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周策縱( 1916－2007 )的《五四運動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60年以英文出版，為第一本全面深入對五四運動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為西方對中國五四運動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指導。其影響甚大，再版達七次之多。然而，其文中對五四運動中的文化啓蒙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反駁，以及對國共兩黨的反應的客觀描述與分析，使得此書在中國大陸和臺灣被視爲禁書不得發行。臺灣直到1972年才獲准其中譯本發行，中國大陸則在1996年才對本書解禁。
有關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棟，而周教授此篇導言既不受愛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囿，亦非單純從一般的文化角度切入，而是以深遠的歷史視角，先檢視五四運動作為時代巨變中一主流的思想內容，與行動影響，再按當時的政治與經濟脈絡，分析五四運動的問題意識與民主思潮激進化的社會性原因，最後追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政治使命，對比五四學運中青年的理想主義革命，為沉滯於曾農業發達、高度官僚化與一體化的帝國文明帶來現代性的衝激。
《五四運動史》導言
周策縱
五四運動的定義
1919年5月4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終於導致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沒過多久，學生們就為這新起的時代潮流起了個名字「五四運動」；後來這個名詞的內涵卻隨著時間的演進比當初大大地擴充了。
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9年巴黎和會做出山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漲的愛國心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最著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擊。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方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想而來。5月4的抗議示威則發展成這一系列活動的轉捩點。新興的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隨即都對這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援，終於迫使北京政府讓步，改變內政和外交政策。這次前所未的大聯合獲得的勝利，為他們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鋪平了道路。但是此後不久，運動逐漸捲入政治旋渦，最終使得運動中結成的新式知識分子聯合陣線崩潰了。那些自由主義者不是失去了熱情，就是裹足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相反地，左翼分子則通過政治捷徑，聯合國民黨，以推翻北京的軍閥政府。西方諸國對此番運動的態度因此由同情轉變為疑慮或反對，他們態度的轉變也是促使運動分裂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後，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越來越得勢，無數複雜難解的爭執紛然競起。
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廣：它推動了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的抬頭，國民黨的改組，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治社會集團的誕生；反軍閥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得到發展；新的白話學從此建立，而群眾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為推廣；中國的出版業和公眾輿論的力量都大有發展；這場運動還加速了舊式家庭制度的沒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此外，五四運動的巨大影響還包括，儒教的無上權威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遭到根本的致命打擊，而輸入的西方思想則大受推崇。起初學生們和出版物所採用的「五四運動」一詞並不包括所有上面列舉的事件，它僅僅指5月4日北京的學生示威運動。同樣地，1919年6月3日及以後所發生的大拘捕則被稱為「六三運動」。隨後幾年，一般人提到五四運動時，固然並不一定都有意識地採取這種狹隘的觀點；但是他們也往往把整個運動和「五四」事件本身與後果混為一談。因此，在過去許多例子裡都可見到五四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和「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被交替使用。
關於五四運動的範疇，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即「五四運動」一詞是否應當一方面包括學生和知識份子的社會、政治運動，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開始的新文學、新思想運動，即後來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運動呢？有些人主張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兩回事，而且彼此沒有多少關聯。他們認為五四運動並不是由新文化運動直接觸發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這派人只承認新文化運動也許略為便利了五四運動的推行，而五四運動則幫助了新文化運動的加強和擴展。
