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誕辰一百三十年｜王璞讀《本雅明傳》
「……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個矛盾而流動的整體」——二十世紀猶太裔德國批評家、理論家和文人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思想生活。他的多樣作品、不幸經歷以及遲來的聲名，不論在英語世界還是中文世界，都仍然散發出近乎奧義般的吸引力。2014年夏天，最初接到翻譯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邀請時，我一口答應，幾乎不假思索。這部傳記，「英語中第一部完整的」本雅明傳，出自霍華德·艾蘭（Howard Eiland）和邁克爾·W. 詹寧斯（Michael W. Jennings）的「四手聯彈」。我上大學在圖書館亂翻瓦爾特·本雅明著作英譯本時，已經注意到這兩位本雅明專家的名字。艾蘭曾長期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的文學講師；詹甯斯則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德語系教授。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在編輯琳賽水（Lindsay Waters）的強力推動下，哈佛大學出版社成為本雅明著作英語譯介的重鎮，這兩位學者的努力和配合貫穿於哈佛社版四卷本《瓦爾特·本雅明文選》（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的編譯工作。從1996年至2003年，這套選集終於出齊，時至今日仍是英語世界對本雅明作品的一份相對完備的呈現。同時，艾蘭也是本雅明遺稿《拱廊街計畫》（The Arcades Project）和專題選集《現代生活的作家——論波德賴爾》（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的英譯者之一。而詹甯斯不僅編輯了《現代生活的作家》，還是《可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及其他討論媒介的文字》（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的編者之一。這些譯本也都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陸續推出。可以說，2014年哈佛社版《本雅明傳》是這一長期全面介紹本雅明遺產的項目的收官之作，甚至有集大成的意味。
說回自己，高中時第一次見到「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這一書名，我真有觸電之感。但即便我和其他文藝青年、文科同學一道早早在腦海中印下了本雅明的形象，每次翻開這個並不厚的譯本，我還是只能在震驚和眩暈的不斷折返中，跌倒在歷史意象的界碑之間（倒是《可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等文化批判，似乎更容易進入）。真正讀完《發》，我已是碩士生（自己最早發表的評論之一，也是以它為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中，我沉浸於本雅明文選《啟迪》（張旭東、王斑譯，當時只有香港牛津版行世），一抬頭，秋光正緩慢地透過金黃的銀杏葉照進來——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會有幸成為本雅明中譯者張旭東老師的學生。在紐約大學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在張老師指導下，從事《拱廊街計畫》的合譯。2008年秋冬，我到巴黎遊學，穿過拱廊街，坐進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本雅明曾「隱藏」（借用他自己的詞geborgen）於此，為深描十九世紀商品資本主義「幻景」而搜集各種邊角材料，使得《拱》的引文筆記蔓生為浩瀚宇宙，而辯證意象如星叢般閃現其中——作為從中國經由「新大陸」來到「老歐洲」的學子，我的確感覺，主閱覽廳拱頂上鐫刻的各大都會之名仍輝煌如恒星。我一面翻閱本雅明所引用的法語材料，一面通過張老師修訂的《發》新版，重新校正我自己在德國猶太人本雅明和「布爾喬亞世紀」之間的位置。我由此發願，將本雅明著作納入我的博士大考題目，並請理查·希伯斯（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記》的英譯者）在這方面給我指導。2012 年，我畢業後去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這所美國大學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它的猶太精神傳統，甚至可以說，作為美國最年輕的研究型大學，它在「二戰」後的成立，也回應著猶太人所經歷的現代苦難——這也讓我再再想到本雅明逃亡赴美途中的死難。恰在這時，有機會把一部英文的本雅明評傳譯介到中文世界，我自然心動，還沒有拿到樣書就接受了這一任務，甚至感覺自己和本雅明遺產實在有緣。
但是，這「緣分」很快就顯出「魔咒」般的力量。正如本雅明的一生仿佛無法擺脫「厄運」及「險情」，這本傳記的翻譯也一再拖延，伴隨著「小我」和「大我」的跌宕。它不僅因為我個人學術升職過程的焦灼和煎熬而屢屢遭到耽擱，而且，在生活的潰散之中，它還見證著我們所身處的歷史現場的地殼運動。2019年，我終於完成了草譯稿，本想在訪學法國期間全力校改，誰料全球新冠疫情降臨。等我重新拾起校譯工作時，我已經分別在法國、美國和中國受過了防疫的考驗。這一回回的延宕，大抵也是因為我「拙」於規劃，和「駝背小人」別具「親合力」，而在時代氛圍的變化中，翻譯也幾乎成為一場「悲悼」戲演——我們的處境或遠比本雅明幸運，但四處也浮起災變的寓象。我甚至不由得想起本雅明那麼多次創辦刊物的失敗、那麼多擱淺的出版計畫、那麼多走不通的出路和逃路，幾乎感覺宿命襲來：這次的翻譯該不會也終於無法完成吧？到了校改階段，我得知艾蘭已經從麻省理工學院退休，而琳賽水也不再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疫情中，每次琳賽水打來電話，我都不好意思彙報進展，反倒是這位資深大編輯寬慰起我來，說這樣的大部頭傳記，譯到中文必然費時費力。的確，當我需要為拖延近八年開脫時，我總會首先提到這部書的厚度。厚實，或許是這本書給人的最直接印象，它厚到讓人無法捧著讀（英文原版近八百頁，其德語譯本和西班牙語譯本均超過一千頁）。而在譯作終成之際，我還想強調，這一基本特徵也聯繫著這本傳記的意義——我願稱之為「評傳的可能性」。
正如比較文學學者大衛·費理斯（David Ferris）在書評中所暗示的，這本書沉甸甸的「分量」恰恰是傳記意義所在。在他看來，艾蘭和詹寧斯因為他們過去三十年在本雅明譯介、研究方面的貢獻而成為本書作者的最佳人選，同時，他們還面對傳記寫作的特殊「任務」：在二十世紀思想史、批評史的種種難題中，一部本雅明傳如何可能？本書的厚實來自傳記的翔實。它不僅是英語世界中，而且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最翔實、最完整、最全面的本雅明傳。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它被翻譯為德語（也即本雅明的母語）時，它甚至一度登上德國（也即本雅明的祖國）非虛構類讀物的暢銷排行榜。德譯本的出版方正是出版《本雅明全集》的蘇爾坎普（Suhrkamp），德語書界宣傳此書為一座由「細節」砌成的「紀念碑」。
