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抬頭，左翼敗北？ ——《如何擊敗法西斯主義：歷史，思想體系與抵抗》書介

文：短尾袋鼠

《如何擊敗法西斯主義：歷史，思想體系與抵抗》一書出版於2021年8月，作者是Paul Mason。Mason長期活躍在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中，實踐經驗較為豐富，因此該書是反法西斯主義行動者的理論思考。全書分為三個部分：「思想體系」、「歷史」、「抵抗」。

1. 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特點與掌權過程

作者比較了法西斯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異同，總結了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特點，並且結合歷史分析，梳理了法西斯主義者的掌權過程。

作者認為，政治學研究者習慣將右翼群體區分為右翼極端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專制保守主義者三個類別。一般來說，右翼極端主義者鼓吹種族戰爭，訴諸暴力，公開要求瓦解民主政體；右翼民粹主義者要求削減人權，損害「少數族裔」的利益，並且把群眾動員作為一種手段；專制保守主義者在主流政黨、精英網路與傳統的國家機器體制中活動，有時會借用民粹主義者的敘事。但是，這屬於理論研究的分類方式，在現實中，尤其自2008年以來，這三類右翼逐步地共用相近的語言、互聯網空間，政治目的有所接近。無論是民粹主義者還是專制保守主義者，均與法西斯主義者有斬不斷的關聯。在當代的不同地區，法西斯主義者有著共同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都相信：移民潮與多元文化正在侵害占人口大多數的族群的利益，「族群」是指同種族、同文化的群體；必須剝奪女權主義的成果；民主政體是可有可無的；科學、大學、媒體都不值得信任；「我們的」民族正在誤入歧途，必須重新使之走向「偉大」。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宣傳都會參照或者隱晦地附和這些觀點。專制保守主義者有時會把自己包裝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當然是光說不做的那種。就目標而言，法西斯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都希望建立反自由的民主政體，腐蝕法治，廢除基於一定規則的全球秩序；民粹主義者與專制主義者則謀求長久的聯合統治。

同時，作者指出，當代法西斯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專制保守主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當代法西斯主義者的最終目的是要挑起全球性的種族戰爭，消滅現代社會，把世界重新塑造為種族至上的單一文化。

作者將法西斯主義界定為「由於自由的曙光的出現而激發起來的對自由的恐懼」，並由此梳理法西斯主義的掌權過程。在作者看來，歷史學者嘗試了將法西斯主義分別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運動、一種政權，來加以研究。作者主張整合這三種視角，認為應當著重關注法西斯主義是如何一步步掌權的。本書的主題之一，乃是探究：法西斯主義的過程在歷史上、在今天是怎樣進行的？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阻止它？

具體來說，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是社會分裂過程的產物。社會的分裂，一方面是由於資本主義步入了嚴重而漫長的經濟危機，同時，是因為對於許多人來說，以往通常是習慣性地堅信的意識形態不再能夠解釋這個世界了。當被認為應當居於順從地位的群體（工人，女性，黑人，等等）突然獲得了權力與地位，並且開始以反抗爭取自由時，當人們從這些反抗行動中目睹了自由的真實面貌時，轉向法西斯主義的導火索便有可能被點燃。面對這種機遇，法西斯主義者鼓動起部分人的潛意識裡對自由的恐懼。在日常生活中，剝削、家庭秩序、「種族」的等級制度已經將這種恐懼深深地植根於階級社會的結構當中。最容易受到這種恐懼影響的、最容易成為法西斯主義信徒的的群體包括對未來沒有清晰規劃的人、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取決於阻止他人獲得自由的人（例如，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厭女症者）、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等級制度影響了他們對宗教的理解），以及那些把暴力與壓迫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例如對戰爭抱有狂熱的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無法再依靠資產階級精英及其國家機器，無法再依靠過去習慣性地服從的意識形態來阻礙進步的發生時，這些受到法西斯主義感染的人就會開始「反對革命的革命行動」。他們的目的不儘然是為了保衛資本主義，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目標：粉碎社會對激進思想的信賴，遏止進步，讓人類歷史倒退回現代（指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變遷過程）以前的、乃至啟蒙運動以前的狀態。因此，生計受到威脅、自我價值被動搖的數百萬民眾願意相信法西斯主義宣傳的一攬子謊言，並且積極地製造謊言、傳播謊言。

