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在美國學者保羅·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回望革命家》系列之中的其中一篇文章，其中簡單回顧了葛蘭西的生平，以及其思想。
《回望革命家》系列之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文：Paul Le Blanc
法西斯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曾經這樣評價義大利共產黨人安東尼奧·葛蘭西：「毋庸置疑，這個經濟學和哲學的教授有一個犀利的大腦，儘管他是一個來自薩丁島的駝子。」在法庭上，葛蘭西被他的公訴人指控6項不同的叛國罪，並被處以20年徒刑，「我們必須讓這個大腦停止運行二十年。」
然而葛蘭西再一次打了當局的臉，他不是20年，而是11年後就去世了，並且在羈押期間進行了大量的思考，他的思想仍然在散發光芒，並深深影響了眾多學者和活動家直至今天。
成長
墨索里尼對他的評價點明了他的出身和身體上的磨難。他來自一個遠離義大利海岸的貧窮小島——薩丁島，他不僅駝背，站起來也不足5英尺高，走路總是一瘸一拐。儘管他有很多外在缺陷，但是據當時的一位旁觀者所述，「他以對學習鋼鐵般的意願克服了他肉體上的不幸，並付出了超人的努力。」
1911年，作為一名熱愛閱讀的優異學生，葛蘭西獲得了獎學金並進入都靈大學學習。他自青少年時代就一直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還有義大利社會黨的報紙《前進報》（Avanti）。他的一個兄長是義大利社會黨內的激進分子，但是這位年輕人卻有著自己的政治主張。
作為黨內的積極分子，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轉向黨內的革命左翼。在1919年，在葛蘭西的協助下，創辦了《新秩序》（L’Ordine Nuovo）週刊，試圖把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應用到義大利。這份報紙為參與罷工的激進工人發聲，這些激進工人積極參與總罷工和佔領工廠運動，並在1920年幾近推翻義大利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引起工人革命。
雖然領導工會的義大利社會黨溫和派迅速達成了妥協方案，以工人們的適度讓步和自由資本主義政權的繼續存在（如果是暫時的話）為條件，結束了這場罷工。然而，由於受到工人們暴力行為的驚嚇，土地貴族和工廠主們認為需要一個右翼的力量來反制他們，所以他們為前社會黨人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投入了大量資源。
受到溫和派背叛而心灰意冷的葛蘭西和其他黨內左翼人士得出結論，他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工人革命政黨。因而他們在1921年建立了義大利共產黨。
革命領袖，法西斯囚徒，《獄中札記》
法西斯勢力的迅猛發展引起葛蘭西和他同志們的擔憂，但是他們並沒有就義大利共產黨的可行的前途達成一致。葛蘭西秉持的觀點與有的同志產生了分歧，他認為有的人過於溫和而其他人過於死板，充滿宗派主義和極左思想。
他的觀點最終在黨內贏得了領導地位，並成為了黨內的核心領袖。他的文章深刻地影響和教育了党的工人基礎。
1924年，葛蘭西被選入義大利議會，此時他也是共產黨代表的領袖。1926年1月，他贏得了黨內多數。然而不久以後，法西斯主義鞏固了他們的獨裁統治，並逮捕了他。
他在1929年給他兄弟信中寫道：「我的理智是悲觀的，但我的意志是樂觀的。不論境況如何，我都設想了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以調動我所有的力量和意志去克服每一個障礙。」
獄中十年，他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寫下了34卷劄記，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許多方面。由於法西斯的審查，他不得不使用密碼般的文字和模糊的闡述。此時史達林主義的威權影響在擴大，共產國際開始變質，葛蘭西也十分關心，希望採取方法能夠超越史達林主義的影響。
據卡爾·瑪律紮尼（Carl Marzani） 所說（是他第一次把葛蘭西的「開放馬克思主義」（ open Marxism）介紹給英文讀者）「第一份手稿很簡潔，書寫工整規矩，後來筆跡開始搖擺扭曲，很不穩定而且虛弱。但是其中思想還是很清晰生動而有力。而行文風格仍然穩重專業，充滿幽默感、諷刺意味和語句中親切的轉折」 。
