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專題】中國早期工人與左翼運動中的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訪英國歷史學家斯蒂芬·史密斯

訪：K

充滿革命熱情的 1920 年代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上留下了傳奇的一頁，更重要的是，此一時期在政治和文化領域蓬勃發展的國際主義精神和行動，仍然與當今分散各處的勞工和左翼運動息息相關。 為了重燃對國際主義傳統的討論，我們採訪了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探討 1920 年代中國歷史上幾個重大事件中的勞工參與和國族想像。 此次訪問是基於史密斯教授有關現代中國和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國際史的著作：《做牛做馬：上海的民族主義和工人，1895-1927 年》（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和《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與人民：一段比較史》（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問：五四運動常被歌頌為以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角的愛國文化運動，那麼從勞工角度重述五四的歷史意義是什麼？於五四中形成的民族身份是如何融入民主、國際主義和階級政治的思想話語的？
 

史密斯：無可否認，在 21 世紀，我們仍然認為五四主要是知識分子運動，通常與新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 但近年來，出現了將五四的研究角度全球化的趨勢，將其放在更廣泛的反帝國主義背景下，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背景下。 如果你將它與韓國的 3 月 1 日運動相比：韓國的運動在殖民統治下是暴力的，並將高舉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帶到了前線。 在這方面，五四也是類似的運動，當中牽涉了更廣泛的人群，首先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國外的和平進程作出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已經是國際主義的了。

在我早期關於毛澤東時代的作品中，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彰顯中國工人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在 1925 年的五卅運動之前，一般的勞工激進主義被低估了。我想要強調這一時期在中國，特別是在華南、香港和廣州有很多罷工活動。 若回顧 1890 年代後期，我們會發現此時人們將杯葛活動用作為民族主義的武器；這意味著工人是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 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這一時期的關注，傾向於 1921 年共產國際干預後所發生的事情，而降低了工人參與1919 年三罷的重要性。

我也想強調階級和民族之間的互動與扣連。在史學上，階級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是分開處理的。 在 19 世紀，階級形成發生在民族背景下，民族往往是階級運動、組織和意識發展的框架。在中國情況有點不同，因為 1919 年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民族是有待商榷的；它仍然視自己為一個文明，「天下」。在 1911 年帝國秩序被推翻之後，不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關於民族認同的諺語、漢族與非漢族的種族區分、或公民概念開始廣泛傳播。在這種分散的意識形態背景下，階級在動員普通民眾——主要是工人階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也確實對沿海和城市附近的農民產生了影響。這一時期的階級力量在物質上源於工人對帝國主義和中國雇主和商人能施加的力量，因為他們可以發起大規模罷工和杯葛，這早在 1922 年就發生在香港和廣州，並以大規模方式發生在上海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和持續了 16 個月的省港澳大罷工。這是工人介入民族主義運動，或者至少發揮他們作為階級和民族主義行動者的力量的戲劇性表現——他們通過讓日本和英國的紡織工廠停工，並在華南、河流和沿海地區建立非常有效的杯葛行動。這種不僅可以防止貨物進出口，而且還可以建立組織形式的能力，例如罷工委員會，審查進出貨物的委員會，表明這一時期比起軍隊，民族主義更多地依賴於工人階級。理論上，工人階級中的民族主義形式與共產國際的影響有關。在中國，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很難區分的，所以你有一種比較開放的民族認同，而不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沙文主義。它更多是關於中國在廣泛的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的半殖民地地位。正如我所說，共產國際的作用是將中國共產主義以及勞工政治與更全球化的階級鬥爭和世界殖民地人民的鬥爭聯繫起來。


總結兩點如下：第一，如果我們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中國，可以看到早期民族主義運動中勞工不同尋常的力量； 其次，在意識形態層面，人們看到了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行動緊密連繫的方式，部分原因是當時的共產國際相對開放，它還未成為蘇聯的工具 ，就像它在 1920 年代後期那樣。
 