作者總結了法西斯主義掌權的十個基本環節，這些環節不一定全都要經歷，也未必會按照如下順序依次出現，但依然是較為普遍的：（1）巨大的混亂的發生，讓個體、組織、團體習以為常的「日常世界」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對於當代人來說，便是2008年的社會經濟危機及其釀成的種種後果，以及為了應對氣候變暖危機所需的社會大轉型；（2）巨大的威脅的出現，通常是延續時間較長的、清晰可見的「威脅」，足以激發部分民眾對自由的恐懼。對於當代人來說，便是黑人民權運動（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移民潮、伊斯蘭教、女權主義；（3）被壓迫群體的崛起。通常被認為是被動順從的群體，突然變得極具反抗精神，並且撼動了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在當代，這些崛起的被壓迫群體包括黑人、移民、女性與青年人。在主流的右翼保守主義者的觀念中，這些群體不應該得到「過分的」自由，不應該得到逾越現狀的影響力與發聲機會；（4）文化衝突的出現。通常是指工人階級對其他群體的敵意與文化衝突。在現實中，這種敵意會疏遠工人運動的同盟軍；（5）出現了集中統一的法西斯主義政黨。法西斯主義政黨需要獲得顯眼的合法地位，並且在議會/國會中有自己的黨團。因此，當代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應盡可能地讓法西斯主義者保持分裂，並且迫使其蜷縮於地下非法狀態。不過，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已經開始學會如何綁架與滲透進民粹主義政黨與保守主義政黨（例如美國共和黨），來獲得合法活動的機會；（6）中產階層的驚慌恐懼。在當代，中產階層的心理特點依然是：政治態度變化無常、個人主義、對權力的崇敬、對魅力領袖的偏愛；（7）法律的統治遭受侵蝕，包括：員警選擇地忽略法西斯主義者的暴力，從前不支持暴力的資深政客開始對法西斯主義暴徒表示道義支持，國家機器鎮壓職能的弱化，等等；（8）改革派人士束手無策，不知所措。面對法西斯主義者的崛起，他們依然反應遲鈍，固守舊有的組織方式，拘泥於那一套已經不能解釋事態發展的思維方式，認為自己過去得到的成果不會被輕易奪走。在當代，即便在美國國會山暴亂發生後，即便勒龐得到更多選民的支援，部分改革派人士仍然否認法西斯主義威脅的嚴峻性；（9）右翼民粹主義的挫敗，它們無法轉移民眾的注意力，換言之，它們無力與法西斯主義角逐；（10）精英轉而投靠法西斯主義。作者認為，上述的第4、5、6點極具現實鬥爭意義，反法西斯主義者必須避免文化衝突，或者以靈活的方式處理文化衝突，必須在法西斯主義勢力凝聚成統一的政黨以前，予以分化打擊，並且以清晰的敘事安撫中產階層的驚慌恐懼。

2. 法西斯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聯繫

作者認為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繫，「我們是否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打敗法西斯主義，直到資本主義體制瓦解？我想是的。」他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出現體制性的失敗，法西斯主義便會反復地發生。法西斯主義倚賴的資本主義體制性失敗，最有影響力的不是在經濟方面的，而是在思想意識方面的。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構成了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時抱有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即認為市場能夠「自然地」運作，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天道酬勤，科技的進步會使得我們及後代人的生活越來越得到改善，等等。在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中，這些思想觀念不斷地得到確認與加強。當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支持性信念崩塌時，同時進步性的替代信念並未能有說服力地填補民眾的思想真空時，法西斯主義便有機會趁虛而入。

在法西斯主義第一次掌權後，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空前的危機，尤其是1929年前後爆發的「大蕭條」。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第三章），作者總結了當代（特別是21世紀的這頭二十年）資本主義制度正在面對的五個體制性挑戰或難題，這些難題釀成的後果正在推動極右翼勢力的崛起。
第一個難題是新自由主義（即私有化、全球化與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的失敗。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勞動者的收入越來越依賴借貸活動，而非實際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全球金融系統往往會低估借貸活動的風險。而當發生金融危機時，央行習慣降低利率，從而刺激新一輪的借貸活動，為下一次金融危機準備了條件；政府習慣增加債務規模與加印貨幣（量化寬鬆）來「救市」，從而不斷增加政府債務危機的風險。資本主義制度越是依賴於增發貨幣與借貸，就越增加了富豪與普通勞動者家庭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同時就越增加了金融危機的風險，進而使得政府更加無力保障或增加社會福利。部分人開始把矛頭指向全球化，把生計困難歸咎于本國的工作崗位被外國人搶走了。作者認為，以奧巴馬、薩科齊、馬克龍、杜魯多、默克爾、卡梅隆等人為代表的一派資產階級統治代理人主張通過進一步推動全球化來復興新自由主義，即通過貿易條約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繼續減少能夠保護勞動者工資權益與保障公共服務的法律法規；以特朗普為典型代表的另一派資產階級統治代理人則轉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鼓吹「民族利益至上」，手段包括移民管控、貿易戰、科技禁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使得人們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動搖，「我是誰」、「如果我的命運不由市場決定，那麼是由什麼來決定？」

資本主義制度面對的第二個難題是科技巨頭與國家機器對資訊的壟斷。這種壟斷不僅服務於統治階級的秩序，而且在客觀上為極右翼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面對民眾借助互聯網發動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統治階級通過技術控制，試圖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牆」。作者認為其手段有三種，一是關閉互聯網，二是為統治階級的支持者量身打造封閉的「網路回聲室」，讓他們只能聽到自己想聽的資訊，三是在互聯網上大量注入劣質資訊，包括假新聞、煽動性帖子、關於性暴力的鼓動性描述、仇恨言論，並且鼓勵人肉搜索。施行這些手段的人，不僅包括科技巨頭和富豪控制下的媒體，還包括右翼保守主義政客、獨裁統治者、受制于企業的監管部門和有組織的互聯網法西斯主義者。由於流量決定廣告收入，社交媒體與新聞網巨頭非但沒有主動阻止上述劣質資訊的傳播，它們的推薦演算法還有助於劣質資訊的傳播。「商業機密」的保護理由使得政府與社會無法有效監管它們的演算法。

