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 遺稿
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朱正按：《瞿秋白傳》一九八幾年開始寫的時候，就得到鄭超麟先生的指教。我每寫好一章，即寄去請他審閱，再遵照他的審讀意見修改書稿。我將把他的審讀意見作為「代序」印在《瞿秋白傳》前，以表示我對他的感謝和紀念。
第一章
秋白家世和少年時代，我所知不多，故對於此章沒有多少意見可提。
他的父親後來住在濟南「同善社」，生活全憑秋白寄錢去維持。似乎每月寄三十元去。「同善社」是道教中的一派，民國初年很有影響，搞「扶乩」，上層社會的人信者很多。《新青年》曾有文章攻擊「同善社」。
他的父親國畫似乎有造詣。解放後某年上海《解放日報》曾登載一幅國畫，畫家名下注「瞿秋白的父親」。
* 清制，設湖廣總督，駐武昌，管轄湖北湖南兩省，在長沙另設湖南巡撫。似乎湖北沒有巡撫。但湖北仍有布政、按察兩司，輔佐總督。惟官制多變，我所知不多，此問題應設法考證。
* 秋白是「名士」型的人物，即俗稱「才子」。凡「才子」所必備的知識和技能，他都備有。他的國畫有根柢。我曾見過他的一幅山水畫。他能篆刻，他的古體詩詞都作得好。這樣明清江南才子型人物，恰好生於中國歷史上大變化的時代，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說，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接觸了十月革命，因而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家，以至於共產黨的領袖。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他做了革命領導人，卻未消他才子的本質，臨死還不忘顯露他的才子本質。他的悲劇就在這裡。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中沒有第二人代表此類型。所以寫他的傳記，需要多費一點篇幅分析分析這一方面。
才子瞿秋白，不見得是什麼名師傳授的，多半是自學的，即使有師友的影響，主要還是一般風氣的產物。一般人認為人文最盛的是蘇州，但清人龔自珍則獨尊常州。龔集中有一七言古風《常州高材篇》，有句雲：「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這方面的瞿秋白似乎沒有研究者留意。他的舊詩詞也可結集。
* 秋白父親晚年在濟南當不會十分困苦。秋白每月寄三十元去，這事，我知道。何時起，何時止，我說不上。至少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直到他去蘇聯（1928，4）以前是寄的。當時他替塔斯社寫稿，收入不會少。
* 秋白母親死後，他曾作一首七絕。見羊牧之回憶。羊牧之寫錯了兩個字，我據詩意改正（落落誤寫為落上），羊牧之也接受了我的改正。提到此詩，只為的表示秋白早就會做舊詩。
* 秋白的弟妹，如不在第二章寫，則應在此處寫。
第二章
朱正按：第二章書稿連同鄭老的審讀意見都已去失。現在書中的這一章是後來補寫的。
第三章
維經斯基的中文名字是李大釗取的，本是伍廷康，後來的人寫為吳廷康，現在通行吳廷康，我總是用伍廷康。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政治局擴大會議開除了譚平山之後，譚平山著文大罵中共中央，特別罵瞿秋白，稱瞿秋白是「研究系餘孽」。我們當時並不重視這句話。現在為瞿秋白寫傳，應當澄清這個問題：瞿秋白出國前同研究系究竟關係到什麼程度？
《晨報》是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選派的赴俄記者顯然須經研究系頭頭同意的。這三人記者團是以俞頌華為主的，俞頌華是有名的研究系幹部，回國後站在研究系立場反共。李仲武（我和他同學很久，只知道他名李仲武，但現在人家都寫李宗武）當時是一個頭腦簡單的青年人，不久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回國後又在黨內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然後脫黨。但他是梁啟超的內侄或這一類親戚，他也是靠研究系關係出國的。秋白難道僅僅憑藉俄文的技能擔負這個責任麼？
* 四十年代初期，我得到一本德文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記錄》，發現參加大會的有一個中國代表，自稱是代表中國社會黨的，姓名拼音近似于「勞士道」。我以為是江亢虎的化名。後來，研究史料，知道有一個華工名「劉紹周」，曾代表中國參加了共產國際的第一，第二兩次大會，以為「勞士道」即「劉紹周」。現在知道劉紹周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党」代表名義出席共產國際大會，可以確定「勞士道」不是江亢虎，而確實是劉紹周。
