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蒙·威廉斯
譯：Anthony
蘇聯的挫折和失敗，是國際共運遭逢的一次關鍵事件。圍繞它展開的爭議、反思與複雜的情感綿延至今，而在當時更具有極大的衝擊力。史達林-後史達林時代蘇聯發生的變化，讓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以及西方陣營中的左翼支持者，被迫迅速地去思考和嘗試回應。隨之產生的是觀點的分歧和陣營的分化。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威廉斯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就寫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
站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威廉斯試圖分析，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體制，是否已經徹底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官方所宣揚的意識形態和實踐上的背離之間是怎樣的關係？在承認蘇聯等國的社會主義體制並未給群眾帶來真正解放的前提下，威廉斯堅決拒絕那種將冷戰雙方等而視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一些具有進步意義的嘗試。同時也指出，工業化水平在不同型態的社會之間往往會起到關鍵的制約作用，這種壓力加劇了社會和生產的紀律化治理；威廉斯嘗試思考的是：如果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發生在工業化水平落後的國家，將會對「社會主義」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來自於列寧，也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一次重要轉向。作為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威廉斯沒有走向那種認為「列寧敗壞了馬克思」的潮流，而是堅定地判斷列寧的變向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他提醒容易傲慢的西方知識分子們：需要在蘇聯、中國、古巴等國家的具體環境中理解它們的狀況。而根據類似的邏輯，威廉斯批評了西方主流共產黨脫離自己的具體環境而對蘇聯模式的盲目擁護；他向讀者警示了社會革命的目標蛻化為僅僅是工業化和軍事化的沙文主義傾向。
威廉斯拒絕悲觀，他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仍然能在革命的學說下匯聚力量，反擊當權者指鹿為馬的闡釋。而身處西方左翼的具體環境中，威廉斯期待，像他一樣生活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應當去努力詮釋自己獨特的社會經驗，這種嘗試的收穫，也將會是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整體性貢獻。無論列寧化馬克思主義的方向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他們都沒有壟斷真理，也無權否定對方；在威廉斯眼中，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就取決於這種能夠相互理解的整體性。而這樣一種特性，經驗的能力、情感的動力，正是始終屬於人類的。
蘇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結局是極不光彩的潰散，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對其整體歷史的估量。評價蘇聯，因此也成了一件複雜而需要勇氣的工作，正如威廉斯在本文開頭處指出的那樣：汲汲於論辯的機器人們對於給不同的看法貼上簡單的標籤這種事是多麼熱忱。而要拒絕這種紙面上的戰場，忠實於自己的判斷並承擔與之相伴的現實壓力和被歷史證明為謬誤的可能性，需要的不僅是作為一般品質的那種勇敢，同時更是一種理論的勇氣。因此，我們不難看到，威廉斯在本文中的部分表述，時過境遷，或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與此同時，他所嘗試處理的問題和他的思考方式本身，依然值得引發我們的思考。
本文原文首發於 The Twentieth Century, July 1961, pp.128-42. 翻譯根據的是：Raymond Williams, The Future of Marxism, NLR 114, November-December 2018, pp.53-65.
