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學人講座整理：新左派在香港——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新左學社於 4 月 23 日舉行第一場新左學人講座，邀請了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Lala前來分享她最近有關香港火紅年代歷史的研究《衝擊「香港七零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講述當時毛派、托派與無政府主義和西方新左翼的關係，以及他們在本地激進思潮中的運動軌跡。以下為講座和問答環節的文字稿。

為甚麼要研究火紅年代？

Lala：大家好，我是 Lala，我是在國立中央大學念亞際文化研究，最近已經念完了，現在在聯經出版社工作，歡迎大家來買出版社的書。

今天很開心新左學社邀請我（來分享），但其實我對新左學社不是很了解，我對大家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為什麽會對我的論文有興趣，我自己也是很懞（疑惑）的，一會 Q&A 環節我也想聽一下大家為什麽會來聽我分享。這樣對話起來會比較有效率。我很希望知道大家為什麼會對我的題目有好奇，畢竟你們好奇心意味著你們聆聽的位置。

在開始之前，因為我沒有預計大家有看過我的論文，所以我就用我的個人經驗來帶一下，讓大家可以從我的生命經驗中理解我在做這個研究的起心動念和切入角度。

為什麽我會對左翼歷史有興趣？我從 2008 年開始在香港參與社會運動，當時在中大學生報工作，很快發現中大學生報是個非常左傾的報紙（媒體），然後我很快也被「荼毒」了，自己也左傾了。左翼是我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者政治認同，我去了解它的過去，有一部分是出於個人原因。

但其實在遇到左翼思想之前，我在中學時候是很相信資本主義，並覺得一切該成本效益至上，甚至對左翼的感覺有點反感。這源自於小時候有一次很荒誕的經歷，我在路上聽到有個阿伯跟我說：「你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那就是你只有兩毛錢，共產主義要分你一毛錢，說你的錢是我的錢，那你會願意分你的家產給別人嗎？」所以一開始看到香港有一班左翼覺得非常驚訝。

所以，成為了左翼以後，我就開始去想一個問題：為什麼公眾那麼恐左？恐左是怎麽出現的呢？為什麼我小時候那麼容易也成為了恐左的一分子？為什麼關於左派的論述，會只關乎「分家產」，而沒有討論到左翼中關於公平的追求？以至於為什麽要等我中大學生報的時候才左轉呢？所以我也有興趣了解左派被污名的歷史。

而當我開始去理解左派和左翼的歷史的時。我就發現大家會分得很清楚，跟我說他們是左翼，不是左派，意思是他們不是工聯會、不是中共，而是左翼；感覺大家都水火不容。然後我來到台灣之後就感到更加大的shock，台灣沒有那麼明顯的左翼還是左派的這種分別：左就是左，很多左甚至是有點統的。雖然嚴格地分，台灣還是有統左、左統、左獨、獨左跟不統不獨的左，但這種分野並沒有香港那麼水火不容，譬如左統和不統不獨的左，還是蠻多交集的，就算彼此不喜歡對方，也不會完全切割。 這使得我想問，為什麽香港左翼圈裏會把工聯會當作頭號大敵，會有那麽多的仇恨或批評，所以就決定來研究一下香港的左翼的歷史，也是左派和左翼的分歧的歷史。

香港新左翼的起源（之一）：《70年代雙週刊》

在追溯的過程裏，我的第一站就是《70年代雙周刊》。如果大家對於香港左翼歷史有了解，或者對新左翼這些説法有了解，都知道《70年代雙週刊》至於左翼的江湖地位，俗一點說，他們已經成為了像是「老祖宗」那樣的角色。如果問（新）左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從（老）左派中區分出來，所有人都會指向《70年代雙周刊》。

以前在中大學生報的時候，大家也喜歡提這份報紙。1970年1月1日有兩個小夥子，一個叫莫昭如，現在已經是白髮伯伯了；還有一個叫吳仲賢，英年早逝，留下了一本很厚的書的人；他們兩個人創立了《70年代雙周刊》，後來被稱香港新左翼、香港左翼第一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形象，就是又野、又洋氣、又玩得很開、很酷。討論的議題，包括越戰、流行文化、60年代嬉皮文化...... 總之就是很潮的一群人。他們真的很帥很瘋狂，我舉一些例子，譬如他們試過看到巴士沒有人就搶了巴士，把它開到山上等警察圍著他們才離開。保釣的時候也會想如何劫一艘船去保釣，就是又瘋狂又野性。

我可以理解香港左翼對《70年代雙週刊》的崇拜。畢竟在香港做左翼其實是特別不光榮的事情，這時候大家都會有想找很帥的東西給自己撐腰吧，那《70年代雙週刊》就可以給予你一點文化自信，讓自己覺得「當左翼是很屌很帥，你們懂個屁？」——大概就是這種心情。

但當我去訪問莫昭如的時候，很快發現自己的這些覺得對方很屌的崇拜，有很多的投射成分，我也會自我反省。譬如我當時問莫昭如，你們的思想資源是什麽，他説了兩個東西：第一個是留學：莫昭如在澳洲念書的時候，看到原住民保衛運動，60年代也在反越戰，整個世界搞抗議抗爭都非常火爆，他真的是被西方新左翼浪潮所影響的——也就是那些看起來很洋氣很屌的東西，這個部分聽起來沒有讓人很驚訝。

但讓我很驚訝的是，他們第二個思想資源其實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紅衛兵。我當時就在反省自己為什麼聽到這一點那麼驚訝。說白了，這是因為自己一開始有點「洋土之分」，會想追一些「洋氣」的東西，會因為沒有自信而不敢碰「很土」的東西——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後來我發現不應該這樣分的，而是應該去問到底他們當年經歷了什麽東西，為什麽覺得某些東西是有用、可欲的，而不是硬分新/舊、洋/土，而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其實香港的左翼或新左翼，跟左派就並不是完全斷裂的歷史。

