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光
「不體面的勞動」：工作零散化、去穩定化、平台化的趨勢
靈活就業者的困難在前段時間一度成為輿論中的熱點話題。早在數年前，對多方合同關係、短期合同以及零工等企業靈活用工方式下出現的靈活就業者，如進城務工農民，社會科學界就已經對他們的勞動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做過許多討論。在這些學術討論中，作為一種雇傭關係，靈活就業還只是全日制、無固定期限、雇傭雙方在工作中具有明確從屬關係的標準雇傭關係的補充。一方面，對全日制、無固定期限、從屬關係明確的勞動力的使用在生產中仍然具有根本性的地位，而靈活就業者多作為應對短期、季節性需求的勞動力出現，同一段雇傭關係不會維持很長時間，因此其對社會生產不被認為具有根本性影響。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被認為是一種偶然現象，是經濟增長或經濟調整背景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力進入市場，雇主為追求利潤與競爭力改變雇傭策略等外部因素的結果。靈活就業者的問題也被認為是並非靈活就業本身所致，而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個別雇主未能維護勞資和諧以及特定群體的弱勢身份等原因造成的。相比於標準雇傭關係下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靈活就業者的困難雖然得到關注，但仍然是次要、不具根本性與普遍意義的。多數情況下，對靈活就業者權益保護的建議與實踐，也是以標準雇傭關係下的工人被認為應當具有的權利為依託，以爭取「體面勞動」為取向的。
但在最近的輿論熱潮中，靈活就業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首先，靈活就業已成為全社會性的問題。靈活就業已不再只是標準雇傭關係的補充，而是對後者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尤其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以及互聯網平台勞工的興起，全日制勞動力的地位不斷下降，而許多生產經營服務部門紛紛增強了自己對靈活就業的勞動力的依賴。在此情況下，一方面，「全職」而且長期靈活就業的勞動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捲入靈活就業的可能性也擴散到了社會中的每一個體中。靈活就業成為了一種普遍、持續的社會現象，而非像以往的「民工潮」那樣，呈現出週期性、間斷性的特徵，並且往往局限在特定群體中。靈活就業在勞動力市場中日益取得主導地位，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長期且「全職」的靈活就業者可觀的人口規模：在全國兩會中，國家總理李克強公開宣稱，中國靈活就業人口已達兩億之巨。靈活的雇傭關係正在取代標準雇傭關係，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根本特徵之一。
其次，靈活就業日益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本質特徵出現。外賣配送從業者等平台勞工的自我表達與行動對前一段時間的公眾輿論產生了顯著影響，而在他們的體驗中，靈活就業者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受到高度控制的勞動過程顯然具有更重大的意義，而資本主義通過管理控制將勞動轉化為剩餘價值的特徵也在其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通過演算法生成、自由裁量以及對工人的原子化，平台實現了對生產經營狀況、工作流程、工作內容等資訊的壟斷，使工人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權；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工人的高度監視，將操作與時間規範滲透入數位生產資料，以及「客戶管理」等管理實踐的創新，平台工人的一言一行都被納入了剩餘價值的生產之中；同時，為了更徹底地榨取剩餘勞動，互聯網平台與按需經濟和待命工作結合起來，營造出高度不穩定的工作日程，模糊工作與日常生活的邊界，將工人全部的生命過程組織入剩餘價值的再生產中。以上的勞動過程特徵造成了平台工人過度勞動、人際關係崩潰、身心健康損害以及在勞動力市場中競爭力下降等不良後果，而這種勞動過程正是以就業的靈活性為基礎的：靈活就業提供的自雇身份要求平台工人對就業機會自我負責，而使互聯網平台逃避了傳統企業保證就業的義務。在這種變化下，工人的就業機會實際上高度依賴客戶的需求以及市場變化，而互聯網平台則通過對市場需求資訊的壟斷實現了對工人勞動努力程度與勞動力流動程度的高度控制，也使工人的勞動與市場需求的變化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靈活就業本身成為了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實現的必然要求，以及靈活就業勞動者困境的來源。
