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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麥宗民
（取自中大學生報）
引言
本文所講的題目是，「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的簡單檢討」，內容除了對這幾年的學運歷史作簡單回顧外，尙會談幾個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些看法對大家來說可能並不新鮮，不過希望作爲大家的一個參考。
三個時期
學運從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發展到今天，有超過了十年的歷史，相信到了今天，也再沒有多少人會否定學運的正面意義；但是具體地總結近十年學生運動的經驗，爲數也不多。根據我的意見，可以將學運發展分爲三個時期：七零 至七四年是第一期，七四至七七年是第二期，七七年至現在是第三期，每個時期的發展都有它的不同特點。
第一期：七零—七四年
事實上，在一九七零 年之前，還有幾年的思想醞釀時期，惟不希望在這裏加以分析了。香港學運的第一個時期，是承接着上述醞釀時期而發展起來的，主要項目有中運丶釣運、反貪污運動、第一丶二屆中國週、反通貨膨脹等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運動的迅速飛躍上升。一一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是，而且行動的形式上比較激進。在七十年代初期，學生界根本沒有甚麼組織可言，學生會的事務亦沒有甚麼人關心。但到了七四年的時候，學生界已經凝聚了一群思想上比較成熟，同時在組織方面經驗相當豐富的同學，雖然這群同學爲數較少，但他們能夠在數年當中比較穩定地掌握學生會的行政權力，從而帶導學運的發展。比起四年前（七零年）來說，我們不能否認這是相當大的進步，而且這些力量正是通過四年來幾個大規模的運動而凝聚起來的。在思想方面，也從對政治問題很模糊的認識，發展到對國家丶民族、政府、主義等抽象概念的辯論丶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七十年代初期的幾個運動，在形式上，以當時來說，都是比較激進的，特別是釣運和反貪污運動，是運用了公開集會、示威和抗議等形式，但當時香港社會一般市民都是不習慣於這些群衆運動的形式，因此是造成了大專學生很激進的形象。
第二期：七四—七七年
第二期學生運動，是以學界內不同意見的分歧和衝突爲特點的。由於在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運動中，學運參與者對運動和對香港前途產生不同的見解，積極同學逐漸分裂爲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派系；其後，在中國問題的意見上亦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到了一九七四年，兩個不同派系同學分別控制一些不同的學生會或學生報紙等，思想分歧進一步發展成爲組織上的對立。例如在當年，港大有一連串事件，例如火燒學苑，學苑編輯民選事件丶四報聯刊事件、學苑改制等。到了七五年以後，有更多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同學出現，並且當選爲學生會幹事，基於雙方當時都未有抱着足夠的容忍和開放態度，衝突更加尖銳化，由港大一間院校擴展到整個大專學生界。由於不同意見同學之間存在派系成見很深，因此在各項活動上整個大專界未能團結一致行動，形成了各自爲政，甚至互相杯葛，抵制的現象。例如七五年初學界三團體發動「反電話加價」，學聯未有參加。同年，學聯搞「中國週」，港大同時又辦「現代中國探討」，而兩項認識中國活動在實際工作上是沒有配合的。
到前年（七六年），環繞着國內批鄧、天安門事件等問題上，學界衝突更加激化。當年在會議上、院校裏的大字報和學生報紙中，出現了互相攻擊的言論衝突現象，這些衝突甚至引起社會外界的注意。
可以這樣說，撇開辯論中的一些攻擊、謾罵而不說，當年的論戰本身是可以澄清問題的，因此不可以說這三年內由於學界的分裂導致學運的「停滯」；最低限度，大專同學可以接觸多種不同的看法。但很可惜許多同學的認識水平和理論層次都不算高，因此往往在辯論一個問題時，除了通常達到批評對方的目的外，自己的看法就沒有甚麼可掌握了，或者只是有空殼而沒有具體內容，因而在事實面前，一些空洞論點當然是不攻自破了。到了七六年「四人幫事件」之後，學界似乎突然「平靜下來」，激烈的辯論不再出現，大家似乎坐下從新思索以後的路向。雖然不同意見或派系都繼續存在，但大家的表現都比較踏實和理智，例如從正面組織同學，在開展各項活動方面下工夫。雖然，七七年仍然有學聯港大代表團退席事件，港大退出中國週等，但面對面的罵戰不再出現了。今年的金禧事件、釣魚台事件丶越南排華事件等，整個大專學界的行動配合基本出現相當的團結現象；我認爲學運已經進入了第三個時期。
第三期：七七—現在
對近一年來的學生運動又怎樣評價呢？這是有優點和缺點兩個万面。優點是：一些同學是能夠尊重不同意見，且在原則有分歧的情況下對一些具體工作共同合作，是比較好的現象；其次在金禧事件中有非常良好的組織性和持久力，爲當前改革社會路向提供一個較好的模範，這是很值得學習的，至於缺點是：有偏重於經驗主義的傾向。無可否認，過兩年對中國前途問題，社會主義問題，香港前途的討論實際是很少，甚至對「四人幫事件」還未有一個較爲全面系統的檢討。另一方面，和以前幾年的學生運動有些脫節跡象，再過幾年，新的同學可能對以往幾年前的一些事件甚至某些政治觀點等都會比較陌生了。事實上，我們應該每年都辦一些有關學運的講座和研討班，印發一些資料使學運有一種連貫性，令新同學更能掌握以前運動發展的肪絡。
學運意義和作用
跟着講講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香港學運的意義和作用問題。在講這個問題之前，耍談一下怎樣看香港的現狀
