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鄧反右」的分析
向青
震動世界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事件，促成了大半年來中共新的黨內鬥爭急轉直下：一九七三年重新上台後彷彿扶搖直上的鄧小平，第二次垮台了。這個新發展引起人們對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作更密切的注視，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和估計提出來。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亦即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的立場上，所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毛鄧兩派所爭的究竟是甚麼；這些爭執問題，以及兩派各自的立場，對勞動人民有甚麼利害關係；他們兩派究竟分別代表甚麼階級，或甚麼不同的社會──政治集團。鬥爭在「大辯論」的名義下進行了好幾個月，已發表的反鄧文件不可勝數，但無論國內群眾或海外人士都始終無法看到鄧小平派的文件。毛派很愛說甚麼「反面教材」、「示眾」、「翻案不得人心」之類的話，可是，在這次鬥爭中，像過去每次派別鬥爭中的情形一樣，掌握新聞媒介的毛派始終沒有拿鄧派任何一個「不得人心」的「反面教材」來「示眾」，更沒有群眾和新聞記者能親耳聽見鄧小平說話。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得到充份資料來對鄧派的真正見解和立場作出客觀而確定的判斷。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方面根據鄧小平在位時的行動表現（也就是當時的官方政策），另方面根據毛派攻擊鄧派的說法，以及這些攻擊言論中撤頭去尾地引述鄧小平的一言半語，來作合理的推測。由此，讀者可以了解，為甚麼此文對毛派的分析評論相當詳細確定，而對鄧派此較簡略保留。
鄧小平是走資派嗎？
毛派說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鄧小平企圖推翻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恢復資產階級統治。
究竟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最根本的區別在甚麼地方呢？讓我們請教列寧吧。列寧一九二○年三月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當一個階級代替了另一個階級的時候，它也改變了所有制的關係」○1，「無產階級的統治就表現在取消了地主資本家的私有制，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了私有制，並徹底破壞了私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裏……我們實際解決了私有制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階級統治。」○2列寧這幾句話十分簡單明瞭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的見解，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該不會懷疑。
鄧小平曾有甚麼行動或言論要取消中國的國有財產制，要把土地、銀行、工廠等等交還給過去的地主和資本家，或撥歸一些新的私人所有嗎?毛派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然則，「復辟」的罪名有何根據呢？
毛派說：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經濟政策和教育政策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所以是走資派。
假定鄧小平真正認為階級鬥爭已經在中國熄滅了，他所主張和執行的種種政策並不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根據，反而便利資產階級勢力的保存和重新滋長，那麼，雖然還不一定能夠就此斷定鄧小平是自覺的走資派（即有意去恢復資本主義），至少他是個右派（卻客觀上便利資本主義的復辟）這點可以毫無疑問了。但是，拿毛派對鄧小平所有指責來看，連這點也未能證明。鄧小平並沒有執行或主張放任富農和城市小生產者發家致富，積累資本，僱傭工人從事生產的政策。
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知道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會對鄧小平的「走資派」罪名有所懷疑。毛派自己卻感受到了壓力，只好捧出毛澤東一條新的語錄來答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個答覆一點也不中用。毛澤東這話彷彿是說，鄧小平一類的共產黨員本身就是資產階級。難道鄧小平等人開了工廠、銀行、農場等等，本身變成資本家了嗎？這顯然不是事實。最強詞奪理的人，也至多只能說鄧小平派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政治代理人而已。既然如此，原來的問題仍然存在，未經解答：黨內走資派怎樣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既未證明他們確實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憑甚麼說他們是走資派呢？
「三項指示為綱」
毛派說：鄧小平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唯一的綱）;他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三項指示為綱」的本質，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
「三項指示」裏面分明包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的那一項，怎能說主張「三項指示為綱」的鄧派「惟獨不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不談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3呢？毛派武斷地一再宣稱，把發展國民經濟也抬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他們連篇累牘的文章，沒有一次具體證明過，究竟重視發展國民經濟怎樣妨礙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們說來說去，總不外是引用列寧那句話：「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其實這話一點也幫不了他們的忙。
所謂佔首位，在今天中國的形勢下，在當前這次爭論裏，具體意義是甚麼呢？鄧小平也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一項作為「三項指示」的第一項。這樣為甚麼不能算是佔首位呢？
列寧的爭論態度