在此之前，我們心中當然早已有一系列本雅明的思想肖像：通靈氣質的左翼同路人、藝術的救贖論者、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逆飛天使、語言亂世的海底采珠人、歐洲猶太傳統的異類、物化世界的漫步者、布爾喬亞夢境的收藏家和回憶者、靈氛消失後的文體試驗家、密宗般的政治神學家、邊角史料中的拾荒人、法蘭克福學派的編外成員、經驗世界的哀悼者和技術身體的宣導者，等等，不一而足。兩位傳記作者在本書《尾聲》也提到，在本雅明的身後名中，「他的生平故事被神話所掩蓋……隨著闡釋者捕捉到他思想的各種獨特側面，數不勝數的不同的本雅明也開始浮現」。以往的評論者慣於從某個母題出發，得出關於本雅明思想歷程的敘事，這些敘事雖有時互相抵觸，卻都能自圓其說，因為從現有本雅明文獻中選取出一個線索，並非難事：「瓦爾特·本雅明的人生和著作為所有這些建構都提供了材料。」兩位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
「過去對這位作家的研究，不論是傳記性的還是評論性的，都傾向於有選擇地處理問題，給本雅明的作品強加某種主題性的秩序，這往往會消解掉其作品的整體面貌。結果常常是給出一個局部的，更糟的時候甚至是神話化了的扭曲肖像。本傳記追求一種更全面的處理方式：嚴格按編年順序展開，聚焦於本雅明的寫作誕生於其中的日常現實，並提供關於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語境。這一取向使我們可以關注到他生命中每個階段的歷史性，並由此關注到他各種作品的歷史性——它們植根在具體的歷史時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關切之中——同時我們也要為這樣一條顯著可感的思想發展軌跡賦予充分的可信度。」
因此，這部傳記並沒有提出，更不去強化任何一種單向度的本雅明面貌。如果非要為本書加上一條「主線」，我們就必須回到作者對本雅明自況之語的再三徵引：「我從來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寫作……但我從沒有試圖去表達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個矛盾而流動的整體。」在本雅明生命的歷史「賭局」中，我們看不到「底牌」。那麼「整體」的「可信度」來自哪裡？這一可信度不僅在於作者力圖囊括本雅明的全部作品，包括所謂「次要」作品以及大量書信等，而且更在於他們不倦地彙集著和本雅明有關的一切細節。這樣的細節幾乎無所不包，正如費理斯的書評所說，「既有私人的，也有思想的，既有歷史也有逸事」。而我們尤其需要記得，本雅明的相關資料多有散佚，有的收藏在德國、美國和以色列，有的曾遺落于蘇聯和東德檔案、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隱秘角落，這樣的散佚本身也是本雅明生命的一個徵象。憑藉近乎窮盡式的搜尋工作，兩位作者用細節編織「矛盾而流動的整體」，使得這部傳記成為資料大全，成為一部本雅明研究的「基準之作」。本書編輯琳賽水也曾向我表達，在他心目中這正是該傳記不可替代的價值之一。
細節「紡織」和評傳的可能性
然而，身陷浩繁的細節之中，作為譯者，我也曾心懷疑慮。我真的有必要知道這麼多嗎？我真的需要瞭解兒童本雅明最初的性幻想來自一個穿水手服的妓女嗎？我感動於這本書對本雅明妻子朵拉·波拉克（Dora Pollak）這一重要女性的再現。她對本雅明才華的極度愛慕，她在離婚後對前夫的大力支持，讀來都令人唏噓。可我一定要看她的那些最為私密的信嗎？朵拉曾說丈夫「沒有肉身」，又在離婚訴訟期間認為本雅明和拉脫維亞蘇聯人阿西婭·拉西斯（Asja Lacis）在一起時腦子裡「只有性」（而傳記作者總結道，本雅明的「無肉身的靈氣」之下，又流湧著「暴烈的感官能量」「性愛的冒險主義」）……本雅明和後來成為阿多諾妻子的格雷特爾·卡爾普魯斯（Margarete 「Gretel」 Karplus）的關係到底親密到何種程度，我們一定要去考證嗎？還有他和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私下編纂的那些大學笑話，我也必須享用嗎？我們有必要知道同代德國學者在爭取研究經費和職位時是多麼充滿算計嗎？這些細節對於理解本雅明寫作的獨特風格和思想的辯證律動，有哪些幫助？費理斯在書評中認為，本傳記並沒有提出關於本雅明的顛覆性觀點，而只是「平靜地、沉著地、富有說服力地」構造出一種「細緻而精准的綜合」。這也代表了英語學界對這本書的大體評價。傳記的厚實來自細節的翔實，而細節又匯入敘述之平實。德譯本的書評人甚至專門舉出本雅明《單行道》中的散文「三臺階」論——「音樂的」「建築的」「紡織的」——用以衡量這部傳記。我們或許可以說，平實是傳記的音樂調性，厚實即其建築感，而翔實，便是它的紡織術。
我曾擔心，傳記散文的細節紡織，雖抵禦了單一化主題，但其編年長流難免會淹沒本雅明的辯證機鋒、他的「思想圖像」的靈光閃動、他的哲思的華彩、他的概念與情緒之間的色調。這長流，如一部沉緩的悲悼劇，終不同於本雅明文字的「感官體驗」和「智識體驗」的交互（我的恩師希伯斯教授似乎就抱有這樣的保留意見，嫌此書冗滯）。有評論者表示，這部傳記讓我們瞭解到「大量」的資訊（比如他對某些「紙張文具」的挑剔和偏愛，他對島嶼旅行的熱情，他的「賭癮和藥物濫用」），但給人「生平細節優先於思想成就及其內涵」之感。還有一些評論者更為嚴厲，認為該書以「無關緊要的細節」見長，傳記的敘述偏於本雅明的日常經驗，有「自閉」的特徵，沒能把生活的「小節」和政治、歷史的「大勢」及思想上「更廣泛的論爭」有效連結起來。這類批評著實不公，但我們的確需要思考：細節如何「紡織」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體」，傳記的「任務」如何可能？
也正是在翻譯時間的不斷延長中，我開始體會到細節所漸漸釋放出來的能量。我慢慢親近著本雅明作品中的殘篇、斷片和小品（vignette），這些並非批評理論「名篇」的「小」作品，有時既不見於英譯本，也不見於中譯本，卻成就了傳記的紋理。在傳記中，它們縈繞于日常，作為細節和局部帶我進入一個生活世界，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體輪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為經驗浮現出來。比如，本傳記認定1929年為本雅明生命中各種要素會合的一個臨界點，對這一年的敘述尤其呈現出多調性，而這些調性間的過渡細節，深深吸引了我。這不僅是本雅明的離婚之年，也是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之年。同一年，他和布萊希特奠定了友誼，還完成了普魯斯特評論。而在離婚訴訟的「殘酷性」體現出來之前，他又曾不止一次旅行（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漫遊中的學生，不斷尋找新的開始」）。於是傳記讓我們跟隨本雅明來到義大利。在遊歷聖吉米尼亞諾後，他寫道：
「要為我們眼前的一切找到詞語，是多麼難啊。而當詞語終於到來，它們用袖珍的錘頭擊打著真實，直到它們從真實之中鑿出意象，就像從一張銅板中鑿出一樣。「傍晚，婦女們就在城門前的噴泉處，用大瓶取水。」直到我找到這些詞語，這一意象——凹陷的、帶著深深陰影的——才從過於令人暈眩的體驗中升起。」