面對靈活就業的新面貌，國家治理者的應對策略卻未見顯著的改變。在去年5月12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解決包括靈活就業者在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法律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制定支持靈活就業的措施成為了重要議程。會議根據民主黨派民建中央在兩會中的提案，將靈活就業面臨的問題總結為「勞動者的勞動關係不明確；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障缺失；與新就業形態相關的勞動監管薄弱；勞動糾紛調解需加強」四個方面，並主張通過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取消不合理的收費罰款，以及界定平台企業責任，建立用工企業、保險公司與政府對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等措施解決靈活就業帶來的問題。以上政策措施的制定，與其說是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實際問題，不如說是為了回應前一段時間的輿情。而實際的處理方法還是老一套，即將靈活就業視作暫時的、屬於特定群體（這一群體的規模有兩億之巨！）的現象，通過調整現行法律規範適應雇傭關係與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以期實現「體面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這些政府部門心目中，勞動權益保護的要義在於國家的介入以及通過調解「實現勞資利益的均衡」。可是，不管是從工人運動的歷史，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這樣一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被資本主義社會承認的勞動者的權益源于全體資本家，即資產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工人們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後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靈活就業對勞動者造成的苦難，根本上源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運動，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下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靈活就業的本質只有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說明，對靈活就業問題的根本解決也必須以此為前提。
必要的剩餘：產業後備軍的三種形式
靈活就業作為一種就業現象，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其對立面是廣泛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失業，即相對剩餘人口的存在。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偶然出現的失業現象相比，失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一種必然，甚至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維持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失業現象的存在。原因在於，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斷生產著相對剩餘人口：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勞動生產出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作為累積的資本又被利用於購買生產資料（也是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而這些生產資料在以死勞動（生產資料）替代活勞動的過程中擴大了勞動後備軍，確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況下始終超出資本的需要，從而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相對過剩的人口成為資本不斷積累的必須條件：過剩的剩餘人口形成了一支絕對隸屬於資本的、隨時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總結到：「因此，大量就業不可能同與它有聯繫的大量失業區分開來。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失業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轉過程的一種失常現象，而是它的必然的部分。積累過程本身的能力，不斷造成失業，也不斷吸收失業。失業只是相對過剩的工人人口中可以正式計算的部分，這部分人口是資本積累所必需的，而且它本身也是資本積累所造成的。」[1]。
