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左翼如何在後蘇聯時代生存

文：伊利亞·布德拉茨基斯（Ilya Budratskis）
譯：農先 、校：宋自振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左翼不得不在一個變得面目全非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面對巨大的挑戰，其活動者領導了反對葉利欽和普京建立的體制的重要鬥爭。

俄羅斯現代左翼運動的故事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從一開始，它就承載著蘇聯後期兩種政治派別的矛盾的組合：民眾的（反市場、支持中央計劃經濟的）斯大林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對蘇聯的懷舊的理想化和從左翼角度對蘇聯的批評。這些政治派別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入公共政治舞台，並立即認識到彼此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政治戰場中處於對峙狀態。

非斯大林主義左翼，最初是廣泛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在1989—1991年間創建了許多獨立組織，包括後蘇聯時期第一個著名且規模相當大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Committee for Workers'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上述團體和其他一些主要從學生群體中發展出的反威權左翼團體致力於與日益壯大的勞工運動和新興的獨立工會建立聯繫。

1991年8月鮑里斯·葉利欽的勝利、蘇聯的解體、激進市場改革的開始最終分裂了尚未成形的民主運動：其右傾的、自由主義的一翼積極支持新政府，而其中的反威權左翼則加入了激進反對派的行列。這些事件背後的共同邏輯促使這部分左翼人士參與了新興的反對休克療法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由斯大林主義者主導。

一、民眾斯大林主義

反對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民眾斯大林主義於1988年初首次公開現身，當時列寧格勒的一位不知名教師尼娜·安德列耶娃（Nina Andreyeva）在官方黨報《蘇維埃俄羅斯》上發表了一封題為《我不能放棄我的原則》的公開信。該信對蘇聯歷史（特別是斯大林的地位）遭受「詆毀」和日益加強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政治派別削弱階級觀念等表示憂慮。安德烈耶娃在含蓄批評戈爾巴喬夫對黨的領導時，將矛頭指向了一些蘇聯文化人物，她指責這些人是「左翼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

如安德烈耶娃在文中所述的反西方沙文主義、崇拜斯大林、反對世界主義者和精英內部叛徒的階級分析法，共同構成了1990—1991年間創立的許多組織的成員的根本觀點。他們都強烈反對戈爾巴喬夫引入民主化和導向市場因素的路線。這些組織最初作為蘇共內部的綱領派別而存在，但在1991年8月蘇共被解散後，它們成立了獨立的政黨，如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RKRP）和全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VKPB，選舉尼娜·安德列耶娃為其領導人）。

這些政黨迅速壯大，團結起了蘇共被取締後迷惘的蘇共普通黨員。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和在其支持下成立的廣泛性協會——「勞動俄羅斯」（Working Russia）尤其如此，到1991年底，該協會在全國擁有數萬名活躍成員。如果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是一個集中化的黨，那麼由才華橫溢的演說家維克托·安皮洛夫（Viktor Anpilov）領導的「勞動俄羅斯」就被認為是一個群眾組織，專注於開展反對葉利欽政府社會和經濟政策的街頭行動。

20世紀90年代初，「勞動俄羅斯」聚集了多達20萬人參加其在莫斯科的集會，其言論充分繼承了民眾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宣稱蘇聯已被叛徒和西方代理人摧毀，叛徒和代理人通過控制媒體強加了錯誤的價值觀，並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劃，正在通過引入自由市場對蘇聯人民進行種族滅絕。在大多數人迅速貧困、社會衰退、犯罪率難以置信地增加的背景下，這種言論結合了對「野蠻資本主義」的批評和對強大國家的渴望，能夠成為廣泛反對運動的基礎。

二、對抗葉利欽

1991年11月7日，蘇聯建立七十年來，官方第一次沒有慶祝十月革命週年紀念日。蘇聯正在度過其正式存在的最後幾個星期，而葉利欽政府正在製定嚴肅的計劃，準備宣布一項視共產主義為罪惡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司法譴責。在這一天，反威權的左翼分子——主要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者——以及安皮洛夫領導的斯大林主義者分別將他們的支持者帶上街頭。兩派的示威自發地合併，最終舉行了一次聯合集會。