政治具有雙重維度。一個維度是出於實際存在著的種種壓迫，人們嘗試去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並且試圖改造它，這個維度始終是屬於人的。但是除此之外，總有專門熱衷於辯論的機器人到處逡巡著，這種機器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與人類的思維相似，卻唯獨不具備經驗能力。如果踏入這種辯論機器人的世界，你就像獲得了免費的燃料，立刻摩拳擦掌，投身於某個紙面上的戰場；這樣的戰場上彌漫著驕傲、破壞、惡毒和精疲力竭的氣息。人需要的是食物和良好的社會；而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知道自己正生活在毀滅的邊緣。但是滑入機器人的世界（如此容易）則與人的這些需要背道而馳，即使它聲稱將會實現這些需求。就我所看到的當下大量的政治活動和期刊而言，我不情願地意識到其中存在著暴力的毒瘤，而這正是我們真實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選擇轉身離開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為恢復人們實際生活著的那個政治維度而鬥爭，因為只有在那裏，才有可能實現某種好的結果。
這種機器人的第一個特點是，認為他們自己的那些固定的觀點是整個世界存在的根據。「你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抑或是個資產階級改革者？你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還是一個激進左翼，又或者你是個同路人？」對於這種機器人式的提問，人能夠做出怎樣的回答？我認為答案應該是：「去你的吧！」這似乎是唯一妥當的回應，因為我們從前就曾遇到過這種狀況。「你是一個新教徒？天主教徒？自由教士？獨立思想者？或者是無神論者？」如果你試圖表達你所感受到的和知道的東西，你就必須和這些機械的手作鬥爭。它們想要將標籤貼在你身上，或者將你的聲音變成一盤錄音帶上的複製品。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一旦貼好了標籤，他們就可以爭鬥：向你指明你的「敵對者」，然後把你丟進某個早就準備好的紛爭中。但從人類需求的強烈程度上來講，首要的鬥爭是瞭解來自於經驗的世界和那個機器人世界的不同，是瞭解糧食、學校、人類的言論，和那個瘋狂的、令人窒息的偽政治層面之間的不同。當前的機器人式的政治活動是要把人們拉進民主陣營自我對抗的殊死鬥爭中。「不存在任何替代選擇；我們是唯一純正的陣營；我們將會通過不懈的鬥爭去證明它。」而機器人們不會犧牲，犧牲的只是人類。
真正的困難在於，為了進行思考，我們不得不使用那些機器人們早已記錄好的概念和闡釋。在前人傳遞給我們的思想世界中的某處，存在著必要的洞見和豐富的遺產；但是要想把它們放在合適的地方——直接地和我們的生活經驗相接觸——還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我又一次意識到這點，是在我讀完G.里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和批判的研究》（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1961）之後試圖理清思路的時候，這本書顯然是一項多年耐心工作和思考的成果。我不是專研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學者，我也無法準確地評判里希特海姆的細節分析是否都是正確的。但他的結論很有意思，並且直接地和我們的現實世界相聯系。里希特海姆認為，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和行動指南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解體：
它展現的結果與它的最終目標不匹配，這揭露了它本質上的形而上學——即先驗的、不可實現的性質。至於還留存的東西，一方面是這些目標在現實中的歪曲性實現，這種實現實際上是對它們的否定；另一方面則是一個巨大的知識結構的幹屍殘骸，它的鮮活的本質則已經被現代世界的歷史意識所挪用，而將「辯證唯物主義」的空殼留給那些新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家們。在馬克思主義既是批判又是理論反思的自由時代的夕陽下，這樣的結果證實了它對歷史邏輯具有真正的洞察力，同時將關於自由世界的那個古老願景移置到了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這一判斷的宏闊非常像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里希特海姆顯然不是一個機器人，但是他的言語卻攜帶著某種令人不安的迴響。思想方式會變得老邁、變得疏離，但是在我看來，以如此災難性的方式變化還是不常見的。他描繪的這幅「夕陽」圖景令我擔憂；長期以來，這一直是機器人們的舞台效果之一。當它們並沒有真正地撕咬對方時，一種最複雜的把戲就是把對方放進歷史的垃圾堆，它們似乎總是能夠如此確信這件事。里希特海姆或許是對的，但我自己在回退並想探問：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可能是什麼樣子？因為反諷的是：在這些「歷史的垃圾堆」裏，似乎有許多東西並未過時，似乎有非常多的思想體系已經被宣布死亡但卻並未安穩躺平。有一本叫做《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的書出版於1898年，可是看看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這件事當然並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有效性；但它的確表明，思想體系和實際歷史之間的關係既複雜又令人驚奇。
