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學人講座整理：中國共產主義與民主——陳獨秀與毛澤東眼中的兩場五四運動】

 

新左學社於 5 月 14 日舉行第二場新左學人講座，邀請了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前來分享陳獨秀與毛澤東眼中的五四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以下為講座的文字稿。 

問：五四是否中國民主發展思想史上（即從君主立憲民主，到共和民主，民族自決，再到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轉折點？

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所引發的騷動中，新的力量在中國的政治領域開始抬頭。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先鋒的學生，有別於過去主導中國知識文化生活的紳士。此外，工人階級第一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罷工，以支持學生發起的運動。在政治層面，中國內部開始出現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共和政黨改革的想法、新政黨的改革、中國作為新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和管理的新願景。在國際層面，共產國際也參與了中國的政治。在五四時期，共產國際，特別是列寧，將中國視為世界新的希望，這也導致了殖民地革命政策，而這項政策與陳獨秀以及巴黎和會所動員的其他激進分子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代表著從陳獨秀所謂的「個人恐佈主義」文化激進主義和政治行動，轉向更現代的，受共產主義感染的政治風格，而此時共產主義亦開始在中國盛行。 這在五四運動兩位主要思想家之間的辯論中得到最好的例證：胡適代表著自由主義和中間主義的政治風格——他說中國的未來將一滴一滴、一寸一寸，循序漸進地決定；而李大釗說不，他認為人們需要宏大的解決方案，一次掃清巨大的障礙——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其得以將中國的許多危機和社會革命聯繫在一起。 陳獨秀本人在這段時間並沒有身於其中，因為他被關進監獄裡，而當時他接受了李大釗的立場。

問：從 1919 年五四到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兩年間，陳獨秀的思想是如何成形的？

班：陳獨秀和其他 20 世紀初的重要思想家認為，思想和文化的轉變是中國真正、持久和深入革命的關鍵，沒有這種轉變，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空談。他們回顧了 1911 年早期革命之後的改革，實際上這些改革毫無進展，並導致了一個充滿妥協和腐敗的腐朽議會。 1919 年和 1921 年之間的轉變通常被描述為從改變中國的文化理念向改變中國政治結構的轉變。這是真的，但它不是唯一的。與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不同，中國激進主義願景仍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主義色彩。棄醫從文的魯迅說，我們不需要救人的醫生，但我們需要拯救靈魂的醫生。陳獨秀也是這樣想的。 1921 年中國革命者的方法與其他地方的革命者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後者更狹隘地專注於政治策略。 1919 年到 1921 年雖然有過渡，但在陳獨秀的思想中，他並沒有放棄早期的觀點，而是保持了這些觀點，並賦予了它們新的形式和視角。

問：如何才能讓陳獨秀的思想再次與年輕一代建立聯繫？

班：陳獨秀所關心的政治問題，現在於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解決。中國已經在世界舞台上站穩腳跟，「不斷革命」的問題已經解決；這一方面我是根據中國 1949 年至 1952 年的發展，而支持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見解。但許多其他讓陳獨秀掛心的問題，於今天仍然繼續與中國的年輕人息息相關。其中一個就是民主——陳獨秀的初戀，正如他的一位密友與同志王凡西在陳獨秀生命的盡頭所說的那樣，在1940-42 年在國內流放期間，他最終回歸到他的初戀去。民主也是更廣泛的共產主義思想中的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關係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但是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列寧來說，民主問題是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這是使陳獨秀接近托洛茨基的原因之一，托洛茨基也強調民主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都是至關重要的。 1989 年學生們來到天安門廣場時，其中一個口號是「賽先生，德先生你好」，這是陳獨秀在 1919 年提出的。這個民主問題不僅沒有消退，反而變得越來越多重要，因為受民主有序的國家理念所吸引的支持者在中國日漸增長。這種民主思想，我們可以從陳獨秀的著作中，以及他對斯大林主義、納粹主義和蔣介石，以及當今華語地區年輕人所關注的威權政治的批評中找到。