關於文革與香港

要理解文革造反派對香港的影響，就要理解文革、理解六七暴動。大家都知道 1967 年是很重要的年份，當年發生了香港左派暴動，也叫六七暴動，或是反英抗暴。這個暴動其實不只是一個暴動，而是一連串的行動時間，從 1967 年 5 月至 11 月，當時的左派是跟中共有關的，也是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他們發動了非常多的反殖抗爭，包括遊行示威、罷工、扔炸彈、暗示，直到 11 月最後就無疾而終。很多人對於與六七暴動的判斷都是覺得它很糟糕，是文革的延申，是不值一提的東西，也會説工聯會把香港搞得很混亂，左派等於暴徒，左派等於搞搞震。但是如果追溯在 1967 年之前左派到底在做什麽，我們會發現左派在香港一直很潛伏，他們本來的特色其實就是搞搞震的反面。所以問題就是：為什麽 1967 年前一直在潛伏的左派，突然1967 年的時候會跑出來扔炸彈呢？為什麽會風格都改變了？在做訪問和文獻研究以後，就會發現這和文化大革命有很大關聯。

在這裏要先説一點關於文革的東西，可能大家會覺得文革是很瘋狂的東西，有很多批鬥和慘案。但我們不要把文革看得這麽簡單，其實文革包含了不同派別在政治上鬥爭，最簡單來説，毛澤東、造反派和老紅衛兵都是有不同的盤算，也有不同的理想。我們不可以把文革看成只是權鬥。歷史化地看的話，參與當中的人其實是為了不同的理念而進行或明或暗的鬥爭。所以，為什麽會有文革？我不認為只是去歸咎「毛澤東很壞，為了奪權所以動員群衆」就可以了。我們要聞：為什麽那些人願意被毛澤東號召呢？譬如，學生批鬥自己的老師、基層批鬥幹部——這是大家都覺得很壞、很恐怖的事情。但問題是：為什麽學生要批鬥自己的老師呢？為什麼基層要批鬥幹部？毛澤東叫他們批鬥就批鬥？學生自己沒有腦袋？基層沒有自己的想法？批鬥背後會不會是之前已經埋下非常多結構性因素？例如他們對權力和官僚的反感在那一下爆發了？這是我對文革的看法：我們不應該單單把文革看成很糟糕的事情，我們應該一方面需要肯定它的悲慘，並且直視當中的問題：包括死人、批鬥、鋪天蓋地的冤案。但我們也要正視當中理念的部分，包括對正義的追求。我認為，許多的批鬥背後，其實是對官僚主義的不滿、是對中共的下而上的改造。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這樣的一股力量，不過毛澤東就把這批造反力量收割，變成自己奪權的方法，這裡導致了很多的擦槍走火。

所以說，香港的左派之所以起來造反，其實並不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影響而已，而是文革中造反派的影響。為什麼突然反殖？其實就是被造反派那「造反有理」的風潮所洗禮。他們開始在想生活中有什麽東西需要去造反，當時最直觀的就是殖民主義，所以才會有六七暴動，要去反對港英政府。但是六七暴動最後是失敗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中共中央不想他們反殖。他們聽到的造反的號角，其實是造反派吹響的，不是中共中央的旨意，中共中央根本沒有立心要香港造反到底，就好像毛澤東也不是真心支持大陸的造反派紅衛兵那樣。

雖然說文革期間的中共也有很理想主義的地方，譬如中共也會說要和第三世界兄弟走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但中共同時這樣做是為了戰略考量。在國際上聯合第三世界反殖對中共可以有效突破美帝蘇修，但到了香港，中共有其他的考量。為什麼中共在香港不講反殖？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當時是冷戰期間，中共是在備戰的狀態下，它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隨時會開始。那要如何準備自己在戰爭裏獲勝？就是讓香港繼續成為一個開放給世界的港口和自由港，才能讓貨物、軍備和物資流通。如果反殖後讓香港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它就不在自由世界了，無法成為中轉港，所以中共要延續港英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根本不想香港的左派反殖。

所以我們可以說，香港左派的六七暴動，其實是傳承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來自一種反官僚主義的革命的力量，但左派誤以為造反派是中共中央，最後才發現搞錯了，然後當中有的以為是中共拋棄了自己，有的是以為自己聽錯了中央的指令。其實他們搞錯的是，中共中央的權力核心當時出現了散射。不過他們可能到現在都沒搞清楚這點，然後就自六七以後頹得不得了。

在 67 年以後，香港的左派採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也就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其實本來就是他們一直以來的策略，但他們 1967 後有把這個策略進行得更加的徹底。。用更通俗的説法，就是把左派自己想成白蟻，一聲不響地把整個房屋的結構給蛀穿，然後住在裏面控制這個房子，意思就是要滲透、控制香港的官僚結構、殖民結構、資本主義，用這個方法去摧毀它，摧毀的意思是為中共所用，而不是為英國或美國所用。所以在 1967 年以後，左派都沒有反殖。

左派這個不反殖的轉向當中，有沒有一些老左派有異議？有失望？我覺得是有的。記得有個 YP（young prisonors，被拘捕的暴動青年）在出獄之後，他説他非常失望，因為他發現「無殖可反」，意思是左派不承認他反殖的心，或者承認他愛國，但不承認反殖是正當的。很可惜的是，其實之後的新左翼儘管他們也是受到造反派影響的，但他們沒有和這群 YP 相遇。所以這樣看，左翼和左派就是切割的兩群人。因為左派拒絕和停止公共抗爭，不再搞社會運動嘛，所以搞社會運動的那些人自然就是左翼，跟左派分道揚鑣了。不過如果從左派跟隨造反派的這段六七的歷史來看，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和《70年代雙週刊》的那群新左翼其實沒有想像得那麼遙遠——彼此都有造反派的思想資源——但或許兩面都沒想到自己有這些淵源呢。