* 瞿秋白給《晨報》寫通信，其中竟有蘇維埃俄國之「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這樣的話，這倒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我過去未看過《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但不能由此證明瞿秋白那時已經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因為蘇俄的唯一出路只有世界革命——這不是托洛茨基一人的思想，當時所有的革命領導人（包括史達林在內）都是這樣想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史達林一九二四年秋天才提出來的。
* 瞿秋白說：「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彷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確實如此。當時，旅莫支部確實通行這個觀念。好多喜歡文學的青年只好放棄文學去學習政治。似乎不僅旅莫支部有此觀念，整個俄國共產黨都是這樣的：文學是政治的附屬品或政治的工具，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
* 這個三人記者團到俄國不久，俞頌華就到西歐去了，瞿秋白和李仲武都加入中國共產黨。
* 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中說到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情況。彭述之的回憶多不可信，尤其對於瞿秋白的回憶更不可信。但不妨譯下一部分，聊備一說。
以下是按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法文本第268頁及以下幾頁摘譯的：
當我一九二一年九月間來到莫斯科時，我對於李仲武和瞿秋白二人一無所知，從未聽人說起他們的姓名。羅亦農第一個同我談起他們的，而且帶我去見他們。
瞿秋白給我的印象很不好。他那時不過二十歲，但因柔弱多病，使人看不准他究竟多少歲。他的姿態，舉止，談吐，使人想起了舊中國的書生，五四運動正是要反對這一類的書生。他的面孔是扁平的，沒有血色，瓜子形，有些褐斑，鼻子很小，牙齒是黑的，因為他香煙不離口，同你談話時也抽煙。最使我反感的，是他毫不坦率。同他談話很困難。一句明白的話，他總要咬文嚼字，轉彎抹角說出來。從一九二一年底起，瞿秋白總要以其矯揉造作的姿態向所有的人表示：他是上等人，是有學問的，是當代的大人物。
不僅我個人對他有反感，東方大學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中國學生，對他都有反感。他不僅不肯搬到東大來，同我們在一起生活，而且不屑參加我們舉行的集會。他還是到東大來的，但那只給我們當翻譯，或者來招待重要的客人，他們參觀東大的中國班，或者是蘇聯政府中人，或者是外國人，例如馬林，羅易，他那種高貴的姿態好像炫耀學問，使我們每個人看見都不舒服。別人簡直不可能同他交朋友，同他平等相處。
以上是彭述之回憶錄中的話。我一九二三年四月間來到莫斯科時，瞿秋白已經回國了。但我在國內同他相處三年多，覺得他還是平易近人的。莫斯科學生蔣光赤至少同他交了朋友。
第四章
第1頁一一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有另一種說法，即說：一九二〇年秋間，中國共產黨就在上海成立了，然後由陳獨秀寫信去北京，要李大釗成立組織，北京組織再派王盡美和鄧恩銘在濟南成立組織，陳獨秀又派人去漢口找董必武成立組織，並寫信去長沙賀民範（或明范）成立組織，以後他自己在廣州成立廣州組織。這些組織都叫做「共產黨」，並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小組」名稱。聽說，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否定有什麼「共產主義小組」名稱和上海的「共產黨發起組」名稱，以為這二個名稱都是以後追加的。次年，馬林來到中國，才把各地方組織召集起來，開一個代表大會。即使沒有這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也已成立了。我希望弄清楚這個問題。問題，這裡，不在於改變建黨的年份，而在於歷史上究竟有無「共產主義小組」、「共產黨發起組」一類的名稱。至今未發現文件證明有這二個名稱。原稿有此二個名稱，不妥。如果不能完全弄清楚這個問題至少應當用「共產黨組織」（普通名詞）來代替「共產主義小組」（固有名詞）。
