用平庸、沒有主見和個性的人代替他們。[22]他的所作所為的惟一目的，就是保證他的無限的權力並且不受監督。
克倫斯基利用科爾尼洛夫叛亂，立憲民主黨退出內閣之機，要求其餘所有部長辭職，開始獨掌國家大權。為了掩蓋他的獨裁，他任命他的四個心腹組建了一個執政內閣。至此，克倫斯基建立個人獨裁政權的願望已經實現。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失去了基礎的權力的空殼，它只能滿足他的虛榮的權力遊戲：獨自一人頒佈關係國家生活的命令，以個人好惡任免官員。他自認為國家興亡系乎他一身，耳邊響著令他陶醉的阿諛奉承之詞：祖國的拯救者、民族英雄等等。
在這個權力頂峰的假像之後，是眾叛親離，不僅廣大人民群眾唾棄了他，連曾經支持他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也譴責抵制他。在科爾尼洛夫暴亂失敗之後，他的命令已經失效。
9月18日，克倫斯基為了顯示他的力量，出人預料地頒佈了解散波羅地海艦隊的中央委員會的命令。水兵回答說：「解散波羅地海中央委員會的命令是非法的，不能執行，要求立即撤銷。」克倫斯基無計可施，在蘇維埃的協調下，他於三日後收回成命。[23]駐芬蘭軍隊、艦隊、俄國工人委員會以地方政權的名義扣留了政府的運輸貨物。克倫斯基威脅逮捕蘇維埃委員。該委員會答覆說：「州委員會平靜地接受臨時政府的挑戰。」[24]
在面對布爾什維克起義威脅時，他企圖徵調私人車主的車輛，但一輛車也沒有征上來。政權無非是對國家的物質力量和軍事力量的支配權。從這個角度說，克倫斯基政權早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就垮台了。唐恩也說：「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以這種支持加強政府的錯覺，無論如何不能親手把政府推向深淵，它本來就相當快地滑向深淵。」[25]克倫斯基過去的同事切爾諾夫預言他註定要滅亡。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在描述這位政府首腦時說：「克倫斯基腳下失去了根基，越來越暴露出那種用醫學術語可以稱之為『神經衰弱』的心理狀態的全部症狀。」[26]
克倫斯基無力調動軍隊保衛他的政府。本來承擔保護政府責任的衛戍部隊公然站到蘇維埃一邊，拒絕政府和軍區司令部將它的幾個團調往前線的命令。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衛政府的部隊中，步兵第17師在途中得知派他們前往的目的地和目的後，拒絕前往。在溫登，有兩個團反對派他們去鎮壓彼得格勒。[27]克倫斯基所能調動的軍事力量只有兩個士官學校的學生、零星部隊，再加上一個主動前來的婦女突擊營，總數只有3千多人。
中央政權如此，軍隊和地方政權也一樣。第三軍的特派員向政府報告說，軍事法庭無法開庭，因為士兵證人拒絕出庭作證。海軍司令部已經失去了對艦隊的控制。在海戰開始之前，艦隊司令問水兵是否執行作戰命令時，水兵回答說：「我們將執行命令，但必須有我們方面的監督。但是，……如果我們看到艦隊將有毀滅的危險時，司令將第一個被吊死在桅杆上。」[28]
像依賴軍隊、內務部和員警嚴厲鎮壓人民的克倫斯基個人專制一樣，地方政權也上行下效，頻頻要求上級機關為他們派兵鎮壓當地的騷亂。軍隊不願意充當鎮壓人民的工具，地方政權也開始迅速崩潰。特派員們害怕丟掉性命，紛紛棄官逃跑。波多利斯克省的特派員H·A·斯特拉霍夫寫道：「所爆發的事件進一步暴露了政權的崩潰和無能為力。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這場龍捲風是阻止不住的。」[29]
如果說政權就是支配物質和軍事力量的權力的話，那麼克倫斯基的政權在十月革命前就垮了。十月革命僅憑以工人赤衛隊為主的3萬多人就推翻了臨時政府，而且在此前後，全國各地方政權也都轉到了蘇維埃手中；這一政權更替過程不僅未曾爆發全面內戰，而且連局部武裝衝突都少見。季諾維也夫等布爾什維克上層領袖對無法奪取全國政權的擔心沒有成為現實，主要原因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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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月革命的全過程來看，早在起義發動前，臨時政府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臨時政府的垮台就意味著政權轉到布爾什維克在其中占多數的蘇維埃的手中，也就是轉到布爾什維克的手中，最後的武裝起義是可有可無的行動。托洛茨基說：「衛戍部隊充滿信心地走向起義，而且並不認為它是起義，而只是實現蘇維埃主宰國家命運的無可爭議的權力而已。」[30]
所有事實表明，無論是在對十月革命頂禮膜拜時，還是在告別革命的今天，對十月革命的整個過程並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正是客觀認真的研究的缺席，導致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對十月革命的態度對這場革命做出了相同的界定：十月革命等於暴力革命。
[①] 參見《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第390頁
[②] 參見同上，第398-399頁。
[③]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0頁。
[④] 同上，第392頁。
[⑤] 參見《蘇聯興亡史論》第159-163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三個階段理論即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首先應該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水準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正是在這個理論的影響下，包括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或是積極反對十月革命，或是對它採取消極觀望的態度（10月期間的史達林）。即使十月革命獲得了勝利，仍不能清除他們在頭腦中根深蒂固的三個階段理論的影響，在後來的中國革命問題上再次表現出來。
[⑦] 托洛茨基在回憶十月革命時（參見《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冊），提到一個細節，10月25日早晨，他和喬裝的列寧坐在斯莫爾尼宮的一間屋子裡談話，前來參加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的唐恩和斯柯別列夫經過這裡時認出了列寧。據此判斷，列寧應該是剛剛抵達這裡，還沒有來得及卸裝。如果他是在10月24日夜就來到斯莫爾尼宮的話，那時布爾什維克已經控制了大部分城市，他沒有必要再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⑧] 參見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第34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⑨] См. Л.Тро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1,стр,189,из-во Гранит, Берлин,1933г..
[⑩] Л.Троцкий,Сочинения, т.3,
часть1,стр.371,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1924 г..
[11] 同上。
[12] 《列寧全集》第29卷第133頁。
[13] 同上，第106-107頁。
[14]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10.
[15] 參見《武裝的先知》第292頁，
[16]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83。
[17] Там же, том2,часть2, стр.147-148.
[18] Там же, стр.328.
[19] Там
же,стр.387.
[20]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46頁。
[21] 參見同上，第48頁。
[22] 參見同上，第51頁。
[23] С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79.
[24] Там же, т.2, часть2,стр.81.
[25]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53頁。
[26]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88.
[27] Там же, т.2, часть2, стр.134.
[28] Там
же, стр.107.
[29]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53頁。
[3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2,ст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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