在里希特海姆論述的影響下，我回退到的地方，是馬克思主義，或者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裏的版本。它現在是全球大約三分之一國家的官方信條，被強力的政治經濟系統積極地用於宣傳和教育，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保持活躍很長時間。當然了，在里希特海姆的論述中是這樣認為的：這種體系事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那些官方思想只不過是空殼和死腦袋。這可能是真的，我們聽到少數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公認的推斷：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10億人民不會錯；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它的可能性。但我們同時也應該非常仔細地確認這個論證的每個環節。俄國人、中國人和其他共產主義革命所創造並設計的這個體系是否真的是對馬克思主義意圖的歪曲？如果在某種實際意義上是這樣，那麼在這些社會的發展中，等同於國教一般的信條被廣泛傳播，和可能被這種信條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質疑或譴責的現實，這二者之間將會是什麼關係？我沒有把握回答以上任何一個問題，但至少，我不像里希特海姆那樣確信這些體系都是歪曲，或者只是空洞的和僵死的教義。我將嘗試表達我對這些問題的每一個疑慮。
匯聚的迷思
西方的思想家對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普遍感到幻滅，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兩項指控站得住腳：第一，這些革命使用恐怖手段以達到政治目的，因而遭到破壞和歪曲；第二，人民群眾實際上並沒有得到解放，而只是從貴族、地主和銀行家的統治之下被移交到官僚和黨的機構的統治之下。關於第一個指控，不能再有任何模棱兩可的回應，不能再有「革命與玫瑰水」[1] 這樣的大話，不能再把死去的人歸為僅僅只是失誤。共產主義社會本身遲早要深刻地面對這一現實；不面對自己的這種真實，人類就無法成長。政治恐怖被大規模地使用，既是為了政治目的，也似乎是其本身的一種畸形延伸。這些爭議性的事實仍然經常被爭論，但現在至少每個人都在最低限度上承認：這是令人反感的，並且已經深深刻入我們的腦海中。如果不持這樣的態度，我們就沒有資格作為人類了。
我還記得在1930年代末，政治恐怖同時在蘇聯和納粹德國施行，當時我感覺有一種說法似乎非常有力量，這種說法認為這兩個國家實際上是同一種社會狀況，它們都是新型的極權主義國家。但我當時最終拒絕了這個結論，現在也仍然拒絕它。在我看來，在評判不同的社會時，抽象出它們共同的一個要素，然後繼續假設它們整體也都是相同的，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錯誤。使用政治恐怖這一點非常關鍵，以至於在法西斯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之間，這一方面的相似被認作是二者全方位的相似：我們的雙眼經常被這種善良的情感——對恐怖本身的排斥——所遮蔽。然而現在看來很清楚，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任何這種整體性的指認都是絕對的誤導。我不會像奧威爾那樣說，這種相似性實際上是老鼠和老鼠藥之間的相似性。但非常清楚的是，法西斯主義除了在國內和國外的恐怖之外，沒有提供任何東西：它是仇恨和挫敗的盲目爆發。而另一方面，蘇維埃共產主義不僅完成了一個落後國家所必需的工業革命；而且更關鍵的是，它完成了一場文化革命，這既是人類的絕對收穫，同時，從其成就和缺陷來看，也是一個特定制度下的具體產物。當然，我並不是說恐怖會由於社會上發生的其他事情而變好或變壞；無論何時何地，它都是邪惡的。但是，如果你想對一個社會作出真正的判斷，你就必須看一看活躍在其中的所有力量。
蘇維埃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類比現在已經不常聽到了，因為除了兩三個邊緣國家之外，法西斯主義似乎已經消亡了；而且蘇聯也宣稱已經拋棄了史達林主義。然而，儘管很難估量，但西方知識份子的幻滅感並沒有明顯減少，因為主要的知識份子們仍然是被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恐怖影響所塑造的那一代人。此外，還有一種應當被指出的新觀點：蘇聯是對革命希望的一種否定，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一個統治精英領導的社會，這些精英控制所有的權力來源，並且通過灌輸和審查的手段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這種觀點的一個有趣的版本現在在學術界很流行，它說：冷戰的政治面向真的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事實上一切事物的絕大多數政治面向都是老生常談）；我們認為，事實是蘇聯和美國正在明顯地變得越來越相似：社會由組織者通過巨大的集團公司來支配，依賴於軍事精英並與之緊密聯繫，通過大眾傳媒來控制人民。在這裏，再一次強調，許多事實也是有爭議的，但我自己也認為有一些這類重要的相似之處，而且如果假設這是未來社會的普遍圖景，也是非常可信的。