第15頁——此頁以前以很多篇幅寫「國共合作」的來歷，是必要的。「國共合作」路線，與瞿秋白有極密切的關係。必須在瞿傳中詳細說。為此，我建議說得更詳細一點。首先，要補充一件事實，即在二大以前，馬林就提出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了。陳獨秀率先反對。陳獨秀寫信給魏金斯基，提出五六點理由反對加人國民黨。見楊雲若所編《中國革命紀事》。此事，陳獨秀在其告同志書中未提，但可靠的。陳獨秀的反對理由，並非從馬克思主義原則立論，而是說國民黨本身腐敗，不革命，不能加入其中。理由見楊雲若書：
二大沒有採納馬林的建議。因此二大開後馬林再來中國強迫推行他的建議。西湖會議通過陳獨秀的告同志書。西湖會議之後就實行這條路線了。三大的談論和決議不過形式而已。但在三大上，陳獨秀信守自己的諾言，並未提出反對，蔡和森和張國燾則不管他們在西湖會議上已經屈服，在三大上仍提出反對。瞿秋白則是三大上最賣力擁護這個路線的代表。我曾見李漢俊在三大後寫給瞿秋白的一封長信，反對此路線。
第23頁——突出說明瞿秋白第一個主張無產階級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很對。除了季刊第一期的發刊詞中，第二期也有一篇文章發此議論。這裡使人感覺奇怪：為什麼一面強調中國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一面又賣力擁護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加人是有條件的，即共產黨必須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可批評三民主義，等等。在此條件下，無產階級怎能發揮它的領導權呢？
第25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一這是列寧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的不斷革命論。
同時侵犯封建主義的所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一一這是托洛茨基一貫的不斷革命論。
第28頁——國際對於中共三大曾有指示，其中說：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佔有領導地位。此指示不知是否三月訓令？瞿秋白的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論，不知寫於此國際指示以前或以後？我想，秋白是獨自做出結論的，不是抄襲國際檔的。
第31頁——瞿秋白是否三屆中委，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自己以及別的許多人一貫認為瞿秋白當選為三屆中委，但前幾年有人根據檔，證明瞿秋白在三大上並未當選為中委。請注意弄清楚這個問題。
朱正按：《瞿秋白傳》定稿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所載歷屆中央委員名錄，寫明瞿秋白是四屆、五屆、六屆中央委員，不是三屆中央委員。不過書中所引材料，如陸定一1955年6月18日的報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0年9月15曰的複查報告都說瞿秋白是三屆中委，本書都按照原文未加改動。
第35頁——瞿秋白在三大前後寫的幾篇理論文章，表示當時中國革命問題只有他一個在那裡思考。中國革命問題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時，中共的領導人只有秋白精於俄文，他參考了列寧在1905年革命前後寫的那些小冊子和文章，從中做出適合於中國革命的結論。陳獨秀，李大釗和蔡和森等人都不懂得俄文。當時列寧這些小冊子和文章也都未曾譯成中文出版。秋白在三大前後的理論文章，沒有一個論點是超出于列寧文章之外的。這些瞿文論點，當時人驚為新奇，現在不熟悉列寧1905年前後著作的人，也驚為新奇，不知道他寫的全是列寧1905年前後的論點。1917年革命後，對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係問題，列寧已改變論點了。
第76頁——那幾年，中國發生了幾次重要的「論戰」，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是其中最重要的。這裡詳細介紹瞿秋白參加此論戰所寫的文章，是必要的。但要提到陳獨秀。當時，共產黨參加此「論戰」的，有陳獨秀和瞿秋白二人，陳獨秀的文章影響更大（見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中陳獨秀寫的序）。
第78頁——參加國民黨，服從其紀律，根本是錯誤的。中共領導人被迫接受此政策，但某些人內心不以為然。蔡和森，張國燾，在三大上不敢反對加人國民黨，但堅持中共獨立做工人運動。瞿秋白則主張：連工人運動也歸國民黨做。陳獨秀在三大上也是這樣主張的。陳獨秀是無可奈何這樣主張，瞿秋白則是心安理得這樣主張，因為當時的國際精神正是如此。而這是錯誤的。國民黨改組後，中國革命發展，國際改變態度，強調工人運動的獨立性，即中國單獨做工人運動，陳獨秀當然贊成，瞿秋白反對，他一九二七年春在那本書中說：這是後退一步。其實，應當說：這是前進一步。