他接著談到亞平寧的太陽如閃光石：「早先的世代一定擁有一門技藝，知道如何把這塊石頭當作護身符來保存，從而把時辰變為恩惠。」這些文字結晶為旅行小品文《聖吉米尼亞諾》（San Gimignano），發表於《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它並沒有完整的英譯，我看到傳記中的摘譯，已經感到全身心的震動。托斯卡納風景之美，德意志文字之美，不可想像（而我的拙劣譯筆，不能抵其萬一）。本雅明以此文題獻給當時剛剛去世的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其忌日卻偏巧為本雅明生日。
兩位傳記作者概括出三條貫穿本雅明精神活動的主題：生命經驗、歷史記憶以及作為二者的絕對媒介的藝術。在這樣的詩意小品中，我們看到了三者統合的一個極為細微而又明確無誤的可能性。生命經驗在歷史的日照下和時間的捶打中成為藝術。同樣，本雅明的人生也在這部傳記中得到了歷史化的媒介和必要時間。只有在盡可能多的細節的「袖珍錘頭」的擊打之下，本雅明的真實存在才能作為歷史記憶的意象現於「銅板」之上。一如本雅明筆下的每個「詞語」，每個細節也都可以是「矛盾而流動的整體」的一個中心，既發散開去，又具回心之力。傳記讓細節在「時辰」中做功。
細節的「時辰」既指本雅明的生命時間，又是兩位作者經數十年之功，面對「傳記的任務」的時間，甚至也是屬於譯者和讀者的時間。在翻譯的歲月流變中，傳記中的細節——有些經過細心的搜羅和嚴格的考辨，有些是二位作者信手拈來——發揮著意想不到的作用。本雅明一直記錄兒子的「意見和思想」，觀察兒童的語言習得和色彩認知等，而這些私人文字也包含了家庭生活的創傷。我不僅由此瞭解到本雅明的摹仿理論和他作為父親的生活經驗的關係，甚至轉而研究起自己的孩子。是的，這本傳記的翻譯也正好重合于我的孩子的成長。困居法國的那些春夜，我想起了本雅明對比利時偵探小說家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的如癡閱讀。本雅明關於通俗文學、大眾文化的許多論述，我們早已不陌生，但在翻譯此書之前，我並不瞭解這位推理小說聖手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三十年代的艱難時世和「陰鬱時光」中，西默農的法語小說是「最好的解救」，陪伴他度過了許多孤寂的夜晚。在伊維薩島，他和上百隻蒼蠅共處，就著一豆燭光讀西默農的小說。我是否也可以嘗試著和本雅明「最喜愛的作家之一」相遇？也是在疫情期間的校改過程中，我回到了初譯時並未特別留意的一處「小節」：1918 年，當「西班牙流感」肆虐歐洲時，本雅明夫婦都曾感染，不過症狀輕微，而那之前不久，他們剛剛搬到瑞士伯恩，「搬進一套四室的公寓，聘請了一名居家女傭」。到了他的人生晚期，本雅明修訂完成《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最終稿」時，又在記憶問題上發展出了疫苗接種的隱喻。他這樣形容「接種的益處」：
「那時在義大利，我已經開始明白，我即將不得不與自己出生的那座城市做長久甚至永遠的告別。在我的內在生命中，我已經幾次體驗到疫苗接種的益處。在這次的境地中，我決意依舊遵循此法，有意在心中想起那些在流亡期間最能喚醒鄉愁的圖像：童年的圖像。我的設想是，正如疫苗主宰不了健康的身體，思念之情也不會主宰我的精神。我試圖通過領悟過去的不可逆轉——不是偶然的傳記意義上的不可逆轉，而是必然的社會意義上的不可逆轉——來克制思念之情的效力。」
這近乎「普魯斯特+唯物史觀」。在即將到來的戰爭陰影下，在越來越漫長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記憶就是一種疫苗接種，以最能喚醒鄉愁的圖像來阻止鄉愁對精神的主宰。1938年的這段話也無形中提出一種傳記的可能性，它不是人生履歷的偶成，而來自歷史記憶的不可逆轉。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隱喻細節，則把歷史時間比作太陽運行，它同樣來自本雅明的晚期書信。他告訴肖勒姆，「在太陽的歷史運行過程中」，他的存在也終將得到理解，而他的作品，將成為測量工具，讓「最緩慢的」運行中最細小的段落也轉化為「歷史索引」。細的紡織「緩慢」地形成細密的歷史感。
而最終要得到測量的，是流亡的時間，是散佚的時間。順著傳記的編年之流，我惦念的不僅是人的流散，而且還有物的轉徙——本雅明是收藏家，他的書籍、兒童畫冊、玩具、藝術品，在歐羅巴「滿載淚水的大氣層」中，又經過哪些轉運和轉賣？他的文稿曾沿著從未能執行的逃亡「三角形路線」向巴勒斯坦、蘇聯和美國「轉移」，而留在柏林的那部分，將出現在蓋世太保的檔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後變為翻山越嶺前往法西邊界時隨身攜帶的「黑色公事包」——那其中的「新手稿」究竟是什麼，是傳記也解不開的「謎團」。在時間「太陽」的運行中，在「進步」的強風中，與本雅明有關的一切細碎文字和大小物件，都帶有一種「不可逆」的流逝，朝向不可能的救贖或「萬有復興」的空位，朝向自然史的死亡潮湧，也朝向我們。我共情於「矛盾而流動的整體」中的人、物、風景、事件和關係，不僅是因為翻譯所產生的「代入感」，而更多是出於歷史時間的「疊印」。翻譯的境遇、傳記的敘事和本雅明的生命過程發生著「疊印」，仿佛一種微弱而必要的「可辨認性」，因為我們的存在也是歷史流逝的一部分。
在翻譯中，我無法再忽略那些似乎「無關緊要」的「小節」。我甚至難以忘記本雅明在巴黎貝納爾路（Rue Bénard）公寓的合租人。她名叫烏澤爾·布德（Ursel Bud），同為流亡的德國猶太人，但她和本雅明完全不同，並非來自上層布爾喬亞家庭，並未受過高等教育，是一位年輕的文書職員，後來甚至在轉租問題上和本雅明小有矛盾。顯然，她和本雅明並沒有思想上的交流和精神性的聯繫，但傳記卻從本雅明的生活細節中發散而出，順帶偏移到這樣一位「普通」猶太女青年的命運上。兩位作者告知，布德戰時也曾被拘留在法國囚禁營。1942年，她試圖從馬賽逃亡。「此後她的所有蹤跡都消失了。」發散、偏移和旁逸斜出：我們僅僅得到了「細枝末節」嗎？翻譯日久，我的心卻愈發牽繫著烏澤爾·布德和其他「小事」，因為這種種也都是具體歷史情境的一部分，本雅明的思想、生活、工作和身心潰敗在其中發生。我也愈發體認到，所有這些線索，蕪雜如灌木叢，都不是外部，而內在於「矛盾而流動的整體」。細節所釋放出的潛能，正是這樣一部評傳的意義。由此，本雅明作為一個「整體」既包含各種拱廊通道、思想線索、生活道路所形成的隱秘交會網路，發散向各個意想不到的隱秘角落，又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單子，施展歷史真理的回心力，玄奧而具體，甚至具有毀滅性。