但是，我再一次發現自己不得不拒絕這種結論。我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兩個社會形式致力於非常不同的意識形態目的——但這是我必須之後回來論證的觀點，它需要被單獨處理。更直白地說，我認為這種相似性不具說服力，或者說只是局部的；因為在我看來不可否認的是，美蘇兩國的精英根本上履行著非常不同的職能。這不僅僅是說，俄羅斯的精英代表著相當新的社會形式，而美國的精英則基本上代表著一個現存系統中理性化的穩定性。對於這一點可以反駁說：俄國的精英的職能現在越來越顯著地是為了維持這樣一個體系，它曾經一度是新穎的，但現在卻是既成的。更重要的是，兩個精英階層所追求的社會類型是完全不同的。美國版的商業民主，以個體消費者為主權者，與以社群為主權者的俄羅斯版現代國家，的確非常不同。我並不在這兩個國家生活，我也不贊同其中任何一個的價值觀。但它們之間實際政策的差異似乎很明顯。例如，在交通運輸這樣一個實用的經濟領域，兩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公共交通系統的看法和對私家車的使用兩方面都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而這些都明顯地改變了兩國各自的社會。因為官僚機構在工作方法和對待人民的直接態度上總是相似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基本的思維習慣也是相似的。關於官僚主義的具體例證的感受是具有說服力的，但是關於其所產生的社會類型的一般性例證的感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更喜歡其中任何一個，大多數人已經積極地這樣做了。但是無論你對蘇聯是什麼感覺，都很難說那裏正在建設的社會是對通常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否定。生產和分配方式的國有化以及新的社會、法律和政治形式的創造俱在，以供欣賞或否定。蘇維埃的官僚機構為這些制度服務，與美國或英國的權力精英相比有關鍵性的不同，這種不同僅僅是因為蘇聯的社會擁有這些集中手段，從而可以通過一個既擁有統治權力又擁有行政管理權力的政黨組織，更直接、更嚴密地運作。
儘管如此，對權力精英階層的比較大概並非最實質性的批評。牢記最初馬克思主義中激進和解放這些重點的人們並不關心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權力精英控制的事實，更遑論是否相似。他們堅持認為，蘇聯社會真正的反動在於：本來要成為一個工人的國家，現在卻變成了一個黨派官僚的國家；勞動人民的解放還是一如既往地遙遠。按我的理解，這就是里希特海姆的立場，儘管他似乎也贊同「權力精英」的說法（這兩種立場並不衝突），把蘇聯斥為「只是現代計畫的和官僚化的工業主義的另一個例子」。這是最難使我決定觀點的事情。按照英國工人階級的傳統標準，我不認為蘇聯的勞動人民，以及更多的中國勞動人民，在任何實際意義上得到了解放。我不是想說，英國的工人階級才是自由的，而蘇聯或中國的工人階級則不自由。我的意思是，出於更現代的工業體系的要求而強加給工人的勞動紀律仍然在起作用，而且在蘇聯和中國更加嚴厲地起作用，這只是因為它們的工業增長仍然處於活躍的或早期的階段。
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困難的理論問題。作為對歷史進程的一種解釋，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中還是我始自《漫長的革命》中的解釋，最有說服力也非常簡明的是：工業化是真正的關鍵和動力。工業生產體系的迫切要求重塑了人類社會，強加了新的紀律和壓力；但它同時也在消費方式和機械對人力的替代方面提供了足夠的條件，在這種消耗和回報的不斷平衡中，這些紀律和壓力得以被接受。於是，工業革命是首要的，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只是組織生產的一種方式：資本主義起初只以生產和利潤為中心，而不考慮其消耗，但之後又發展出了持續性的消費和大眾文化，以保持整個系統運轉並使人們願意工作；社會主義以不同的方式指導生產，但卻不得不引入勞動紀律和新型的社會紀律，以管理對產能的必要分配。當然，從共產黨領導人和他們的國外代表那裏，我們聽到的關於社會主義成就的說法比任何其他說法都多。目前的世界鬥爭常常表現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直接競爭，看誰能最好地使工業發揮作用。
但當然，在此我們必然會問，如果社會總體上的工業目標基本是相同的，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社會進入這些不同的發展路線？我們的回答是：實際的歷史條件。而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提供了對這些條件的基礎性的分析。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的那些困難又回來了。我們總是有過於短視的危險——歷史的腳步比我們任何人都要慢得多——但現在看起來，通過一個明晰的歷史過程，經過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直到建立社會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確不是世界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發生在工業落後的國家，似乎經常是跳過了任何一種重要的資本主義階段；而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很小，激進變革的方案變得越來越具有改良主義的特點，這不僅影響到建立社會主義的方式，而且也影響到將要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農民的反抗；工業的必需