鼓吹這種見解的人忽略了學生們的行動是和他們的思想發展息息相關的。這派人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而誇大其他因素對學生的影響，例如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凡是細心研究過五四運動史的人，多不曾接受他們的觀點。把「五四」時代的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或其他活動分開做專題研究，自然無可厚非；但這無法個別單獨說明這一時期巨大變動的整體或主流。另外還有一派人，他們承認「五四」的學生活動與新文化運動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他們卻不認為「五四運動」一詞應該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因為新文化運動是獨立存在的。提倡這種觀點的人，主要包括胡適及其他一些學者。基本上，胡適認為，五四運動是一種學生愛國運動，但他更強調當時文化活動的重要性，而不是社會和政治活動。他採納孫中山的觀點，認為「五四」的學生活動與當時的文學思想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孫中山對新思想運動的評價高於其他活動，而胡適則特別注重新文學運動尤其是白話文問題。由於胡適及其他持相同見解者發表的英文著作，使不少西方人形成一種印象，認為這次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白話文的採用固然是五四運動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然而我們應當認清，文學革命實在只是這段時期裡多方面大進展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我認為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活動，以及新觀念的出現，其重要性不亞於白話文的推廣。此外，我們不能把五四運動只當作是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現在中文慣用的「學生」一詞，僅僅指在學校裡求學的人，與英文「student」一詞的意義不完全相同。「student」可包括學者，或校外自修的人。當然，學生和青年是五四運動中最大的推動力，然而，成年知識份子，例如大學教授和新思想的作家，卻肩負過領導和灌溉「五四」新思潮的責任；而且青年知識份子和成年知識份子二者也都曾參加過學校範圍之外發展的活動。這樣看來，雖然我們可以從學生運動或青年運動的角度來適當研究五四運動，但卻不應該單單從這個小角度來討論它。
關於是否應當強調「五四」的文學方面，或是強調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這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爭論問題。1939年3月，當中共支持的中國青年聯合會在延安成立的時候，會中提議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縱按：我後來見到一份早期檔記載，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不久，曾提議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實在延安會議之前。）全國各地許多機構紛紛接納了這項建議，國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後，1944年4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卻改行採用中國文藝界協會的建議，把5月4日改定為「文藝節」，而另把3月29日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定為「青年節」。後來國民黨退居臺灣，新中國成立，1949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為「中國青年節」。自此以後，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方式來慶祝「五四」。這並不是說，共產黨只認為「五四」是青年運動，也不是說，國民黨只認為「五四」除了文學外，便沒有其他意義。但是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顯示他們雙方對「五四」意義的觀點不同。除了上述諸種觀點外，還有不少知識份子對「五四運動」一詞採取更廣泛的觀點。他們對這個名詞的一般用法同時隱含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兩層含義。在這一意義下，五四運動包括1919年前後這段時間一切思想變動的各方面。例如，馮友蘭所論及的五四運動，是指當時的新思潮和西化運動。倘若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間隨便挑出一位水準一般的學生，問他什麼是五四運動，他准會回答，它同時包括知識份子的社會改革和新文學、新思想運動。而每當有人討論「五四」時代新式知識份子所提倡的主旨時，很少有人會不提「民主」和「科學」。「五四」以後，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或其他政黨的領袖，也都會不約而同地採納這種廣義的觀點。一位沒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作家說：「五四運動當然不只指1919年5月4號這一天的運動，乃是指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歷程，『五四』不過是這個歷程中的一個指標。」