細節的能量指向評傳的可能性。原書的副標題為「A Critical Life」，正可直譯為「評傳」。但考慮到critical在英語中的多義性和Kritik這一德語思想關鍵字的內涵，考慮到「批評」概念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考慮到本雅明曾有志成為德語世界最重要的「批評家」，我以為這個副標題還有其他意指，或可引申譯為：「批評/批判之生命」「批評的一生」「緊要的人生」……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證實，艾蘭在通信中告知，多重意指的確是作者們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詹寧斯第一本學術專著即以本雅明的文學「批評」理論為課題）。一部評傳，也即一部具有批評性的傳記，更需要呈現出一個不斷釋放出批評潛能的生命。換言之，評傳的真正物件應是生命的「可批評性」。而「可批評性」正是本雅明的理念。2008年秋，我曾參與撒母耳·韋伯（Samuel Weber）教授在巴黎的每週研討班。當時，他關注本雅明的一系列「可能性」概念：可批評性、可傳達性、可翻譯性、可引用性、可複製性、可辨認性。在本雅明的理論中，作品的可批評性、可傳達性和可翻譯性都涉及藝術的「後世生命」。或許可以說，一部評傳也是傳主的「後世生命」，生命的「整體」由此在後來的歷史時間中成為可批評的、可傳達的、可翻譯的，乃至可引用的。這是評傳之為「評」的可能性。兩位作者盡力把每個細節都呈現為線索和通路，發散向歷史，同時又把每個細節都當作「整體」的潛在中心。他們特別指出，本雅明的寫作總是在細節的「力場」中獲得「整體感」。這部評傳也由此獲得可能性，它通過讓內蘊豐富的細節在「後世」時間中釋放潛能並產出「生命」，為歷史的太陽「照亮」本雅明的「整體」提供了條件，為經驗和記憶的進一步「測量」奠定了豐實的基礎。在我們自身歷史存在的相關性中，我的翻譯，作為「後世生命」之一種，也成為評傳的可能性的一部分，成為本雅明的生命的「可批評性」和「可翻譯性」的一部分。
「歐洲現代性的見證」和「多重」自我
在評傳第一頁上，兩位作者稱本雅明為「歐洲現代性」的「重要見證」，以此為「細節」紡織的機杼，提供出「批評之生命」的基本歷史索引。這是怎樣的歐羅巴啊——兩次世界大戰醞釀於此，並最終降下「鐵」雨（借用布萊希特的著名比喻）。本雅明小時候親歷了柏林崛起為現代都會，沐浴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餘暉之中。他父親不斷置業，他們全家最終搬進新區的豪宅，這也可以當作德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一頁史料。出身於猶太富人之家，不滿於傳統教育模式，學生本雅明在「一戰」前參與「青年運動」，試圖以新一代人的精神強度來改造死氣沉沉的德國社會。而和許多同代中歐知識人一樣，他在「一戰」中經歷了友人的自戕，一生都無法從中走出。本雅明的成年生活主要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度過的，他被歐洲學院體制拒之門外，卻又活躍于「魏瑪文化」之中。他是異類知識份子，也是歐洲先鋒派運動的一員。他在絕大多數照片上都穿著正裝，但又大膽嘗試新媒介和新的生活樣式，還是電臺廣播作者。他不僅熱愛浪遊，而且訪問過莫斯科，那裡有試圖克服資本主義的「組織生活」。然而法西斯主義化為籠罩全歐的黑雲，他曾在義大利的島嶼上見識過墨索里尼的巡遊，納粹控制德國之後，他以巴黎為中心，度過了流亡歲月。他的死因是——他沒有逃離歐羅巴的「通道」（法文中「通道」和「拱廊街」為同一詞）。本雅明在書信中說，在逼近「二戰」的日子裡，歐洲的「大氣層」飽含淚水，「希望」就像稀有的「信號彈」，偶爾才升起。本雅明「見證」的，是歐洲現代性的所有燈光在幻景般閃爍後又一盞盞熄滅，是整個布爾喬亞文明在二十世紀的多重轉變、全面危機和總體內爆。
作為布爾喬亞文明之子，本雅明有時類似於他筆下的「普魯斯特的形象」，而漢娜·阿倫特認為那甚至可以當作他的「自畫像」。當歷史的災變襲來，當「困境就要碾碎他」時，本雅明也一樣經常表現得好像沒有能力改變境遇，「不會生火，也不知怎樣打開窗戶」。本雅明並不「笨拙」，他有著極為精緻的一面，但的確在生活實務中缺少常人所謂的自理和自立能力。而由於超絕的智性，他在真誠之外，也會給人留下缺少共情能力的印象。如傳記所載，朵拉·波拉克和其他知心朋友們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對身邊的人相對缺乏同感，是本雅明全部存在的底色。」人們都傾倒於他的思想才華和文字魅力，但也無法否認，他「通過智性來看待生活和行動」，在現實中便只能是「愚蠢的本雅明先生」。到了德國二十年代初的超級通貨膨脹時期，他還誤以為父親的財政狀況良好，坐擁重金。他自己已經做了爸爸，卻一直住在公館中，甚至還開口向父母索要大額生活費，而老父親卻反過來要求他經濟獨立。父子關係的最終破局，不啻為歐洲猶太布爾喬亞家庭的一種典型。
與此同時，本雅明的弟弟格奧爾格·本雅明（Georg Benjamin）已經在事業和人格上自立，開始在工人社區行醫。瓦爾特·本雅明關注著弟弟走上共產黨人的道路。這恰恰指向本雅明作為布爾喬亞之子的另一面：他也深深地懷有對自身階級的不適、不滿、恨意和批判。如何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是本雅明成熟期的關鍵命題。同為中歐猶太布爾喬亞之子但比本雅明年長的格奧爾格·盧卡奇，在「一戰」期間就已展開彌賽亞式的反資本主義思考——「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去」。本雅明「否決晚期十九世紀高等布爾喬亞的舒適愜意」，擁抱先鋒派的顛覆和創新，但他並沒有走向直接的革命政治行動。並非偶然地，本雅明這樣的矛盾狀態又和十九世紀詩人波德賴爾發生了重影（耐人尋味的是，他翻譯過普魯斯特的作品和波德賴爾的詩篇）。而在生命最後階段，波德賴爾和十九世紀巴黎的研究構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傳記兩次引用他評論波德賴爾的一句話，認為是本雅明的另一種「自我寫照」：「夏爾·波德賴爾是一名潛伏特務——是他的階級對自身統治的隱秘不滿的代理人。」在布爾喬亞逆子本雅明的形象和實相中，「歐洲現代性」呈現為「危機與批評」——這是本雅明籌辦失敗的刊物的擬定名。本雅明的歐羅巴正是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動盪和崩塌，本雅明的現代性正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疊印」：十九世紀在二十世紀震驚醒來，而二十世紀表現為緊急狀態、大災變和自我克服。
正如本雅明要展示出波德賴爾是如何嵌入十九世紀即「布爾喬亞世紀」的社會土壤，我們也需要追問，本雅明之為「見證」在二十世紀具有怎樣的代表性。在這方面，本雅明的社會存在又顯得如此難以捉摸。在二十世紀以來的多種文化、思想、政治變革中，本雅明都留下了身影，卻又給人若即若離的感覺。如評傳所總結，青年運動之後，本雅明再沒有試圖在任何運動或組織中獲得領導地位。他對史無前例的時代條件不斷做出診斷，期待「塵世啟迪」和創生的狂喜，但又遊蕩在社會政治的邊緣。哪怕在無法逃過的歷史劫數中，他也面容模糊，行跡不定。他的交遊不可謂不廣，但他從早年就奉行「孤獨和社群的辯證法」。在友誼上，他有一套保護自我、隱私和獨立性的特殊法則。在情人拉西斯眼中，他總像是剛「從另一顆行星趕來」。這樣一位高度私密但又渴望共同體的歐洲「外星」人，有著獨特的紳士步態（摯友肖勒姆與他同行時必須放慢腳步），永遠彬彬有禮，哪怕寫一封便箋也「字斟句酌」。1933年，在伊維薩島上落魄絕望的日子裡，他曾有過一次大醉，朋友讓·塞爾茲（Jean Selz）扶他到自家休息。第二天，本雅明一大早就留下道歉字條離開，「他無法原諒自己曾留下那樣的表現」。傳記作者們寫道：「羞恥無疑在此發揮了作用。但比起他精心維護的禮節這一保護牆的坍塌，更嚴重的或許是，這暴露出某種類似內在絕望的情緒，不管多麼短暫，這樣的流露都是他不能原諒的。」絕望變得越來越難以掩飾，因為它就是歐洲的現實。1940年，在向波爾特沃的徒步逃亡中，本雅明的身體已經困難到了極限：「即便在這樣的境況下，本雅明的繁複禮節也沒有喪失。當他們中途停下喝水吃東西的時候，他請費特科（Fittko）遞過來一個番茄：‘蒙您善意的許可，我可否……’」塞爾茲曾回憶說本雅明想要在法語中發明一門新學科，名叫「窗簾學」（rideaulogie），窗簾是「風的語言」的「多重可闡釋性」，是隱藏和透視的辯證飄動。本雅明在「歐洲現代性」中的存在並非一種鮮明的代表性，反而是傳記所概括的「多重性」，恰如一層層飄逸不定而又優雅動人的窗簾。我們如何透過「窗簾」來「見證」二十世紀歐洲？