誠然，這一點已經被多次指出，但我們應該從中得出的真正結論是什麼？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是錯誤的，但這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因為我們現在必須關注的是他帶來的現實運動，而不是他個人的某些絕對公式。在我看來，當我們今天宣佈馬克思主義過時的時候，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常常過於局限。的確，現在任何一種正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似乎都沒有什麼評論；或者說，它繼續說的東西聽起來像是一種頑固並且簡略的教條主義，並持續地與現實矛盾。但同時，它對目前的關鍵問題如帝國主義的看法，以及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對當前落後國家的經濟解放和進步的看法，在我看來，比現有的任何其他答案都更合理。在共產主義取得勝利的地區，就總體趨勢而言，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似乎並不在於巧妙的權力政治，而是由於形成了能夠經受現實檢驗的理論和實踐方案。
那些成功的革命發生在致力於反抗種種酷烈的條件，並有強力的農民起義運動的地方；而且常常與馬克思主義者或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知識份子結盟或受他們的指導，有時還有城市工人階級的人員參與。近年來兩個最重要的案例是中國和古巴的革命：前者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後者則是隨著革命的展開而越來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徵。重要的是，要把這種情況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發展，而不應看作僅僅是抵牾或拋棄了馬克思。列寧基礎性的方向改變當然變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特徵；但這種改變是否足以證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從過去的西歐語境中切割開來，並放置在一個新的環境下的做法，僅僅是使馬克思主義原本的理念敗壞了？這是一個政治判斷的問題，而我自己的判斷是：列寧的這種變向總體上來說是堅決地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服務的，並且走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動力基本一致的道路上。
我們需要看的是這種語境變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在我看來有兩個顯著而緊密相關的影響：第一，由於革命發生在沒有成熟民主形式的社會中，對一個小型的、高度組織化的領導性政黨的強調，必然會改變從前關於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整個概念構想；第二，這些革命的動力來自人民，主要是來自於農民對打破地主所有制和勞動剝削的長期要求，但國家所需要的未來是工業化的未來——這種未來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們所認為的未來，而且是經濟的維持和發展需要所決定的未來。農民們那高尚的，但卻是有限度的目標，與這種工業未來的要求相矛盾，這始終是每一場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處於領導地位的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取代了所有直接的階級利益。蘇聯共產主義發展過程中帶來的主要苦難正具有這樣的性質。在中國和古巴，情況有所不同，但在每一個國家，我們都可以看到普遍性的解放與實際上領導著的黨的相同組合。任何強迫性的工業革命中，最初的世代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這代價正是由處於領導地位的政黨從人民那裏索取的。從長遠來看，該黨是在解放人民；但從短期來看，該黨是在以特殊的、往往是不人道的方式嚴格控制人民。在這個關鍵階段，任何對執政黨或其政策闡釋的威脅都會被無情地壓制。
我的目的不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這些發展進行辯護，但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去在它們實際運行的環境中理解它們。一個中國或者古巴的農民一定會以不同於我們所能想像的方式來看待這個過程。與此同時，西方共產黨模仿來自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的思維習慣和組織理論，他們這種實踐也頗有一些滑稽可笑之處。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會與自己社會的現實脫節，而且還因為，如果他們把這些新發展作為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樣貌來支持，他們就會失去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來闡釋這些革命的路線的能力。因為即使從最有利的方面來看，先鋒黨作為手段的控制權運用，在具體實踐甚至通常情況下，都總有成為目的本身的危險。社會革命的目的很容易歪曲為建立一個強大的工業與軍事國家：每一場革命中的沙文主義成分都在不斷地警示這種歪曲。