毛派、托派、無政府主義與西方新左翼的相互影響與滲透

回到《70年代雙周刊》，也就是現在很多左翼會承認的一個「源頭」，那他們是怎麼出來的呢？就好像我之前所說，他們首先是有來自西方新左翼的資源。莫昭如和吳仲賢在 1968 年的珠海事件校園抗爭事件中遇到對方，然後一拍即合。他們當時都覺得香港的左翼、社會運動實在是太糟糕了，但這個糟糕的判斷是怎麼來的呢？是因為他們憑空地跟外國比較，所以就會覺得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外國的抗爭特別甜，然後覺得香港沒有抗爭很不ok。他們就想要在香港搞搞新意思。

我在看《70年代雙週刊》的成立的時候，除了需要去讚嘆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以外，其實也該理解他們為什麼可以初生之犢不畏虎。其實這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不把六七暴動當一回事，所以不會感染到六七過來人的那種深陷其中的運動無力感。譬如莫昭如就曾經說過他當年就覺得六七很笨，因為他說「覺得毛澤東好戇鳩」，覺得都是一些千人一面，做一樣的動作，喊一樣的口號，所以很傻。也就是說，他們正正是因為很很ignorant（膚淺）、很白左、很洋氣、很未經反思地覺得毛澤東的集體主義不好，以及有很重的革命的高下和hierachy（階級）的分野，所以才可以那麼簡單地輕視六七暴動，也因此沒有被六七暴動的失敗感籠罩，才有了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

他們看到外國的社會運動搞得很厲害，就覺得香港為什麽這麽不行？他們當時很喜歡看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裏面有個叫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組織，大家可以理解成水平化的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不是無政府主義的黑人民權組織。他們看就覺得「很屌」，應該拿來在香港用。其實很搞笑，香港都沒人在搞社會運動，你還要搞社會運動組織，那誰來參加呢？既然沒有人，那就找人來辦雜誌，雜誌是個幌子，大家打開門誰想做雜誌就一起做；雜誌是個載體，真正是希望聚集人來搞社會運動。

剛剛我講了很多《70年代雙週刊》初期的「壞話」，其實不是想要去砸他們的招牌，而是希望大家理解香港新左翼的源頭那些很ignorant的部分，並且希望大家去正面這些歷史。事實上，我認為《70年代雙週刊》的人後來是有去反省自己的。這裡有兩個動力。一個是間接地受到《盤古》的包奕明的毛派思想影響，另一個是直接地受到文革造反派思想的影響。

1. 《70年代雙週刊》之前的《盤古》、包奕明與西方新左翼

其實在 1967-69 年，也就是《70年代雙週刊》之前，有一本叫《盤古》的雜誌，這本雜誌有影響《70年代雙週刊》。《盤古》裏的一個靈魂人物包奕明是個台灣外省人，跟父親來到台灣，出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非常討厭國民黨，有思想的青年在那個年代都是討厭國民黨的。他們一開始是自由主義者，在反對國民黨的過程中，包奕明就被捉起來了，差點被槍斃，他爸爸是高官，所以免他一死，出獄後去美國逃命那樣。他在美國就接觸到黑人民權運動。剛才説《70年代雙周刊》喜歡黑人民權運動，包奕明也喜歡黑人民權運動，但包奕明喜歡的黑人民權運動是黑豹黨的黑人民權運動。如果大家看過黑豹黨的東西應該會很清楚.....那是美國新左翼的毛派代表。

同樣是黑人民權運動，包奕明到美國後得到的思想資源是黑豹黨的思想資源，其實黑豹黨就是毛澤東的思想。莫昭如和吳仲賢喜歡的黑人民權運動是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東西。後來包奕明來到香港......為什麽會來有點複雜，先不講。他在 1968-69 年來到香港，遇到了《70年代雙周刊》這些人，其實他們的背景是很像的，都是經歷黑人民權運動、喜歡新左翼，但是西方新左翼本來就是有很多不同派系，百家齊放，他們取了很不一樣的思想資源。包奕明覺得自己到美國後，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中國，因為在台灣無法讀到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東西，所以對他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他看到毛澤東主義不止在大陸搞出文革，在美國能搞出黑豹黨，他就在想如果推廣出去，能不能拿來反對蔣介石？在香港的話，能不能成為把毛澤東思想擴散出去的地方？

包奕明在香港就一直spread the gospel of毛主義，我覺得吳仲賢是有點被説服了，我們能看到他在 1968-70 年期間有思想轉向，從以前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主義左翼，慢慢傾向成左翼或者民族主義情感左翼，這些是《盤古》及包奕明的毛澤東思想幽微的影響吧。

2. 托派與西方新左翼

但吳仲賢還是很清醒的，他覺得毛澤東理論有不錯的地方，但文革看起來還是不太行，所以他想找一個新的主義和主義，去構想未來，所以就去找思想資源，最後在各種左翼思想裡面選擇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最後再變成了托派。為什麼會變成托派呢？這跟他去法國有關。吳仲賢搞了兩年《70年代雙週刊》以後就去了法國。為什麽要去法國呢？就是要尋找革命，這些人真的很浪漫！他們看到 1968 學運就覺得很浪漫，要去法國追尋革命，他們説走就走，去法國半工讀，其實也沒有賺到什麽錢，生活還蠻苦的。如果大家有看莫昭如和吳仲賢archive，吳仲賢都要典當他的皮衣了，他在外國的生活也不是很好。然後香港的《70年代雙周刊》走了一大批人，人手不足搞不起來，也很虧損，莫昭如就一直在欠債。