一般說來，當時在黨內，在國共關係問題上，瞿秋白是站在右的立場，即主張對國民黨的壓力讓步。
第82頁——關於一九二四年夏間廣州國民黨會議的事件，這裡所記，基本上正確，但枝節有出人。瞿秋白寫信向中央請示：要不要答應孫文的條件。中央回信未到，他就附和鮑羅廷答應下來了。為此以後受了中央的指責，他表面服從，心裡不服。一九二七年，他在《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中還認為此事，他是對的，中央是錯的。他認為老孫提出條件，是為了對付右派進攻的，他答應此條件是為了支持老孫一派。事實上，當時決定問題的是鮑羅廷，瞿秋白不過是鮑羅廷的橡皮圖章罷了。
第86頁——一九二四年秋，共產國際派回中國的一批留蘇學生，是為發展中國工作的，不是為了開四大。
這批回國學生中無李求實，李求實恰在此時才去蘇聯讀書。
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瞿秋白已在《新青年》季刊第一、二期中提出了，但沒有引起人注意，沒有大會通過，沒有國際承認，一九二四年秋彭述之從莫斯科帶回來的同一理論則是國際提出的（不是國際抄襲瞿秋白文章的）。
第88頁——一九二四年秋，上海大學內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社會上也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天后宮的鬥爭是社會上的鬥爭，不是上海大學內部的鬥爭，不管有無英國文學系國民黨學生混跡其中。
第90頁——記秋白和楊之華結合事，太簡單了。此事應當寫得更詳細些。不久以前，我在什麼報刊上看見一篇記事，說二人正在戀愛時，楊之華逃回蕭山去，不久秋白追去蕭山，在那裡同沈劍龍見面，三人一起談判，以後秋白又帶之華去常州，看他的老家。我忘記此是什麼報刊。
丁玲回憶秋白的文章，有一種說法，說秋白後來對王劍虹感情不好，王因而生病。丁玲暗示：那時秋白已愛了之華，懷中有之華照片，故冷淡了王劍虹。我一九二五年曾同友人（蔣光赤？）去四川會館（在虹口公園背後）看王劍虹的棺柩。
他們三人在民國日報上登載的三條啟事，我托人從民國日報的影印本抄來了，茲抄給你，見後面。此啟事當時轟動了社會。上海「小報」之王《晶報》，它的主編丹翁（張丹斧，揚州人〉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其中瞿秋白寫成翟春紅，楊之華寫成柳是葉，沈劍龍寫成審刀虎，沈玄廬寫成審黑店，上海大學寫成下江大學。可惜《晶報》沒有影印本，不能抄出這篇文章。
黨內同志對於三條啟事惹出滿城風雨，頗不直秋白所為。
你的《傳》多寫秋白的戀愛故事，我很贊成，由此可以看到秋白生活的一個重要側面，此外也可以使《傳》增加「可讀性」，不會寫成乾巴巴的。何況瞿秋白生平本有好多有趣味的事情可寫。
關於秋白和丁玲的關係，也可以寫得很多。丁玲自己是絕對不寫的，但從她的小說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外人也有許多傳說。
以下是三個「啟事」原文（從《民國日報》影印本抄來）：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甲子年十一月初一日）
上海民國日報廣告欄
楊之華 沈劍龍 啟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脫離戀愛的關係
瞿秋白 楊之華 啟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戀愛的關係
沈劍龍 瞿秋白 啟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朋友的關係
第五章
第2頁——此次戰爭系孫張段三角同盟，浙江督軍盧永祥是段祺瑞的勢力。此處沒有說清楚，使人覺得段祺瑞突然出現。南方戰線上盧永祥打不過直系的齊燮元，段祺瑞叫盧永祥拼命再支持幾天，直系內部會有變化。這是表示，馮玉祥倒戈以前就已同段張二人聯絡好了。不幸，盧永祥支持不下去，于馮玉祥倒戈以前就被齊燮元打敗，以致老段全無武力，在新政權下做個光杆軍閥。
第3頁——老孫北上事，中共中央反對沒有用，鮑羅廷代表蘇聯支持了此行動。老孫北上時先到上海，住了幾天，會見一些人，但陳獨秀不去見他。他由上海去了日本，在日本發表演說，鼓吹大亞細亞主義，然後由日本到天津。老孫到京後，當時黨辦的上海書店出了一本書，似名為《孫中山先生北上言論集》，系把他一路上的言論從報紙剪下來集成一本小冊子。不是用党的名義出版，而是上海書店自己出版。我記得定稿時我去上海書店樓上，看見陳獨秀也在那裡。他主張把老孫在日本鼓吹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說刪去。