列寧很愛引用普列漢諾夫模仿黑格爾的一句話：「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4。讓我們學習一下列寧怎樣具體運用「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這個原則吧。大家知道，列寧這話是一九二一年初，在黨內爭論工會路線的時候說的。當時列寧等人同托洛茨基等人對工會問題發生意見分歧，兩派展開激烈辯論（順便說，當時他們是按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公開在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辯論的，雙方文件真理報都登載，並不是像今天中共的所謂「大辯論」那樣，只許單方面的文件發表，只許一派向群眾說話）。布哈林以緩衝者的姿態發表意見。他說列寧派的見解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托洛茨基派是從經濟上看問題，他覺得這兩種見解可以並存，可以結合起來。針對布哈林這種意見，列寧指出，凡是具備馬克思主義起碼常識的人都要肯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5，「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6這就是說，如果從政治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和從經濟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有分歧的時候，政治結論一定比經濟結論更重要，所以經濟結論應該服從政治結論。列寧緊接著就指出，據他從政治上看問題，他認為如果採取托洛茨基當時所主張的對待工會的態度○7，就會造成黨同工會分裂，就會招致蘇維埃政權滅亡。這種政治的考慮當然比經濟的考慮（豐衣足食還是飢寒交迫）重大得多。列寧還說，他的政治估計本身也可能不正確，大家可以（而且應當）從本質上來檢查他這種考慮，只是沒有理由把政治的考慮同經濟的考慮同等看待。最後，他還更進一步作具體的分析，指出即使從經濟上看問題，工會也只是工人群眾「學習在行政上和技術上管理生產的學校」，而不是「經濟機關和整個國家機關的一個組成部份」。列寧就是這樣用具體分析、細心說理的態度談問題的，他並不以簡單引用抽象原則來代替對個別問題的具體分析，他沒有用三言兩語來對問題宣判，更沒有隨便用大帽子把爭論對手扣住。
政治和經濟
當政治的考慮與經濟的考慮發生衝突的時候，好像當年俄共黨內爭論工會問題時那樣，當然應該叫經濟考慮服從政治考慮。如果反過來做，就是錯誤，甚至可能發生極大的危害。但經濟考慮並非時時刻刻都同政治考慮相衝突的，兩者大有可能是一致的，那時無論怎樣著重經濟的考慮，都不會造成政治錯誤。毛派說鄧小平把發展國民經濟抬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如果能成立，除非先承認（或先證明）經濟的考慮必然要同政治的考慮相衝突。但這個前題恰恰是既未得到馬列主義者公認，也未經毛派証明的。所以毛派這個判斷是純粹武斷，是任意誣蔑。
根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原理，我們可以了解：經濟的考慮不但不一定同政治考慮衝突，而且，凡是經濟的考慮只要是全盤性、總括性的，它本身自然也就是政治的考慮。所以，甚麼「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的話，根本就站不住。說來說去，問題仍舊歸結到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和政治路線本身究竟是否幫助在中國恢復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毛派想單憑「三項指示為綱」來證明鄧小平有罪或有錯，是徒勞無功的。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當然高於經濟，但有時（而且是很平常的情形），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務就是搞好經濟，而不是空談階級鬥爭，或從書本上學習政治理論。工人國家的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豈不正是對資本主義最有效的打擊，對無產階級專政最有力的加強嗎？毛派把鄧小平多談經濟少談政治當作罪大惡極，其實，在俄國革命後列寧也常常這樣表示。讓我們隨便引證幾段列寧的話吧。
一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列寧說：「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經濟建設，收穫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飢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就應當根據這些來安排整個鼓動工作和宣傳工作。應當少說空話，因為空話不能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8
十二月廿二日他又說：「今後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談政治。」○9 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五日，「自然，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10
難道列寧也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也是黨內走資派嗎？甚至毛澤東本人也曾經說過：「階級鬥爭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要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11他算不算走資派呢？讓毛派「理論家」來答覆吧。
毛澤東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專制皇帝可以任意殺人關人，他的話對於奴才們就是絕對真理，但改變不了事實。遠的不說。那些據說是鄧小平在少數人面前說過的一言半語也難分真假。但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就在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的時候，他就有如下的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怪不得毛派不敢拿鄧小平那些「反面教材」來「示眾」了！
鄧小平要以「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開腔了：「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毫無疑問。鄧小平違反毛澤東指示這個罪名坐實了。按照「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奴才邏輯，鄧小平當然罪該萬死。但是，這種奴才邏輯，同真正的馬列主義邏輯，同客觀真理，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有一絲一毫的共通性嗎？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鄧小平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還不是走資派的明證嗎？－－毛派說。
這點理由乍看之下很有份量。望文生義，如果任由資產階級法權泛濫起來，豈不等於（或終歸要招致）資本主義復辟嗎？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吧。
