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性格

 

文：埃里希·佛洛姆、譯：謐謐

「革命性格」的概念是一種政治心理概念。在這方面，它類似於三十年前引入心理學的專制性格概念，後者結合了政治範疇與心理範疇，即國家和家庭的專制結構與構成這種政治社會結構基礎的性格結構。

專制性格的概念脫胎於某些政治興趣:在1930年左右的德國，我們想確認希特勒被大多數人擊敗的可能性。1930年時德國人口的大多數，特別是工人和雇員，反對納粹主義。他們站在民主一邊，政治選舉和工人代表選舉能證明這一點。問題是，當衝突發生時他們是否會為自己的信念而戰；有觀點是一回事，有堅定的信念是另一回事。換一種說法來說，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種觀點，就像一個人可以學習一門外語或外國習俗一樣，但只有那些根植於一個人的性格結構的觀點，其背後蘊含著能量——只有那些觀點能發展成堅定的信念。某些信念能產生的實際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在關鍵時刻具有的性格結構，儘管這些信念在被大多數人支持時很容易被接受。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和佛洛德所證明的，性格即命運。性格結構決定了一個人會選擇什麼樣的觀點，也決定了他所選擇的觀點的力量。這就是佛洛德的性格概念的重要性所在——它超越了傳統的行為概念，談到了動態的行為。因此一個人不僅是在以某種思維思考，他真實的思想也根植於他的傾向和情緒。

我們在那時問的問題是:德國工人和雇員的性格結構在多大程度上與納粹主義的專制觀點相反？這還意味著另一個問題:在關鍵時刻，德國工人和雇員將在多大程度上與納粹主義作鬥爭？我們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粗略來說，10%的德國工人和雇員具有我們所說的專制性格結構，約15%的人具有民主性格結構，絕大多數人(約75%)的性格結構是兩種極端的混合體。按照獨裁主義者會是狂熱的納粹分子、民主主義者會是激進的反納粹分子的理論假設，大多數人既非前者也非後者。這些理論假設被證明或多或少是準確的，正如1933年到1945年間的事件展現出來的那樣。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現在可以說，具有專制性格結構的人的力量感和認同感是基於對權威的共生從屬，同時也基於對服從他的權威的人的共生統治。也就是說，當專制性格者能夠屈從並成為權威的一部分時，他會感到自己很強大。權威(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現實支持的)被誇大和神化了，而他可以通過與這些權威結合來誇大他自己。服從他的權威是一種施虐受虐共生的狀態，這給予他力量感和認同感。通過成為「大」(無論是什麼)的一部分，他也變得很大;如果他只有他自己，就會縮小到一無所有。正因為這樣，對權威的威脅和對他的權威結構的威脅對專制性格者來說就是對他自己的威脅——對他的理智的威脅。因此他被迫與對權威主義的這種威脅作鬥爭，就像他要與對他的生命或理智的威脅作鬥爭一樣。

現在談談革命性格的概念，首先我想從談談我認為革命性格不是什麼開始。很明顯，革命性格不是隨便一個革命者的性格。這正是佛洛德動力學意義上的行為和性格之間的區別。任何人都可以出於各種各樣原因參加革命，不管他的感受如何，只要他為革命行動。但是，他作為一個革命者的行為，幾乎不能向我們揭示他的性格。

關於革命性格不是什麼的第二點要稍微複雜一些。革命性格不是叛逆。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我把叛逆定義為一個人對不被權威賞識、不被愛和接納而深感怨恨。叛逆者是一個出於怨恨想要推翻權威的人，結果是他自己取代了被他推翻的權威。往往在他達到目的的那一刻，他就會和他之前苦苦鬥爭的權威交朋友。

叛逆者的性格類型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史上是被熟知的。我以拉姆齊麥克唐納這樣的人物為例，他最初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也是一個有良心的反對者；當他獲得足夠的權力後，就背叛了工黨，加入了他多年來一直與之鬥爭的權威。在他進入國民政府的那天，他對他的朋友和前同志斯諾登說:「這一天，倫敦的每一位公爵夫人都想親吻我的雙頰」。你可以找到大量典型的叛逆者利用反叛來成為權威。

有時候這個過程需要幾年的時間完成，有時候則更快。舉個例子，一個像法國的拉瓦爾這樣的人物，你可以回想起他從一開始是叛逆者到獲得了足夠的政治資本準備出售僅用了很短的時間。還有許多其他我可以舉出的人物，但他們心理機制總是相同的。也許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的政治生活是一座公墓，裡面埋葬著那些一開始是所謂的革命者、後來卻只不過是機會主義的反叛者的道德墳墓。