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的第三個難題是民主政體的衰退。從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英國的議會改革運動及一些國家或地區的革命運動可以看到，民主政體的建立實際上是讓那些隨著生產關係的轉型而崛起的新社會力量有機會參與乃至決定公共事務。同時，市場的運作需要國家的介入，而為了限制國家機器的權力，必須依靠民主政體來制衡當權者的勢力。在20世紀的戰後繁榮時期，民主政治的運作主要依靠維護議會主權與實行政黨競爭。但是在當代，民主政體遭到了多方面的削弱與質疑。新自由主義一方面通過迫害與消聲來侵犯持異見的政黨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貿易條約的簽訂（促進大資本的跨國投資）來限制議會主權。此外，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所謂民主政體的經濟績效遭到了質疑，為了促進經濟繁榮，資本主義是否一定需要民主政體？同時，特朗普、歐爾班（匈）、莫迪、博索納羅、埃爾多安、詹森（英）等人則熟練地運用操縱大選、使司法系統日益政治化（通過密集地安排「自己人」當法官）、挫敗其政治對手的權威等手段，以「人民的意願」為理由破壞憲法規定的權力制衡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的第四個難題是氣候變化危機。右翼民粹主義政府試圖抹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博索納羅宣稱關於氣候變化危機的宣傳是「全球化支持者的伎倆」，目的是「增強國家對經濟的管控權，增強國際組織對國家與民眾的干預權」，特朗普則乾脆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出台後，石油企業開始積極地斥鉅資開展遊說活動，散佈謠言，攻擊氣候科學研究與有關氣候危機的新聞報導，否定氣候危機的真實性。民粹主義政黨樂見石油企業資本的資金支持，積極推動「氣候危機陰謀論」的散播。這些勢力的共同口號包括：實現氣候減排目標會威脅經濟增長，背離了自由市場體制，侵犯了個人權利，威脅本民族的「獨特生存方式」。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否定氣候危機真實性的民粹主義勢力以外，還出現了「生態法西斯主義」。生態法西斯主義者承認關於氣候災難的科學預測，認為人類應對氣候危機負責，但他們宣稱氣候危機的出現，表明有必要在經濟政策上推行民族主義，禁止移民入境，並且有必要發動全球性的種族戰爭。一些生態法西斯主義者還認為欠發達地區的民眾應當為氣候危機負責，認為他們對發展的要求破壞了自然環境，並且鼓吹優生學甚至種族滅絕，以便減少人口。

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的第五個困難，是當前依然未見盡頭的新冠疫情。右翼民粹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鼓吹新冠疫情是謊言，發動拒絕佩戴口罩、拒絕打疫苗的運動，並且把新冠疫情的責任轉嫁給移民與少數族裔。更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不僅惡化了民眾的生存環境，而且會對許多民眾造成難以估量的精神創傷，這些都有可能利於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宣傳。

上述五種困難是相互交織的，促使人們思考資本主義是否走到了盡頭。法西斯主義作為看似有替代可能的選項之一，日益吸引部分民眾的注意力；同時，面對群眾性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保守主義精英很有可能像他們的先輩那樣，放手讓法西斯主義者肆意行動，這樣會減少法西斯主義上台的體制性阻力。

3. 法西斯主義暴徒的行為分析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作者分析了印度法西斯主義者對穆斯林群體的暴力襲擊、希臘法西斯主義者在邊境針對移民的自發驅逐、由員警培訓並且專門刺殺左派政治家的「用於社區自衛」的巴西法西斯武裝、潛伏於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納粹軍兵組織（即便面對嚴密的制度性提防），以及2020年發生在英國的保衛邱吉爾雕像的暴力行動。根據作者的歸納，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行動主義有著四個共同特徵。首先，他們的暴力行動是有政治象徵意味的，每一次行動都力圖表達某種敘事。例如面對要求實現宗教寬容、廢除種姓制度、獲得平等公民權的穆斯林群體，依附於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政客的法西斯暴徒通過焚毀清真寺、襲擊穆斯林的商店與住所、向穆斯林潑灑硫酸、猥褻與強暴穆斯林婦女等方式，在印度穆斯林群體中製造恐怖氛圍，壓制他們對平權的追求。同時，法西斯主義暴徒希望自己的行為有預兆的意味，他們試圖向人們表明：印度將能夠成為一個種族國家，希臘可以成為針對異民族的戰爭的前沿陣地，德國可以再次成為左翼鬥爭者的墳墓。其三，當代法西斯主義者的最有蠱惑力的宣傳會帶有一定的潛台詞。法西斯主義者使用的旗幟、面罩、紋身、晦澀難懂的外國足球隊制服都是有特定含義的，而在不熟悉的記者與旁觀民眾看來，這些都是一團亂碼。第四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共同特徵，便是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主動地參與到虛構信念（myth）的創作中。作者認為，虛構信念不是一種幻想，也不是一種迷信，而是一種可以虛構出來的、而且是法西斯主義者相信可以在有生之年實現的、並願意終身為之奮鬥的情節或經歷。

此外，與上個世紀較為常見的擁有民間武裝的法西斯主義政黨有所區別的是，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善於利用網路平台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其中的便利處在於：能夠迅速大範圍地傳播極右思想，能夠通過協作炮製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頻繁製造偽科學言論與虛假的新聞報導，便於匿名地策劃暴力行動，而且不容易被追蹤。正因如此，作者認為不能簡單地用法西斯政黨的得票率和法西斯主義者的街頭動員規模來衡量當代法西斯主義的勢力，而且同時要著重觀察法西斯主義思想在互聯網上的傳播廣度。