相對過剩人口這支產業後備軍，根據形態可以分為三種形式，1) 流動的、2) 潛在的，3)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
1) 流動的過剩人口存在於各工業中心和就業中心中；在這些地方，工人從一種工作移向另一種工作。由於技術運動、資本構成的改變以及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積聚與流動，工人週期性地重複著在一項工作中被解雇，又轉移到另一項工作中的過程。在這種活動的過程中，失業成為了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日常現象。
2) 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則存在於農業地區。這些地區由於農業技術革命，同樣存在著大量勞動力被迫離開土地與農業生產的現象。然而，一方面，農業地區資本積累的速度尚不如城市化、工業化地帶；另一方面，農業資本主義本身在改變資本構成，以死勞動取代活勞動時，並不會像工業部門中的資本運動那樣，通過擴大再生產或者向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流動，重新形成對勞動力的吸引力，而是受到土地的限制，形成了對勞動力絕對的排斥。因此，農業地區的相對過剩人口總是呈現由農業地區向工業中心流動的趨勢，被排擠出去的農業勞動力只有在城市工業部門或其附屬部門中才能找到就業機會，並加劇了城市工業部門中人口過剩的現象。
3) 停滯的過剩人口則處於所有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與前兩者相比，他們的就業是不規則的、偶然的、十分勉強的。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他們不斷地從工業和農業的過剩人口中被生產出來。流動剩餘人口只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內承受失業，潛在的剩餘人口尚能通過地域流動重新獲得就業機會。資本為了實現積累，與前兩者相結合仍然是一種必要。但對於停滯的過剩人口而言，就業就是一種純粹偶然的現象了，只是不經常的、偶然地在「繁榮」的極盛時期，他們才被拉入就業的行列。常見於他們的就業活動中的現象是，從停滯的剩餘人口中產生的勞動力，缺乏與生產資料的天然、緊密的聯繫。在雇傭這些工人時，資本家並不需要特意追加更多的生產資料來為雇傭創造條件，平時雇傭規模下的利潤已足夠維持這部分資本的周轉甚至增殖了。這些工人受到雇傭的原因在於，資本家出於應對臨時爆發的市場需求或搶奪市場份額等競爭動機，臨時改變了資本構成的情況，以求擴大產量。隨著市場熱情退卻或者壟斷地位的形成，為了實現更高的利潤，雇傭多餘工人的必要性也就不復存在了。反過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緊密聯繫的缺乏，也為資本家對這些工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利用方式創造了絕佳條件。在就業絕對缺乏保障的情況下，停滯的剩餘人口的生活水準處在在工人階級的平均水準之下，迫使他們必需抓住資本家施捨給他們的每一次就業機會，甘願成為了為資本貯存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
由此，勞動時間最長而最低的工資成為了這部分人口的顯著特徵。同時，前兩類剩餘人口中的個體均有被拋入停滯的剩餘人口中的可能，這也使能夠就業的工人不得不接受資本家對勞動力努力程度與流動程度的控制。隨著科學管理運動帶來的去技能化浪潮，生產活動的總體流程日益複雜而單個工序卻日趨瑣碎，勞動的知識以及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日益掌握在雇主及經理部門手中，工人通過勞動過程與生產資料發生的直接聯繫日漸微弱，資本家可以隨時隨地從勞動後備軍中找到受雇工人的替代品，這種對工人階級的脅迫愈發具有力量。停滯的相對剩餘人口的存在反過來構成了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
