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猶太人問題到加沙戰爭: 論勞工錫安主義和巴勒斯坦解放

 一、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和人類解放

馬克思在1844年發表的《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深刻剖析了猶太人所受壓迫的根源。他認為,猶太人問題並非單純的種族或宗教問題,而是整個人類都面臨的社會問題,只有通過全人類的解放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決。

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被排斥在基督教封建等級制度之外,不能擁有土地,也被禁止從事許多行業。他們往往被限制在放貸、稅收等被視為「不道德」的職業中。然而,馬克思指出,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猶太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解放,成為了國家的公民,但這種解放也是有局限的。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利己主義基礎之上的。曾經在封建社會裡被視為「罪惡」的商業、金融等行業,如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支柱。而宗教信仰和種族身份,則成了被國家法律所保護或打壓的對象,它們與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利並無直接關聯。在這種狀況下,猶太人雖然獲得了公民身份,但決定公民權利的,從來都不是公民本身。

當社會和經濟危機來臨時,猶太人往往再次淪為被排斥和迫害的對象,就像在封建時代一樣。納粹分子和軍國主義者搶奪猶太人的財產,將他們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成為了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犧牲品。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國家本身就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它將人們的現實生活割裂開來。國家表面上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實際上卻以另一種方式讓人們臣服於國家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國家雖然標榜自己是世俗的,但它本身就像一個脫離現實的抽象存在,成了人們新的精神枷鎖。

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才能最終實現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人類的解放。這場革命要求工人階級作為主力,領導社會由資產階級民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不間斷變革。用馬克思的話說,只有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和異化,人們才能成為真正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

二、社會主義運動和猶太工人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歐湧現出一股蓬勃的猶太工人運動。1897年, 猶太工人同盟(崩得)成立,在俄國、波蘭等地組織猶太無產者,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發展世俗意第緒文化的綱領。崩得領袖梅德姆曾豪邁地宣稱:「我們加入社會主義運動,是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解放工人階級和全人類。我們組建崩得,是因為我們要融入廣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又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崩得不僅是一個猶太工人組織,更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崩得反對把猶太人解放簡化為建立猶太復國主義國家,而主張猶太無產者要與其他被壓迫群體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崩得還提出了「此時此地」(do'ikayt)的口號,強調猶太人應當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通過工會、罷工、遊行示威等方式爭取自身權益,而不是寄希望於移民他國。

崩得與新興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針鋒相對,認為後者是分裂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崩得「此時此地」原則不同,猶太復國主義者鼓吹猶太人要移民巴勒斯坦,在那裡建立一個排他性的猶太國家。勞工錫安主義 (Labor Zionism)更是通過在巴勒斯坦推行「勞動征服」和建立純猶太人社區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在俄國革命的洪流中,崩得成為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它不僅動員猶太工人投身革命鬥爭,還積極參與了1905年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三、勞工錫安主義的矛盾

勞工錫安主義試圖將猶太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理想結合起來,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俄國猶太工人運動的影響。勞工錫安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伯魯霍夫 (Dov Ber Borochov) 本人,就積極參加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並力圖在馬克思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找到結合點。

伯魯霍夫認為,只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猶太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猶太人的民族和社會解放。他寫道:「無產階級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工人階級社會,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社會主義,使猶太民族獲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他看來,猶太工人階級應當成為猶太復國運動的領導力量。猶太工人要靠自己的雙手建設巴勒斯坦,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伯魯霍夫的思想成為勞工錫安主義的指導原則。20世紀初第二次移民浪潮中,猶太移民開始在巴勒斯坦建立集體農莊(基布茲)和工人公社,付諸實踐。然而,這些理想在現實中卻是以犧牲巴勒斯坦原住民利益為代價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不諱言,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開發巴勒斯坦,而是要取代和驅逐阿拉伯人。他們要用猶太移民社區取代阿拉伯農民、工匠和城鎮居民,建立一個排他性的猶太人經濟體系。客觀上,勞工錫安主義造成了對巴勒斯坦人的剝奪和排斥。

即便在猶太人社區內部,勞工錫安主義的平等理念也難以實現。儘管基布茲體現了集體主義原則,但整個猶太社會依然存在顯著的階級分化和不平等。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米茲拉希猶太移民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代表性方面受到歧視。

隨著以色列建國,勞工錫安主義逐漸向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妥協。以色列經濟越來越依賴美國等國的援助,國內也開始私有化和市場化。頻繁的戰爭和軍事佔領,則進一步強化了國家的軍事主義傾向。近幾十年,以色列國內興起的宗教民族主義運動和極端定居者運動,更是以其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擴張野心和排外意識形態,主導了以色列政治。在這種背景下,勞工錫安主義已完全喪失了昔日的進步性,淪為民族主義的附庸。

四、當今巴勒斯坦的解放出路

以色列對加沙的持續打擊,暴露了雙方民族主義的破產。哈馬斯的原教旨主義路線,為巴勒斯坦工人階級提供不了出路;而以色列的殖民擴張,更是與對巴勒斯坦人的資本主義剝削和民族壓迫密不可分。

只有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工人階級以不斷革命的綱領武裝自己,組織起獨立的政治力量,才可能擺脫戰爭和暴力的惡性循環。這就要求他們拒絕猶太復國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虛假選擇,在共同的階級利益基礎上,在猶太和阿拉伯工人之間建立起團結的紐帶。

這意味著,要在該地區建立一個民主的、多民族的工人國家,保障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民族自決權。歸根結底,只有工人階級——不分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才能領導中東地區的社會主義革命,推倒民族隔離的高牆,實現人的解放和國際主義。

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所言:「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於自身,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