首先，我們要指出：資產階級法權裏面最重要的部份，作為資本主義生存基礎的部份，即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連帶資本家和地主在消費品分配中佔去很大一份的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從一九五六年起）取消了（關於給前資本家的「定息」，這裏略去不談），鄧小平並沒有企圖去恢復它們（在這方面，毛派沒有拿出一絲一毫的證據）；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法權在中國早已大受限制了。除非現有這些限制被打破，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可能的。現在成為問題的，主要是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也就是所謂「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按勞分配」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規範（因為這裏所通行的原則，同商品交換中所通行的等價物交換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此外，成為問題的殘餘的資產階級法權。還有類如學校、衛生設施等「滿足共同需要的」社會設施實際上讓各階層和各個勞動者得到多大權利享受的問題。這也就是現在中共黨內爭論教育路線和衛生路線等的一部份問題。
其次，必須分辨清楚，財產制度上的資產階級法權（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同「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勞動者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消費品的權利），是分別屬於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權利。前者是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享有的權利，後者是社會主義時代勞動者享有的權利。資產階級本來享有的私有財產權，一到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被取消了，並且要徹底摧毀它的生存和再生的基礎；「按勞分配」卻不是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舊制度，而是社會主義時代才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只不過它運用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方面還帶有資產階級的特色罷了。勞動者取得消費品的權利，在社會主義時代是不應逐漸限制，而只能逐漸擴大的。按勞分配（即按勞取酬－－這是過去更通行的說法）這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卻不是歸資產階級所享有的權利）的缺點是太狹隘，給予勞動者的權利太有限，所以隨著社會向共產主義發展。這部份資產階級法權的適用範圍將逐漸縮小，逐漸受限制。最後達到取消。但，在這裏必須分辨清楚：所要縮小，要限制的，是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的狹隘性、有限性，而不是權利本身。負負為正。縮小對權利的限制，限制權利的狹隘性，就等於把權利放寬和擴大。可見，限制「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不等於限制（縮小）勞動者領取消費品的權利，不等於叫勞動之後少領一些消費品，而只能是讓勞動者更不受限制地領取更多的消費品，進一步滿足他們的需要，享有更廣大、更自由的權利。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甚麼要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雖然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他們所說的是「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12。注意！是「超出」，即不受限制，擺脫限制，而不是限制。要把勞動者領取報酬的權利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加以限制，是從毛澤東開始的。毛澤東在這裏玩弄了極其巧妙的偷龍轉鳳的把戲。這是修正主義一大發明，單憑這個發明毛澤東就足夠資格與赫魯曉夫並駕齊驅，同為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了。
不要以為這是咬文嚼字，在字眼上吹毛求疵。馬列所說的「超出」同毛澤東所說的「限制」之間的區別是很實在，很具體，能夠讓勞動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根據「按勞分配」的規範，一個勞動者提供了一定份量的勞動之後，只能向社會領取相當份量的滑費品，人人一樣，人人平等。在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者看起來，這就是最大的平等，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了。但是，馬克思指出，事實上每個勞動者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需的消費量也是不平等的；所以，兩個人提出同等份量的勞動，他們勞苦的程度卻不相等；同樣，領取同等份量的消費品，一個勞動者可能已經夠了，甚至有餘，另一個卻可能不夠；因此，在平等的表面之下存在著實際的不平等。想達到真正的平等（這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時代才有條件實現），只有取消「按勞分配」這狹隘的規範，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13這是馬列所指出的「超出」按勞分配規範的方向。馬克思指出「按勞分配」制度有缺點，它所給勞動人民的權利太狹隘，共產主義社會要把勞動人民領取消費品的權利擴大，恰像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資產階級民主制所給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擴大一樣；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嫌「按勞分配」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給予勞動人民的權利太多了，要把這些權利進一步加以限制。中國勞動人民從來都過著很貧苦的生活，毛澤東還要叫他們多勞動，少要求領取消費品。勞動人民未必人人都讀過馬列的書，未必人人都懂得這部份共產主義理論，但他們根據親身感受，一定知道這種毛式冒牌「共產主義」是違反勞動入民利益，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如果鄧小平在這問題上反對毛澤東的立場，反對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同時主張用種種嚴密的制度來保證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那麼，他不但不是走資派，而且倒比毛派正確，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了。