在歷史上的一段時間內，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以及市場經濟改革後城市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潛在的相對剩餘人口構成了我國勞動後備軍的主要部分。但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與農村的凋敝，尤其是大量進城務工人員紛紛在城市安家，由農民成為市民這一進程，農業地帶所能提供的剩餘人口越來越少，資本家們發現為了繼續實現資本的積累增殖，勞動後備軍的維持越來越不能依靠這些由外部流入的潛在剩餘人口了。但是另一方面，勞動後備軍也不能僅由流動的剩餘人口構成。為了資本的周轉與積累擴張，這部分人口天然地要與一定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因而他們的規模時刻受到資本積累規模的制約而無法無限制增長。資本積累如果只依賴這部分流動的過剩人口的話，資本運動的靈活性將受到限制，並陷入趨於停滯的危機之中。隨著生產過剩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現象，資本家利潤的實現不僅要依靠擴大剩餘價值的生產，還需要這部分剩餘價值能夠在市場上實現為貨幣形式，資本自身不斷增殖的追求體現為對變動不居，不知饜足的消費需求的強調，由此發生了生產者社會向消費者社會的轉型。競爭力，也即能夠時刻滿足市場中消費者的需求並佔據主要的市場份額的能力，成為各大資本家的首要追求。在這時，如果資本的運動受制於流動剩餘人口的規模與結構，而不能靈活、迅速地回應市場的變化，對於處於激烈競爭的各資本家而言將是滅頂之災。而在流動剩餘人口的主觀方面，由於資本運動對他們的客觀需要，即便偶爾或週期性地經歷失業，他們也能因為相對更長期地從事雇傭勞動，誕生出權利意識與組織意識，以及更加密切的共同命運，並形成體現為一種自信心與自豪感的階級覺悟，在此基礎上與資本家在工作場所以及社會環境中進行鬥爭。勞動階級自主力量的增強以及他們對社會權力的爭奪，不僅威脅著資本自己靈活自由的運動，對於資本通過對勞動的控制以實現剩餘價值生產也是不利的。
一方面，資本積累必然地導致工人階級中流動剩餘人口的壯大，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潛在的剩餘人口也在工業中心穩定下來，加入了流動剩餘人口的行列，更加壯大了這部分有實力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對停滯剩餘人口的青睞成為了一種必然，而靈活就業則成為了資本家通過擴充停滯的剩餘人口，削弱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瓦解工人階級中有勢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構成挑戰的部分，以及擴張自己的權力，實現資本靈活自由運動的社會、政治、經濟行動的直接體現。
「靈活就業」：資本主義古老的技倆
可見，靈活就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成型以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手段在當今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的最新體現而已。當然，靈活就業固然是「新壺裝老酒」，為了能夠理解資產階級如何做出改變，以及工人階級為何暫時處於下風，我們還是要對靈活就業「新」的部分做出分析，並理解這種革新是如何建立在舊事物的基礎上並去維護舊的部分的。
停滯的相對剩餘人口在靈活就業的條件下，其不規則、偶然、十分勉強的就業特徵得到了資本新的利用方式，並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由原先對全日制勞工的依賴轉向了對靈活就業者的依賴。而這部分人口也由於靈活就業的擴張而不斷增長，充實了勞動後備軍的隊伍。
在這一轉向的背後首先是生產者社會向消費者社會的轉型，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由純粹競爭剩餘價值生產規模的大小轉為追求剩餘價值實現程度的大小。不斷刺激並及時滿足市場消費的能力，即競爭力，成為了衡量單個資本維持與增殖能力的重要標準。在此情況下，埋頭苦幹、任勞任怨的全日制勞工在資本家眼裡已經失去了地位。因為即便他們勤勤懇懇、按時按量生產出大量產品，在需求不足時不能保證必然變成利潤，在需求爆發時更有可能因為產量較少而被別人搶走了市場份額。對勞動力的利用方式，尤其是對勞動力努力程度與流動程度的控制需要變得精明而靈活，理想狀況下，這些勞動者應該召之即來，呼之即去，同時為了使勞動力的努力程度與市場需求的漲落相符，原本應由雇主承擔的市場風險也應該盡可能地交由雇傭勞動者自己承擔。工人階級中流動和潛在的剩餘人口，由於必然要和生產資料結合，無法實現雇主對其的呼來喝去。同時，他們的生計來源是以社會必要勞動為基礎的工資，與生產資料的緊密結合決定了他們自己在貨幣量上已經生產出了自己的生計來源，市場需求的變化並不會直接地影響他們的生計，雇主也難以在自身不受損害的前提下將市場風險轉嫁給他們（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會受到市場風險的影響，市場風險最終還是通過企業裁員、破產等形式轉嫁給了這些勞工）。而停滯的相對剩餘人口則明顯更符合靈活就業的要求。除了不需要專門為其追加固定資本，可以靈活地控制勞動力的流動以外。由於經常性地被排斥在就業之外，停滯的相對剩餘人口的作為勞動力並不能與社會上的生產資料很好的結合，導致其勞動並不足以為自己生產出足夠的生計來源。因而，他們的生計來源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雇主的「恩賜」——儘管這種恩賜實際上是出於經濟利益並迫於市場競爭的壓力的——這也意味著雇主可以隨時因為經濟利益或市場壓力而將這種「恩賜」收回去。