還有一種東西是革命性格裡不包含的，這種東西比叛逆者的概念還要複雜一些:革命者不是一個狂熱分子。從行為的意義上講，革命者往往是狂熱分子，但在這一點上，政治行為和性格結構之間的區別尤為明顯——至少在我看來，狂熱不是革命者的性格。我所說的狂熱是什麼意思？我指的不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順便提一下，在今天把任何有信念的人稱為「狂熱分子」已經成為一種時尚，而沒有信念或信念很容易喪失的人被稱作「現實主義者」)。

我認為一個狂熱分子可以被描述為非常自戀的人——實際上是一個接近於精神病狀態(抑鬱或憂鬱，常伴有偏執傾向)的人、一個像任何精神病人一樣與外界完全無關的人。但是狂熱分子找到了一個使他免於明顯的精神病的辦法，他選擇了一種事業——不管它是政治的、宗教的還是其他什麼事業——而且把這個事業神聖化了。他把事業當作偶像，通過完全服從他的偶像，他獲得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感和生命的意義；因為通過他的服從，他讓自己與偶像成為了一體，並使這個神聖化的一體成為一種絕對真理。

如果我們要為狂熱分子選擇一個符號的話，那一定是燃燒著的冰。狂熱分子是一個既熱情又極度冷漠的人。他與這個世界完全無關，但卻充滿了燃燒的激情，那是參與和從屬於絕對真理的激情。要瞭解一個狂熱分子的性格，不應該過多地聽他說什麼，而應該注意他眼睛裡那種特殊的閃光、那種冰冷的激情。這就是狂熱分子的矛盾之處：既與之完全缺乏關聯，又能熱情崇拜著他的偶像。狂熱分子像先知所說的「偶像崇拜者」，他們在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經常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因為他們說的話往往像是——或者聽起來像是——革命者會說的。

我已經試圖解釋了我認為革命性格不是什麼。革命在性格學上的概念在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也許和專制性格的概念一樣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約開始於兩百五十年前的革命時代，從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開始，到俄國、中國的社會革命，一直到現在的拉丁美洲革命。

在這個革命的時代，「革命」一詞作為參與許多政治運動的先決條件，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仍然很有吸引力。所有這些以「革命」一詞為名義的運動都宣稱著非常相似的目標，即為自由和獨立而鬥爭。但實際上只有一部分運動真的以此為目標。我的意思是，雖然有些人確實在為自由和獨立而鬥爭，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革命的口號只是建立專制政權的目的的粉飾，能坐上馬鞍的始終是各種精英。

我們該如何定義一場革命？我們可以從字面意思上給它下個定義，簡單地說，革命是對一個現存政府的顛覆，無論是和平地還是暴力地，讓它被一個新政府取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正式的、並不是特別有意義的政治定義。我們可以用一種更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革命定義為用歷史上更進步的秩序取代現有的秩序。這裡總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誰來決定什麼是「歷史上更進步的秩序」？通常是勝利者決定這一點，至少在他自己的國家內。

最後，我們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定義革命，即革命是由具有革命性格的人領導、並吸引同樣具有革命性格的人的政治運動。當然，這算不上一個很好的定義，但從本文的立場來說這是一個有用的聲明，因為它把所有的重點放在現在要討論的問題上：到底什麼是革命性格？

「革命性格」最根本的特徵在於其獨立性和自由性。不難看出獨立是強者和弱者共生依附關係的反面，正如我之前在談到專制性格時描述的。但「獨立」和「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這一點，還沒有被充分闡明。困難之初恰恰在於在今天提起「獨立」和「自由」這兩個詞時，意思是在民主制度中每個人都是獨立和自由的。這種獨立和自由觀源於中產階級反對封建秩序的革命，並且它已經在與極權主義統治的反差中獲得了新的力量。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個人既不自由也不獨立，而是受制於來自上層的傳統、獨斷的規則和命令。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個人帶來了政治自由和獨立，這種自由是一種「解脫」——一種從政治權威中解脫出來的自由。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儘管今天的工業制度已經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創造出了新形式的不獨立，這一點與十九世紀的商人不受約束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形成了對比。然而，獨立與自由的問題遠比上述意義上的自由與獨立更深層次。獨立問題實際上是人類發展的最基本問題，只要我們看到它的全部深度和廣度。