毛派要採取甚麼具體辦法來進一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呢？我們從文獻中看到有四種辦法。第一，加強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強調不計較報酬的「各盡所能」的勞動態度。第二，提倡公費醫療、勞動保險之類的「按需分配的萌芽」。第三，限制工資、工分等等的收入差別過大。第四，提倡「工農兵上大學」、「赤腳醫生」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思想教育，「按勞分配」，「各盡所能」
第一種辦法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根本無關。「按勞分配」的含義是：第一，勞動者有權分得消費品，也只有勞動者才有權分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第二，等量的勞動有權獲得等量的報酬。至於勞動者有時自願作義務勞動，那是他自願不行使按勞取酬的權利，並不影響那權利本身。對某種合法權利有時自願不行使，並不表示他喪失那種權利，不表示那種權利受限制。資產階級也鼓勵人們為社會公益義務工作，也表揚捐獻個人財產給社會機關的行為，難道這也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嗎？在這裏，毛派把權利與行為，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了。
只要義務勞動真正是自願而非強迫的，就對「按勞分配」的法權毫無影響。只有一步步實行「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這是過去通行的說法），才是對「按勞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加以限制。但如果假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之名，或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而對工農群眾行強迫義務勞動之實，那就是比資本主義更反動的制度，是封建法權或奴隸主法權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樣做，所限制的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缺點（狹隘性），而是勞動者分得消費品的正當權利。又如果以為不必等到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之後，不必等到一方面消費品的供應已經十分豐富，另方面生產勞動已經再不是勞苦的負擔，而變成生活的樂趣的時候，單憑道德的說教，單憑宣揚「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大公無私」的精神，就能夠使普通勞動者再不計較比別人多勞動，少領報酬，那麼，還何必僅僅談甚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乾脆把它完全取消，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好了！如果這樣，馬克思主義就變成了「小腳娘」，變成資產階級成見的固執者，空想社會主義倒變成革命學說了。毛派那些吹噓思想教育怎樣起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效果的文章，邏輯上恰恰要走到這樣的結論。但毛派決不走向這個邏輯結論，卻一味不合邏輯地從「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前提推出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的結論。這並非由於毛派不懂邏輯，也不是由於他們還不敢公然違反馬克思的論斷，而是由於他們是騎在勞動群眾頭上的官僚，是勞動群眾的血汗的掠奪者。
毛派把勞動者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的拚命勞動也稱為「各盡所能」，當作同共產主義時代的「各盡所能」一樣的事情。這是嚴重的混淆不清，或者是故意歪曲。當然，「各盡所能」這句話未必不可以有不同的、比較隨便的用法，用來指拚命勞動。但毛派在談理論問題的嚴肅的文章裏從來沒有指出這話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含意，所以他們實在是有意地用這話來使人意會到共產主義充份實現後的社會裏那種勞動的態度和性質。這種歪曲倒不是毛澤東所發明的。一九三六年頒佈的蘇聯新憲法（所謂斯大林憲法），宣佈蘇聯已經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當時托洛斯基已經指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前後兩部份是不可分割的，在未實現「按需分配」的情況下，「各盡所能」也不可能實現○14。馬克思、思格斯和列寧從來沒有把「各盡所能」同「按勞分配」連在一起來說，他們也不可能這樣說。「各盡所能」顯然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裡方可能實現。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裏，勞動者才既不會為生活所迫而做有害身心的過份勞動，也不會反過來一有機會就偷懶；那時已經打破了奴役性的分工制度，每個人的多方面的能力才真正盡量發揮，而不是一個人像機器一樣地永遠盡一兩種職能，卻埋沒了其他才能。在此階段以前，勞動者如果拚命勞動，不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人強迫（所謂自願，也不過是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自我強迫），總是和共產主義式的「各盡所能」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所發明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自相矛盾，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現在毛派更進一步（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在墮落反動的道路上更進一步），連「按勞分配」都不要了，連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都要加以限制，卻同樣不知羞恥地大談甚麼「各盡所能」！共產主義啊，多少罪惡借你的名義進行！
物質刺激