3. 托派與無政府主義的分道揚鑣

直到 1972-73 年，莫昭如和吳仲賢聊了以後才決定回來香港，他一開始沒告訴朋友，其實在去了法國的時間裏，他成為了一個托派。然後托派的吳仲賢就和《70年代雙週刊》的無政府主義分裂了。在 1973-74 年左右，莫昭如和吳仲賢就分手了，各自做不同的組織，後來他們在訪問說分開的感覺非常心痛，感覺被背叛一樣。

分手的時候，很多問題都暴露了出來。譬如莫昭如那些人也開始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他們經常說要反中共，中共很可惡，文革很恐怖，但當別人問他為什麽恐怖、你的資料從何而來，他們發現他們對中共的理解很少，甚至是很被冷戰宣傳影響的。這也是《70年代雙周刊》有趣的地方，他們在早期的時候還刊登過 CIA 的報告《殺人盈野的暴行》，引述了美國政府冷戰下的研究，你可以説這是為了抹黑社會主義陣營的報告，所以無政府主義派發現自己對中共的厭惡是建立在帝國的視角，至少是美帝國的視角。在 1973 年，莫昭如和吳仲賢分手前後，莫昭如其實也在想這個問題， 他們發現他們對中共一無所知，他們也很焦慮吧。

4. 無政府主義與文革造反派的相遇

 

這時候剛好《70年代雙週刊》就遇到了造反派——就是 1967 年影響了香港六七暴動的那種造反派。話說這些造反派他們後來逃到香港。他們為什麼逃到香港呢？就好像 1967 年暴動這種擁有造反派氣息的東西其實是不被毛澤東真心支持那樣，大陸的文革造反派也是被毛澤東用完即棄，當中很多造反派被壓迫，上山下鄉的時候覺得自己沒有前途、不知道在哪裏搞革命，在很絕望的情況下來到香港，遇到《70年代雙周刊》的新左翼。他們在溝通交流的過程中，無政府主義派被大陸造反派影響了很多，不但兩者對巴黎公社的看法一拍即合，文革造反派帶來了很多一手的對大陸的研究和觀察，這些都使得《70年代雙週刊》眼界大開，而要到了此時，他們對大陸的批評才是有底氣的，至少有了研究、有了informant。我認為香港新左翼是到了這裡，才不只是ignorant的白左。

5. 小結：你要當什麼派？

當時作為非左派的左翼可以選擇的，基本上就是（野生）毛派、托派、無政府主義者，而選擇什麼不是個人喜好這麽簡單的問題，關乎的是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世界。

如果包奕明這種毛派，他們看到的世界是毛澤東主義被鎮壓的白色恐怖世界，在那裏毛澤東主義就是有天然的反叛性和激進性，他對這個東西有天然的好感，而且他們還看到剛才提到的黑豹黨、看到了毛澤東講第三世界，他會覺得這個東西有出路，這是包奕明的世界。

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看到的世界是中共很恐怖，文革很白癡，西方新左翼很酷很屌的世界，同時看到黑人民權運動的水平化組織，他們就覺得這非常美好。簡單來説是「這個不好，那個也不好，中美都不好，那就無政府主義吧」，有點這種感覺。

而托派為什麽要從無政府主義分裂出來嗎？不是説莫昭如和吳仲賢是好老友嗎？因為吳仲賢覺得民族主義裏有可利用的東西，民族主義有些東西是通往國際主義的道路，簡單來説是莫昭如覺得可以直接國際主義，可以直接在香港關注越戰、原住民，但是吳仲賢就覺得你們去過外國，接觸過原住民，親眼目睹了黑人民權運動，你才覺得這些東西好。對於香港很多人沒有出過國、他們基層、沒有這些視野，那應該如何讓他們與遠方的人和世界連結？然後說做國際主義抗爭，為全體人類解放事業一起努力？吳仲賢就覺得這太遙遠，所以想從理解和解放香港的同胞開始，然後解放中國的同胞，最後才是解放世界的同胞，所以他覺得國際主義需要民族主義銜接，要先關心你身邊的人，他覺得托派的國際主義不是和民族主義敵對的。所以吳仲賢在毛派和無政府主義走到派別比較中間和折中的，那在當時的選擇也就只有托派了。因為托派至少對中國有興趣的，並且也在叩問無政府主義派。

托派+無政府主義派Vs毛派

到了 1974 年，香港新左翼可以説是分三派。第一派就是《70年代雙週刊》的無政府主義派，第二派就是從《70年代雙週刊》分裂出去的托派，第三派就是毛派。但我必須要說，毛派雖然表面上就是等於左派，就是等於不抗爭的那一派老左派，但內部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差異，譬如包奕明這種是野生的、有西方新左翼影響的毛派；六七暴動 YP 中有那種其實是渴望著抗爭但是長期被壓制的、有造反派性格的毛派；當然還有那種對中共唯命是從的毛派。第一種比較是新左翼，新在於他們和老左派的韜光養晦的性格不太一樣；後兩者比較接近老左派。我要講的是，其實左派或毛派內部都是有很多的 dynamic，雖然我們可以簡單界定說抗爭的就是新左翼，不抗爭的就是老左派，但其實兩者之間也沒有分得那麼清楚，譬如野生毛派就是很擺盪的。