葛蘭西思想上的成就在他逝世以後多年仍然有巨大的影響。他在《獄中札記》最重要的工作是寫作於1929年到1934年間那篇廣為人知的文章《現代君主論》（The Modern Prince）。
列寧反對對俄國革命經驗作「教條和滑稽的解釋」，在共產國際的辯論中，他說道：「在歐洲，無產階級已經聯合起來了，我們必須爭取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任何不能理解這一點的都會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失敗」，葛蘭西學者彼得·湯瑪斯（Peter Thomas）總結到，「列寧關於贏得工人階級大多數的建議（廣義上的理解），指明了葛蘭西的基礎方向。」
馬基雅維利和葛蘭西
16世紀早期，尼克羅·馬基雅維利寫了一本關於政治權力與領導力的名著《君主論》，葛蘭西寫了一本《現代君主論》，而他所寫的不是君主制，而是革命政黨。
他寫道,「第一個要素是，確確實實存在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整個政治學和全部政治藝術都建立在這個基本的並且（在某些特定的一般條件下）不能簡化的事實上。」[1]
馬基雅維利和葛蘭西之間的一個不同點是在「在特定條件下」這一概念上，現代的階級社會，並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在大約5000年前形成的。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相信這些條件是能夠且必將被推翻的。
他還補充道，「培養領導者的基本前提是：人們是否認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始終都存在，還是認為客觀會創造條件，以使這種劃分不再成為必要？」[2]
馬基雅維利和葛蘭西的另一個不同點是，這個中世紀的理論家相信領導力是來自于個體的英雄和反派，而葛蘭西的核心觀點則認為「現代的君主」是集體的，並且只能是一個政黨。就像他寫的那樣，「政黨制度的形成」涉及到一個「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統一化（交通工具、報紙、大城市等）有聯繫的歷史時期」。[3]
葛蘭西批評現代這種政治觀點，「計算得票數」乃是一個長過程的終結儀式，在這種時刻，正是那些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貢獻給國家（如果當真如此的話）的人才具有最大的分量。」他繼續講到上層階級帶來的腐敗影響，現階段的話就是資產階級，「多數協商一致的歷史合理性已被金錢的影響證明是假的」。[4]
葛蘭西努力爭取一種真正的、廣泛的革命性的民主。如他所說，民主的工人階級委員會的政治生活不僅僅是「正式的民主標準」和「人民投票達成一致」，而是積極參與實現決策，給理想中的自治政府提供新的生命和更深遠的意義（或者說是工人階級的內容）。
革命政黨
這個涉及到葛蘭西關於「決定以建立新型國家為目標的政黨」的評論，在他1921年的短文《真正的辯證法》（Real Dialectics）中，他清晰地闡述了他看待義大利共產黨的角度，他認為義大利共產黨是從一系列重大事件汲取的教訓中即「真正的歷史辯證法」中誕生的，後者離不開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群體。
葛蘭西本人活躍在那些有著幾十萬成員的組織中，這些組織進而影響了數以百萬人民群眾。他批評極左團體「從來沒有或幾乎從來沒有代表同質的社會集團」，反而「在政治上像吉普賽人和遊牧民那樣」 。
相反，他認為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和運動與為戰勝上層階級的「霸權」而進行的思想和文化「霸權」（優勢）鬥爭的相互作用是必要的。
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必須「利用工人最優秀和最自覺的要素來組織一場激烈的組織運動」，他堅持「面對每一種可能的方式，社會主義者努力通過先鋒隊去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贏得自由和可以保證這種自由的力量。」
在他的思想和筆記中，葛蘭西系統地努力發展「現代君主」、有紀律和自覺的集體，以及革命政黨的概念。他認為這對釋放和調動被壓迫者的巨大創造力至關重要。那些為了人類的解放而不斷奮鬥的人可以從他的這份禮物中找到養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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