以上我是聯想出當時的事情，寫下來的。與瞿秋白無關。瞿秋白此時忙著戀愛，似乎未對這種大事表示意見。
第4頁——老孫到北京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就發起一場群眾運動，叫做「國民會議促進會」運動。由我們通過國民黨左派號召學生和工人進行的。各地方都有這個運動，然後各地方推舉代表去北京召開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大會。老孫死後，我們再發起一個全國性的追悼孫中山的群眾運動。這二次運動是五卅大運動的預演。我想不起瞿秋白在這二次群眾運動中有什麼作用，但作為時代背景，他的「傳」內也應當提一提。
第9頁——老孫的遺囑，不值得費那麼多筆墨去渲染。這些話是汪精衛起草的，汪精衛起草以前又是同鮑羅廷商量過的，老孫本人並不知道，他聽汪精衛宣讀一遍就簽了字而已。老孫頭腦清楚時倒有一個口頭遺囑，仿佛說：你們（他的幹部們）要當心，切勿受了別人的利用。這話的意思是告訴國民黨人不可讓中國共產黨篡奪了去。現在把老孫神化了，其實這個人的資產階級立場很堅定，至死也在同中共鬥爭。
第32頁——關於義和團問題，有一個情況須聯繫起來說，即是：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帶著第三國際的「國民革命論」回國時，開始在《嚮導》上寫文章，恰逢九月「辛丑合約」的二十三周年。「國民革命論」主張反帝，所以彭述之建議《嚮導》出一個義和團特刊，發表了幾篇文章，重要的是彭述之文章。這些文章宣揚義和團的反帝一面，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過去只說義和團排外，野蠻，名譽很不好，從此青年人改變了對義和團的看法。胡適則起反感，說今天連陳獨秀也歌頌義和團了。此時，我正在回國途中，瞿秋白尚在廣州，他沒有寫文章。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形勢改變了，秋白從另一角度來談義和團問題，但秋白仍提到義和團的反帝方面。
第33頁——當時反駁戴季陶的文章，黨的方面，陳獨秀和瞿秋白二篇長文外，尚未（有）施存統一篇長文，但《嚮導》不發表。施存統當時還是一個好同志，戴季陶曾找他談話，要他脫離共產黨，他不幹，反而著文批評戴季陶的二本小冊子。《嚮導》不發表施存統的批戴文只因文中批評了老孫的「三民主義」，而共產黨受了約束，不能批評「三民主義」。此事知道的人很少。
不記得是此時，還是以後，蕭楚女寫了一本書批評國民黨，兼及三民主義，未曾交給中央審查就在外地出版了。《嚮導》為此發表聲明，說此書是蕭楚女個人言論，共產黨不負責。我的記憶或有誤，請參閱影印的《嚮導》舊報。
第36頁——老孫死後，鮑羅廷支持的首先是廖仲愷，不是汪精衛。
第40頁——此數頁所引瞿秋白的話，似乎都出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應當先點出此書，然後再注明出於《六大以前》某頁。
第62頁——三二〇事變，材料很多，議論也不少。各方面材料，各方面議論，都應當搜集起來，作為歷史加以判斷。這是革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我個人的看法是：此次共產黨的失敗是必然的。其根源要追溯到國際根本的錯誤。國際即蘇聯，在中國所追求的，首先是要造成一個對蘇聯友好的中國，而不是要造成一個革命的中國。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恰好相反，首先要造成一個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如一大政綱所表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當然會對蘇聯友好，甚至會成為一個加盟共和國，但對蘇聯友好的中國卻不一定是革命的中國。
從鮑羅廷來廣州時起，中國革命就形成二個領導中心：一個在上海，即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另一個在廣州，即以鮑羅廷為首的蘇聯顧問團，中國共產黨兩廣區委員會不過是蘇聯顧問團的工具罷了。這二個中心互相鬥爭，每一次都是上海中心失敗。中央常委中的張國燾和瞿秋白漸漸地跑到鮑羅廷方面去了，最後連陳獨秀自己也去執行鮑羅廷的命令。但革命的宣傳和行動激起的群眾運動走到中共中央陳獨秀的前面去，妨害了鮑羅廷路線的執行，陳獨秀只好賣力去抑制群眾運動，但巳為時太晚了。
* 以上看完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另紙寫了一些意見，附帶寫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至於另幾頁關於瞿秋白在三十年代所作一文的分析，則我只看了一遍，沒有意見可提。
朱正按：這是指《瞿秋白傳》第十章的「文章挨批」一節。