然而，不僅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責任保持他們的分析是清楚的；顯然，還有先鋒黨內部有能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裏，我們必須再次談到一種意識形態和它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我認為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上有一個可能的平行對比。基督教在許多不同的社會形態中都扮演了官方基本信仰的角色，如果我們進行觀察，就會發現在一開始的時候它並沒有這麼好的基礎。很明顯，在許多方面，基督教是通過適應其所在的社會裡不斷變化的理想和實踐而保持其官方信條地位的。在它對階級劃分、賺錢、愛情和家庭的態度上，它經常像水一樣變化，帶有適應時代的便利色彩。難道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作為馬克思主義根基的人類理想不會發生類似的變化嗎？難道人們和理論家們不能夠無休止地自欺欺人，無休止地扭曲思想，以實現這種便利的結合嗎？回首蘇維埃共產主義四十年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如果說自我欺騙和扭曲沒有發生，那就太愚蠢了：它有時甚至到了我們想厭惡地放棄整個事業的程度。基督教是關注天國的，馬克思主義則是關注塵世的，而這似乎並沒有帶來什麼分別：基督教可以用來掩蓋戰爭、階級統治和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則被用來掩蓋了恐怖和實際的獨裁統治。在這一點上，我們很容易像奧威爾那樣後退，覺得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虛偽的，只是為了掩蓋便利和權力的現實。
但是，在最終意義上，這能回應我們的經驗感受嗎？在基督教的歷史上，伴隨著每一次官方對教義的歪曲和偽飾，都會產生一種基督教式的挑戰：不是基於新的信仰，而是基於原有的信仰。雖然福音書就在那裡，但一種基本的人類情感總是潛在地活躍著，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至關重要。我們有數不清的案例：人們被這種感受所打動，去挑戰，有時還會去變革套在他們頭上複雜而混亂的糟粕和歪曲。我看不出有什麼合理的理由說明這樣的情況不會出現於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在我看來，在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以及在蘇聯內部，這種挑戰已經在發生，而且並沒有被完全擊敗。許多基督徒會說，他們的根本信仰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基督教的價值是永恆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是有限的和暫時的。我自己不能接受這種區分。愛的教義是根本的，自由的教誨也同樣如此。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波蘭、匈牙利和蘇聯「解凍」的作家們，沒有明顯地轉向一種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例如，沒有轉向資本主義版本的自由。事實上，挑戰的力量在於，這些社會正在受到他們自己的價值體系的批評。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會有一種真正的動力，以及真正的通向變革的可能性。
當然，統治者和大祭司們會竭盡全力去化解或鎮壓它，他們的「全力」不容小覷。但我要說的與奧威爾相反：你最終不可能壓制這種挑戰——你可以消滅那些提出挑戰的人，但無法消滅他們體現的思想。因為統治者權力的名義來源，即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用來合理化自己控制權的那種教條，必須廣泛傳播；各種粉飾當然也會與其相伴。但我實在看不出有誰能夠一邊繼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念、願景和形象概念，一邊成功地對所有人隱瞞這些東西所構成的持續不斷的革命學說。我自己也不認為執政黨總是，並且只是，在進行欺騙。在某些關鍵時刻，基本的意識形態會非常清晰地浮現出來，不僅是為了確定社會運行的方向，同時也是黨內不同派別衝突的共同基礎。共產主義政治與我們在自己這邊的執政黨中看到的那種政治有明顯的區別。即使在有時血腥的爭論中，也有理論的和絕對的證據表明，爭論的仍然是基本的理論，而不是對個人統治的粉飾。此外，並不總是這些派別中最壞的一個獲勝；比如近年來在蘇聯，很明顯的是較好的集團之一獲勝了。
恢復與重建
出於所有這些原因，我認為，那些主張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有生命力的看法，是錯誤的。戰後以來，我不斷為流行於西方知識分子眼中的世界觀感到震驚。在他們眼中，真實的世界不過是美國和西歐；而其他地方則被劃分為「敵人」或「中立者」：前者過於邪惡以至不足掛齒，後者過於落後以至不值一提。如果馬克思主義看起來好像在美國和西歐無關緊要，那麼在這些人的觀點中，它就徹底無關緊要——一種「老舊的」思想罷了。但是，甚至正在他們以難以置信的自負態度互相談著這種話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所催生的運動正在決定性地改變世界的型態與平衡。