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反政府反對派的身份主要由斯大林主義者擔當，而反威權社會主義者只是其中的少數，他們批評斯大林主義者的沙文主義和陰謀論。反之，反對派中的另一個少數群體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們在勞動俄羅斯協會的集會上積極散佈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這種奇怪、矛盾的聯合反對派形式（親政府的自由主義者稱之為「紅—棕」）的高潮是1993年秋天在莫斯科的公開武裝對抗。

葉利欽總統與由左翼和反對激進市場改革的民族主義者主導的最高蘇維埃之間的衝突，導致了一場憲政危機，行政和立法部門相互阻撓對方的決策。9月21日，葉利欽決定通過解散立法機構並宣布實施憲法改革來解決這一棘手問題。作為回應，最高蘇維埃彈劾葉利欽，並宣布自己是該國唯一合法的權力機構。

10月3日至4日，忠於葉利欽的防暴警察和軍隊與最高蘇維埃的支持者在莫斯科街頭爆發了一場短暫的內戰，最終導致200多人死亡。10月4日，反對派的街頭抗議活動被鎮壓後，葉利欽命令坦克突襲俄羅斯政府大樓——白宮，反叛葉利欽的蘇維埃正在那裡開會。

勞動俄羅斯協會的斯大林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一起構成了支持最高蘇維埃的核心戰鬥力量，而反威權左翼的立場則不那麼明確。一些人，如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們，或莫斯科蘇維埃的獨立社會主義者議員鮑里斯·卡加里茨基（Boris Kagarlitsky），明確反對葉利欽，認為他是捍衛新資產階級精英利益的潛在獨裁者。與此同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決定採取第三種立場，對沖突雙方持同樣的批評態度，並成立了一個醫療隊為傷員提供急救。

三、被管束的民主

葉利欽的勝利以及隨後於1993年12月通過的俄羅斯新憲法創造了一種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基於近乎無限的總統權力與軟弱的議會（國家杜馬）之間的失衡上。根據新憲法，無論議會選舉結果如何，總統都有權委任政府，如果杜馬三次拒絕總統對於總理人選的提名，總統可以解散杜馬。此外，如果對現任政府進行不信任投票，總統可以在七天內解散杜馬。

俄羅斯議會成為最被剝奪權利和最次要的國家權力機構，甚至其建築和預算現在都由總統管理。在這一被稱為被管束的民主的製度中，少數反對黨可以在選舉中匯集不滿公民的選票，並在議會平台上表達公民的不滿，但他們事實上沒有機會影響政治決策。

為了用一個準備遵守新規則的溫和議會黨取代以「勞動俄羅斯」等團體為代表的激進街頭反對派，當局給了此前被取締的共產黨恢復其黨組織的機會。在1993年底的第一次杜馬選舉中，俄羅斯聯邦共產黨（CPRF）贏得了44個席位，並在隨後的1995年選舉中贏得了157個席位，成為最大的議會黨派。

1993年俄羅斯憲政危機的結果是斯大林主義政黨被邊緣化，其成員和支持者大規模流失到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一方面，該黨代表了上述民眾斯大林主義的溫和版本；另一方面，該黨最終鞏固了與東正教帝國民族主義的融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黨活動者和選舉基礎的特點，俄共聚集了貧困的養老金領取者、大量因市場改革而破落的知識分子（醫生、教師、科學研究人員）、流氓無產者化的前蘇聯企業的工人、懷舊的中層官僚、管理階層的一部分、軍官。

俄共的說辭將反對私有化和貧困的抗議中的激進言辭轉為一種家長式的語調，主張有必要回到一個基於父權制道德和民族傳統的強大社會國家。在「永恆的」黨領袖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的著作中，他辯稱對社會主義的需要是俄羅斯文明的特色產物，而他的政治機會主義總以一種「國家主義者心態」表現出來。