此二章的優點，我不說了。我只說缺點。缺點是：文章不緊湊，引文太長了，所敘「大氣候」同瞿秋白本人生活很少貼切。寫傳，要寫大環境，要將傳主的生活置於大環境之中，看他如何受大環境的影響及如何影響大環境。秋白的傳有條件這樣寫，他確實影響了大環境，至於大環境給他的影響則有許許多多事實可寫。本稿在這方面沒有寫好。引文太長也是一個缺點。傳中重要引文，有時也非多引不可，但一般應當只引一篇文章或一段話的警句就好。寫傳尤其要寫出傳主的性格。為了寫性格，必須多寫傳主的生活細節。他如何處理面臨的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理面臨的生活上的小問題。既有《憶秋白》一本書出版，我想不難找到這方面的資料的。
我這裡所寫，僅供參考而已。希望能看見你寫成的其餘各章。
1987年10月11日
第六章
第15頁——關於北伐問題的爭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間分歧的表面化。此事特別與瞿秋白有關，故瞿傳中應詳論。此處提到瞿秋白一篇擁護北伐的文章，並分析此文章，也說到文稿後附注：「嚮導編者拒登。」如此重視此文章，是對的。但沒有指出：陳獨秀那篇反對北伐文章的發表是中央主席團一場激烈辯論以後的事。這場激烈辯論是黨史上一件大事：過去的分歧是暗中的，此會之後成為公開的分歧。
這不是中央全會，而是中央主席團會議，相當於今日的政治局常委的例會，出席者四人：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彭述之。第五個常委蔡和森當時在莫斯科。中委譚平山沒有參加此次會議。會議時間約在六月下旬。此時廣州北伐出師的準備已完全就緒了，中共中央才提了要不要北伐的問題來討論，這真是荒唐透頂的事情！足見鮑羅廷如何藐視中共中央。
在討論中，陳獨秀，彭述之反對北伐；瞿秋白，張國燾贊成北伐，兩票對兩票，無法決定。最後，陳獨秀拍桌子，壓服瞿張二人（事實上同陳獨秀正面衝突的是張國燾）。以後，陳獨秀才發表了那篇反對北伐的文章。
此次主席團會議沒有記錄，沒有決議案，沒有其他文件。當時開會的人以及旁聽的人，除我以外，都死了。我一九四四年寫的回憶錄中記載此事。這是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記錄。總之不能夠說：陳獨秀先發表他的反對北伐的文章，然後中央全會才討論北伐問題。
北伐問題當然同國際（即蘇聯）有關。沈雁冰在其回憶錄中（見上海師範學院政治教育系出版的《資料與動態》第七期所載的《訪問沈雁冰同志，關於中山艦事件等問題》）說：三月事變後，上海中央指示廣東陳延年，要「儘量讓步，……爭取蔣介石在下半年出師北伐」，我在《回憶沈雁冰》一文中反駁了沈雁冰此說。我說：北伐是蔣介石自己要的，陳獨秀恰好反對北伐。
事實上是蔣介石要北伐，要蘇聯拿軍火和金錢支持他北伐，以此為條件來和平解決三月二十日事變。鮑羅廷同蔣介石訂立三條「君子協定」，第三條正是答應蔣介石蘇聯支持他北伐。
我還有一個檔，可以證明：蘇聯是反對北伐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即中山艦事件後五日，蘇共政治局通過一個東方外交方針。談到中國時，這檔說：廣東政府應當竭盡全力去整頓內部，動員南方群眾參加政治活動，加強防禦能力。接著，說了如下一段話：
廣東政府在現時期必須堅決拋棄任何軍事進攻思想，一般說來，即必須拋棄任何足以引起帝國主義軍事干涉的行動的思想。
這個檔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一個委員會起草的，在政治局討論時史達林添加了上面那一段話，然後通過。由此可見，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蘇共政治局無論托洛茨基或史達林都反對廣東政府北伐。那麼為什麼鮑羅廷敢支持蔣介石北伐呢？我們不難明白，那是蘇聯為了平息蔣介石的要脅不得已而允許支持他北伐的。鮑羅廷自然希望在北伐的過程中同蔣介石爭奪軍事的和政治的領導權。
這種事情，陳獨秀都不知道，瞿秋白也不知道。瞿秋白一貫地在鮑羅廷和陳獨秀之間有分歧時支持鮑羅廷。他自以為他是站在共產國際即蘇聯方面的。這是研究瞿秋白的人必須知道的事情。
歷史上不存在共產黨于蔣介石和許崇智之間選擇一個的問題。共產黨早已同蔣介石合作，把許崇智趕出廣東了。
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中全會，陳獨秀因「失蹤」（因病）未去出席。我完全忘記了此全會曾決議準備於下半年進行北伐。大概是鮑羅廷製造的輿論，決非史達林的指示。正為有此輿論，史達林才會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托洛茨基委員會的決議中加人一段上引的話來反對北伐。陳獨秀如果出席這次北京會議，他是否同意北伐呢？很難說。後來發出的通告，寫進了準備北伐的話也不能證明他如出席北京會議一定會同意北伐。寫進通告，不過因為北京會議已有此決議而巳。到了三月二十日事變之後，再提起北伐問題，那就是另一種意義了。