這種對「五四運動」一詞所采廣義的用法，是有很充分理由的：第一，那些鼓勵大眾進行遊行示威、罷課、罷市、罷工和抵制日貨的領導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學、新思想和社會改革的新興分子。而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的反對者則是中國固有傳統的代言人，或自稱為固有傳統的代言人。第二，當時思想改革家的反軍閥、反強權活動的根據，正是早期一群知識份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來，「五四」的示威活動的確是早在兩三年前就開始的新思想運動順理成章的結果。第三，許多與示威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學生領袖從一開始就認為，「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基於對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的信念。他們活動的宗旨不只是要推翻軍閥的統治，他們所關心的也不只限於外交問題。在示威事件發展以後，他們對社會和思想改革，與對愛國運動一般，付出了同樣多的心血。最終，1919年至1920年間的運動留給人最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是他們在思想界掀起的革命和社會上推動的改革；這一切活動的中心思想則是對社會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破壞。由於上面這種種事實，我想我們應當採用五四運動的廣義含義，並且認為這場運動導致了影響社會諸多方面的巨大變動。
因此我們可以對「五四運動」做如下定義：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式知識份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系列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和山東決議案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份子提倡學習西方文化，並希望能依據科學和民主觀點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次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由許多不同觀點主導的活動匯合而成，雖然其間並非沒有主流。
此外，五四運動所指代的時間段也出現了混淆。「五四運動」這個名詞往往被作者們濫用。它有時是指緊接在「五四」事件以後的幾個月，有時是指「五四」事件以後的幾年；另外一些作者認為這一時段始於1915年或1916年，終於1923年。還有一些作者則把「五四」時代延長到1925年，因為那年發生的「五卅慘案」成為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陳獨秀在1938年寫的一篇文章裡，甚至認為「五四」時代一直延長到「現在」。在本書裡，由於我認為五四運動是個多面性的現象，所以沒有把它的起訖日期做嚴格的斷限。雖然如此，仔細研究「五四」的主流，我們會發現最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間。1917年，新興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雜誌和國立北京大學為中心，團結他們的力量，發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後，運動多已發展為直接的政治行動，以後幾年裡，思想改革和社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把「五四」時代劃定在1917年到1921年這一段時段之內，而這段時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為標志，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裡，一些新興的知識份子集中精力，以他們的思想來感召學生和青年；在第二個階段裡，學生們便成為主力，發動了對中國某些傳統和守舊主義的全面攻擊。於是活動範圍已超出了純粹的思想界。
不過我們也不應把「五四」時代嚴格地限定在這幾年之內。有些民族思想和新思潮早在1915年就已成雛形，因為這一年的「二十一條」促使大家覺醒，感到國恥沉重；這一年不少學生已開新風氣，嚴肅地考慮中國問題，而且《新青年》（當時還稱為《青年雜誌》）就在這一年開始發行。我們也不應當認為，五四運動在1921年就宣告結束了。許多「五四」期間發展起來的思想論爭，仍是當今最重要的事件。1922—1923年發生的中西文化論戰和科學與玄學論戰，就是五四運動的直接產物。若是忽略這些，我們便不能對五四運動做出徹底的瞭解和評估。總之，五四運動應看作歷史整體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事實上，自19世紀西方勢力開始撞擊古老的中國，中國就開始了她的蛻變，她調整了腳步，走了相當遠的一段路程來適應現代文明，而五四運動實是這段旅程中要事頻繁、最富於決定性的一個階段。
經濟、社會和政治背景
倘若我們認為上述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可以接受，那麼就可以提出下面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適應變化的進程在這段時間會加速了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即使只解答一部分，也必須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情況的各種變化，以及國際大勢對中國的影響。在與現代的西方世界接觸之前，中國的經濟在本質上是農業性的，工業未曾發展。在這種經濟下，她財富的大部分由地主和商人擁有。他們通常以下列四種主要方式來積累財富：將農產品中獲得的利潤用於購買更多土地、經商、民間借貸，從公職中獲得的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由於在20世紀之前的兩千年裡，中國的經濟一直以農業為主，上述的第二種和第三種財富積累的方法也都往往取決於農業生產。結果，以土地投資方式作為資本積累的觀念，左右了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下面這兩句諺語式的民謠，確切地說明了這個觀念：「隔著玻璃親不了嘴，窮就窮在沒有地。」 中國在西元前3世紀就廢除了長子繼承遺產的制度，因此也防止了土地過度集中和大規模財富積累的發生，使家庭和鄉村成為自給自足的基本經濟單位。半商業半家庭式的、靠學徒制度維持的各種手工業店鋪是中國僅有的工業。手工業的生產和交換，大部分由地方性的同業公會來處理。這一切辦法和習慣阻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大規模工業的發展。