與此同時，俄共仍然是俄羅斯最大的群眾黨：到20世紀90年代末，其成員達到50萬，該國近一半地區由民主選舉的「紅色州長」執政。該黨組織的定期街頭集會吸引成千上萬人參加，為包括反威權左翼在內的政治勢力創造了一個宣傳鼓動的機會。

四、兩場戰爭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俄羅斯政治制度相對穩定，同時與前蘇聯企業大規模私有化有關的社會衝突增加。大規模裁員和數月的工資拖欠導致了抗議活動，左翼在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組織作用（主要是通過激進的「保衛勞動」工會，該工會由反威權社會主義者和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的斯大林主義者積極地建設著）。

這場鬥爭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導致維堡（靠近芬蘭邊界）和雅斯諾戈爾斯克（位於俄羅斯中部圖拉地區）佔領工作單位的罷工，那裡的工人試圖通過工會和工人委員會獨立管理企業。1998年5月，俄羅斯全國礦工罷工開始，此次罷工也被稱為「鐵路戰爭」。由於長期拖欠工資，工人們陷入絕望，封鎖了西西伯利亞（庫茲巴斯）和烏拉爾北部（科米共和國）主要煤礦區的主要鐵路和公路。其他企業的工人很快加入到礦工行列，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白宮的地方，獨立礦工工會（「the Independent Union of Miners」）組織了一個帳篷抗議營地。

幾乎所有左翼團體都積極參與了這些活動，不僅進行宣傳，還協調全國不同地區的抗議活動。儘管大部分工資債務已經償還，但鐵路戰爭仍是謝爾蓋·基里延科的自由派政府倒台的原因之一。1998年9月，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代表進入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的新內閣，這是後蘇聯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反威權左翼和斯大林主義者都參加了勞工運動，但他們對俄羅斯在車臣的軍事行動的態度存在明顯分歧。雖然俄共和更激進的斯大林主義團體的支持者仍然將反葉利欽的領導地位與反對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聯繫在一起，但到1999年以恢復國家統一為口號開始的第二次車臣戰爭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普遍的愛國共識。

相反，繼承了反斯大林主義—國際主義傳統的左翼積極抵製沙文主義和反高加索種族主義的興起，其中許多人公開捍衛車臣全面民族自決的要求。這一立場使左翼與一些自由主義者和人權組織（如「紀念」（Memorial）[1]）更為接近，他們在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經常一同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舉行反戰集會。

五、從葉利欽到普京

1999年12月31日，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進入一個新的政治歷程：葉利欽總統在新年講話中宣布辭職，並公開宣布他的繼任者是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他當時擔任政府總理。新總統聲望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於前一時期所沒有的霸權主義模式。

普京主要的政治支持者是一個聯盟，聯盟的一方是大企業，它們希望當局為其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的財產提供堅實的擔保並繼續進行市場改革，同時請求官僚機構和軍隊重新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另一方則是數百萬厭倦了經常拖欠工資和社會不穩定的僱員。俄羅斯新社會分層的形成，是在休克療法創傷未癒和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去工業化背景下發生的，當時幾乎一半的傳統蘇聯工人階級失去了工作，因此失去了他們以前的階級身份。
從意識形態上講，這一聯盟由對蘇聯的象徵性懷舊（與葉利欽時期的系統性反共形成鮮明對比）和旨在處理乾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蘇聯遺產的新自由主義路線驚人地結合而成。因此，儘管2000年蘇聯國歌被重新填詞定為俄聯邦國歌，但2001年至2004年間通過了一部新的俄羅斯勞動法，大幅減少僱員權利，同時還通過了一部新土地法，將土地變成完全商品化的買賣對象，通過了一部允許城市經濟私有化的住房法。