陳獨秀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是語言和所謂的方言。在他的學術生涯的幾個階段，他談到了方言和民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於 1949 年上台後，全面推行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通話。這場運動雖然很成功，但在廣東、上海等地遭到了很大的阻力，以北京話為的國語似乎是官僚落後的標誌，年輕人以他們的粵語、上海話為榮，它們在中國語境中被稱為方言，但在語言學語境中，它們似乎是有自己的權利、有自己的文化和語法的語言。陳獨秀關於能反映現代世界和社會的語言結構轉換的想法，雖贊同強加統一的民族語言，但他也呼籲將中國劃分為幾個方言群體，而這些群體應在自己的位置上作為創造適合新時代的現代語言的基礎。我提到這點，是因為陳獨秀對文化變革的熱情能回應到香港和中國現在的情況。

問：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在陳獨秀所要求的非獨裁的民主制度下取得成功嗎？

班：陳獨秀和其他批評者所針對的共產國際在斯大林指揮下推行的路線，認為中國不適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它應該走另一條道路，這意味著一場涉及四個不同階級集團的革命，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和現代知識分子。很多人會爭辯說，在 20 年代中國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工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和不現實的。根據毛澤東及其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研究，就工業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而言，無產階級就只有約 150 萬人，而當時中國的人口是 4 億。所以無產階級只是這汪洋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大部份主要是生活在尚未達到現代水平的社會中的農民。無產階級人口非常少，這當然是真的，就連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認為無產階級需面與農民結盟。 1926-27年間，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應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農民反對地主，進行一場消滅封建主義及資本主義的革命。但這可能嗎？王凡西會爭辯說，這種策略或許行不通，但共產黨人在這一時期所奉行的政策也行不通。上萬共產黨人被殺，共產黨被滅，黨的殘餘被趕到他們影響力甚微的偏遠山區。在接下來的五年裡，他們繼續試圖從農村據點和山區基地進行革命，但他們失敗了，而在這個敘事中，始於 1934 年的長征便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失敗的最後階段運動，而不是像共產黨歷史學家和毛澤東本人回顧的那樣，是一場在抗戰中達到新階級的勝利。你必須在更廣闊的背景下理解 1927 年發生的事情。共產黨從 1921 年開始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被命令要隱藏其政策，假裝其戰略與代表中國有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戰略相同。由於共產黨人未能在獨立的基礎上調動自己的資源，黨未能在 1927 年捍衛自己並面臨毀滅，這是支持在 1926-27 年行無產階級路線，而不是行階級合作路線的人（例如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論點。

問：在陳獨秀 1938 年的文章《「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他強調的是至五四以來民主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毛澤東的農村蘇維埃願景，而毛澤東則從五四獲得「新民主主義」的合法性，提出無產階級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盟，反對陳獨秀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期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與陳獨秀的民主理想有何不同？

班：「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的早期歷史無關。這是一個在 1930 年代後期變得重要的概念。早些時候，毛澤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戰略來推進他的革命，長征於延安結束時，他提出了一種新民主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是創新的和新穎的。這個想法是，由資產階級所進行的舊革命不再可能，因為帝國主義腐蝕了貧窮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因此，通常與資產階級相關的任務，即民族統一、建立一個民主制度、推動經濟改革和現代化，所有這些任務仍然是必要的，但不再交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完成。因此，新民主主義意味著共產黨將通過試圖讓精英與民族資產階級參與進來，以推進自身獲得獨立的權力。陳獨秀也有類似的政策。 1927 年戰敗後，中國托派採取的政策並非再發起革命——陳獨秀和托派意識到，這在 20 年代末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已經被打壓得肢離破碎，位於城市中心的無產階級政黨已經被摧毀，他們需要一條新的道路繼續前進。托洛茨基主義者採用的新方式是爭取「國民議會」，這是典型的民主要求。他們希望通過這場運動重建無產階級的政治生活，以及在 1927 年被摧毀的工會。陳獨秀出獄時所採取的一些措施與毛派的做法頗為相似。他試圖將中國體制內的異見勢力帶入他的政治運動軌道。他試圖影響福建的革命軍。 1938 年，他派王凡西等托派進入武漢，與藏有左翼勢力的軍隊進行接觸，他打算要滲透到這些勢力中，教導他們要尊重農民的需要，開展一場滿能足農民需求的革命。這失敗了，因為國民黨到處都有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