4. 法西斯主義運動與大眾文化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第二章），作者回顧了俄國的法西斯主義組織，以及20世紀德國與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掌權過程。作者認為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有三個關鍵因素，一是「一戰」的退伍老兵對於戰爭的狂熱及「單調乏味的」和平環境帶來的精神失落感，二是眾多民眾却选择減少自己的自由度與自主權，渴望服從於他人。作者認為這些現象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三是應對「一戰」前後一度動搖了統治精英的自信心的三場革命運動，即1917年俄國革命、1918年德國革命和1919年的義大利農民運動與工人罷工運動。先後出現在俄國、義大利、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都有共同的目標，即組織新型的政治力量來剷除布爾什維克。這種新型政治力量既有政黨的特點，也有民間武裝的特點，組織程度堪比當時的左翼組織，而且表現出對現代化的追求，甚至在宣傳上採納了左翼力量的部分訴求話語。為了對付革命工人與士兵，法西斯主義運動扶植了既有順從性、又迷戀暴力的「新男性」（New Man），與之匹配的「新女性」則要充當生育法西斯主義士兵的生育機器。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走向成功的關鍵在於中產階層的集體認同中出現了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利用科學話語包裝的種族主義和對暴力的美化崇拜，從而使得日常信念崩塌的民眾成為法西斯主義的「猎物」。因此，為了更準確地理解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源流，應當追溯20世紀法西斯主義與當代的法西斯主義的共同的哲學根源。
其中，法西斯主義者推崇的非理性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尼采的哲學思想。在作者看來，儘管在如今的大學校園裡，尼采被視為反叛者、無神論者、後現代主義的先驅，對權力結構有著精細的分析，但實際上他是種族主義者、厭女者和帝國主義支持者，對工人階級懷有憎恨之情，他系統地將這些偏見凝結為反理性的思想。尼采認為，所有的知識都只是個人觀點的產物，「沒有事實，全是解釋」，「所謂的『真相』並不存在」。決定人們如何解釋世界的，是「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任何的道德體系都不過是反映個人利益的託辭，因此都是站不住腳的。當面臨道德抉擇時，掌握權力的人應該自行其是。為了維護精英與民眾之間的「自然差別」，尼采寄希望于「超人」（Superman）。尼采將歷史進程視為發展與毀滅的迴圈，社會平權運動的任何成果都會被精英的勝利粉碎。因此，「超人」的品質在於接受生活與歷史的虛無意義，並且學會熱衷於歷史的毀滅性階段。簡而言之，作者認為，尼采的哲學思想否定了事實的客觀存在性，否定了歷史進步的可能性，否定了女性平權的合理性，是為統治精英的暴力辯護。

在尼采之後，有四種具有重大影響的思想，有助於將非理性主義注入大眾文化，進而成為法西斯主義的養分。其一是「生機論」（life philosophy），認為生物的機能與活動產生於自然科學無法解釋的「生命力」，科學與邏輯只能夠解釋靜態的現實，要想解釋變化的過程，人們只能依賴於直覺與本能。其二是運用非理性主義，把用科學話語包裝的種族主義轉變為政治戰略，代表人物是休士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張伯倫結合了當時所謂的「種族科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無需科學家的調查論證來界定「種族」是否存在，只要某人的自我認同是「雅利安人」，那他便是雅利安人。講德語的群體是「雅利安種族」的代表。作者認為，張伯倫對於納粹主義的影響在於他將反猶主義定性為種族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在張伯倫看來，猶太人進入歐洲，將會污染歐洲人的血統，希伯來人與歐洲人種的雜交後代，在體力、智力與道德上都會退化；因此，反猶主義是正當的。其三是用非理性主義為精英操縱群眾運動辯護。代表作是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中譯本通常錯譯為「古斯塔夫·勒龐」，「勒龐」的法文為Le Pen）。他認為社會主義政黨與工會正在摧毀現存社會秩序。在勒邦看來，社會主義運動依靠的群眾，就本性而言是不要求革命的，反而崇尚專制與保守；群眾只根據腦海中的形象進行思考，不會反思各種形象之間的邏輯關聯，因此他們很容易被擺佈。對此，勒邦認為主流精英不能再作壁上觀，而是應該主動把握群眾反抗運動的進程，誘導群眾的鬥爭矛頭。其四是對暴力的神話化（mythology，亦可譯作「（許多人持有的）錯誤的想法」）。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著有《論暴力》一書。他認為群眾的行動應當順從於自己的直覺，而不是什麼政治理論或綱領。工人階級不需要刻苦的自我教育、自我組織，無須服膺於科學，而是應當擁抱非理性，致力於暴力行動。1910年，索雷爾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投向了極右民族主義陣營，並且為法西斯組織「法蘭西行動」的報刊撰寫文章。

接著，作者概括了當代法西斯主義塑造的五種神話。在自由主義走入死胡同、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現實問題的說服力都有所欠缺之際，這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神話，不僅在極右翼群體流行，而且得到了主流保守主義政客的附和。其一是「大替代理論」（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代表人物是法國作家雷諾·加繆（Renaud Camus），揉合了種族主義、反女權主義和對左派的仇視。該理論認為移民促發了對白人人種的「種族滅絕」，女權主義降低了生育率，是使白人走向「種族滅絕」的幫兇。「文化馬克思主義」（通常指向左翼自由主義）是移民與女權主義在「白人種族滅絕」上的推動者；猶太人則通過他們在好萊塢、金融界與媒體的影響力，有計劃地推動「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二，自由主義是罪魁禍首。當代法西斯主義認為自由主義民主政體鼓吹放寬移民限制，除了民粹主義政黨以外的所有黨派都是國家衰落的始作俑者，任何試圖改良資本主義的計畫，包括致力於疫情後復蘇的、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大重置計畫」 （The Great Reset Initiative），都被解讀為精英針對民眾的陰謀。因此，必須推翻自由主義民主政體，以強有力的領袖取而代之，通過宣告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來剝奪少數群體的權利，或是扶植一大批地方性的寡頭與軍閥。其三，「文化馬克思主義」正在摧毀西方文明。法西斯主義者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左翼無法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於是便借助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社會自由主義來侵蝕資本主義制度，不僅為移民對歐洲種族純潔性的侵害辯護，而且破壞了男女之間的「自然」關係，鼓吹同性戀與跨性別，還侵犯了「言論自由」。其四是優先搞所謂的「虚拟政治學」（metapolitics）。由於當代的法西斯主義大多尚未能直接效仿希特勒的先例，借助街頭武裝暴力來支持法西斯主義奪權，便把主陣地放在了互聯網，傳播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觀念，在網上贏得一場又一場辯論。因此，為了鼓吹反動的思想觀念，法西斯主義者一方面發起儆戒性的懲罰，即本書第一部分講述的印度、希臘、巴西等地的法西斯主義暴徒行動，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上組織起敵對性的線民群體。這些人對現有的生活感到不滿，並且可能在法西斯主義的誘導下，從不滿轉向仇視現存的一切事物。其五、Day X（預期中的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即發起大規模的種族內戰。在美國，這種願望的名稱叫Boogaloo；在巴西，一旦巴西工人党重新獲得大選勝利，法西斯主義者可能發動軍事政變，逮捕左派政敵；在歐洲，種族內戰可能由大規模的移民潮或穆斯林人口的疏離引發的。無論如何，法西斯主義希望以一場大事變，實現種族「純化」，並且恢復傳統的性別角色。上述五種神話共有的特點是，它們的表述是囉嗦冗長的、充斥著隱喻、反諷、影射，很難用邏輯分析予以回應。