從意識形態上講，這一聯盟由對蘇聯的象徵性懷舊（與葉利欽時期的系統性反共形成鮮明對比）和旨在處理乾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蘇聯遺產的新自由主義路線驚人地結合而成。因此，儘管2000年蘇聯國歌被重新填詞定為俄聯邦國歌，但2001年至2004年間通過了一部新的俄羅斯勞動法，大幅減少僱員權利，同時還通過了一部新土地法，將土地變成完全商品化的買賣對象，通過了一部允許城市經濟私有化的住房法。

最終在2004年，政府向從學生到退休人員的數百萬居民所享受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是免費交通和低房價）發動了大規模攻擊。這項改革，即所謂的社會福利貨幣化（以小額現金支付代替社會福利）遭遇大規模抵抗：2005年1月，一波集會席捲全國，在莫斯科附近，抗議者封鎖了通往聖彼得堡的主要公路。

儘管僅僅幾週後，政府做出讓步，保留了大部分權益，但積極參與反對社會福利貨幣化運動的激進左翼得以鞏固其成功，並於2005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一次俄羅斯社會論壇，俄羅斯各地區數百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六、左翼的復興

21世紀初新的社會和政治形勢成為俄羅斯左翼的挑戰，這需要通過綱領和組織上的更新來應對。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斯大林主義者主導的群眾反對運動本質上主要是阻止劇變的最後一搏和反對資本主義復闢，那麼左翼現在必須建立與普京時代及其後蘇聯資本主義的「正常化」相適應的組織結構。

2002—2003年，有人試圖創建俄羅斯勞工黨，作為具有社會主義階級綱領的獨立工會的政治代表。左傾的保衛勞動工會和托洛茨基主義團體社會主義抵抗黨，以及以前不關心政治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和碼頭工人工會，都參與了這一倡議。儘管成立大會充滿活力，會上聚集了數百名活動者，但新黨還是曇花一現：經過一系列分裂，勞工黨到2004年已經不復存在。
然而，該項目的一些參與者繼續嘗試建立一個廣泛性左翼政黨，不過這種嘗試主要受到西歐左翼經驗的啟發。這一任務與俄羅斯左翼和社會運動的「去地方化」，特別是他們融入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抗議活動密切相關，這些抗議活動成了2000年代頭五年的頭條。

2001年夏天，一輛載有數十名左翼團體（主要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代表、工會代表、俄羅斯不同地區的社會運動代表的大巴前往熱那亞，那裡將舉行反對八國集團的大規模示威。他們積極參與熱那亞示威，在進一步擴大國際接觸和克服俄羅斯左翼運動的政治孤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俄羅斯左翼的代表團參加了所有重要的國際反全球化抗議活動，以及歐洲社會論壇。

俄羅斯左翼運動變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新一代活動家的出現，他們的世界觀和政治文化已經被後蘇聯時代的現實所塑造。這些變化同時影響了反威權左翼和斯大林主義者的傳統。
在21世紀初的社會和政治抗議活動中，勞動俄羅斯的青年翼組織——紅色青年先鋒隊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由富有魅力的謝爾蓋·烏達爾佐夫（Sergei Udaltsov）領導。紅色青年先鋒隊不久後與勞動俄羅斯年長的同志們決裂，並改組為左翼陣線。舊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聯盟（Confederation ofAnarcho-Syndicalists）到90年代末終於不復存在，新一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創建了自治行動（Autonomous Action），這是一個與青年亞文化密切相關的充滿活力的組織，該組織對大規模街頭反法西斯運動（Antifa）的出現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到2000年代中期，俄羅斯還有三大在戰略上存在著顯著差異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革命工人黨（RRP）、社會主義抵抗黨、社會主義運動—前進。[2]革命工人黨致力於打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內部，他們認為俄共是一個「傳統的工人黨」；社會主義運動—前進的活動者認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將獨立工會政治化，並在未來創造一個像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一樣的廣泛性左翼組織。