自從19世紀西方勢力打開了中國的門戶，這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制度便開始發生變化。1863年中國設立了第一間工廠，是一家兵工廠。然而在19世紀後半期，中國的工業仍舊很少有發展的機會，部分原因在於，列強通過暴力或外交手段攫取特權，將物美價廉的外國工業產品向中國市場大量傾銷。
這種外國商業競爭的壓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告減輕，因為那時西方列強都正專心致力於軍需品的生產。從那時開始，由於入超量的減少，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才得到一個喘息和發展的機會。1914年到1920年間，紡織廠、麵粉廠和其他輕工業所生產的國貨數量有了顯著的增長。這些年的繁榮景象，後來回顧起來，常被認為是中國工業史上的黃金時代，至少和以前相比，情形確是如此。由於這一次的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長期侵入，中國傳統的自足農業鄉村經濟的崩潰更加速了。土地投資已漸漸顯示出向工、商、金融等企業投資轉移的征兆。培育工業發展的新興組合股份公司比起以前發展得更快。1920年前的那幾年，中國的國幣「銀圓」已大半取代了墨西哥銀洋，於是國內部分地區獲得了幣制統一，促進了金融活動的發展，大城市裡開辦了更多的新式銀行，許多舊式的錢莊也改組為銀行。1912年、1915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都是現代中國貨幣與信用制度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而資本的集中和都市經濟的成長等傾向，也都日益顯著。然而，這些經濟的變化仍屬於雛形階段，而各處發展不均。雖然一些中國大都市的經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變得與20世紀的西方都市一樣，但是內陸遼闊的鄉村地區仍然保持著上古和中古時期的經濟特色。中國的農業經濟制度正在開始分崩離析，但是還沒有被一種現代的經濟制度全盤取代。20世紀初期，中國必將產生一種社會經濟轉變程式的模式，從破壞到廢物清除、重建和改革，這是早就可以預期到的。但是相反地，事與願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上述培養了中國經濟躍進式發展的國際局勢也宣告結束。由於日本對華影響的增加，以及其他列強紛紛重回中國市場角逐，中國初具雛形的工業舉步維艱，浮沉不定。中國和列強經濟勢力的利益衝突，日趨尖銳。這些相繼出現的經濟變革、國內繁榮、危機，以及存亡的掙扎，在不同的時段顯著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文化活動。
伴隨著經濟方面的變化，許多重要的社會變遷也在發生。中國舊有的寡頭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三股社會勢力的聯合：一方是皇室和軍事集團，另一方是地主集團，在這二者之間還有士大夫集團。可是到了20世紀初，這一傳統社會的均勢聯盟已經嚴重失衡。科舉制度已在1905年廢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銓敘制度尚未確立。具備能力的有志青年，大都不能通過正規途徑獲得公職。在歷史上的危難時期，中國社會通常依靠家庭或鄉村的各種自給自足及合作方法來補救，以渡過難關；但由於這次危難的無比艱巨，已遠非那些傳統的方式所能救濟。再者，隨著新興都市迅速發展，新式商人、企業家和城市工人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20世紀的前30年，中國城市的擴展速度是驚人的。例如，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的時候，北京約有60萬人口；到1923年，即4年以後，北京的人口數便增至110萬，幾乎是1919年的兩倍。由於內戰（1915年到1922年間有10次嚴重的內戰，它們的持續時間總計48個月之久）、災疫以及農村經濟的崩潰，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業者的人數大增。他們變成窮人之後，很多人背井離鄉，成為職業軍人，有些則淪為土匪或流氓。這批不安的人口，滋養了軍閥主義，五四運動之前的幾年，是軍閥主義發展最迅速的階段。同時，一個根本且長期重要的因素，開始在中國社會發揮巨大作用。由於地主和士大夫的逐漸式微，一群掌握了一定現代西方學識的新式知識份子出現了。自1907年新式的西方教育制度開始大規模施行以後，此後的10年內，大約有1000萬人曾經或正在接受各種方式的新式教育。（統計見本書附錄一。）他們與現代西方文明的種種接觸，與傳統思想意識及統治階級逐漸背道而馳，使他們能帶領其他不安的民眾，向「救中國」這個目標進軍。五四運動正是反映了以上各種社會勢力的重新組合。
同時，1915年以後，中國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局勢也是培養革命的一片沃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結束以後，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氛圍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亞洲地區。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理想主義，例如他所提倡的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國的政治獨立和民族自決等，都獲得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擁護。