而在三排當中，托派和毛派的矛盾就很激烈。在 1974 年有一個事件，把剛才所説的意識形態都爆出來，就是「毛托相爭」。1974 年發生「反加價運動」，之前發生了石油危機，物價騰飛，民不聊生，失業率非常高，有些非官方的數字說達到 20%。那個情況下，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派決定要去搞行動，他們的判斷說資本主義要爆了，世界要爆發革命，所以現在號召大家革命。他們就很天真地去到工業區，舖一個 Banner 說要絕食，叫大家佔領工廠，他們的幻想是：只要他們站起來，身後的工人就會跟。為什麽他們可以那麼勇呢？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他們錯估形勢。他們沒了解到，其實香港工人在 1973 年的時候炒股票就算炒輸了，他們的心態還是認為自己有機會炒股票翻身，加上 1967-73 年香港經濟是在騰飛的，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根本沒有打算抗爭。大家的心態還是會認為搞抗爭又會變成 1967 扔炸彈了，而他們相信之後還是會上揚的、個人努力還是有階級向上流動的空間的。所以當時的人即使失業、生活不好，他們相信這是短暫的，之後還有很多機會會好起來，所以反加價運動是非常失敗的，沒有人跟啊。

我們看這個運動的時候，發現有兩個很有趣的地方。第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毛派——不論是國粹派，也就是毛派學生，還是六七暴動 YP，都非常反對托派遊行示威，而包奕明等野生左派也基本上是站邊左派。這完全顯示了老左派和新左翼之間的決裂，也顯示了各種毛派的造反派性格幾乎被閹割。六七暴動之後（中共）叫毛派不要動，萬一反殖成功，大家要推翻殖民地，香港如何成為中國利用的窗口呢？所以要各種毛派都要反托派，1974 年事件可以被看成左翼和左派的大對決，新左翼和老左派來一次絕地交鋒。

第二個有趣的地方是，我認為當時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對香港的分析完全是「西方老左翼」的分析，就是經濟決定論，物質基礎斷定抗爭。西方的發展史出現新左翼就是發現工人生活的感知不一定和經濟決定論完全吻合，簡單來説，就是左翼發現工人要不要反抗不是經濟決定的，而是生活上有很多感知被形塑，可能是文學、流行文化、身份認同——所以才會出現新左翼的意識形態。然而，當時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所説的論述恰恰就是西方老左派所講的東西。這樣看，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是真的是所謂的「新」嗎？他們新在哪裏？

我認為，如果在西方歷史本位的方法來説，可以說他們真的沒有任何的創新。但是如果放置在香港的話就能看到創新的地方，他的創新是在於他們反對那不敢反殖、唯中共是從的老左派，他們的創新在於他們殺出一條血路出來。他們之所以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卻同時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程度的斷裂——即他們不承繼左派的那些暴動後的無力感——另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傳承，他們傳承了文革造反派那種造反到底的力量。這樣看起來，香港新左翼，也就是《70年代雙週刊》和托派等人，他們的新是在於勇於抗爭，但這也是他們調動了很多舊的資源，包括那些經濟決定論的屬於西方老左翼的資源、造反派的資源。所以新舊左翼的分野，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理解，才是有意義的分野吧。

此外，補充一點，就是關於包奕明那種毛派，他們到底最後到哪裡去了呢？譬如剛才提到有些毛派是喜歡黑豹黨的，那他們的位置是什麼呢？我認為他們一開始也不喜歡中共對香港的韜光養晦的安排，包奕明等人也覺得香港應該是搞反殖回歸的，但他到最後也很無力。包奕明的精神世界是很崩潰的。野生的毛派是被中共拋棄的一群人吧。你愛中共，但中共沒有很愛你，你以為的中共也不是你以為的樣子。我有時候都會很好奇，如果這群毛派堅持抗爭，成為先港新左翼的一員的話，或許今天的新左翼不會和老左派那麼的水火不容，或至少彼此會有更多的理解。

總結

我的總結就是在想新左為什麽要邀請我，他們說是要問香港有沒有新左翼？香港新左翼是什麽意思？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麽？我想給大家灌輸的是：不要憑空地去定義新左翼、憑空地說無政府主義和托派特別新潮。我想告訴大家：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要看到他們有很多舊左翼的元素。

例如，托派在香港的轉變有一點毛派的《盤古》影響、毛派在香港有黑人民權運動新左翼的影響、黑人民權運動有文革的影響、無政府主義派有西方舊左翼的論述，這些都不是線性的時間說左翼的發展從土到洋，從不好的理論到好的理論，事情不是這樣的。他們決定去運用什麽樣的理論，關乎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新還是左，是他們在脈絡中覺得什麽是新的問題，對這些新的問題要提出解方，當他們提出來的解放跟以前的人比起來不一樣的時候，他們就是新左翼。

那 1970 絕對是新左翼崛起的日期，那是因為他們勇於抗爭，和此前韜光養晦的就左派做了斷裂。他們開始讓人有意識到：當左翼不代表要親左派，也不代表一定要變成中共地下黨，這是他們所開創的東西。但是他們不是西方新左翼，只是相對於六七暴動的左派是新的左翼而已。

同樣包奕明這種野生毛派其實也是新左翼，他的路線也很有趣，我認為他是要做真正的有抗爭性的、理想性的毛澤東思想......而不只是權鬥的毛澤東。他講群衆路線，講民族主義，講第三世界，他們很想對中共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和溝通，覺得不用把中共推翻，而是變成中共的一部分，讓中共改變。不過我們看到其實他們到最後是失敗了啊，他們是那麽的愛國愛黨，想和中共左派互動，最後就是被中共地下黨放在一邊了。