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不但損害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必然也打擊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鄧小平看到這點，所以他認為道德說教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反對取消物質刺激。在這方面，原則上正確的是鄧小平，而非毛澤東。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共產黨黨綱說：「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的報酬一律平等，力求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但在目前只是開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實現這種平等的任務。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報酬，使他們工作得不是比以前壞些而是好些，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勵成績優良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工作的獎金制度。」。○15這顯然在原則上肯定了物質刺激的需要。至於鄧小平所推行的物質刺激的具體辦法究竟是否正當，這個問題留待下面再談。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可以減輕勞動者在生病和失業這兩種最困難的情形下的困難，因此自然得到勞動群眾的擁護。但把這種辦法稱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認為它們可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卻未免太誇張了。這種辦法只不過使勞動者在最困難的時刻能夠生存下去，並比較容易渡過這個困難時期，卻並沒有改變在生活常態中的不平等（連形式上的收入平等都還差很遠，更不必說「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了），怎能算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呢？它們所根据的原則，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人權原則而已，是生存權利的一種表現。這種辦法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盛行，那些由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更普遍實行了。這種辦法一方面固然直接給予勞動者一些利益，但另方面也起著保證勞動力的供應和社會安寧的作用，間接地有利於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正因為如此，比較富裕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樂於採用這種辦法。由此可見，這種辦法並不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權一般都不能實行這種辦法，所以這種辦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嚴格說來，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的一部份。但，把它們評價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步驟，卻在理論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不論有意或無意，事實上毛派正在利用這種辦法的適宜性來幫助辯護他們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名義下所提倡的其他辦法。
限制收入不平等
毛派對某些人收入過高加以攻擊，是由來已久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把這種人之中的一部份揪出來鬥爭得很厲害，一時之間許多人的高收入也確實減低了。可是，儘管近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叫得震天響，卻始終沒有看見公佈新的薪水和工資的標準，修改關於薪水和工資的法規。假定我們所聽到的消息不錯的話，今天中國實行著的薪資標準仍舊是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最低的沒有提高，最高的也沒有減低。甚說聽說有人在文革期間被扣掉的薪水後來還補發了呢。抽象的道理說了許多許多，具體的改革一點也沒有提出來，更不用說實行了。毛派說鄧派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事實上，所有中央大官僚（從毛澤東本人起，包括失勢的鄧小平在內）所享受的一切物質特權，在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聲中都沒有受到一絲一毫影響。毛澤東有關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特別提到工人的工資制度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卻不提官僚和工人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不提那些大官僚的正式高薪和其他由國家特別供應的種種物質享受。也許這就是毛主席同勞動人民「心連心」的具體表現吧！無論如何，毛澤東究竟要限制誰的權利，不是很明顯了嗎？
有些天真的人以為，隨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呼聲日益高揚，毛派以後會實行工資（包括薪水）制度改革的，或者群眾不難利用這個潮流來迫使毛派實行改革。這些人不但忘記文革十週年紀念都已經慶祝過了，改革仍舊毫無消息，而且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實在太淺，對毛主席語錄也讀得不仔細了。應當把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看清楚。它的結論並不是要實行甚麼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制定或修改甚麼法律，而是「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在別的場合常教人書不可看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可看得太多，看幾十本就夠了，看多了會走向反面，變成書呆子，在這裏卻反過來，他彷彿認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全靠看書－－看馬列主義的書。
也許有人以為毛澤東在這裏犯了書呆子的毛病。他們錯了。雖然毛澤東很愛看書，看了很多很多的書，他卻決不是書呆子；處理這麼重大的問題的時候，尤其決不會顯出書呆子氣。只有本身是書呆子，或雖非書呆子卻像書呆子一樣愛把問題抽象化，片面化的人，才以為毛澤東會憑書呆子氣處理問題。然則，「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對毛澤東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甚麼妙用呢？
毛派寫了許多文章和小書，引證馬列的話，解釋共產主義，提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這些書本裏，官僚的高薪以及其他合法享受的物質特權提到的並不多。更沒有提到任何限制這些「法權」的具體政策。談得最多的，是改造工人、公社社員、科技人員、醫生等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提倡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其次是批判唯利是圖的思想。防止人們投機倒把、私自經營工商業。關於私人營利活動，早已有明確的法律和政策嚴加限制，所以，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其實並不是甚麼批判現行的法權，倒是教人遵守現行法律。不管是批法也好，護法也好，總之這方面有法庭和監獄等專政工具來保證，思想教育只不過是補助的手段而已。但對付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就不同了。「按勞分配」本是合法的權利，理論上也是在現階段應當維持的原則，然而，毛派卻覺得對此必須加以限制，於是，除了靠思想上的說服就沒有其他方法了。這就是「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的作用。