七、恢復、抵抗、復興

俄羅斯在2001—2005年的經濟復甦主要與石油價格有關，伴隨著收入的增加和外國投資的擴大。在前蘇聯企業的廢墟上，新企業建立起了新的生產設施，專注於俄羅斯國內市場，尤其是食品和汽車行業。2005—2010年間，一場新的工會運動興起於這些跨國公司所屬企業。

2007年底，福特公司在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家工廠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導致了為期四周的罷工，最終工會取得了全面勝利。這件事在俄羅斯全國層面收到了巨大的反響，並激勵了其他大公司所屬企業裡的工人去組建獨立工會。由於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一進程直到2009年才放緩，各左翼團體的代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俄羅斯左翼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積極投身學術和文化領域。自21世紀初以來，諸如喬治·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路易·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等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雅克·朗西埃、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安東尼奧·奈格里或斯拉沃熱·齊澤克等更新近的作家的許多文本，首次被翻譯成俄語。

這項工作是由純學術出版商和左翼活動家自己（例如，由社會主義運動—前進的成員建立的自由馬克思主義出版社）完成的。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當代藝術界對左翼思想的興趣與日俱增，聖彼得堡藝術集團的刊物《Chto Delat？》（怎麼辦？）和《莫斯科藝術雜誌》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然而，在左翼政治復興的同時，21世紀初還是俄羅斯極右翼勢力驚人增長的時期。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數量稀少的君主主義者、神職人員、納粹組織試圖以某種方式與反對葉利欽政府的左右翼聯合反對派結盟，那麼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出現了光頭黨和足球流氓組成的獨立極右翼青年群體，專注於對少數民族施以街頭暴力（這些少數民族主要是來自高加索的散居者和來自中亞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勞工移民）。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城市的街道上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種族暴力事件，涉及數百名受害者。為了應對極右勢力的暴力，青年反法西斯運動出現了，該運動最初由無政府主義的自治行動組織的活動者領導，其他左翼團體（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的紅色青年先鋒隊）也在較小程度上參與領導。

2000年代末，極右勢力和Antifa之間爆發了一場真正的街頭戰爭。2009年1月19日，著名左翼律師、種族仇恨受害者的辯護人斯坦尼斯拉夫·馬切洛夫（Stanislav Markelov）和自治行動的活動家安納斯塔西亞·巴布魯娃（Anastasia Baburova）被政治謀殺，使這場戰爭達到高潮。此事過去一年後，當證實極右翼分子參與了這些謀殺案時，大約2000人在莫斯科參加了口號為「記住就是戰鬥」的反法西斯示威。從那時起，1月19日成為了左翼按慣例動員的日子，幾乎所有現有左翼組織和左翼政治派別的代表都會參加這天的動員。

八、遏制共產主義

與此同時，21世紀初的社會和政治變化對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地位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一方面，久加諾夫領導下的共產黨員堅定地維持了他們在被管束的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並在任何選舉中都經常位列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之後的第二位。另一方面，他們失去了活動者基礎，從一個群眾黨變成了選舉黨。

但是，儘管20世紀90年代的俄共支持者已經年邁，或者已經成為忠誠的普京主義者，但新的活動者加入了該黨，特別是其青年組織——共產主義青年聯盟（UCY），該組織專注於尋找新思想並與更激進的左翼合作。其結果是青年左翼陣線於2004年成立；這是一個左翼團體的聯盟，包括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紅色青年先鋒隊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主義抵抗黨。
很快，該倡議被俄共領導層視為一種威脅，許多積極參與者被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開除。為了使該黨保持在與克里姆林宮達成默契的選舉政策框架內，2007年夏天俄共領導人宣布其組織受到「托洛茨基主義威脅」，並發起了全面的黨內清洗。