歐洲政治新思潮的轉變，新興共和國的增加，女子選舉權的爭取，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等民權的確立，以及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等，都增強了中國人的希望。但是當列強企圖在巴黎和會上重建他們的殖民地政策時，中國人民由空虛的希望墜入深切的失望，於是愛國情緒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開來。另一方面，在這個時期，許多國家都爆發了革命，顯示出借群眾起義來改變大局的可能性。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加上芬蘭、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和屬於德國的巴伐利亞及其他各國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都影響了東方的政治趨勢。日本在1918年8月爆發了「搶米風潮」，朝鮮在1919年3月1日發生了也是以學生為主的「三一運動」。「五四」事件的前兩個月，第三國際（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並且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
與這些國外的革命狂潮相比較，中國人當時卻活在一團漆黑的國內政局中，共和政府雖然試行了中國史無前例的政黨政治，而實際上則完全被軍閥操縱。1914年，軍閥總統袁世凱解散國會，廢除憲法。1915年和1917年相繼發生了沒有成功的帝制運動和復辟運動。袁世凱取消共和政體，自1916年元旦起，到3月23日止，改稱「洪憲」帝制，前後共83天。安徽省督軍張勳擁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複辟，由於他的辮子兵在北京被驅散了，只支持了12天之久（1917年7月1日至12日）。自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實權都落在互相對抗的督軍手裡，而中央政府的大權則落在袁世凱的舊部段祺瑞手裡。段氏就是受日本經濟支援的軍閥官僚政治集團——安福系——的領導人。為了反對這樣的北京政權，1917年9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從此以後，發生了一系列勝負不定的南北內戰，舉國為之騷動。「五四」事件之前不久（1919年2月20日起），北京和廣東雙方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鼓勵下，在上海舉行了一系列拖延的、徒勞無功的南北內戰和談，這簡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所建議的類似和談的諷刺性預演。上海和巴黎兩處和議的忽起忽落、驚疑不定，在心理上給予中國人的社會情緒以極度的干擾。我們應該記住，辛亥革命一方面由於推翻了皇權而增加了對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現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後的若干年裡，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動並未遠離傳統的方式，大部分民眾仍然遭受著專制且極端守舊的官僚的壓迫，他們還像從前一樣地服從權威，服從武裝勢力，服從傳統的倫理和政治教條。這些政治上的混亂和落後現象，更堅定了新式知識分子的信念：為了使古老的中國重獲新生，必須實行大規模的基本改革。同時，段祺瑞之所以擁護徐世昌當總統，本是皖系想利用他來對付直系和其他軍閥，徐上臺後則企圖通過與南方議和來節制段派，因此當時的新式知識份子反對段派親日，不但有南方和國民黨及進步黨的支持，並且有北洋政府內反段系勢力的制衡。「五四」的成功，可說時機難得。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在中國歷史上，可以找到許多與五四運動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由學生帶領，批評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屢見不鮮。最早見於記載的，是鄭國人在鄉校裡批評朝廷的事件，發生於西元前542年，即孔子誕生後9年。鄭國當時的執政子產沒有聽從別人的建議去關閉學校，而是虛心接納了批評。他說：「（毀鄉校）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他這種開明寬容的政策受到當時及以後許多中國曆史學家（包括孔子在內）的讚賞。在西漢末哀帝元壽二年（西元前1年），1000多名太學的學生在博士弟子王咸的領導之下，抗議朝廷懲處一位剛正的官吏司隸鮑宣。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太學學生直接干涉內政的事件。在西元2世紀東漢時，太學生郭泰和其他人聯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領袖們，大膽批評朝廷和宦官，後來數百官吏和學生被當作「鉤黨」關入牢獄並判處死刑，造成「黨錮」事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主要的黨爭。在宋朝（960—1279），學生運動更趨於空前普遍。徽宗宣和七年（1125），太學生陳東（1087—1128）領導太學學生，請求皇帝處死宰相和部分軍事領袖，控訴他們處理國事失誤；但是這次上書沒有任何結果。第二年，即欽宗靖康元年（1126），陳東又率領幾百名太學生伏闕上書，當時支持他們的「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他們要求皇帝懲罰宰相，起用李綱為相，並且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以抵抗北方來的金人的侵略。皇帝的內侍遭受民眾猛烈的襲擊，被殺死了數十人。結果朝廷處死了與這次暴力行動有直接關係的民眾數人，但也受到民意逼迫，改變了一些外交和內政政策。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在校學生領導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後來陳東和許多其他學生也都被處死了。然而，在宋朝後期仍然發生了五六次類似的學生運動，並且還有學生罷課事件的記載。在宋代的歷史裡，也可以找到教師們鼓勵或支持學生運動以反抗朝廷的事例。依循這些先例，明朝（1368—1644）的學生運動，更連續不斷地捲入黨爭的旋渦。