勞動者多看那些批判「按勞分配」思想的書，而且在學習班上再三聽講和討論之後，不論是真正激發了共產主義的熱情，還是簡單感受到官定思想的重大壓力，自然就比較上不大敢集體要求增加工資，也不大敢反對評定個人工資或工分時候和分配工作時候的不公平現象了。這對於掌握管理權力的官僚，尤其是對於那些掌權、爭權卻不大懂得（也不想耐心學習）實際管理技術的新爬上去的官僚，是多麼美妙的事情啊！「共產主義」雖然還沒有徹底實現，距離官僚理想中的人間天堂總算接近一步了。不少評論者認為毛澤東和熱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派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讓他們看清楚吧，這就是毛派理想主義的實質。
這部份毛澤東思想的真義弄清楚之後，讓我們再根據未經「篡改」的馬列主義繼續研究一下中國目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本身。
在今天的中國談限制（甚至取消）收入的不平等，其實用不著像毛派那樣從遙遠將來才能實現的共產主義原則那裏找尋理論根據和道德根據，用不著考慮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具備了物質基礎超越「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的原則在中國（以及現有的一切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根本還沒有實現，目前也不夠條件充份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更不用提了。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分配是完全地、純粹地根據「按勞分配」原則進行的，那時已經沒有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人能夠憑他佔有生產資料而在社會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總額中分得一部份。那時人人都是勞動者，而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的標準是「等量勞動取得等量消費品」。這就是說，工資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級的，不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不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不分技術高低）○16，當然更不論勞動者的性別、種族等等，每個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都按同一標準由他所付出的勞動量決定，任何職位一個勞動日的工資都相同（但特別勞苦的工作，一個勞動日的實際工作鐘點比較少）。最優秀的工程師和掃街工人，醫學專家和農業公社的普通社員，清糞工人和國家主席，統統領一樣的工資。這樣平等的分配制度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標準。還沒有完全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範圍（仍然應用著等價交換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但已經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甚至和資本主義的工資制度也大不相同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資是不平等的：一個人的工資多少，不單純決定於他付出的勞動量大小。勞動量只是決定工資的許多因素之一，而且時常只是一個較次要的因素。其他因素還有工作者的技術高低，他的性別，種族，甚至是否得到僱主偏愛等等。中國現在還沒有單純按照勞動量來決定工資，工資還不平等（而且差別還很大），所以現行的工資制度還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式的制度。「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根本還沒有實現。如果真正打算限制工資不平等，完全用不著搬出甚麼共產主義的原則，只要一步步改變現行的資本主義式的工資制度，縮小工資差距，向「按勞分配」前進就夠了。
目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都還太落後，又紅又專的人才當然不夠用。為了盡量利用那些專而不紅的人才，盡量利用他們的專門技能來幫助建設社會主義，以便早日能夠實現「按勞分配」，中國不得不暫時違反「按勞分配」的原則，給那些專門人才高過普通工人的工資。根據同樣的道理，普通工人的工資也要分等級：技術較高的，工資也較高。在這個限度之內，這是無產階級方面聰明而且正當的「小本大利」、「吃小虧佔大便宜」的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有很清楚的解釋○17。
但中國現行工資制度所包含的不平等，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看起來，並非完全必要的。這就是說，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了，而且至今沒有縮小的趨勢。現制度基本上確定於一九五五－五六年間。當時中國仍舊實行著「以俄為師」的路線，工資制度也是模仿蘇聯那套斯大林主義的極不平等的制度，給高級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巨大的特權。我們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後初期（一直到列寧去世）的處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時期都困難得多：國內經濟破壞程度更大，在國際上完全孤立，俄共缺乏行政和管理經濟的經驗（本身缺乏這種人才），舊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一般都不擁護共產黨，其中不少人公然怠工。在此情形下，不得不用很高的工資來爭取舊知識分子合作。但俄國當時規定最高工資不過是最低工資約五倍。列寧一方面極力向那些反對優待專家的「左派」幼稚病患者解釋這是必要的，另方面又完全承認這是對社會主義原則極大的違反，只是萬不得已的暫時辦法。等到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篡奪了政權之後，蘇聯的工資差距才在曲解了的「按勞分配」原則掩飾下毫無限制地擴大起來。中國革命後的條件在各方面都比俄國有利。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早已有統治局部地區的經驗。自己有相當數量的管理人才。中國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相當的愛國主義思想，願意為中國的富強而貢獻力量。共產黨政府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真正愛國的政府，在這方面得到知識分子普遍的尊敬。