我寫到這部分的時候，也會在很好奇台灣的左統有什麼感覺。台灣的左統不明白香港為什麼左翼都和中共勢不兩立，我希望他們看到這裡會懂多一點。香港歷史上不是沒有出現過獨立的、想和中共溝通的左派，但他們失敗了。中共對香港就是有一套上而下的政策，這裡沒有民主可言，也沒有要跟你商量可言。我在寫論文的時候，都會想跟台灣的左統聊這個事情。

同時，寫這個論文時，我也很想和香港的年輕的新左翼溝通。就是我很想要鼓勵大家不要去追所謂最新的理論和潮流，也不要只是看著西方左翼來給自己做指引。這些想法特別笨。我們要創造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方法，甚至是往中國大陸的、第三世界左翼理論和經驗做借鑑，中國大陸歷史中有許多的革命思想，包括毛澤東的，我們都該多理解。譬如我就覺得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是大家要學習的，群眾路線其實就是和公衆對話及調動公眾的方法，讓左翼講人話。這些我們都可以學啊！

最後，我想，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可以攪擾到一些刻板一項、攪擾了一下hierachy（階級）、統獨、新舊這些分野的話，那就成功了。

問答環節

主持：回應 Lala 剛才説我們新左以火紅年代的講座開始，而且 Lala 這份研究是比較新的，也會想和第三世界國家或外國運動接軌，我也是從論文才知道文革裏的造反派、無政府主義作為毛主義以外的道路。我們新左對於火紅年代怎麽看、如何定義香港的新左、要不要定義、香港左翼的脈絡是如何的，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探討和書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與學社，以下開放Q&A 環節。

Lala：我和大家再安利一件事，剛才提到 1974 年毛派和托派有大亂鬥，當年的文獻大家都可以在中文馬克思文庫Marxists.org，去看他們當年如何反對托派，毛派如何罵托派。當時那個筆戰裏面有非常多情緒，尤其是毛派對托派的憎恨，而如果把它放在毛派或左派被要求不可以反殖的脈絡下，就可以知道為什麽毛派這麽討厭托派。我覺得這是内心有點不平衡的表現吧。

參與者：我沒有看過 Lala 的論文，但我聽剛才的報告，覺得蠻有啓發性，因為她最後説1970年代的左派，無論是那個具體派別，都有很有趣的地方，例如通過大陸來的造反派去發展自己政治立場和思想，打破了新左派是洋貨和舶來品這個傳統印象。我覺得這很有啓發性，如果大家在香港有經歷 2019 年社會運動，在今天中大新左說想發展新左的運動，我們是不是也對古今中外，包括中國，一些進步或民間的思想作為參考呢？我最近在想這個問題，覺得很有啓發性。反過來，如果對現在中國大陸的人或知識界、文化節，有刻板印象覺得他們不好或老套，這就很可惜，本來它有很多有價值的思想養分，例如國内有個很老的學者，叫錢理群，他其中一個工作是通過重新發掘五四作家魯迅思想，來重新解釋左翼思想和未來，他最近十年在一些文章提出左翼魯迅這個概念，我覺得對香港或華人圈發展新左而言是蠻有啓發的。

第二點是關於包奕明，我不了解他，但我年輕的時候見過他的弟子，叫周魯逸，大概1987-88年，我和暨南大學同學有些是他的學生，思想上的學生，我們去他家裏聽他分享，但是他的思想如何演變我就不太知道，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活著。如果 Lala 説包奕明的思想有沒有在香港留下一些種子，我覺周魯逸是一條綫索。

最後我想問一下，《70年代雙周刊》他們從中國造反派得到很多啓發，但好像同時也説他們的思想崇洋，那究竟他們的思想史如何呢？

Lala：關於錢理群，給大家安利一本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他寫文革的書，不完全講魯迅，但這本書是我理解文革很重要的讀本，也是論文很重要的文獻，也剛好是我工作的出版社所出版。

我先回應他們又崇洋又和造反派接觸的問題，我覺得是由階段性差別，我理解 1970-73 年的《70年代雙周刊》都是非常崇洋和洋氣的組織，而 1973 年是個轉捩點，1973 年後的《70年代雙週刊》才對中國問題有反省。這裡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有和造反派接觸，另一方面是《70年代雙週刊》也對中國問題有很多的興趣，所以對造反派來訪也很積極。我理解這個積極是和吳仲賢變托派有關的。1973 年的無政府主義和托派是在分手的邊緣，當時吳仲賢剛從法國回來，變成托派，他跟無政府主義的莫昭如吵架。吳仲賢還寫了很多文章批評《70年代雙周刊》，寫他們分手邊緣在吵的問題，其中一個包括如何看民族主義？是不是要抛棄所有民族主義？還是它是集體反帝國的記憶和成為左翼的基礎？中國或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是反帝的色彩，所以第三世界左翼和西方左翼所走的軌跡是不一樣，第三世界左翼面對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入侵，他們的左翼發展和反帝連在一起的，他們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和左翼的内涵連在一起。但是西方他們就是帝國，不需要經過被帝國入侵的問題。民族主義是不是真的那麼糟糕？中共是不是全然的爛？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激發了《70年代雙週刊》的無政府主義派對中國的好奇心，讓他們更加惡補了中國歷史。

無政府主義派是一方面罵托派是先鋒黨，但另一方面也有被托派罵醒的，他們發現自己對中共一無所知，至少從吳仲賢的滔滔不絕來看，無政府主義派當年一定是輸的。這是剛好造反派來了，這個心境他們也在改變，所以 1973 年之後的《70年代雙周刊》和 1970 年的周刊可以理解是脫胎換骨的狀態，他們對很多問題有明確的理解，特別是中國問題，因為造反派帶來一手資料，至少可以講清楚文革是什麽，不用再用冷戰的方法去講。這兩個東西（崇洋與造反派）不一定衝突，是因為有年份上的分野。