「歐洲現代性的見證」和「折射」路線
評傳的方法則是「折射」。兩位作者認為，本雅明的世界有著「多重性」和「一致性」的辯證關係，用阿多諾的話說是「非凡的‘離心’統一體」，「這一意識世界通過分散為多樣而構成其自身」。正如費理斯在書評中概括的，傳記追尋著「本雅明對生命和經驗不斷展開的文化、批評和政治折射」，以此來完成「傳記的使命」。甚至可以說，要把本雅明由「窗簾」還原為「棱鏡」，這「折射」的路線既是本雅明早年的「時間之光束」的歷史化，又有點像他在普魯斯特論文中的實驗設計，用「成千上萬的反射鏡」對時間進行「凸鏡和凹鏡反射」。通過本雅明及其他相關人物的書信等材料，評傳盡可能豐富地折射出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和社會史的「光束」。其中的具體線索不勝枚舉，更有許多是我們以前瞭解不足或重視不夠的。比如，在本雅明和德國青年運動的關係等方面，該傳記的深入梳理讓人大開眼界。又如，在他的大學生涯中，本雅明曾和大詩人里爾克坐在同一間教室，課業上與青年海德格爾重合。書中對本雅明和克利斯蒂安·朗（Christian Rang）的忘年交的記述，也令人動容，在本雅明心中，朗是真正的「歐洲人」。還有，本雅明曾給德國法學家、後來的納粹党支持者卡爾·施米特寫信，這一點在後來阿多諾對本雅明遺產的初步編訂中被略去了，但在本雅明所贈的《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上，施米特曾留下密密麻麻的批註。同樣與《起源》一書有關，本雅明曾試圖和瓦爾堡學派建立聯繫，這也證實了很多學者關於二者思想親合力的猜想。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和流亡歲月，本雅明和各式各樣的歐洲知識人、文藝家、活動人士有過交集。他和文藝先鋒派的過從，是艾蘭在其研究中所特別強調的，這本傳記也體現了這一點。又如，本雅明曾參加參加海德堡的「社會學晚間討論會」。只因為馬克斯·韋伯（當時已去世）的弟弟阿爾弗萊德·韋伯（Alfred Weber）為他的演講叫了好，本雅明竟覺得自己能在此間謀得教職（最終求得職位的其實是卡爾·曼海姆）。我以前並不知道，本雅明很早就結識了埃裡希·奧爾巴赫。兩人同齡，奧爾巴赫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影響巨大的文學學者，當我在美國攻讀比較文學時，我也瞭解到他對這個學科在北美發展的「祖師級」功績。「雖然他們從沒有成為親密朋友，但他們之間有著明顯的思想紐帶，本雅明和奧爾巴赫即便在三十年代最黑暗的日子裡也保持通信。」同樣，本雅明也見過列奧·施特勞斯，並覺得「意氣相投」，而這位政治哲學家後來成為美國思想界重要人物。至於另一位會在美國大有發展的政治哲學家恩斯特·康托洛維茨，本雅明在流亡法國時也曾有一面之緣。如今，康托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即便在中文學術界也享有盛名，但在本雅明眼中，他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者：「只有那些臭名遠揚的軟木塞浮到了表面上，例如，那個說不出有多無聊、多低賤的康托洛維茨。」我們熟悉本雅明論諷刺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文章，但未必瞭解，文章發表後，克勞斯對它也一樣有揶揄，而本雅明私下發誓絕不會再寫任何關於克勞斯的文字。評傳還顯示出，社會研究所增加對本雅明的資助，不僅有阿多諾的大力推動，赫伯特·瑪律庫塞對本雅明的賞識也小有作用。而當瑪律庫塞發表了《哲學與批評理論》（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一文，本雅明在給霍克海默的信中提出不同意見。關於本雅明的馬克思主義功力，我以前也並沒有注意到柯爾施（Karl Korsch，他和盧卡奇、葛蘭西一道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人）的影響：「對他來說更有收穫的是對卡爾·柯爾施的《卡爾·馬克思》的閱讀。這部‘引人入勝’的書在許多方面都是本雅明和馬克思本人觀點的一次規模最大的相遇；在《拱廊街計畫》 中，柯爾施比馬克思本人的引用率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和瑪律庫塞一樣，柯爾施後來也到了美國。瑪律庫塞曾任教於我所在的布蘭代斯大學，而柯爾施則在旁邊不遠的一座小鎮終老。）傳記利用西班牙語文獻對伊維薩島上日常場景的複現，也令人驚豔，表面上看，其中種種似乎無關宏旨，但卻形成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生活的一幅特殊畫卷。風雨如晦的歐洲，也有意料之外的聲援，德語大作家赫爾曼·黑塞給出版社寫信，讚揚本雅明的實驗文本《單行道》，後來又曾為《柏林童年》物色出版商。雖然他的努力最終無果，但在本雅明心中，黑塞是否也是「歐洲人」的典範？
本雅明和一些德國左翼文化人的交往，則讓人不禁聯想到二戰後「兩個德國」的分立。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在巴黎和共產主義小說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見面多了起來。在布萊希特圈子中，本雅明也討論過遭到納粹禁絕的約翰內斯·貝歇爾（Johannes R. Becher）的小說，瞭解到布萊希特和作曲家漢斯·艾斯勒（Hanns Eisler）的合作。後來，艾斯勒和貝歇爾分別是民主德國國歌的曲、詞作者，西格斯是民主德國最顯要的女作家，而傳記也順帶提及了布萊希特1947年受到美國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提問時的卓絕表現。
同樣引起興味的是，1937年，本雅明注意到法國大作家安德列·紀德《從蘇聯歸來》所引起的「騷動」，在西班牙內戰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格局中，本雅明無法接受紀德對蘇聯的批評，「我甚至不用讀這本書就要否定它」。他也的確曾試圖進入法國知識份子群落。雖說本雅明和喬治·巴塔耶及「社會學學院」這一小群體的聯繫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但我通過傳記才知曉，本雅明曾出席亞歷山大·科耶夫在「社會學學院」的黑格爾講座。科耶夫對黑格爾的解讀，刺激了法國思想的發展，而他也在戰後成為歐洲統一理念背後的政治哲人。和本雅明熟悉起來的另一位哲學家是柏格森的弟子、法國黑格爾主義的領軍人物讓·瓦爾（Jean Wahl）。1938至1939年間，有一回讓·瓦爾在街上碰見本雅明，給他說起一件趣事：歐戰在即，年邁的大哲柏格森竟在擔心「中國入侵巴黎」，並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罪在鐵路！既然說到中國，我們都記得本雅明寫過《國家圖書館的中國畫》（Peintures chinois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這是一篇直接用法語完成的評論，在它的背後，是他和一位法國的中國藝術專家杜伯秋（Pierre Dubosc）的相識。像這樣二十世紀歐洲文化的浮光掠影，在這本傳記中可謂俯拾皆是，雖一筆帶過，但也有耐人尋味的現場感。