這種北大西洋觀點的常見推論是：資本主義雖然並不怎麼受人青睞，但它已經自我證明了在其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內，它有能力化解社會主義的挑戰，從而邁入一個新的後資本主義階段——開放式福利國家。而那些繼續持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就會被視作僅僅是多愁善感的原教旨主義者，或歷史中落伍的樣本。這種嶄新而又自信的主流觀點忽視了兩件事：首先，無論西方社會內部發生了什麼，我們的生活實際上是被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革命所主導的——不僅是指國際關係事務，也是指國際經貿事務。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卻不得不生活在一個為了消滅（如果能夠安全地做到的話）或瓦解共產主義而存在的聯盟中。所有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們，不得不生活在旨在摧毀或延遲殖民地革命（如果同樣能夠安全地做到的話），否則就試圖將其引入「溫和」道路的殖民政策之中。由於這些問題處在我們政治生活的核心，所以在西方社會中，社會主義者與他人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地首先成為有關國際問題的鬥爭。因此，反戰運動和對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支持，是我們當下社會主義活動的關鍵領域。不但鬥爭仍在這些領域中鮮明地活躍著，還未見分曉；而且西方社會的型態也主要地由這場國際鬥爭決定，相較之下，開放式的福利國家不過只是一場邊緣性的伴奏。事實上在我看來，這種簡單的、漸進的社會意識在英國能否持續，取決於是否忽視國際軍事鬥爭的事實，這種鬥爭正從內部深刻地改變著我們；也取決於是否忽視世界經濟正在變化著的特性，這種變化將很難讓我們像現在這樣舒服地繼續下去。
我不會在冷戰中選邊站，無論是任何一邊；我也不想用某種經濟戰取代冷戰——這是英國經濟變化的流行論調。與此不同，我想要與共產主義社會和世界上那些正擺脫附屬地位的地區建立一種鮮活真實的關係。對於某些人來說，跑到其他「陣營」是一種誘惑，但這會是一種程度很深的背叛行為。如果我對其他地方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實際政治結果所說的是正確的，我就不可能支持他們的闡釋和體系，就像我不可能加入企圖消滅他們的反動勢力一樣。這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和政治的忠誠問題（儘管對我來說，失去它們意味著失去一切）；非常直白地，這同時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在較早期的工業社會中，政治發展的過程是很不同的。我們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必須詮釋我們自己的社會經驗，並且，可能我們設法保持的某些傳統、對只有在成熟工業社會中才會遇到的新問題的某些詮釋，在社會主義的國際發展中將會是至關重要的。
近來西方的獨立馬克思主義者們正在轉向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特別是「異化」這個概念。同時，許多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在關注同樣的問題：工作與休閒之間的關係；共同體的本質；在文化擴張中抵抗操縱的問題。我不知道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但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我自己在早期馬克思那裏只是發現了一些精彩的暗示與猜測，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但我可能是錯的，而且無論如何，這些作品關注的仍是同樣的領域。我確信這項工作將會有益於我們的社會，並且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繼續發展，這樣的工作可能會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無論如何，它將會有助於確定我們與那些共產主義社會的關係。我們所能提供的是獨立批判的傳統和活躍的民主傳統，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構成社會主義，但對於任何成熟的社會主義來說，它們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以團結的名義拋棄這些傳統，我們就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未來。
也許這一切的寓意是，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取決於對它整體傳統的恢復，而這種恢復可能實際發生在探尋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運動、產業落後國家的解放運動和發展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之名當然會被歷史上每一場獨立的運動鮮明地標榜，而對我自己來說，我卻寧願放棄這繼承權的鬥爭，而用更開闊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的偉大貢獻者；而不可避免的是，在真實的歷史中，他的影響要與其他力量結合在一起。唯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實質：實現和平、自由與正義。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許多人，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為這一現實作出貢獻。如果說列寧出於他所面對的現實難題而將馬克思主義引向了一個方向，那麼許多西方社會主義者也出於他們所面對的現實難題而將社會主義引向了另一個方向。兩種運動都沒有壟斷真理，也都不能判定對方沒有未來而將其徹底否定。在目前的世界危機中，一切都取決於在不同的傳統和民族之間尋求相互理解。機器人不會嚮往這種理解，但人嚮往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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