另外關於周魯逸這個人，我也可以講一下，我覺得他特別傳奇。我在做論文的時候想打電話跟周魯逸聊，但他的耳朵不是特別好，聽不見我説什麽，所以我就發信息，他是個火爆的老人家，我都不知道如何和他溝通，但他也真的很有見地......他 2019 年在youtube上講香港政局，而且是悼念包奕明，所以我對包奕明的理解是透過周魯逸去講的，他認為他和老師包奕明當年曾經很想反對《70年代》的洋左，又反對中共的問題，但他說他們有點失敗，老左派根本不接納他們這些野生毛派。他也有提到進入建制派之後，看到很多問題，例如拍馬屁、只用自己人、不願意開放體制廣納人才等。周魯逸有提到，包奕明也在這個失望的情緒中的。

周魯逸其實在 80 年代有提過民主回歸論，具體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更廣泛而言，在 80 年代中英談判時，很多左翼受到 70 年代毛派間接的影響，所以他們決定回歸是ok的選項，只要民主就ok了，民主回歸論就誕生了。香港不像台灣一樣有一下子跑到講獨立——我們獨派意識是近幾年才流行起來——這裡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左翼的理念在背後，要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也就是說回歸的議程在進步青年間得到支持，多多少少印刻著左翼的理想。其實回歸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概念，那麼多年來在討論回歸的時候，民間的知識份子、進步青年、左翼，都會把回歸仔細地分不同層面的回歸。

其實我都覺得左翼為我們留下了很多的legacy，雖然這些legacy好像有點斷層，大家一般感受不到。但譬如吳仲賢後來在支聯會就留下了建設民主中國的訴求，為什麼要建設民主中國？其實是因為要建設社會主義中國。這裡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我想給大家一個認知是：香港左翼在很多地方留下足跡。

參與者：我想問一下剛才提到民主回歸論有左派色彩，這個論述在千禧年之後繼續存在，你覺得直到今日這個理論是不是都有左派色彩？你的論文也提到左派變成現在的中共體制下的左派社群，例如工聯會、建制派。

Lala：我剛才說民主回歸論很明顯就是有的，譬如羅永生也寫過他們當年提民主回歸的時候的左的影響。

這個問題，我可以用兩個方法回答你。如果真的要我下判斷的話，我會說工聯會沒有左、建制派也沒有左，那個東西真的太少了，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在六七以後已經是和左 irrelevant，他們和左已經距離非常遙遠，經過歲月洗禮之後，我覺得他們剩下的只有非常赤裸的唯命是從，他們就是愛國嘛。但這個説法是立場式的説法，下這個立場是為了行動、為了指出誰是朋友、誰是要批判的對象。

如果有更多空間的話，我會認為工聯會還是有一些左的成分。他們「左」是不是說就斷掉了，一點都不剩呢？我覺得可能不是，歷史總留下痕跡。工聯會搞很多基層服務，這多多少少也是有一點左翼的legacy。這裏我想援引梁寶龍，他是香港做工人歷史研究的民間知識分子，他認為雖然中共和工聯會有很多問題，但對香港工人最有利的方法是各個派別都同意一個目標，這樣的力量是最大的，而他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他不是覺得這個「有可能」不是憑空的「有可能」，他是有根據的，我想，梁寶龍也是認為工聯會的左的歷史是可以復興的吧。

另外，你剛才的問題好像加了好幾層，你第一個問題問民主回歸論左的部分在哪裏。我猜你問這個問題可能是想要問我們對工聯會及建制派應該保有什麼態度？譬如該否看在大家左的本源，上不要相愛相殺？這是我的猜測。但如果要回應這一點的話，也就是在面對工聯會的左的歷史，我們該怎麼處理上。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記得批評建制派時，作為左翼不該拿六七暴動來罵。我在香港的觀察是，香港泛民批評工聯會或建制派的時候，經常把六七暴動拿出來講，說放炸彈很糟糕，各種污名六七的方法，我覺得這是戳痛別人的批評方法。但難道我們不是要往好的地方發展嗎？如果我們希望建制派不要那麽建制，要更左，那我們更加要鼓勵建制派重拾六七的legacy，因為這是他們超越建制的瞬間——當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都在超越建制。我的意思是，我們去反對建制派的時候，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嘲笑或罵他也好，應該把他們内部的力量發揮出來，例如六七暴動是他們的legacy應該去鼓勵，還有譬如不該否認工聯會做case的努力。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參與者：我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在現在香港的語境下，我近年才留意這些事情......根據我的經驗，這些論調是泛民的論調，才會有這個疑問。

Lala：左翼和泛民是應該要有差別的。

另外，我看到chatbox 裡有人問中國大陸的左派也是傾向建制，和香港很像。

回應這個，我想在大陸官方還是需要左翼語言包裝一下，才會有汪輝是御用左派文人的説法。

另外我看到chatbox有一個問題是：大陸有沒有分左翼和左派嗎？

回應這個：我自己對大陸的感覺是整個公共討論空間相對壓縮，所以不同派別的爭吵無法被完整呈現出來。譬如在佳士事件裏，我們看到馬會的成員出來參加，他們也和其他左派或左翼有爭吵。但總的來說，大陸的左派或左翼中就算有差異，但因為沒有足夠大的空間讓真正的路綫紛爭顯露出來，所以一直都不是一個明顯的問題。