儘管這一時期反帝民族主義的基本要素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通過共產國際而形成的，但它也借鑑了更為悠久的傳統。 古代的天下觀念潛在地訴諸於更進步的普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觀念。中國傳統中的元素確實融入了很大程度上由外國定義的民族主義概念。 沒有人告訴工人他們應該如何思考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們利用各種本土想像，以形成一種他們為之奮鬥的理想。
 

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工人的願望有著廣闊的視野。他們願景廣闊，而且必然如此，因為工人是資本主義的前沿，尤其是身處半殖民地的工人；這意味著幾乎所有人，即使他們在礦山或鐵路工作，都願意面向更廣闊的世界。但當然，工人在人口中只佔很小的比例，所以我不同意 1927 年後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即中國可能發生工人革命。  在1920 年代，工人的力量是非凡的，尤其是 1925 年到 1927 年間，北伐確實涉及到農民動員，那時我認為可以將農民帶入更廣泛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中。但是1927年以後，你會看到一種蛩伏於農村的共產黨，遠離沿海地區和全球資本中心。儘管它與蘇聯保持著聯繫，但在蘇聯內部，民族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強烈。在農村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像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所說的那樣，是對日戰爭的結果。它專注於一個敵人，專注於打敗帝國主義的入侵力量，這與 1920 年代工人階級的民族身份發展的背景截然不同。它更為傳統，更不國際化。這不相當於西方在世界大戰中的沙文主義，而是更多地與中國自身有關，而不是更廣闊世界中的中國。

問：五四後萌芽的階級話語（受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墨子倫理學的影響）的混雜程度如何揭示中國現代性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


史密斯：首先我要強調的是，「不平衡」是托洛茨基思想的背景。人們一般傾向將托洛茨基理論的重點放在經濟學上。托洛茨基當然受到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即後來者，即那些後來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可以獲利於在更先進的資本主義地區慢慢發展起來的科技與組織形式。但我認為托洛茨基的理論也是關於文化和社會得益的。也就是說，突然間，比如說在中國，1911 年之後，甚至有人會說，在 1898 年之後的晚清時期，出現了圍繞著不同思想的混亂合併和衝突。所以在工人運動的早期，在五四之前出現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更晚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開端，它是從日本傳入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非常局部及經過傳譯的形式。在這種複雜形勢中，你會看到托洛茨基的理論是如何運作的。所以你會看到工人自治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些思想不一定在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中；組建公社、杯葛的想法，這些行動在歐洲勞工運動中並不是主旋律，但在中國，更多的是關於工人對貿易的控制權，這些領域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比如貨物的分配。這些都是知識和文化水平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中的例子。 1920 年代，如果你閱讀中文期刊，你會看到城市知識分子有關婦女解放、西方戲劇和文學思想的非凡知識。借鑒西方自由主義、蘇聯馬克思主義和日本無政府主義的不同話語大量湧現。從廣義上看，電影、小說寫作、木刻版畫等都在反映中國迅速進入全球現代性中——這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在全球化文化環境中留下印記的方式。隨著工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階級和國家的觀念、關於工人作出的貢獻的觀念、勞動的內在尊嚴、勞動的神聖、工人的自主權——作為一個工人同時也是作為一個個體，而不僅僅是從屬階層的下屬成員的觀念開始普及。因此，階級身份自相矛盾地包含了對自我的肯定，即作為一個生而為人，因而擁有尊嚴和自主權的肯定。這些想法並不是中國特有的，但我認為它們在中國民族建設初期非常突出。但隨著農民革命的發展，它們被邊緣化了。到延了安時期，這類思想很容易被貼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標籤，而 1927 年以後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對集體主義的強調和個人對集體的從屬程度亦有所增加。