新生嬰兒與它所處的環境仍是一體的。對它來說，外面的世界還沒能作為一個獨立於它自己的現實存在。即使到了孩子能夠認識自己之外的物體時，他將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無助狀態，如果沒有父母的幫助他就無法生存下去。與幼年的動物相比，人類這種長期的無助狀態是人類進步的基礎之一，但它也教會了孩子去依賴權力、害怕權力。

通常從出生到青春期的歲月裡，父母是代表權力及其雙重方面的人:幫助和懲罰。在青春期前後，年輕人已經達到了可以自謀生計的發展階段(當然是在更簡單的農業社會中)，並且不必再將他的社會存在歸功於其父母。他可以在經濟上獨立於他們。在許多原始社會中，獨立(尤其是從母親那裡獨立出來)通過入會儀式表達。性欲的成熟是促使年輕人從父母那裡解放出來的另一個因素。性欲和性滿足將一個人與家人以外的人聯繫在一起，性行為本身是一種無法靠父親和母親幫助進行的行為，它全靠年輕人自己。

即使在性欲的滿足被推遲到青春期後五年或十年的社會中，被喚醒的性欲也會讓人產生獨立的渴望，並與父母和社會權威產生衝突。通常人們在青春期後的幾年中就能獲得這種程度的獨立，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即使一個人已經可以自謀生計，結了婚，甚至開始撫養他自己的孩子，也並不意味著他已經真正自由和獨立。作為一個成年人，他仍然很無助，試圖在很多方面找到可以保護他、給他確定性的力量。他為這種幫助付出的代價是，他使自己依賴於這些力量，失去了他自己的自由，導致他的成長過程減慢。他從那些力量裡借用了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目標和價值觀——儘管他生活在一種認為是他自己在思考、感受和做出選擇的錯覺當中。

只有當一個人為自己思考、感受和做決定時，才存在完全的自由和獨立。只有當他與自己之外的世界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聯繫——這使他能夠真實地回應世界——時他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這種自由和獨立的概念可以在激進神秘主義者的思想中找到，也可以從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最激進的基督教神秘主義者艾克哈特大師說:「我的生命是什麼？就從內部被它自身推動的東西。從外部被推動的東西不能算是活著。」或者「如果一個人從外部獲得或接收任何東西，這是錯誤的。一個人不應該在自身之外理解或考慮上帝，而應將上帝視為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東西。」

馬克思在一個相似的但非神學的主旨裡說:

一個存在者不會認為自己是獨立的，除非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當他把自己的存在歸功於自己時，他才是自己的主人。一個靠另一個人的支持生活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一個依賴他人的人，但只有不僅是我生命的延續、還有我生命中的創造都要歸功於他人時，我才算是完全被另一個人支持著，那個人才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的生命的存在必然有它自身之外的原因，如果它不是由我自己創造的話。

或者如馬克思在別的地方所說:

只有當一個人在他與世界的每一種聯結中確認了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個體性時，他才是獨立地在看、聽、嗅、嘗、感受、思考、情願、愛——總之，他確認並表達他個體的所有器官。

獨立和自由是個體性的實現，而不是從強權中解放出來的自由或從事商業活動中的自由。每個個體的問題恰恰是他所達到的自由程度的問題。完全覺醒的、富有創造力的人是自由的人，因為他可以真實地生活——他的自我就是他生命的源泉(這裡應該有必要說，這並不意味著獨立的人就是孤立的人，因為人格的成長就是在與他人和世界產生聯繫和興趣的過程中發生的。但這種聯繫與依賴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對自我實現的獨立性問題的思考導致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而佛洛德在他的理論框架內以俄狄浦斯情結的名義處理了同樣的問題。

佛洛德認為心理健全的實現途徑在於克服對母親的亂倫欲望，並聲稱心理健康和成熟的基礎是解放和獨立。但對他來說，這個實現過程是由對被父親閹割的恐懼開始的，並以將父親的命令和禁令納入他自己(超我)而結束。因此，獨立的過程需要一個人從對母親的依賴中脫離並將父親和社會權威納入他的超我。

革命者是一個將自己與人類集體融為一體的人，因此他超越了自己所處的社會的狹隘界限，並因此能夠從理性和人性的立場出發批判他所處的社會或其他任何社會。他不會陷入對他碰巧出生于的那種文化的狹隘崇拜中，那不過是時間和空間的偶然。他能夠以一個清醒的人的開放眼界來看待他所處的環境，在非偶然(理性)的事物中找到他對偶然事物的判斷標準。他存在於人類之中，又為人類而存在。