第19頁——瞿秋白一九二六年秋起生病，是事實。他本是老肺病，時發時停，發時仍能工作。這幾個月中不過發得更重一些而已。二次暴動那日，他坐鎮辣斐德路冠華里，指揮起義的工作，我也在那裡，看見他精神好得很。在此以前，我也常到他家，見他談笑風生，不過他不參加當時的大小會議，不做工作。我同王若飛一樣，始終以為他因北伐問題爭論，同陳獨秀賭氣，借病寫反對陳獨秀的小冊子。那本小冊子，現在的人以為他是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間在武漢才寫的，我卻以為他在上海寫的（基本寫好）帶到武漢去發表的。無論瞿秋白筆頭如何快，但到武漢後短短幾個星期，又每日奔忙，決不能寫出這樣一本小冊子。
關於瞿秋白此次生病事，可參考蔣光赤的小說《短褲黨》，其中以秋白為主角，化名「楊直夫」。但老蔣往往誇大。
《瞿秋白論文集》，意為他在共產黨期刊上所寫的文章的結集（有幾篇發表於民國日報的），以別於他過去所寫的文章。書中一部分文藝性的文章也是發表於共產黨刊物上的。
第37頁——本頁提到我的姓名，應刪去。我沒有參加「特委會」，只參加「特別宣傳委員會」，算不得參加領導。
這裡，應當參考上海出的一本《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書中既有瞿秋白作的《意見書》，又有「特委會」各次開會的記錄，從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至四一二之後陳延年來上海接替羅亦農以後為止。瞿秋白參加了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月二日為止，共七次，每次都有秋白參加並發言，其中可以分析出許多問題。由此又可以知道秋白是三月二日以後才去武漢。
第51頁——蔣光赤的《短褲黨》寫的是第二次暴動，但也有誇大。對於小說，本來不應苛求，但看了所引的一長段，覺得老蔣確實「沒有天才」，寫得很不好，連秋白和之華的關係也沒有寫好。為了不使瞿傳寫得枯燥無味，將他的家庭生活寫進去，和他的政治生活互相穿插，本是很好的辦法，不過這裡引《短褲黨》一長段的話使人生厭。老蔣的文字既拙劣，所反映的又不真實。
第52頁——四一二政變中，汪精衛回國並非一個原因。蔣介石早就準備好屠殺。汪精衛回國反而使他推遲幾日再發動。
第56頁——第三次起義勝利之後，三月二十五日江浙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陳獨秀來作報告。會議結束時，一個幹部帥朝伶（吟）站起來說：「陳同志是我們中國革命的領袖，我們應一致表示，堅決表示擁護陳同志的報告。」（一致拍掌）
尹寬發言：「我提議大家堅決表示擁護領袖。」（一致拍掌）（見《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03頁）
但上層領袖，主要是瞿秋白，正在進行陰謀，反對陳獨秀，除這裡所引米夫的文章以外，我還可以引羅易的文章。羅易說：「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到達漢口的時候，中國實際上存在二個共產黨的中心：一個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員會為代表），另一個中心在漢口（以若干中央委員為代表〉。漢口的中心那時要求立即召開代表大會，說是存在領導危機，必須撤換領導，他們普遍對中央委員會表示不滿。」（《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六輯〉
瞿秋白到武漢後，得到鮑羅廷支持，成立一個「臨時中央」，說是只管理兩湖，江西，河南的工作。當時，蔡和森，譚平山尚未到武漢，中央委員只有秋白和國燾二人，外加李維漢在長沙。李立三不是四屆中委，項英是中委，此時可能在武漢。此臨時中央，大概等彭述之及陳獨秀到武漢才成為正式中央。
第67頁——突出國民黨問題，來解釋中國革命的成敗，是很對的。自始就反對共產黨加人國民黨，或者在革命過程中主張改變兩黨的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都是正確的。對於1924—1927年的中國革命的研究，必須突出這個問題。可是，現在研究那次革命的人，不許討論這個問題。人們指示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是正確的。這意思就是不許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問題。於是對於那次革命就無法討論下去了，因之無法寫出一本關於那次革命的歷史了。連個人的傳記，例如瞿秋白傳，也不好寫了。
說老實話，當時並沒有什麼「第一次國共合作」，有的只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服從國民黨的紀律的問題。在此政策下，即使革命成功（事實上，那種革命是成功了的），也只是國民黨的成功，共產黨必然失敗，或者必然只是替國民黨做「苦力」，那也就是失敗。