5. 二十世紀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

在第二部分，作者詳細地梳理了義大利與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掌權過程，目的在於討論當時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初，法西斯主義尚屬前所未見的事物，故而我們可以理解義大利革命左翼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輕敵，但在希特勒於30年代上臺以前，歐洲的左翼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與應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那麼，為什麼當時的左翼沒有做到這兩點呢？這是作者希望探討的問題。

為此，他論述了20世紀20-30年代的歐洲革命左派對法西斯主義的觀察。在20年代初的義大利，溫和社會主義者喬瓦尼·茲博爾迪（Giovanni Zibordi）指出，不能把法西斯主義者等同于「效忠資產階級的白衛軍」；相反，他認為法西斯主義是統治精英對工人革命的強烈反應，是日益迷失方向的中產階層的革命，是一大批精神失落的「一戰」退伍士兵追求社會權力的「軍事革命」，法西斯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地主與工廠主。在墨索里尼上臺前後，義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博爾迪加依然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將會與法西斯政府結盟，認為社會民主黨人與法西斯主義者是一丘之貉，拒絕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到了1929年，共產國際的各支部都開始受到了「第三時期」路線與「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的誤導，德國共產黨拒絕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合作，最終釀成了德國工人運動被法西斯主義者迅速碾碎的悲劇。

作者認為，關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上台，需要分析三個問題：工商業精英為何從一開始的反對納粹轉向支持納粹掌權？中產階層為何拋棄規模可觀的右翼種族主義政黨，成為納粹主義的狂熱追隨者？工人階級為何沒能夠有效遏止法西斯主義的掌權？

對於第三個問題，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分析往往傾向于強調工人運動領導層的無能或犯錯，但即便如此，為何當時的工人願意接受無能的領導層的指導呢？對此，馬克思主義應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群眾心理的分析上。作者認為，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過於簡化，認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日益成為社會的主要政治力量，中產階層或中產階級則會逐步分化瓦解。但實際上，中產階層並非消失，反而有所擴張；由於技能、收入、個人願景等因素的差別，工人階級進一步分化了。戰敗、德皇的下台與世界性經濟危機猛烈地衝擊了德國中產階層的原有價值觀，即榮譽感、體面的社會地位、天道酬勤和民族自豪感，他們日益熱衷於非理性主義、神秘學、種族主義偽科學、暴力神話，並且最終倒向了法西斯主義的陣營。

結合對法西斯主義的歷史與思想體系、對過去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分析，作者論證了，20世紀法西斯主義掌權的悲劇留給後世的教訓是：要想擊敗法西斯主義，必須要在法西斯主義者贏得選民之前，在群眾性的思想鬥爭上取得勝利。在思想鬥爭中，要反對的不只是法西斯主義的口號，而是要擊敗包含了法西斯主義的極右翼「思想建築」，擊敗作為法西斯主義思想源泉的種種神話，擊敗法西斯主義的言論邏輯（不僅是自洽的，而且部分地取材于現實——這是法西斯主義獲勝的關鍵），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動搖著的中產階層投向法西斯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極右翼的意識形態比喻為一種「思想建築」（thought-architecture），是因為極右翼意識形態有不同的切入點、門路、面向，法西斯主義是其中的一類（「一個房間」）。人們可以很長時間地接觸極右翼思想，而選擇不接受法西斯主義。然而，一旦災難性的危機降臨，長期受到極右翼思想影響的精英與民眾終究會意識到，法西斯主義就是他們的「安全屋」。因此，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非常努力地維護極右翼的「思想建築」，他們頻繁地出版相關書籍，不厭其煩地講述他們的思想主張，誘導人們在腦海中構造極右翼的「思想建築」，以至於「謊言重複千遍，便是真理」。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威力在於，只要它能夠規避邏輯與現實複雜性的檢驗，便始終能夠讓人感受到它的嚴密性。對此，反法西斯主義者必須一磚一瓦地，結合邏輯分析與現實經歷經驗，拆除人們腦海裡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建築」，不遺餘力地批判法西斯主義的上述神話。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略不能只靠呼籲民眾關注共同的經濟利益，也不能只靠追溯「二戰」後的民主政治傳統，同時還要借助情感、敘事和集體團結，說服大批民眾重拾依靠邏輯與證據的思維方式。

為此，在本書的第三部分，即最後一個部分，作者提出了在21世紀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具體做法，包括：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理論研究、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聯合陣線。

6. 當代反法西斯主義的具體做法

作者指出，之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對法西斯主義的理論研究上，是為了避免重蹈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中派的覆轍，當時這兩派都不盡清楚他們要對付的是怎樣的一股勢力。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史料與歷史案例分析，作者認為有寶貴的價值。他回顧了Ernst Nolte（德）、Juan Linz（西）、Stanley Payne（西）、Emilio Gentile（意）等歷史學家或政治學研究者的理論成果，認為他們從經驗事實出發，關注到被左翼忽略的法西斯主義的一些形成因素，包括：民族復興的神話、非理性主義、准宗教式的信條與套話，並且揭示了早期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密切聯繫。