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數十名重要活動家被驅逐出了俄共，其中包括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黨組織領導人（他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只是主張該黨應該更加積極參與議會外政治）。然而，俄共繼續經歷著內部對抗，對抗的一方是其領導層和建立在被管束的民主制度中的議會派系，另一方是與社會抗議運動有關聯並傾向於更激進路線的地方黨組織領導人。
2011年9月24日，在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的大會上，時任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提名弗拉基米爾·普京參加次年3月的總統選舉。儘管許多人都預測到了這一轉折，但普京決定第三次就任總統公然挑戰了被管束的民主制度。他的回歸意味著這一政治制度的未來將取決於他本人，而這一決定的邏輯必然導致普京擔任兩次以上總統。

2011年12月是後蘇聯俄羅斯新政治時代的起點。這一天，在宣布國家杜馬的選舉結果後，數千人來到莫斯科市中心抗議大規模選舉欺詐，欺詐行為確保了不可動搖的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無條件獲勝。幾天后，12月10日，約10萬人在莫斯科參加了要求舉行公平選舉的集會，這是90年代初的政治動盪以來規模最大的街頭行動。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主要城市再次發生了數千人參與的示威。這一迅速席捲俄羅斯大部分中產階級的政治化浪潮具有相當複雜的性質：它包括對俄羅斯走向純粹獨裁主義的政治抗議，以及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遍及俄羅斯的經濟停滯惡果的不滿。

2011年的大規模動員出人意料吸引了幾乎所有現存的議會外政治力量：反對派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極右翼和激進左翼。新興的街頭運動缺乏明確的政治霸權，這使得所有這些力量都參與進來並努力提高影響力。因此，左翼陣線領導人謝爾蓋·烏達爾佐夫（Sergei Udaltsov）、自由主義者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和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民族主義者亞歷山大·貝洛夫（Alexander Belov）在短時間內成為抗議活動中最知名的公眾代表之一。

左翼陣線（Left Front）成立於2008年，其基礎是斯大林主義的紅色青年先鋒隊和一些來自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非權威主義左翼的人物。在2011—2012年的抗議浪潮中，它與其他激進左翼團體一起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2011年初由社會主義運動—前進和其他托洛茨基主義團體聯合創立）和無政府主義的「自治行動」。這些團體共同組成了示威遊行中激進左翼的聯合代表團，並確保他們的代表在公眾集會的講壇上佔有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左翼試圖提供一個替代自由派的綱領性和戰略性方案，自由派主要將運動的目標視為「在精英中製造分裂」，從而使國家回歸代議制民主。左翼陣線和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們堅持認為，該運動應將其基礎擴大到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之外，將民主要求與社會和經濟變革綱領結合起來。

九、逆流

顯然，從當局的角度來看，抗議運動擴大的前景是一個嚴重威脅。作為回應，普京的選舉綱領特別強調大幅提高公共部門工資和養老金，使它們不低於該國的平均工資。普京競選活動的言辭同時具有社會民粹主義和反動保守主義的特徵：例如，抗議者被譴責為希望摧毀俄羅斯的西方「第五縱隊」，並被描述為偽善的少數派，這些「少數派」反對主張穩定、維護俄羅斯傳統價值觀的沉默的「多數派」。

在莫斯科救世主基督大教堂（Moscow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發生的著名的暴動小貓（Pussy Riot）抗爭實質上是女性主義的和反獨裁主義的，但國家宣傳部門將其描述為從意識形態上針對東正教和民族傳統的破壞。暴動小貓成員的被捕，以及國家媒體發起恐同運動，有助於從文化戰爭的角度理解抗議運動，抗議的少數群體都難以避免地失敗了。
2012年5月6日，反對派計劃在莫斯科舉行示威，抗議普京的總統就職典禮。一次事先計劃好的挑釁導致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發生大規模衝突。這一行動引發的刑事案件成為進一步鎮壓抗議的有力工具：在2012—2013年間，數十人因對警察實施暴力和組織大規模騷亂而被捕，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左翼團體的代表。左翼陣線的代表謝爾蓋·烏達爾佐夫（Sergei Udaltsov）和列奧尼德·拉茲沃扎耶夫（Leonid Razvozzhayev）、自治行動和Antifa的主要公眾代表之一阿列克謝·加斯卡洛夫（Alexey Gaskarov）隨後被判處數年監禁。