和前途。大家都很清楚，現在統治着香港的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和國際資產階級的複合體，他們各按本身的利益，去實施統治的策略。英國人對香港並沒有甚麼必然的政治上的責任；第一，香港的英國人數目不多，遠遠不能和香港中國人相比，因此香港不算是一個多種族的地區，如星加坡或南非一樣；英國人應該隨時有能力撤退他們所有的同胞。其次，香港在名義上已經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的領土，亦卽在法理上已不是一個英國屬地。英國人仍然可以維持在香港的統治，唯一的解釋使是經濟利益；同樣，外國財團在香港投資，所得到的亦是驚人利潤。我們知道，新界租約在一九九七年便期満，而中國並沒有明確表示到時是不是會收回香港，或者隨時收回；因此無論香港政府抑或是外資企業，都是企圖謀求在最近的十九年內在香港進行最瘋狂的剝削，然後一走了之。
另一方面，廣大的市民又怎樣呢？他們一樣看到我們觀察到的問題，他們也明白香港的前途並不決定於現存的本地政府。但是同樣重要的是，大部份香港人並沒半點意思起來爭取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們有空時寧願「打打四圈」，或去馬場，而將「政治」交給「立法局」所謂大人物去決定。
可以這樣說，在政府和人民兩方面，我們都看不出香港的明確前途何在。
香港的前途何在？
香港的前途決定於中國，除非爆發世界大戰，否則中國會在近五十年之內收回香港。届時香港會在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之下，展開新的歷史進程。其實這個事實亦是全香港人所知的，縱使有很多人不滿中共，不想香港出現解放，但他們仍然是靜靜地丶無可奈何地待接受這個日子。在香港亦有很多人都會爲自己打算，想到長遠將來怎樣，如何移民去美國或加拿大，但總是很少人會爲香港全體作一些打算，眞正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該靜靜接受一條似乎是既成的路。我可以說，香港人不能決定香港的前途，也不想去決定香港的前途。香港在政治上是沒有靈魂和內在精神的，而是在一個微妙國際局勢之下，被一些強大政治力量所擺佈的棋子。那麼可以做些甚麼呢？本地學生又能夠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在大專學界已經爭論了好幾年，但仍然至今沒有甚麼肯定結論。「反資反殖」論似乎是一個空中樓閣，「靜待解放論」又似乎會是宣佈學運的死刑。最近流行起來的，似乎是一種「改良主義論」做得甚麼便甚麼啦，見到甚麼不要便爭取甚麼罷。其實近一年來的金禧事件是同樣的例子這種做法是被動的，長遠的意義亦有限，但可以有實質的改良效果。
「改良主義」的做法當然有很多不要，但除此之外，亦看不到有甚麼其他更好的做法。
近一兩年有一個發展趨勢， 社會運動出現各個方面的團體共同參與，而學生反而比較起不到很突出的作用。這個趨勢會繼續發展下去，因此更須要注意並分析學生的特點和局限性。學生最大優點是文化比較高，缺點是沒有甚麼社會經驗，因此在運動當中一定要注意體察具體環境，接觸實際的情況，同時運用分析能力，以較長遠和廣義的角度去考慮運動的意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對參與者的自我敎育，在改良式的運動裏面，這一點是尤其重要，任何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是積累了以前很多次改良運動的經驗和力量而成的。
認識中國問題
第二是想講講認識中國問題，認識中國運動在前兩年的爭論是很大。無論在立場丶方法和觀點上，不同派系之間分歧都很嚴重。這種分歧到現在並沒有本質地消除，不過是隱蔽了而已。
事實上，一九七六年的爭論，還是不夠具體的，起碼對「四人幫」的爲害，大家彼此都沒有足夠認識和討論，對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亦有很多不了解。現在北京政府在言論上比較開放，一些落後面也願意揭露出來，所以，我們應該更加掌握正面和反面的具體情況，對國家問題作出分析和學習。
我覺得這兩年學界認中活動比較上搞得沒有甚麼系統，而且氣氛亦很低落。中國問題是否眞是再沒有甚麼值得檢討和學習呢？是否國內形勢大定，香港的認中活動就一定要低沉呢？我看未必。擺在我們面前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和探索也有很多方法，問題只是怎樣有系統地進行和加以發展。例如「四人幫」的問題就應該好好總結、檢討，但沒有做；文革丶毛澤東思想、現代化、敎育路綫等等，亦都是有爭論性的大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實際地去發動討論熱潮呢？
我認爲，在態度、方法上的爭論應可以繼續，但要就具體問題展開辯論，應該重新振作學界的認中氣氛，例如搞學生報的專輯等。
認中關社具體內容
最後講一點認中關社的具體路綫問題。
在原則上講，認中應放在第一位，因香港的出路唯有關心社會才可付諸實際行動，去改革社會不平，增進組織間的團結。關社以往有很多形式，各有所長，對它們的作用丶意義丶地位等，應該來一個總檢討。就個人所見，港大「社會科學學會」的「賭博在香港」調査，及金禧事件的參與是兩種不同形式，都應值得鼓勵。此外，可否考慮着手組織一個綜合性質的調査及研討，然後就香港政府最近十年的施政方針作一個初步性的具體意見書。
另外，在認識中國活動方面，應該開展一些與中國內地學生團體的聯絡，或者和台灣學生團體的聯絡，使到大家的運動進展能夠得到交流、協同、配合；同時對社會資料和學術資料等亦可彼此互相交換，最後的目標，應該是中國的學運和香港的學運結合爲一，這是我的一種建議。
另一方面，對中國當前問題應該開始踏實而具體的分析、研究，各間院校不同的學生組織/單位可發揮不同作用，務求帶出一種討論甚或激辯氣氛，增加對國事認識。我認爲只要在院校內重新組織起討論熱潮，發動更多同學參與學生會活動，舉辦更多形式的講座、研討丶專輯等，再結合社會參與的實踐，學運很快便會進入另一個高潮的。
（本文是作者應理工學生會邀請，於八月五日在一個學運座談會上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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