靈活就業的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也在此基礎上建立，要求靈活就業者將自己的勞動與企業經濟利益的體現，即績效、生產計畫、利潤等緊密聯繫在一起。北京師範大學的勞工社會學者林慧琳、肖索未對福建省莆田市小型外包鞋廠勞動過程的研究證實了這種工廠政體的存在：基於市場的勞動安排與女工的家庭、社會生活，尤其是家庭照料責任形成了緊密結合，強調了工廠勞動相對於家務勞動的偶然的、輔助性的地位（即「賺閒錢」）以及這種靈活的勞動安排對女工的照顧之處。「勞動安排利好自己」的認知，加上類家庭化的勞動關係、道義紐帶與情感化的勞動控制塑造了女工們關於自己與工廠的整體觀念，外包鞋廠的女工們不僅認同了企業基於自身市場利益的靈活化用工模式，還將自己的利益和工廠的產量與生產計畫捆綁在一起，驅動自己在需求旺季執行高強度的勞動。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報告也認為，靈活就業者面臨著高獎金與高工資懲罰的工資結構，這實際上也導致靈活就業者比一般的勞動者更直接地面臨著市場風險的衝擊，勞動過程也更直接地受到市場變化的塑造。
其次，靈活就業除了實現了資本對停滯的剩餘人口新的利用與剝削方式，它本身也在不斷地從流動的和潛在的剩餘人口中生產著停滯的剩餘人口，實現著資本對勞動的絕對統治。這一過程首先體現在勞動過程中。靈活就業看似使勞動擺脫了經理部門的管理控制，實際上，整個生產過程由車間或廠區以分包或合作共用的形式轉移並分散到了全社會中，對工人而言更加難以辨認。而資本作為發包方或者共用平台，仍然掌握著生產過程的全貌。此時，對於工人而言，勞動過程由生產整個產品技藝的實踐日益轉變為單調枯燥，分辨不出勞動者個人特徵的瑣碎任務。而對於資本，勞動者的勞動過程趨向簡單化、標準化，而靈活就業又將勞動力的競爭從車間中轉移到了全社會中，對於前者，資本淘汰掉最末者以將勞動力雇傭的規模限制在保證自身持續積累增殖的範圍內，而在全社會的競爭中，資本則是從海量的工人中遴選幾個暫時的優勝者，以實現精明、靈活的生產。在車間的競爭中，只有被淘汰掉的工人是勞動後備軍，而在全社會的競爭中，每個人都是勞動後備軍，同等地面臨著被淘汰或替換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名靈活就業的工人即使受到雇傭，也仍然處於和生產資料偶然、不穩定的結合中，資本對他的期望一消失，他就有重新回到失業狀態的風險。靈活就業造就了總量上遠超需要的勞動力高速、高度流動的狀況。從某一部門被解雇，而又在另一部門重新得到雇傭的現象被在失業與不穩定就業狀態間高速流動現象所取代，而在不穩定的就業中，就業的品質也往往是比較低的。隨著靈活就業將社會中越來越多人捲入其中，流動的和潛在的過剩人口與停滯的過剩人口之間的區別界限正在消失，一種類似與停滯的過剩人口的，以不穩定、低品質就業為特徵的生存狀態正在形成。在現代性分析中，不穩定性被認為具有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政治功能。相對于承諾穩定、安全就業和福利的雇傭體制，不穩定工作通過塑造臨時、可替換、用完即棄的「常規勞動者（routine labourers）」或通過風險的個體化，改變了勞資力量的平衡，在工人中釀成了更嚴重的沉默或順從，削弱了他們參與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提高了他們忍受社會不平等、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或較低的生活水準的程度。靈活就業的普及帶來的不穩定的制度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方式」。
結語：集體的解放
靈活就業給工人帶來的苦難的根源在於，它延續了資本積累在一端創造就業，另一端創造失業的過程，並將其極端化了。在靈活就業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更多依賴全日制勞動的時代，失業與就業的必然而矛盾的結合尚還只是體現為一部分工人能夠長期就業，另一部分則長期失業，以及由此而來的貧富分化。隨著靈活就業的普及化，失業和就業的結合已直接體現在單個工人的生活中了——在市場需求旺盛的時候需要忍受高強度、條件惡劣的工作；在市場蕭條的時候卻又沒有了生計來源。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用於生產工人自己生計來源的生產資料與工人本身的相分離，生產資料作為資本被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並以一種與工人的需求相異化的方式被使用。失業、就業或者靈活就業的問題根本上還是從這之中產生的。而生產資料與工人的分離是一件發生在工人集體中的歷史事件。通過單個工人獲救以期實現整體得救的做法對於工人集體的解放不僅毫無益處，反而會在工人中造成對改善處境機會的激烈競爭，並最終瓦解階級團結，消滅掉通過階級集體的奮鬥根本上改變社會結構，實現整體解放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不能指望只通過社會保障等救濟工人個體的方式改善靈活就業者集體的原因所在。
[1]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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