2014年烏克蘭發生的事件進一步鞏固了普京政權，強化了鎮壓措施。2013年烏克蘭反政府示威的勝利，被國家的宣傳描述為西方革命技術與敵視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克里米亞重新併入俄羅斯和隨後的東烏克蘭戰爭（俄羅斯正規部隊在其中秘密行動）導致了反烏克蘭沙文主義的興起，普京作為能夠有力抵禦北約壓力的國家領導人的聲望也隨之提高。

這些事件分化了已經因被鎮壓而削弱的俄羅斯左翼。俄共、左翼陣線和其他斯大林主義者將頓涅茨克的分離主義運動視為工人反抗基輔反動政權的範例，俄羅斯的干涉被視為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公平對抗。另一方面，大多數托洛茨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烏克蘭已經成為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對象，而東烏克蘭的人民共和國是傀儡政權，其存在掩蓋了俄羅斯的軍事侵略。根據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傳統，這部分俄羅斯左翼認為揭露本國帝國主義是一種義務。

十、納瓦爾尼的挑戰

2014年的結果和所謂的俄羅斯之春——反對派分裂、圍繞普京的愛國集會、幾乎所有社會抗議都被當局視為策劃「組織獨立廣場（Maidan）運動」 [3]而定罪——導致了政治活動的長期衰落和大多數左翼團體的萎縮。然而，到2017年，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持續的經濟衰退、選舉權被剝奪、貧困加劇以及普京統治下俄羅斯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導致了不滿情緒的上升和新一代的政治化。

自由主義活動家兼視頻博客作者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最能代表這些政治趨勢，他專門揭露俄羅斯精英的腐敗和不正當致富行為。2017年3月，他呼籲走上街頭，公開反對總理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的腐敗行為，得到了全國成千上萬的支持，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小學生和中學生。

納瓦爾尼的言辭明顯不同於俄羅斯舊式自由主義者的風格：他不僅揭發官員，還揭露了將資金從國內迅速轉移到海外公司的億萬富翁，並強調了他們的奢侈與俄羅斯各州[4]的貧困之間的不和諧：到21世紀10年代末，按照官方貧困標準，大約2000萬俄羅斯居民陷入貧困——也就是說，他們的月收入低於最低生活水平（200歐元）。

以納瓦爾尼為首的反貪腐基金會在其他方面也不同於傳統的聲音：它更像是一種有團隊精神的垂直組織的商業運動，而不是一個公開討論其決定和與其他政治力量互動的政治組織。儘管批評納瓦爾尼是一個沒有明確議程的親市場民粹主義者，但許多激進左翼分子仍然積極參與了他鼓動的抗議活動，並在年輕人持續政治化的過程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
2018年3月，普京再次當選總統。這幾次大選完全符合被管束的民主的原則：普京在第一輪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而他最強大的對手（尤其是是阿列克謝·納瓦爾尼）則不允許參選。兩個月後，政府宣布大幅提高退休年齡的計劃，直接威脅到普京大部分名義支持者的福祉和生活前景。

在全國范圍內，反對不得人心的改革的抗議活動開始了，俄共、納瓦爾尼的支持者、由獨立工會和部分激進左翼（特別是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組成的人民反抗運動（People Against campaign）都加入了抗議活動。然而，組建統一的抗議聯盟是不可能的：俄共、納瓦爾尼的組織、人民反抗運動之間無法就聯合行動達成一致。