當然，更重要的「折射」緣於本雅明身上的那些最核心的關係和活動，涉及思想對話者、文化合作者、團體、對手、競爭者、生活伴侶、好友、情人、至親、體制，等等。這部評傳讓我意識到，本雅明的「多元信念」和多種工作也只有在這樣的具體網路中才能真切感知為歐洲現代性的啟迪星叢。傳記作者把本雅明成熟期的思想發展概括為四條主線的交織：其一，「激進的左翼政治」；其二，「自由取材於猶太教和基督教教理的多宗混同的神學關切」；其三，「在德國哲學傳統方面的深湛知識」，其四，「足以處理疾速變化的現代環境中研究物件的多樣性的文化理論」。「這四者的結合」塑造了他1929年以後的工作。具體而言，本雅明的向左轉，出於許多因素的命運般的化學反應。1924年，他在卡普里島上陷入了對拉脫維亞革命者拉西斯的熱戀，而愛欲之外，在思想層面，同年他和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相遇也不可不提。傳記大段徵引了本雅明對這部二十世紀極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反應，其中個別字句極為纏繞難解，使我不得不和傳記作者通過電郵交換意見。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發現，他的悲悼劇研究中的概念和盧卡奇著作的中心觀點即物化理論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共鳴。或許不算題外話：盧卡奇在「二戰」後留在「東方陣營」，對《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評價很高，他晚年接受採訪說自己在柏林時沒有見過本雅明，他認為如果本雅明活了下來，其思想在「二戰」後會有怎樣的發展也很難料想。的確，傳記關於本雅明的左翼傾向方面的概述相當到位：「不論早期還是晚期，他與其說是一位強硬的意識形態理論家，不如說是一個富於幻想的起義者。」作者進一步指出，在這位「左翼局外人」身上，「政治的問題可歸結為一組體現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矛盾。政治和神學之間、虛無主義和彌賽亞主義之間的各種相互衝突的主張，都無法在自身中得到調和」。
更廣泛地說，本雅明的四大思想主題的「結合」無人能夠理解：「他的命運將是，他的友人和思想夥伴，更不用說他的對手，沒有一位會完整地理解，甚至沒有一位會承認這一‘矛盾而流動的整體’。」傳記一開始便強調：「他的存在——總是在十字路口，如他曾說過的——始終橫跨這些不可通約的事物，不斷押下賭注。」而作者也把種種「不可通約」之處還原為有時令人不堪的真實情境。深受傷害的妻子曾在離婚之際把他的「多元信念」全都披露為機會主義「盟約」：
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在訂立盟約：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他不願否棄，以便保留最後的藉口（因為一旦他叛變，他就不得不承認並不是這位女士的崇高信念，而僅僅是性方面的那點事兒，把他綁定在她身上）；和猶太複國主義，部分是為了您，部分（別生氣，這是他的原話）「是因為，家就是任何一個能讓人有錢花的地方」；和哲學（他關於神權政治和上帝之城、關於暴力的理念，如何與這種沙龍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相一致？）；和文學生活（而非文學），因為，對黑塞爾以及黑塞爾在他同阿西婭的情事暫停間歇帶給他的小女人們，他自然恥於承認這些猶太複國主義的奇思妙想。
而傳記作者立刻補充道：
在面對任何一種確立的信條和信仰體系時，他的立場倒是一貫的，那就是接近到剛好能夠利用這一體系中的某些元素的程度，但不會再深入。這不僅僅是一種拼貼自創的癖性。和他極端的禮貌以及讓自己的朋友彼此不接觸的努力一樣，這也是一種用來保持思想獨立的策略。
朵拉與她和本雅明的兒子
雖然妻子朵拉在離婚官司期間稱黑塞爾（Franz Hessel）曾「把一撥又一撥操守不佳的年輕女性提供給本雅明」，或許有激憤、積怨的成分，但本雅明對最重要的朋友肖勒姆的猶太事業顯得缺少信義，卻也算不爭的事實。他每次學習希伯來文都三心二意，也反復拖延去巴勒斯坦訪問。另一方面，肖勒姆警惕這位友人越來越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腔調。有一次，本雅明故意將猶太經典的闡釋問題和共產主義思想攪在一起，並把這個「輕微挑戰」抄送給肖勒姆：
我從未能夠在神學以外的任何意義（Sinn）上從事研究並思考，神學意義是指，要遵循塔木德關於《妥拉》中每段話都有四十九重意義（Sinnstufen）的教誨。而在我的經驗中，哪怕是最平庸的共產主義說教也比當代資產階級的深刻要擁有更多的意義層級。
而猶太思想史家肖勒姆以「誅心」之論作答：「你這種浮誇的努力意味著你產出的東西都是冒險主義的、曖昧的，甚至有時偷偷摸摸的。」傳記提醒我們，本雅明從不認為「曖昧」代表混亂，他給肖勒姆回信進行安撫，其實是在暗示：他那時終究還是住在柏林富人區的布爾喬亞，但他不會成為一名猶太複國主義者。
同樣在神學精神和左翼政治的結合中進行思想「冒險」的，當然還有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和他之間難以脫去競爭關係的苦澀。本雅明曾譏諷道，他的原創觀點通過布洛赫的作品得以傳世。更為刻薄的是，在布洛赫妻子過世後，本雅明傳閒話說，布洛赫正在「滿德國」尋求佳配，暗示朋友看重女方財產。本雅明和布洛赫最終化解齟齬，不過，通過這部傳記，我們還是得以窺見，當年德國和歐洲知識人為了有限的資源和機會進行著有時相當殘酷的競爭。本雅明曾是其中的失意者。眾所周知，本雅明未能獲得學術體制內的職業道路。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遭到拒絕，已經在思想史上成為一件著名「慘案」。在傳記作者看來，其中關鍵還在於他沒有師承關係可倚仗，而當時的德國大學體系仍等級森嚴。本雅明執意出版《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並寫了一則寓意式「前言」。他把教授資格論文比作睡美人，在訂婚一吻中，她是會咬人的，只有響徹學術殿堂的一記耳光，可以喚醒她。「可憐的真理」，「曾在老式紡錘上戳破了手，當時它以被禁止的方式，想著在小小密室中為自己織就一襲教授袍」。這則短文以前似乎並無英譯，我在翻譯本書時才第一次讀到，作為學院中人也即倖存者，我不可能不心有戚戚，也不可能不在反思中慚愧。
當時審讀本雅明教授資格論文的學者包括美學和藝術理論教授漢斯·科爾內利烏斯（Hans Cornelius），他給出的評語是「不合格」，而他的一個助理也彙報說「無法理解」本雅明的研究，這個助理的名字是馬克斯·霍克海默。本雅明和法蘭克福學派的錯綜關係正可由此說起。霍克海默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領導，主持了社會研究所從歐洲到美國的遷移，三十年代也一直資助本雅明的工作。傳記作者這樣形容霍克海默對本雅明的複雜態度：「與霍克海默對本雅明日益慷慨的支持相伴隨的，是他始終對本雅明的作品持保留態度，以及明顯不大情願把本雅明帶到紐約。」