但在作者看來，對於當代的政治鬥爭者而言，需要的是面向反法西斯主義行動的理論。
作者認為20世紀20-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義行動者對法西斯主義做出了諸多災難性的錯誤假設。他們將一切現象都要歸結到經濟根源上，因此沒能很好地解釋中產階層為何會被吸引到「反革命的（暴力）革命」中去；由於堅信歷史的車輪必定會滾滾向前，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的挫敗是暫時的，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致命的威脅，而是一種「管理型的民主政體」（managed democracy）；由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是法西斯主義的動力源泉，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未能意識到反猶主義在納粹主義中的重要性。在1938年的德國「水晶之夜」後，只有很早就充分地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性的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等少數人預估到了猶太人大屠殺的可能性；所謂的「代理人」理論把法西斯主義者視作大企業的走狗，讓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忽略了相當長的時期內法西斯主義政黨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們與資本主義的真實聯繫。作者強調，儘管後來在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共產國際開始放棄「第三時期」路線，和自由主義者與溫和社會主義者結成反法西斯主義聯盟，但「代理人理論」依然盛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季米特洛夫把法西斯主義定性為「金融資本家當中最為反動的、最為沙文主義的、最熱衷於帝國主義的一幫人組成的公開的恐怖主義專政」，將法西斯主義視為「邪惡的資本家」的代理人，從而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所謂「進步的」、民主的資本家結盟進行辯護。

相反，作者認為葛蘭西率先意識到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對法西斯主義現象的解釋力是有限的，並且在《獄中札記》中提出了值得當代反法西斯主義者借鑒的六個概念。其一是必須對局勢進行縝密的分析，必須意識到在社會危機出現時，複雜多樣的危機（如上文提到的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五種難題）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社會政治力量；其二是要將政治學視作「獨立自主的探索活動」，這是針對「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代理人」的觀點的。在作者看來，葛蘭西認為在發達國家，經濟危機並不一定會造成政治危機；政治危機一旦出現，它的動態發展可能只會間接地、含糊地反映社會階級力量與經濟勢力。因此，即便法西斯主義在功能上起到了「保衛資本主義」的作用，但同時未必是資本主義統治精英的代理人。相反，法西斯主義會改變資本主義，甚至重組精英的群體結構。其三，葛蘭西提出了「消極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的概念。「消極」並非指「無所作為，聽天由命」，而是指一些革命並不是直接攻擊國家權力，而是要逐步地削弱統治精英的合法性。「消極的革命」先是爭取大批民眾的認同，接著征服更為廣闊的文化領域與社會團體。歷史上的「消極的革命」，較為凸出的是基督教的崛起和法西斯主義的掌權。因此，反法西斯主義者必須堅持長期而有耐心的群眾說服工作。其四，是著名的「領導權」理論（或譯為「支配權」理論，以及不那麼準確的「霸權」理論）。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若想掌握政權，除了與中產階層達到策略性的聯盟，還必須在道德、文化與智識方面確立對全社會的領導權。其五是在對資本主義政權的描述中，提出了「塹壕衝突」（trench warfare）的比喻。葛蘭西認為在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中，具備鎮壓職能的國家機器只不過是在資本主義政權最週邊的一圈塹壕，而在裡頭，還有一系列的「堡壘」與「土木工事」，即思想觀念、宗教、社會團體與各種確保工業社會有序運作的網路。其六，由第五點出發，葛蘭西認為工人階級要想取得政權，不能簡單地套用俄國革命的經驗，而是要耐心地確立針鋒相對的思想觀念、社會團體、文化與社會網路，對資本主義政權發起「包圍戰」。因此，葛蘭西認為奪得政權的之所以是法西斯主義者，而不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於前者把握住了上述的概念，只有當時的法西斯主義政黨成功地被視作民族的代表。

接著，作者總結了威爾海姆·賴希（奧）、埃裡希·弗洛姆（德）等人對法西斯主義的群體心理分析，認為他們成功地運用唯物主義的方法去解釋人類服從的思想意識，揭示了性、性壓迫、家庭與（父）權力如何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推動力。

受到賴希、弗洛姆等對人類潛意識的研究成果的啟發，作者認為，解釋法西斯主義的唯物主義理論必須「把人類本身，而不是把階級或資本主義，作為分析的重心」，「在具體的階級對立之下，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性的對立：對自由的渴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自由的恐懼。」作者認為，某些群體對自由的恐懼更甚于對自由的渴求。當他們選擇依靠法西斯主義來挽救資本主義時，他們並不是想當資本家的「代理人」，也不是因為他們喜愛資本主義，而是他們對階級社會與等級制度將被毀滅的前景的恐懼。對於恐懼自由的人來說，「一戰」後期的罷工、起義、工廠佔領、奪取土地乃至革命，「是資本主義世界形成以來自由的最猛烈的迸發。」中產階層不希望自己被算作工人階級，也不想自己相對優越的生活及他們信仰的民族國家遭受工人運動的毀滅性打擊。因此，階級位置不能完整地解釋中產階層投身法西斯主義的動機。作者支持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對被動的、無意識的意識形態和積極的、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例如法西斯主義）的區分。曼海姆認為德國工人階級應當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
關於如何阻止法西斯主義，作者認為應當思考：左派與中派如何聯手？如何保衛法律的統治及國家機器對暴力的壟斷（這是以武力為生的法西斯主義者希望削弱的）？本來用於防範工人階級的員警與情報部門可否用來打擊侵害民主政體的法西斯主義勢力？如何安撫受到絕望與不切實際的想法驅使的民眾？如何復興早已腐化透頂的民主政體？