第74頁——關於鮑羅廷，羅易，陳獨秀三人的意見分歧，應參考人民大學出版的《羅易赴華使命》一書及我對於此書的批評。我的批評文名為《右傾投降主義是誰的路線？》。那裡也解釋了陳獨秀為什麼要站在鮑羅廷方面反對羅易。
瞿秋白在此爭論中的態度，不能憑二月間寫的文章的態度來判斷，應當看他在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前那幾個月的全面態度，要知道七月一日中央通過的十一條決議，即所謂「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決議，正是瞿秋白起草的，其中主張放棄沒收土地，而把土地改革限制於減租減息要求。見蔡和森的《機會主義史》。
朱正按：第七、八、九、十這幾章書稿當時沒有寫出，沒有能夠請鄭老審讀。
第十二章
朱正按：《瞿秋白傳》原計劃分十二章。最後定稿時將第十一章「教育人民委員」併入第十二章「這是最後的鬥爭」，全書就只有十一章了。鄭老的這一篇其實是對現在書中第十一章的審讀意見。
第9頁——瞿秋白如果獲（准）長征，是否能平安到達陝北？
我聽人說，在瑞金時，秋白肺病巳到晚期，被捕後即使不被殺，也難得活下去。我相信這個說法。因此，我認為即使秋白獲准隨主力紅軍長征，也會死在路途中。但王明一派不能以照顧秋白身體來辯解他們甩掉秋白的行為。
第22頁及以後一一《多餘的話》，我在國民黨監獄中看過一遍（當時登載于《國聞週報》上），當時所得感想至今保存而且未變。以後雖然多次接觸到這篇文章，但都鼓不起興趣再看一遍。此次傳稿摘錄了文章中的若干段，我倒仔細看了，也就等於重看一遍。我沒有改變五十三年前初看時的感想。
像文化大革命時那樣，把《多餘的話》罵得狗血噴頭，以之為瞿秋白作「叛徒」是（的）罪證，大可不必。但近年有一種傾向，要把《多餘的話》說成瞿秋白的革命功績，則也是錯誤的。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原諒的。這是他的可以原諒的弱點，但不是他的積極的表現，不是他的成績。
瞿秋白的秉性頗軟弱，有點軟弱，但不能簡單說他軟弱。我想起了一件軼事，一九二六年間某一天，他和楊之華一起坐了電車，從法租界來到虹口中央宣傳部。坐定後，楊之華告訴我們，剛才，在電車上，有個包打聽模樣的人瞪眼望著秋白，秋白嚇得面無血色。楊之華這話含有批評秋白之意，當時秋白不作聲。我們平時也感到秋白不是衝鋒陷陣大刀闊斧的革命家。開會辯論時，他不敢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見，總是轉彎抹角的。但《多餘的話》中，他那樣暴露他的軟弱一面，也是言過其實的。
人民出版社不久之前出版的《瞿秋白全（文）集》第一卷，在說明中表示不收他的《多餘的話》，因為找不到他親筆的原本。這卻是不妥當的。此文決不會出於偽造，即使無親筆手稿可據，也應當發表，而加注說明。
《多餘的話》，真是「多餘的」。此文，本不需要寫。自我批評，暴露自己的弱點，只能在同志中間做。為什麼在敵人監獄中寫這樣的文章？秋白在敵人監獄中不談黨內的鬥爭，不發洩對於王明路線的不滿，這是對的。但為什麼要在敵人監獄中作這樣的「自我批評」？為什麼他明於彼而暗於此？
因此，我想，他寫《多餘的話》，總懷抱一個現實的目的。我沒有根據，但不妨猜測，推論一下。
我猜測，他想以此為代價，向國民黨書面表示，他要退出革命，從此不會再危害國民黨，他想以此求得不死，希望國民黨把他解去南京，長期監禁。他只能付出這個代價，比此更高的代價，他是不肯付出的。他也明知這個代價不夠，但希冀萬一能夠成功。他文中說的，共產黨應當把他看作「叛徒」，開除他，一類的話，也不過為了取信於國民黨而已。仿佛說：即使以後，他要進行革命活動，共產黨也不會要他的。《多餘的話》中這一方面的話，我看，也不是出於秋白本心的。
我五十多年前從報刊上看見《多餘的話》以及其他記載時，似乎記得有個記者問秋白：你對自己的前途有什麼希望？似乎秋白曾回答：希望解去南京長期監禁一類的話。時隔五十多年，是否有此問答，我不能保證。即使有此問答，我也不能同他寫《多餘的話》聯繫起來考慮。
總之，以上的猜想，也不過是「大膽假設」而已，我也不願去「小心求證」。我也是快離人世的人了，心中久有此「猜想」，不過借此機會說出來，供後人參考而已。
秋白是多才多藝的人，是絕頂聰明的人，對於中國革命確實是有貢獻的，當之無愧的革命家。這是應當肯定的。哪怕他有缺點或弱點，如他在《多餘的話》中自己所言過其實地暴露的。
秋白反對王明路線。他是聰明人，當然明白，所謂「王明路線」，其實是史達林路線，不是中國一黨的現象，當時世界各黨都有史達林培植的一派幹部掌握黨權，推行史達林的路線。秋白一定明白。我們不能怪他沒有在中共內部堅持自己的意見積極反對王明路線，更進一步反對史達林路線。陳獨秀能夠這樣做，後來毛澤東也能夠這樣做。瞿秋白卻不能這樣做。我們如果以此責怪他，那就未免把他看得過高了。
1988年2月11日
原載《新文學史料》2017年第一期
本文轉載於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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