這種學生干涉政治的現象為什麼會在中國發生呢？在君主政體之下沒有真正的立法機構，或一種民眾代議制度，少數受過教育的群體想要設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來，在危難時期，往往是官辦學校，通過教職員和學生團體，擔當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國早期和現代的評論家們大抵都贊同這種活動。例如17世紀，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實際上就曾主張過一種政治制度，把學校當作消息靈通的發表公共輿論的場所，或一種立法代表機構；並且他認為這種制度是中國上古的「三代遺風」。
五四運動的學生們接受了這種學生負有政治使命的傳統觀念，可以從他們的出版物中再三強調這一觀念作為證明。但是20世紀的學生運動和它們的傳統模範，卻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學校」和「學生」二詞在中國古時的用法，不同於五四運動時期的一般用法，事實上，也不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學校制度已逐漸改向西洋方式時的法。傳統的官辦學校，套用現代的制度來比較，大致從中學階段開始，它們與科舉制度關係密切，這些學校既是未來官員的人才儲備處，同時也是學習機構。因此，它們比起今日的學校來，入學的成年人似乎較多，而年輕的知識分子較少。這些官辦學校的成年知識份子對政治的關切，又超過一般散佈各地、在私人教師教導下年紀較輕的學生。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傳統的私塾由於它們多半是獨立的，組織規模也比較小，所以很明顯地，比起公立學校來，不太能夠參加學生運動。不過一些規模較大的私立或半公立的「書院」，有時候卻對民意發生過影響。同樣地，「五四」時代的文學和思想變動就某方面說，在歷史上也有先例。周朝（約前1046—前256）的後期，文學和思想都有非常重大的進展。當時文字的語彙裡加入了許多新的地方語成分。唐朝（618—907）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文學改革，就是所謂「古文運動」。新的詩體和新的散文體的成就都很大，佛教的禪宗也逐漸發展。隨後，宋朝（960—1279）出現理學，以對抗中世紀精神。在元朝（1271—1368），新的戲劇形式發展欣欣向榮。明朝（1368—1644）時，白話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大為流行。後來到了清朝（1644—1911），研究古典學術的考據學興起，以填補過去理學、心學的空虛。
儘管有上面那些先例，五四運動在活動的廣度和意義的深度兩方面說來，仍然是獨一無二的。第一，這是中國知識份子首次覺察有必要徹底改革中國文明。在與現代西方接觸以前，除了印度佛教的影響之外，中國文明從來不曾嚴重地受到外來勢力的全面挑戰。佛教雖曾密切地觸及中國思想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但對中國主要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影響卻較小。由於西方在科學和其他方面超前了幾百年，加上其他許多由於雙方社會殊異而產生的因素，使得西方對中國的影響遠非過去那些外來影響可比。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證明了西方列強勢不可擋之後，中國知識份子中的領袖人物開始覺悟到中國確實有學習西方科學的技術的必要，儘管他們仍舊認為中國的傳統制度和傳統思想比西方高明，因此不需要改革。經歷了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以後，她對西方文明的第一個反應階段也宣告結束。從那時起，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鑒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認為除了要學習科學的技術之外，中國還應當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他們仍然堅持那些他們心目中認為更基本更實質的中國哲學、倫理觀念和傳統社會的基礎原則，不應當被改變。張之洞在1898 年用一句話簡單扼要地表達了這個觀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可是1898年的戊戌百日維新無法把倡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改革付諸實現，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民國建立以後，軍閥勢力的抬頭和兩次復辟帝制運動的企圖都證明，倘若只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不做其他方面的變更，一定難以取得進展，於是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就是五四運動時代。在這一運動期間，新興的知識份子不僅公開主張需要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還宣稱傳統的中國哲學、倫理觀念、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制度，都應該徹底重估，參考西方的這些部門，重新創造。這不同於前一時期鼓吹的那種有心無意的改革或是局部革新，它是一種廣泛的、熱烈的企圖，要推翻那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