中國革命後根本沒有發生過知識分子怠工的事件。反而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史上，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後那樣擁護政府，那樣滿懷希望地投身政府所號召的改造和建設的事業的。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解放戰爭後，高級知識份子有頗大部份已經習慣了比較艱苦的生活。解放後頭幾年，又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想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令中國無產階級政權在一九五五－五六規定新工資制度時，本來沒有必要給專家們像蘇俄初期那樣高得厲害的工資。但事實上中共所規定的最高工資竟超過最低工資十倍以上。這是不能用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來解釋的。也不能歸罪於那些領高薪而非執政者的知識分子，而只能由共產黨領袖本身（從毛澤東起）來負責。他們的本質同蘇聯官僚一樣，想維持想擴大本身的物質特權，又想把高級知識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階層裏面，所以一心一意地模仿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現在，雖然他們早已反過來把蘇聯當作最大敵人，但在這方面的做法仍舊沒有改變。他們享受物質特權的程度雖然比蘇聯官僚低一點（在以俄為師時代也一樣），但本質上是相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像列寧時代蘇聯那樣的民主制），中共領導集團是這個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不受監督的、全權的直接統治者，是真正掌握社會生產品分配大權的人，他們自然能夠予取予求。不但如此，他們還能夠今天自己規定給高級知識分子特高工資，明天把高級知識分子領取高工資當作罪惡，鼓勵群眾把他們揪出來鬥爭。後天把他們「解放」，讓他們復職復薪，大後天又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抽象口號，卻並不修訂法規，減低特高工資－－翻雲覆雨，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層的高薪特權，是比資產階級國家的高薪更壞的資產階級式特權。目前中國最應當反對的工資政策，就是官僚的高工資；最急需限制的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官僚所享受的特權。這種限制，在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條件，即欠缺勞動人民的民主制。一旦無產階級群眾掌握了政治主權，決不會再讓官僚享受那些特權。對於高級知識份子，只要尊重他們的職業尊嚴和民主自由，不像中共官僚對他們那樣地任意剋制和侮辱，就用不著拿過份的高工資去收買他們，也會得到他們更好的合作。只要減低那些過高工資，並且消除或大大限制官僚統治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種種浪費，用不著減低社會積累的比例，就可以顯著增加工農勞動群眾的收入，首先是增加最低級的工資，縮小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了。
官僚層的理論家（從毛澤東起）不能揭露中國現存工資關係的真象，即使在提倡改良的時候也表現出理論上的極大混亂。他們把反對特高工資同反對按勞分配混為一談，把資產階級式的特權說成資產階級本身所享受的特權，把敵對派系的官僚和受他們保護的領高工資者都當作資產階級分子，絕口不提整個官僚層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特權層和社會不平等的捍衛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們說出真象，就會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幫助群眾認清鬥爭對象，達到革命覺悟。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害關係令他們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格格不入：只能濫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去迷惑群眾的頭腦，而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教育群眾。
毛派有時把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所實行的「供給制」當作一種「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甚至稱它為「軍事共產主義」。這又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或迷魂帕。「供給制」同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是兩回事。第一，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對每個勞動者供應非常豐富、毫無限制的消費品（不消說，到那時候，浪費、奢侈、貪婪之類的私有財產時代的醜惡人性一定已經消失了）；「供給制」卻是極度艱苦的條件下，按嚴格的定額供應最低限度的消費品，一般地只夠勉強維持生存。其次，「供給制」實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只在「解放區」裏實行，而解放區主要是一部份經濟很落後的鄉村（全國解放後不久就取消了）;又主要只對軍政人員實行，一般勞動人民不包括在內。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在現代社會的複雜生活方式中實行。第三，「供給制」並非完全平等的，仍舊有顯著的等級差別。甚至有顯然不符合革命事業需要並令人反感的不平等。早在抗日時期，曾經參加托派的文學家王實味已在延安發表有名的「野百合花」一文，公開批評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因而被加上「反革命」罪名槍斃了。中共進入大城市以後，「供給制」更變成少數「首長」任意追求物質享受，「各取所需」的方便制度。一九五五年宣佈完全取消「供給制」改行工資制的時候，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指出了這一點。
注釋：
（１）「俄其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一六九頁。
（２）同上，一六八頁。
（３）梁效、任明：「評三項指示為綱」，「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九日
（４）「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四五三頁。
（５）同上，四四一頁
（６）同上。