因此，作者對20世紀30年代的法國與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策略抱有較高的評價，認為當代左翼對該策略的評價過於苛刻。作者認為，「如果沒有『人民陣線』，那麼在1936年的法國與西班牙，都不會（成功地）建立左派政府」。「人民陣線」是民主政體有效地抵禦法西斯主義強大威脅的唯一的歷史範例。在這裡，作者總結了「人民陣線」的五點歷史經驗。其一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當防衛是遠遠不夠的。一旦法西斯主義爭取到了農民與城市中產階層的支持，工人政黨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抵禦它的。因此，必須建立群眾性的反法西斯主義政治聯盟。其二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政黨之間應當訂立正式的協定，摒棄瑣碎的對立與宗派主義。其三是任何正式的聯盟都牽涉到讓步。左翼應當暫時放鬆它的一些比較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策，並且不再把自由主義者視作頭號敵人，自由主義者應當容忍工人運動，並且願意保衛民主政體。其四是成功的「人民陣線」必須是自下而上推動建立的。其五是「人民陣線」必須能夠打贏文化衝突戰。一旦法西斯主義開始滲透到工人社區中去，反法西斯主義者就不能僅僅靠經濟訴求來鼓動工人，而是要投入到電影、小說、雜誌、廣播節目、通俗小報等領域的思想意識戰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清楚地意識到「人民陣線」帶來的嚴重後果，包括在法國，法共領導層遏止了1936年6月的工廠佔領浪潮，並且放棄了對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支持；在西班牙，西共反對農民奪取土地，並且以暴力手段屠殺無政府主義者與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認為，除非工人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否則「人民陣線策略限制了革命的爆發」的說法便站不住腳，「在今天，如果人們能夠跟我說，在哪一國行將爆發工人階級革命，或者有哪一國的社會主義政黨能夠有足夠的力量，獨自打敗法西斯主義，我會欣然地拋開人民陣線策略。」因此，作者對「人民陣線」的支持，取決於他對20世紀30年代以及當前的工人階級革命形勢的判斷。在作者看來，面對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主義攻勢，必須達到當代的「人民陣線」。自由主義者應當推動建立新的經濟體制，實現部分激進社會民主目標；左派應當暫時不提自己的部分綱領內容，做出讓步。作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方案是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亞曆山德里婭·奧凱西奧-科爾特斯為代表的「綠色新政」。
關於作者對反法西斯主義策略的觀點，我們仍須思考：（1）當時或眼下的工人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如果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奪取政權來消滅法西斯主義者，卻硬要複製「人民陣線」，那便不是生存選擇，而是背叛。應該「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勇敢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與無產階級群眾性政黨的準備工作；（2）「人民陣線」是不是反法西斯主義聯合陣線的唯一選擇，如何把反法西斯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即便是由於工人階級政黨的勢力嚴重不足，不得不與中間派別達到策略性的反法西斯主義聯盟，亦須做好將來必然撕毀「和議」的黨內及群眾思想動員，否則就是等於把政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新聯盟。而且，回顧「人民陣線」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種讓步無疑必須先付出重大的代價。作者固然對當代法西斯主義的潛力有較為清醒的警覺，但如果不把反法西斯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相結合，是否有矯枉過正之弊呢？何況作者在書中已經言明，只要資本主義不被推翻，恐怕人類社會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地面對法西斯主義的回歸；（3）什麼是「左派」，保衛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民主主義勢力是否屬於「左派」？保衛資產階級的法律秩序與國家機器，是否真的能夠阻止法西斯主義的攻勢，為何不能同時消滅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呢？既然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已經如此腐化，為何要復興它，而不是取代它呢？儘管作者並非想當然的、對資本主義抱有幻想的衛道士，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矛盾性，在資本主義的改良潛力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希望之間徘徊，乃至他在書中坦言工人階級沒有能力奪取政權，或是奪取政權後亦沒有辦法守住。