本雅明和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阿多諾的交流則成就了二十世紀歐洲思想史上的一段重要友誼。但這一交流中也充滿了微妙的地位轉化和不平等關係。也是通過這部傳記我才注意到，本雅明和阿多諾的通信中，自始至終都用「您」來互相稱呼。最開始，阿多諾更像是本雅明思想的追隨者（「我唯一的門徒」——本雅明如是說），他也是最早在大學中講述本雅明作品的學者。但這是一個侵入的過程。當阿多諾第二次在研討課程中講授未能給本雅明贏得教職的《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時，本雅明告訴肖勒姆那是「客串小戲」。早在1930年，本雅明就把《拱廊街計畫》定義為「我所有的奮鬥和我所有的理念上演的劇場」，而到了流亡時期，他的主要工作最終匯入其中：「如今，在命運和我的競爭中，拱廊街計畫坐收漁利。」當《拱廊街計畫》脫去早期的超現實主義色彩，而越來越處於社會研究所的「庇護」之下，阿多諾也開始日益明顯地「爭奪本雅明思想的掌控權」。他不再像追隨者，而更像一個研究計畫的共同制訂者。到波德賴爾論文那裡，他已足以代表《社會研究雜誌》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本雅明的工作之上。
格雷特爾·卡爾普魯斯後來和阿多諾成婚，也長期而熱烈地支持著本雅明，在本雅明後期工作以及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聯繫中都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評傳作者猜測，阿多諾未必樂見他們三人都生活在紐約。這裡又出現了一種三角關係。本雅明和卡爾普魯斯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性質，我們姑且不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他的婚姻開始，本雅明不斷重複著三角關係。「婚姻存續」期間，本雅明追求雕塑家尤拉·科恩（Jula Cohn），朵拉熱戀著音樂人恩斯特·舍恩（Ernst Schoen）。夫妻倆都在——公開地——憧憬第二段婚姻的生活。尤拉·科恩是本雅明好友之妹，舍恩則是本雅明中學時代起的密友，後又成為廣播事業上的合作夥伴。而朵拉大概也知道，尤拉·科恩同時又迷戀著舍恩。這一連串「三角戀」，正好對應歌德小說《親合力》中的四人行。現實終歸不是小說，有時又勝過小說。友誼和愛情的這一系列輪舞中，所有人分享著類似的背景：要麼是柏林西區的布爾喬亞子女，要麼是同化了的德、奧中產階級猶太人後代，要麼是兩者的交集。而到了和拉西斯的戀情，本雅明又同拉西斯的愛人、共產黨人賴希（Bernhard Reich）一起跳三人舞。至於本雅明和卡爾普魯斯、阿多諾的關係，傳記告訴我們，阿多諾卻另有誤解，製造了又一種完全基於多慮的「三角」：「阿多諾相信自己是本雅明和霍克海默之間爭奪好感的物件……本雅明的愛欲糾纏是複雜的，但就我們所知，其中並不包含同性愛的想法。至於阿多諾，就不好說了。」
傳記也令人信服地表明，本雅明和布萊希特的親密交流和心智碰撞是德語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性事件：
兩人友誼萌發時， 本雅明馬上三十七歲， 布萊希特三十一歲。即便是本雅明的朋友們——他們通常對布萊希特的影響不那麼肯定——也承認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肖勒姆發現，布萊希特「給[本雅明的]生活」帶來「一種全新的元素，一種最真實意義上的基本力量」。漢娜·阿倫特後來評點道，和布萊希特的友誼對本雅明來說是一次異乎尋常的好運。今天回望，這是當時德國最重要的詩人和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的一次結盟。
本雅明會介意布洛赫、阿多諾對他觀點的借鑒，布萊希特卻並不介意本雅明對自己的挪用。但對於本雅明和這位左翼文豪、黨員作家的接近，不僅肖勒姆大為警覺，而且法蘭克福學派諸君也表示反感。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傳記所說，對「直接的政治參與」採取「無限延宕」的態度。本雅明的《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不僅論及布萊希特的文化實踐，而且通篇帶有布萊希特印跡，傳記作者詳細記錄了本雅明1934年在布萊希特病房中圍繞這篇文章的談話，稱之為《作為生產者的作者》的「重要補遺」，這次談話的內容「將幾乎一字不差地進入本雅明論波德賴爾的專著」。而本雅明找了藉口，沒把這同一篇文章寄送肖勒姆。另一邊，當阿多諾等社會研究所人士對波德賴爾論文展開內部批評時，他們又將他們眼中本雅明的思路缺點視為布萊希特的「壞影響」所致。本雅明對布萊希特的認同，的確可能帶來「個人損耗」，但不論肖勒姆，還是社會研究所中人，似乎都無法明白，在三十年代的黯淡歲月，本雅明和布萊希特的交流是多麼「密集」，他們的友誼是多麼「深刻」。在布萊希特的丹麥流亡地度假，對於本雅明猶如必需的氧氣和陽光。傳記引用了布萊希特圈子中人的觀察：「每當本雅明和布萊希特在丹麥相聚，一種信任感就在兩人之間產生。布萊希特對本雅明有無邊的喜愛……我認為，他們兩人不發一言就互相理解。他們無言地下著象棋，而當他們起身時，已經完成了一次交談。」
歐洲已成危地，本雅明所保持的相互獨立的交往線索，也構成了他自救和託付的不同路線。他把文稿在巴勒斯坦的肖勒姆處備份存檔；將藏書寄放在布萊希特處（可惜後來布萊希特又必須踏上更遠的流亡路）；「肅反」之前始終和蘇聯友人聯繫；雖然對霍克海默不抱希望，但全權委託其做出任何能夠讓他跨越大西洋的計畫；離開巴黎時，大量筆記交給巴塔耶（其中一部分1981年被阿甘本在巴塔耶檔案及遺物中重新發現）；自殺遺囑上則把一切身後文字都託付給阿多諾。正如布萊希特在《致後代》中懇請我們不要苛責他們那一代人，我想讀完這部傳記的人們也不忍心責備本雅明沒有及早離開歐陸。只能說，他的確始終無法做出決斷。
他沒有像弟弟格奧爾格或情人拉西斯那樣，加入共產黨或投身共產主義事業，雖然本雅明自稱一度非常接近「入黨問題」，阻礙他的似乎只剩下「外部考量」。在莫斯科，通過觀察自己的「情敵」、阿西婭·拉西斯的伴侶賴希，瓦爾特·本雅明也認識到，組織生活對人大有益處，給人以耐心，提供必要的紀律。而評傳所引用的他對蘇俄的論述更涉及關鍵的「決斷」問題：
在已經由「蘇維埃俄國」所表明，乃至所構成的歷史事件的轉捩點上，產生分歧問題不是哪種現實更好，或哪種現實更具潛力。問題是且僅是：哪種現實內在地交會於真理？哪種真理又內在地準備著交會于現實？只有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的人，才是「客觀的」。不是面向他的同代人……而是面向事件。……只有通過決斷和世界達成辯證的和平關係的人，才能把握具體之物。而希望在「事實的基礎上」做出決斷的人，則不會在事實中找到任何基礎。
但他終歸不可能緊隨布萊希特，或走盧卡奇的道路（這後兩位雖互為論敵，但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大義之下，有確信，有黨派，同時保持文化實踐的批判性）。他也無法像肖勒姆那樣，決絕地投身於猶太複國主義的歷史進程。他又未能像法蘭克福學派人士一樣，在學院體制內覓得位置，然後展開批評理論。在「現實」意義上，他不在任何營壘中。
評傳進而展現出本雅明如何在他難以割捨的歐洲一步步成為「無國度的人」。納粹上臺後，他在境外更換德國護照時已有擔憂。流亡法國期間，他曾申請成為法國公民，「謹慎小心，但不帶幻想」，也的確始終難有進展。格雷特爾·卡爾普魯斯尤其想讓本雅明也能來美國，她針對他的趣味，把紐約描述為「最摩登與最簡陋事物」的反差共存：「在這裡，不需要去尋找超現實，因為你每走一步都會被超現實絆一下。摩天大樓在向晚時分壓迫過來，但再晚一點，當辦公室都關了門，燈火稀疏，這些大樓反而讓人想起照明不足的歐洲馬車房。」評傳向我們提示，本雅明曾把紐約地圖掛在公寓牆上，他的波德賴爾筆記有一個「代號」——《中央公園》。但是卡爾普魯斯也深知，「讓本雅明離開他視為家園的歐羅巴文化會多麼困難：‘但我擔心，你太愛你的拱廊街，以至於你無法和它們的輝煌建築分開’」。是的，本雅明太愛拱廊街了，而且他對美國一貫「冷淡」「反感」，覺得自己到了美國也只能是一個格格不入的「歐洲人」標本。