（７）這只是在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末期，俄國經濟萬分困難的形勢下，托洛茨基一時的見解。兩個乃之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採取新經濟政策，以前關於工會的爭論已經再不成為問題，誰都不再提它了。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又同列寧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其他代表全體一致通過關於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以後在托洛茨基有生之年，他一直都保衛列寧所主張的工會政策，即：儘管現在國家已經是工人的，但工會仍然要「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他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八頁）。反過來，在那次爭論中支持列寧見解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孫（包括毛澤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後來都一直使用官僚專制手段完全扼殺工會對國家的獨立性。
（８）「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四卷「三七○－三七一頁。
（９）「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九七頁。
（１０）「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四四頁。
（１１）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版，四三五頁。
（１２）「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十二頁。
（１３）「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二五四頁。
（１４）參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第一節。
（１５）「列寧選集」第三卷，七六八頁。
（１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者學習技術的費用是由私人負擔的，這就表示有技術的勞動力的成本較高。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訓練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出來的較大的成果（即較大的價值），也應歸社會所有，勞動者本人沒有權利要求額外的報酬。這種見解，馬克思以前的共產主義者已經提出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參看「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六章。
（十七）參看「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關於黨綱的報告」，「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等，見「列寧選集」第三卷及第四卷。
後記
這是一篇沒有完成的文章。寫於今年六月間。作者原打算再寫三幾千字就把它結束的，但由於種種私人原因，一停下來就好幾個月沒有繼續動筆。在這幾個月內，中共黨內鬥爭形勢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毛澤東死了，十年來一直受他扶植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派（即「文化大革命」以來最純正的毛派）被打垮了。「批鄧反右」運動雖說還要繼續下去，但重要性和銳勢已開始大減，而且實際內容必將大大改變了。不過，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並沒有過時，因為這裏所談的主要是一些在新形勢下仍舊存在的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中共黨內兩個主要派系到底各自代表甚麼，怎樣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工人國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等。而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分析，更佔了本文大部份篇幅。由於作者大概在今後一個月內還無法把本文續寫和改寫，所以願意把它照原樣先拿出來給同志們參考。在這裏，作者想把本文結論的中心點先簡單說出來。
毛鄧兩派（更恰當的說法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並非分別代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不是整個說來毛派較左，鄧派較右。同樣也不是反過來：毛派較右，鄧派較左。他們是同一的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統治層內部的兩個並非以政治原則為基礎的幫派。反文革派代表二十幾年來掌握中國統治權的中共傳統官僚，文革派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新爬上去的暴發戶官僚。前者有革命歷史背景和豐富的統治經驗。後者方面，除毛本人外，自江張王姚以下都全靠在「文化大革命」這次假革命中幫助毛澤東奪回最高統治權起家。他們的專長是解說毛澤東思想，揭發違背毛澤東意旨或損害毛澤東權威的思想和人物。他們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等於維護和擴張他們自己的權勢。他們雖然滿口激烈詞句，實際上並不反對官僚專制的制度和官僚所享受的物質特權，並不促進真正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以稱他們為左派或激進派是根本錯誤的。他們既不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又不讓群眾得到民主權利。兩派真正的政治分歧以及思想分歧並不大，而且並非在一切分歧中都是一派較左，另一派較右，而是有時這派較左，有時那派較左。兩派所最關心的，都是維持和擴張自己的權勢。對國家大事的政策倒隨時可以改變。理論原則在他們看來，更不過是槍桿子和權術、陰謀以下的第三等的工具而已。所以打倒對方人物而採取對方原來所主張的政策也毫不稀奇。這種無原則的爭權行為在毛江派尤其表現得鮮明露骨：因為他們是採取戰略攻勢的一派，而且他們一般都欠缺管理國事的才幹。江派無了無休的爭權鬥爭不但侵奪傳統官僚的權位，而且危害到整個官僚層統治的穩定性，同時當然也連累到普通人民不斷受到不必要的震盪。正因為如此，連毛澤東也有時不得不對江派稍微壓制一下（嚴格來稅。毛澤東並不屬於毛江派。倒可說毛江派是屬於毛澤東的－－毛澤東是黨內的皇帝，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都是他的臣僕）。由此可以了解毛江派何以如此不得人心（包括民心與官心），也可以了解到這一派為甚麼在毛死後才一個月就輕易地打垮了，而他們的倒台受到群眾真心的慶祝。
附註
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澤東語錄，當時中共報刊發表過如下幾段： 「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
列寧為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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