十一、聰明投票

部分是因為這一不幸的經歷，同時也注意到了政府支持率的崩塌，2019年，納瓦爾尼宣布了他的「聰明投票」(Smart Voting) 戰略：鼓勵所有持反對意見的選民，集中支持最有可能擊敗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候選人的參選者。這一戰略不僅對執政黨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而且有助於與左翼和解，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得票排第二位的候選人來自俄共。

2019年夏天，在莫斯科市議會（莫斯科杜馬）選舉中，多虧了聰明投票戰略，俄共得以在首都取得歷史上最好的選舉結果。通過聯合反對選票選出的新的共產黨議員往往代表黨內更激進的一派，他們在公共舞台上的出現改變了俄共內部的力量平衡。

養老金改革後，普京政府的支持率在已經出現明顯衰退，而2020年俄羅斯政府對新冠疫情中的民眾支援甚少，這種衰退就更明顯了。2021年1月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被捕後的憤怒感，引發了俄羅斯數十個城市的群眾抗議活動，變成了表達積聚的社會不滿情緒的一個窗口。大多數左翼活動者團體——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替代黨、革命工人黨等的策略是以自己的口號和綱領參與這些抗議活動。

2015—2020年，獨裁趨勢的強化和急劇限制各種形式的公共政治，被吸引年輕人興趣的左翼準政治活動的發展部分地抵消了。各種討論歷史或文化問題的視頻博客變得非常流行，其中最成功、最奇怪的是斯大林主義者，他們捍衛蘇聯成就的視頻已經吸引了數百萬觀眾。
斯大林主義視頻博主與官方宣傳相一致，將普京的俄羅斯視為蘇聯繼承者，同時也強調了從蘇聯到俄聯邦的諸多不連貫，將被神話的、已失落的舊日蘇聯社會的和諧與當代的衰落感進行了對比。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民眾斯大林主義作為一種與激進政治無關的互聯網話語，已經產生了影響力。

過去五年中的另一個重要現像是新一代對女性主義議程有著濃厚興趣。儘管反威權左翼、無政府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支持女性主義議程，但直到21世紀10年代，俄羅斯的政治女性主義才實現巨大飛躍，吸引了大批年輕人的注意。

女性主義議程不僅體現為流行的視頻博客和大量關於女性主義理論的英語文獻譯本，也體現為大學裡反對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的活動家倡議，或俄語中對女性特有的性別術語的使用。俄羅斯女性主義新浪潮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與左翼反資本主義批判的聯繫，這在綱領層面和與左翼團體的實際互動中都有所體現。

進入21世紀20年代，由於普京政權越發專制的傾向和社會矛盾的增長，俄羅斯左翼面臨著新的政治挑戰，但俄羅斯左翼與復雜的蘇聯歷史、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包袱這二者之間關係模糊的問題仍懸而未決。對這種歷史延續性的需要與建設更美好的社會主義未來的計劃直接相關，更美好的社會主義未來對於一個在深刻危機邊緣搖搖欲墜的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來說是如此的必要。
 
作者簡介：

伊利亞·布德拉茨基斯（Ilya Budraitksis）是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2011年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前進的領導人。

原文按此

[1] 「紀念」是俄羅斯有名的人權組織，2021年12月，俄羅斯最高法院封閉了「紀念」的核心架構「紀念國際」。

[2]革命工人黨成立於1999年，其中在2002—2011年間有兩個組織名為「革命工人黨」，其中以彼爾姆為中心活動的一支於2011年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另一支中央設在莫斯科，一直獨立活動至今。社會主義抵抗黨成立於1998年，本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俄羅斯支部，2009年其多數派脫離工人國際委員會，並於2011年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前進於2005年從社會主義抵抗黨中分裂出來，並成為第四國際俄羅斯支部，2011年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

[3]指2013年烏克蘭爆發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因基輔獨立廣場的示威影響最大，而被稱為獨立廣場運動。

[4]原文用了 “province”，泛指俄羅斯一級行政區。俄羅斯一級行政區有州與自治州、自治共和國、邊疆區、直轄市、民族自治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