傳記作者的確把本雅明呈現為二十世紀歐洲生活史的一個富於啟迪而又別具創傷的記憶標本。這部書通過本雅明所「折射」出來的歐洲人中，最讓我難以釋懷的，卻是格奧爾格·本雅明。瓦爾特·本雅明的左傾和這位德國共產黨員弟弟也大有關聯。弟弟入黨後，兩人的關係親近了。格奧爾格·本雅明和希爾德·朗格（Hilde Lange）結婚時，瓦爾特·本雅明還開玩笑說希爾德的基督教父母遭到了雙重損失——女兒不僅嫁人了，還嫁了個黨員。其實，希爾德作為當時少有的追求法律事業的德國女性，有自己通向左翼的道路。耐心，紀律，持續的工作，堅韌的戰鬥，這在格奧爾格·本雅明夫妻身上體現尤深。格奧爾格持續在柏林工人區做醫生，進行公共衛生科普，為工人階級子女體檢；而希爾德一直努力為底層民眾做法律援助。他們的二人世界成為柏林進步知識份子的沙龍，瓦爾特·本雅明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歌德論，就在那裡萌芽。納粹上臺，格奧爾格被捕，瓦爾特在巴黎得到消息，如遭一悶棍。格奧爾格出獄後，卻毅然決定繼續留在德國。在從事党的地下工作時，他再次被捕。1940年瓦爾特·本雅明自殺之時，弟弟格奧爾格已做盡苦役。兩年後，弟弟最終被納粹迫害致死。他的妻子希爾德·本雅明「二戰」後成為民主德國的法官和司法部長，卻得到了「血腥希爾德」乃至「斷頭臺希爾德」的綽號。這部本雅明傳多處引用了她晚年的回憶錄。1938年，弟弟格奧爾格關入集中營的壞消息傳來時，瓦爾特·本雅明正在巴黎困苦掙扎。「慕尼克騙局」已定，本雅明忙著轉運自己的圖書，但他自己卻無處可逃。我們的確已經很難想像那是怎樣的歐羅巴。評傳作者發現了本雅明書信中這樣一段記述：「維也納煤氣局已經停止向猶太人供氣。……猶太人偏愛用煤氣自殺。」而傳記特別提到，這時，本雅明收到阿多諾夫婦從美國寄來的書信，得知他們正在緬因州度假，而且有朋友剛買了福特敞篷車！
評傳詳細敘述了本雅明所錯過的一次次移民機會。逃往美國，的確是他最後的指望。戰爭爆發，歐洲頃刻陸沉，像一次由內而外的坍塌，傳記的敘事也仿佛向著死亡加速。1940年，本雅明在最後逃亡之前，他的波德賴爾論文修改版在《社會研究雜誌》上發表，但他已無話可說，並未顯出歡欣之情。在此前的修改過程中，他和阿多諾的關係完全翻轉，阿多諾知道如何「得到他想要的」，而發表後，阿多諾的信也強調論文中的重要理論和自己的著作關係「密切」。就是在對這封信的回復中，走向自己生命盡頭的本雅明卻從理論問題轉向了關於弟弟的回憶：
在您面前我沒有理由隱瞞這一事實，我的「經驗理論」的根基可以回溯到一種童年記憶。按常例，不管在哪裡度夏，我的父母都會和我們散步。我們兩個或三個子女總是在一起。但我這裡想起的是我弟弟。……當我們參觀了這個或那個必去的名勝，我弟弟曾經總是說，「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去過那兒了」。這句話難忘地印在了我心上。
這個令人心碎的片段，引我們回到本雅明的兩大主題：經驗和記憶。在歐洲陷入最黑暗的時刻之際，在逃亡之路受阻而自殺之前，本雅明想起了正關在集中營服苦役的共產黨員弟弟，並把自己的「經驗理論」歸於和弟弟有關的童年記憶。由此，這部傳記留給我們一個現代歐洲命運的投影。
歷史的「單子」和翻譯的「任務」
「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去過那兒了」。當我最初讀到《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時，我真的感覺自己的意識和語言根本夠不到本雅明所代表的經驗世界的邊沿，但如今，我們甚至可以說，「歐洲現代性」已經大體化入中國生活的「經驗與貧乏」（借用本雅明的說法）的內部。在《啟迪》中譯本中，張旭東已經提出，如果說本雅明工作的一個主要面向是從「布爾喬亞世紀」的「自然史」中「蘇醒」，那麼中文世界而今也需要直面這一境遇。在《發》的2006年再版序言中，張旭東更明確地說，本雅明所處理的「母題」，「也只有到今天，才變成中國人必須在自己日常經驗裡予以處理的‘創傷’和‘震驚’。……這要求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嚴格和嚴肅去重讀那些構成我們自身意識史的文本」。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對本雅明的譯解、研討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一條時隱時現的線索，我對這部傳記的迻譯也是這一努力的繼續。所有這些把本雅明著作及其研究引入中文世界的工作，伴隨著當代歷史的進程，也使得我們反過來意識到，中國經驗、意識、語言其實已經編織在本雅明所代表的「單子」之內。這個歷史的單子，不是別的，正是現代性的構造，它的「真理內容」就像一條「無窗」的「通道街」。本雅明在《拱廊街計畫》Q卷中所謂的「無窗的真理」，又將如何構成我們切身存在的認識論前提？內化「西方」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根本邏輯和「成長」過程。我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展開，也是一部翻譯史，一個活的譯介傳統。每個當代譯者都必須在這一不斷豐厚的翻譯史中工作。對前代譯介之功的利用和尊重、對漢語世界已有「西學」知識積累的批判性借重，在相關問題領域的細心拓展，是譯者的必要自覺。我的翻譯工作當然也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同時，這部傳記的英文原作本身也是跨語際實踐的產物。傳記作者始終在多種語言之中工作。他們不僅不斷從德文、法文向英文跳轉，而且還涉及西班牙文、拉丁文、古希臘文等。
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一文是翻譯理論中大放異彩的名篇，而「任務」一詞的德文原詞Aufgabe，卻又有「放棄」「投降」之意。該文留下一系列玄妙的隱喻，又在詩歌語言的高度上贊許了荷爾德林式的直譯。幸好，《譯者的任務》並不真的在技術層面指導翻譯實踐（它是本雅明翻譯波德賴爾詩作的前言，早有論者指出，本雅明的波德賴爾德譯本，並沒有奉行直譯主義）。像這樣材料繁雜的大部頭傳記，是否適合直譯，是否可以像本雅明設想的那樣在翻譯中完全不考慮傳播效果和讀者接受，還真是一大問題。我自己並沒有方法上的準備和實踐上的訓練，對本傳記的翻譯既夠不上直譯，也非意譯，而或許只能算是魯迅所說的「硬譯」。雖然在後來的修改中，為了照顧中文表達，我在編輯和師友們的幫助下做出了一系列處理，但限於能力，譯文整體上還嫌「生硬」。令我略感安慰的是，本雅明在後期作品中，其實有另一則翻譯「格言」，強調在絕對的「認真」之外，翻譯還要有必須的「粗暴」。翻譯一直是現代中文精神生活的一個基本任務，譯者「棄身」於「任務」，正意味著結合「認真」與「粗暴」，服務於語言、思想、文化的歷史辯證運動。而對譯文的充分批評，也是這一任務的必要延續。現在，這部傳記終於迎來它在中文世界的「後世」：我無比期盼讀者、方家的批評，讓譯本從中展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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