要理解中國共產主義這種扼殺思想多元化的轉變，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論述層面。中國受到的戰爭壓力、與國民黨的激烈政治鬥爭、1930 年代全球大蕭條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對中國發生的事情，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考慮，產生強大影響的物質因素。 1927 年後的生存鬥爭要求共產黨逃到農村及偏遠地區。在純粹的經濟和社會層面上與國民黨展開對抗的生存，需要一種與新文化運動的開放式和知識性發展截然不同的紀律和集中制。這並不是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預先確定的，但我確實相信歷史參與者的行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幾乎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決定的。就馬克思主義本身而言，我不認為進入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帶反多元主義的意義。顯然，共產黨人相信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他們希望人們相信他們，但如果你想想 1920 年代早期的共產黨人，他們以非常多樣化的方式發展政治，他們在這一時期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多元主義空間，這些空間在 1930 年代，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之後消失。共產黨參與婦女解放運動、青年組織——這些是關於賦予人民權力的運動，而不是受限於狹隘的知識分子階層，不像新文化運動那樣受到限於一小撮人。

問： 國際主義與民族身份之間的聯繫，在五四運動中得以強化後，有否對1949年前後的共產黨和工人活動產生了影響？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藏匿在農村的共產黨比以前更不容易受到國際主義壓力和思想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雖然共產黨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發展，但日益國際化只是意味著將蘇聯視為未來社會的典範。尤其是 1949 年以後，中蘇關係非常緊張，在某種程度上是唯一潛在的盟友，在國際上只會帶來麻煩。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特別擅長國際工作。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後，與亞非的反殖民運動和後殖民政權只保持著一種邊緣化的關係。但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關注的是中國。關於非洲和亞洲人民團結與和平共處的國際主義話語，與 20 年代初上海和廣州等地舉行的支持 1926 年的英國工人總罷工，以及 1919 年被殺的羅莎·盧森堡的示威遊行有所不同。這種對更廣闊的背景的真正回應在 1920 年代之後逐漸消失。所以我不確定你是否可以談論國際主義，除非是在當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層面。即使在今天，左派在強權政治的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西方，都遭受著巨大的衰落，其結果是與真正的民眾運動建立聯盟的可能性很小。在 1914 年，人們還能想像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對開戰的可能性產生實質的影響。他們是否可以停戰是一回事，但當時左翼是極有可能以廣泛的階級方式進行干預，以試圖捍衛各國的團結。在當下，我認為尋求與其他地方類似運動的聯結的可能性非常微弱。這令我想到，對於烏克蘭戰爭，左派很難插手。左翼應該做的是呼籲烏克蘭勞工組織和左翼組織，以及他們的俄羅斯同志，向他們的政府施壓。這種情況目前不太可能，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種無效的左翼：有人說北約應給烏克蘭更多武器，有人說我們應該全力支持烏克蘭政府。我說偏了，但這無疑是悲慘歷史的一部分；在過去的三十或四十年裡，全球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放寬管制削弱了國際主義的行動。
 

如果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復興左翼政治，歷史是很重要的，但它不應該是一種浪漫主義或小說創作，它應該著眼於現實。 1925-26 年的省港澳大罷工是全球勞工史上一個非凡的例子；它持續了 16 個月，出現的組織形式新穎而復雜。它支持新的想法，例如改善女工的處境、對公民權利的要求。在這次罷工中，你也看到了蘇兆征、林偉民等工人階級領袖的出現，這是由於左翼，尤其是共產黨人的支持和鼓勵。在內戰期間，罷工行動的規模很大，但與政治脫節。國共衝突意味著將圍繞工資和工作時間的經濟問題與政治議程聯繫起來的能力遠低於 1920 年代。我認為中國的工人階級在 1949 年之後繼續成為一股自主和獨立的力量，無論是與罷工有關，還是與工廠中一些有問題的工人控制形式，或是文化大革命有關；工人階級仍然不會消失，或是被黨國殖民。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一些積極的教訓。即使在我所描繪的當今灰暗前景下，工人階級的憤怒也經常爆發。這些是充滿希望的時刻，它們並不總是持續的組織或意識形態宣傳的結果，而通常是經濟的，但部分是政治的一連串事態，當中你會看到普通人鬥爭和捍衛自己的潛力。資本主義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平等的，因為這個事實，人們必然會有對更廣泛的社會不公正感到憤怒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