五四運動也顯示了中國知識份子對個人人權和民族獨立觀念的迅速覺醒。它通過從思想和行動方面團結群眾的方法，加速了中國循著「民族國家」（nation-state）制度態而達到統一。當然，中國的人口眾多——恰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說的「人類的四分之一」（a quarter of the human race） ——他們想要達到個人解放，促進民族國家意識和社會平等，即使再過幾十年，也不可能完全達到目的。然而，這段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因循這些方向所加強的自覺和活動，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義的事。這也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承認的。更進一步說，由於這場運動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各方面，也都提供了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因此它成為解現代中國過去40年（這是從1959年倒算起。——譯者）的首要關鍵。由於隨後幾十年絕大多數激烈的論戰和鬥爭都是由這場運動所觸發，若是不研究它，我們必然會誤解這些真正論爭的淵源和性質。事實上，當今中國的政治局勢可以說是直接或間接由這場運動發展出來的結果。「五四」的餘波並沒有消失，它一直持續到現在，並且可能指向將來。不但如此，近代中國大多數領導人物，從文學、哲學，到經濟、政治等各界，大都受過「五四」時代的教育和訓練，而且多因參與這場運動才開展他們一生的事業。這次經驗一直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和心理。雖然一些守舊分子把所有中國後來發生的災禍全都歸罪於「五四」，但是年輕一代幾乎全都認為「五四」對他們始終有著「深厚」的恩惠。一位重要的報紙主筆曾說：「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啟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綜合以上所有事實，我們可以合理地斷言，若是不知道這場運動的主流，絕不能充分瞭解現代中國的本質、精神和情緒。最後，在我們評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時，更不能忽略這個運動。我們都知道，這期間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習俗和制度最大的挑戰，就是以自由主義、民主、科學等觀念的面目出現的西方思想。西方各國的，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受到蘇聯快速發展的事實的激勵，伴隨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此後的幾年裡，社會主義思潮變得更具影響力。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個現象可以用下列各種原因來解釋：中國需要急速工業化，多次屈辱地戰敗，同時具有權威主義的政治傳統，加之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對一個基於合作、而非基於個人主義的社會可能產生較大的吸引力，還有國民黨在這場運動期間和隨後的種種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為了爭取中國經濟利益而採用種種遭人厭恨的帝國主義手段，以及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錯誤政策和低效率，都證明了西方文明的大缺點。除此以外，若是仔細研究西方各國對五四運動本身的政策和態度，也可以幫助我們對這次思潮起落轉變的原因，有進一步的瞭解。
以上我簡短地陳述了五四運動的範疇和意義，尤其著重它發生的背景。後續章節對運動中種種事件和觀念的評述，希望將能呈現一幅充分的圖像，以顯示這曾撼動了中國的根基，而40年後仍然餘波激蕩的20世紀的知識份子思想革命。
① 胡適同意張奚若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應包括1917年和1918年發展的新思想運動，也包括「五四」事件以後的那幾年。何干之主張五四運動應始于《青年雜誌》創刊的那一年，終於科學與玄學論戰結束的時候，即1915年9月到1923年12月。
② 1925年5月30日，2000多名中國學生和工人在上海遊行示威，抗議一名中國工人于5月15日在該市被日本紗廠衛兵殺害。遊行中，至少有11名學和工人被英國巡警槍殺，有20人受傷。6月1日，10余萬名中國工人進行大罷工抗議，導致20餘艘外國兵艦開進黃浦江，5個國家的海軍在中國登陸。5月30日以後，中國人至少再有8人被殺，44人受傷。「五卅慘案」及其後果，在一定程度上留存著五四運動的痕跡，對中國社會有著極深遠的政治影響。
③ 這裡我所用「知識份子」一詞比西方的intelligentsia含義較廣，我用它來指代稍富於流動性的知識份子集團，包括一定程度上受過良好教育的公眾、教師、學者、中學大學及其他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以及新士大夫級，並且包括其他職業性的新聞工作者、作家、藝術家和律師等。在以後的討論裡，我們將採用舊式士紳階級（old gentry）來指擁有土地或沒有土地的、只受過傳統教育的人群，他們構成了全國各地方統治勢力的一部分，或者是官僚職位的候選人；而「新式知識份子」（new intelligentsia或new intellectuals）一詞則指那些多少受過新式教育，或有西方學識人。因為在五四運動期間，大約80％的中國人仍舊是不識字的，所以這些名詞的應用特別富有意義。
④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企圖綜合中學西學的口號，可能是與日本的一個類似的觀念相互影響或並行發展出來的。日本人為了證明他們學習漢學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曾經提出「和魂漢才」的說法，據說這是菅原道真（Sugawara Michizane，845—903）首先提議的。後來在19世紀時，學的宣導者之一佐久間象山（Sakuma Shōzan，1811—1864）又提議「東洋精神、西洋技藝」。甚至熱心推行西化運動的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1834—1901）也造了一個可能是由上述推演出來的流行口號「和魂洋才」。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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