此外，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作者指出了兩個值得我們注意的迫切問題，即法西斯主義者對工人群體內部的文化認同分化現象的利用，以及極右翼意識形態對女權主義的攻擊。
作者認為，直至20世紀80年代，歐洲工人依然有相對統一的文化認同（語言、服飾、行為方式、性別刻板模式，等等），但新自由主義深刻地衝擊了工人階級的文化認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一切事物都逐漸被金融化。利潤的來源不再主要是工人的勞動，直接的金融榨取（股權分紅、投機所得）、壟斷企業抬高價格、資料的商品化（科技企業把使用者資料出售給廣告商）、公共服務由私人經營都被作者視為剝削的新方式。因此，勞動者很難辨識誰是剝削者，反而會把自身的貧困與無能為力歸咎於身邊的群體，例如房東、銀行櫃員、在診所一起排隊的病人，提醒自己戴好口罩的超市保安。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拓寬了剝削勞動者的管道。因此，勞動者意識到，工作場所以外的領域亦是鬥爭領域，而在工作場所以外，身份與價值觀念是不可忽視的。由於技能、資質、收入、飯碗「鐵不鐵」等方面的區別，如今的工人群體在社會等級、價值認同、政治觀點上更為分化。儘管這不必然意味著低收入的、崗位不穩定的、處於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工人就一定會成為法西斯主義者，但相比於在城市裡過著多元文化生活的其他打工人，他們很有可能更容易把自身的不幸遭遇，歸咎于移民、外國工人、少數族裔、女權主義、知識份子，等等。作者指出，在過去十年，在一些工人社區中，形成了恐同的、白人種族主義的、反女權主義的、恐伊斯蘭教、反知識份子的政治文化。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進一步發展自身的階級理論，更好地解釋與應對當代工人群體的不斷持續的分化模式，並且要及時回應落後地區的工人面臨的問題。
作者提醒道，當代的極右翼意識形態不再只是依靠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還得益於圍繞性別的爭論。儘管當前並沒有實現男女之間的實質平等，但對於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而言，眼下已經是性別平等的天堂了。在一些極右翼看來，女權主義主張的性別平等是沒有科學依據的，因為男女差異的根源在於進化特質的差異。男性的特質是「有支配力的，獨立自主的，聰明的，理性的，邏輯思辨的」，而女性從本性上便是服從的、依附性的、情緒化的、善於合作的。女權主義主張的性別平等會扭曲女性的本性，誘使女性壓迫與侵略男性。因此，性別歧視的受害者不是女性，男性才是「厭男症」（misandry）的受害者。作者強調，這種「男性受害者論」鼓吹男性要培養自己的操縱技巧（實質上是性騷擾、強姦、家暴），要在社會、法律、文化等領域奪回被女性「奪走」的成果，鞏固男性當家作主的核心家庭，並且把男性娶不到老婆（所謂「非自願單身」）歸罪於女權主義對女性的影響。而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右翼群體開始用帶有貶義的「社會平等好鬥者」（social justice warrior）來形容在他們看來是「醜陋的、瘋狂的、病態的」女性以及具有女權主義意識的男性。作者認為，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是「由於自由的曙光的出現而激發起來的對自由的恐懼」，面對「咄咄逼人」的女權主義運動，如今的法西斯主義者希望重建男權至上的社會制度。

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與女權主義相結合，如何應對打著女權主義旗號的、實質上是反移民、反伊斯蘭教非極端勢力的法西斯主義，工人運動如何與性別平等運動（男女、同性戀、跨性別）團結互助，這是工人運動必須積極應對的現實議題。

結語

Paul Mason的《如何擊敗法西斯主義：歷史，思想體系與抵抗》一書出版於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全球各種政體都陷入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右翼勢力步步緊逼的年代，用意在於提醒人們，法西斯主義已經回來了，而且正在利用人類社會經歷的危機不斷壯大力量，必須意識到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迫切性，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研究當代極右翼的意識形態，研究群眾心理，制定切實的反法西斯主義策略。

總的來說，這本書至少有這麼幾點啟發意義：

其一、法西斯主義與民粹主義、右翼保守主義有所不同，但並非涇渭分明。在現實中，民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會相互促進，直至法西斯主義取得了統治地位。進一步地說，看似與法西斯主義無關的社會弊病、團體行動、思想意識，都有可能成為當代法西斯主義的各種養分。

其二、作者認為，不能用法西斯政黨的大選得票率和法西斯主義者的街頭動員規模來衡量當代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因為一方面，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部分法西斯主義支持者會把選票投給民粹主義政黨，同時，互聯網是當代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戰場，街頭暴力只是他們的象徵性暴力。因此，只要在社會發展中有各種可供法西斯主義取用的養分，即便沒有政黨與大選優勢、沒有廣泛的街頭暴力，一旦出現社會經濟危機或政治危機，法西斯主義勢力依然有迅速發展的可能性，反法西斯主義運動要防微杜漸。

其三、作者提醒我們，工人階級的分化、不同群體基於身份與自我認同的文化衝突，都是客觀事實。包括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右翼保守主義在內的極右翼群體都試圖利用與放大群眾內部的客觀差異，分而治之。例如，以反對所謂「鼓吹性別對立」來反對性別平等運動的人，用意正是希望挑動男女對立，傳播所謂「男性受害者論」，從而服務于男權至上的父權制。而在實際上，女性和男性都是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對此，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對中產階層與工人階級的群體心理的分析，尋求促進工人群體內部團結與外部聯盟的可行方法，同時還必須真正地革新對社會經濟的分析，回應民眾對於大環境的困境與日常生計困難的疑慮，反制極右翼的煽動策略。

其四，如何解決與中派達成反法西斯主義聯盟的原則問題？如何辨識「代理人理論」，即把法西斯主義視作「壞的」資本家的代理人，而實際上為「好的」資本家辯護的路線？按照這種二分法制定的政治路線（「人民陣線」）似乎真的能夠壓制法西斯主義的攻勢，但從長遠來看，它不僅形成了與資本主義合作退讓的慣性，從而可能誤導工人運動，放棄了在有利形勢發動革命的大好機會，而且並不能根除法西斯主義復蘇壯大的土壤。實際上，作者在書中總結法、西「人民陣線」的經驗時，意識到自上而下的、相對獨立于現存政黨的工人運動與群眾性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是當年「人民陣線」得以成功建立的必要條件。在寫於1938年12月的《法國形勢危急》一文中，托洛茨基有類似的看法：「跟西班牙一樣，正是由於群眾不斷加強壓力，加上這次罷工運動產生的革命『威脅』，才促成了人民陣線的成立。」作者亦意識到，為了表示對「人民陣線」的誠意，法、西的革命領導層遏制了本國的工、農運動浪潮，甚至屠殺不同派別的革命者。因此，似乎可以這麼說，「人民陣線」似乎在政府與議會層面體現了反法西斯主義的浩大聲勢，緩和了左派與中間派的對立情緒。但實際上，沒有自覺的、不斷壯大的工農革命運動，沒有堅持政治立場自主性的無產階級政黨，資本主義依然會經歷深重的體制性危機，面對退讓的、軟弱的工人運動，抱著「對自由的恐懼」的中產階層遲早會投靠一時受挫、但筋骨無損的法西斯主義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