主持：我想補充一些左翼和左派的想法，這也是關於新左。新左最正統的定義都是提到對史達林時期的不滿，對蘇聯官僚化的不滿，還有歐洲的共產黨開始官僚化，比較注重議會鬥爭，其他社會運動開始保守化的這些反應。新左大多數是英法、美國民權運動的開始，他們帶著反體制，或體制外尋找反體制的道路，托派和無政府之爭在於建立更民主的體制或要不要體制。香港的左翼和左派分野，一直在爭左的這個名稱，我覺得剛才提到工聯會這些機構有地下網絡，或者有權力資源在裏面，是有正當性（被稱為左派）。但是左翼是比較散亂的，很多時候受海外思想影響，我想也是算一個legacy。但我不太清楚大陸的情況。

參與者：謝謝你的分享。我想問兩個問題：一是很多重要人物都是男性，我好奇那段歷史裏有沒有女性角色是有一定影響力；另一個問題是個人好奇，你剛才説你的身份認同是左翼，你做完論文之後，還有現在香港的情況，會不會影響你對自己是左翼的身份認同呢？因為左翼的理解非常闊，所以我好奇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Lala：老實説 70 年代主導的是都是男性，我覺得一位值得留意的女性是陳寶瑩，她是長毛的妻子，也是社民連的主席。其實陳寶瑩是七十年代末才進入社會運動圈，她自己很多訪問......她會說很多作為女性在當時沒有自信的感覺，她跟我說在托派，或者非常陽剛的組織文化裏，她覺得自己是個小阿妹，他們都在說很宏大的東西，自己聽不懂。我還問當時托派開會開什麽，她就説對，每天都在開會，不停地辯論，但開什麽，我忘了。這是因為她覺得整個經驗很不好，她就忘了。我問經歷同樣東西的長毛一樣的問題，他可以把所有會議都很仔細地說，當時討論中國印度打仗，還能提到很多細節。我想這是性別身份在組織裏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吧。

我覺得陳寶瑩是很早意識到這些性別問題的人，她在七十年代末就搞「婦進」，講馬克思女性主義，講女性工作權。雖然陳寶瑩在陽剛的地方很受傷，但她自己又創了一片天地出來。

另外，《70年代雙周刊》也是漸漸有發現女性的問題，也在73年之後發現自己非常陽剛，在很多會議記錄他們有很多自我批評及會互相評論對方，莫昭如被罵的地方是講黃色笑話，說「革命如高潮」，他的革命同志就説因為他一直在說黃色笑話，讓女同志無法進入。而不只是莫昭如有被批評，有一半人都被批評陽剛。譬如有些成員看到女性同志進入空間就起鬨，或者不敢説話，或者過分熱情。在他們的相互批評中，有提到曾有女同志進入報社，就有人説放一些慢點的音樂，可以「益兄弟」，意思是可以有浪漫的氛圍追求女生。也就是說《70年代雙周刊》是很性別化的環境，但《70年代雙周刊》幸好有把這些東西暴露出來。如果在其他連這點意識都沒有的地方，這個問題可能更加嚴重，《70年代雙周刊》都這麽嚴重，其他地方我都不敢想象。

《70年代雙周刊》的反思也讓他們後來除了一本小誌，叫《女權》，是講女性主義，現在來看其實是非常老牌的自由女性主義，簡直是最保守的那一種，但至少他們做了。也可以西方理論來到香港的速度真的很不一樣，他們注重的無政府主義就很快.....美國出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下星期香港就有的買了，但是女性主義到七十年代中還在說很「古老」的東西，傳遞速度很慢，比起他們其他的關注，女性主義是放的比較後的東西，但至少他們開始了，那也給他們一個鼓勵吧。同樣，其實這個古老不古老，也不是一個批評，我覺得他們當年在香港無論如何在性別意識上，還是有一定的開天闢地。

後來在七十年代末，還有陳順馨那些人，她們是屬於進步社工的浪潮，即社工加入社區運動，例如艇戶和安樂村事件。陳順馨也是女性身份進入，但這個女性身份意味著什麽？陳順馨沒有講得比較多。

回應comment有問我「自身的左翼身份認同有沒有在近期受到影響」。我覺得沒有一點影響，反而更加堅定。

不過我也理解，在 2014 年之後講自己是左翼，是irrelevant的，就是這個問題已經不在大家的視綫下，大家已經不再介意這些東西。但我覺得這是蠻危險的事情。左翼有很多很寶貴的價值，也有很多很寶貴的經驗和社運legacy是應該被召喚的。記得左翼21的成立，那段時間有種感覺自稱自己是左翼是不丟臉的事情。然後當時還有佔領華爾街的佔領中環。到現在我還會自稱左翼，是因為想要去追認這些歷史吧。想要讓大家記得，曾經有一個時候，講左翼是有意義的，有行動力的。

現在的狀況時是，國安法通過了，很多人都只是盯著這個條例，然後左和右好像就覺得不重要了。但我會覺得，難道有國安法就不用反資本主義嗎？還是要反啊。難道不搞社區運動嗎？還是要搞啊。難道我們不講租管條例嗎？我們要重提左翼的意思是要提醒兩個東西：一是剛才所説運動legacy包括了民生的議題、佔領華爾街、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是我自稱左翼想召喚的身份認同和重要的思想資源；二是我現在非常看不慣畫地為牢的本土主義，如果你説本土是代表對我們身處的社會有更多關懷，那我當然是同意，但如果它意味沒有國際主義，或者不管其他運動。在這裏我說左翼想提的是國際主義的問題，那就特別會牽涉到很種族歧視，例如BLM，或者反對俄羅斯的時候要提出反對北約，還有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我也經常在問為什麽烏克蘭戰爭這麽多人關注，而巴勒斯坦打了這麽久，這也值得關注，這是我在講「我是左翼」的時候想要講的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