革命性格與人性是一致的，這裡面也包含一種深深的「對生命的敬畏」，用阿爾伯特史懷哲的話來說，對生命深深的親近和熱愛。確實，就我們和其他所有物種而言，我們都堅持生存並與死亡作鬥爭，但執著於生活與熱愛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們考慮到有一種人格恰恰被死亡、毀滅和腐爛而非生命所吸引，這一點會更加明顯(希特勒就是一個很好的歷史例子)。這種類型的人可以被稱為戀死癖，引用烏納穆諾在1936年對一位佛朗哥將軍的著名回答，他最喜歡的座右銘是「死亡萬歲」。

一個人可能意識不到死亡和毀滅對他的吸引力，但這種吸引力的存在可以從他的行為中推斷出來。扼殺、壓制和摧毀生命給予他的滿足正如熱愛生命的人在使生命成長、擴展和進步的過程中獲得的滿足。戀死癖是真正的變態，他們在活著的時候就以毀滅為目標。

革命者在一種可以被稱為「批判性情緒」的東西中思考和感受——一種批判的基調，用音樂術語來說的話。拉丁語格言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人必須懷疑一切)是他對世界的回應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討論的這種批評情緒絕非犬儒主義，而是一種對現實的洞察，與用來替代現實的謊言形成對照。

非革命者很容易相信多數人宣佈的事情。處於批判情緒的人會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反應，他對大多數人的判斷、佔優勢的意見會格外加以批判。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們聲稱的那樣是真正的基督徒，那麼他們能很容易地保持這種態度，因為事實上，這種對公共規範的批判性方法正是耶穌的方法。這種批判性情緒也是蘇格拉底、先知以及我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崇拜的許多人的情緒。只有當他們已經死了足夠長時間，徹底地、足夠地死去了，讚美他們這件事才是安全的。

「批判情緒」是指一個人對陳詞濫調或者說所謂的「常識」敏感，這種常識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同樣的廢話，並且只是每個人都重複它才有意義。也許我所說的批判性情緒不是你能輕易下定義的東西，但是如果一個人用自己和其他人做一下實驗，就能很容易發現有這種批判情緒的人和沒有這種批判情緒的人。

舉例來說，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軍備競賽能夠促進和平？它違背了我們過去的所有經驗。有多少人相信，如果防空警報響起——儘管美國的大都市都建了防空洞——他們可以成功自救？他們知道自己的時間不會超過十五分鐘，不需要危言聳聽，他們就能預見到自己會在這十五分鐘內試圖到達防空洞入口時被踩死。儘管如此，數百萬人還是相信我們著名的地下避難所能夠將他們從50或100兆噸的炸彈中拯救出來。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批判情緒。對一個五歲的小男孩(這個年齡的孩子通常比成年人有更多的批判性態度)講同樣的事情，他可能會質疑它。而大多數成年人都受過足夠的「教育」，不會處於批判情緒中，並因此相信「感覺」是完全無意義的。

除了具有批判情緒之外，革命者還與權力有著特殊的關係。他不是一個不明白權力可以殺死人、強迫人甚至扭曲人的夢想家。他與權力有著另一種意義上的特殊關係。對他來說，權力永遠不會被神聖化，永遠不會扮演真理的角色，也不會扮演道德和善良的角色。這也許是當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人與權力的關係問題。問題不在於弄明白權力是什麼，也不在於估計權力的作用和功能。這是一個權力是否神聖的問題，以及一個人在道德上是否被權力所打動的問題。在道德上被權力打動的人不會處於批判情緒中，也不會是一個革命者。

革命者能夠說「不」，或者換一種說法，革命者是一個能夠不服從的人。對他來說，不服從是一種美德。為了解釋這一點，我要從一個聽起來很籠統的說法開始：人類歷史始于不服從行為，也可能終於服從行為。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人類歷史從不服從行為開始指的是希伯來和希臘神話。在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裡，上帝命令人類不要吃蘋果。人類——更確切地說是女人——能夠說「不」。她能夠不服從，甚至能說服男人與她一起不服從。結果是什麼？在神話中，人類被逐出了伊甸園，也就是說，人類被趕出了前個體性、前意識、前歷史或者說前人類的狀況，一種可以類比于胎兒在母親的子宮裡的狀況。人類被趕到了歷史的道路上。

用神話的語言來說，人類是不被允許返回的。事實上，人類不可能返回。因為一旦他的自我意識被喚醒，一旦他意識到自己是與其他人、與自然分離的，就不可能再回到他的意識開始之前存在的原始和諧。從這第一次不服從行為開始，人類的歷史就開始了，而這第一次不服從行為就是第一個自由的行為。

希臘人使用了一個不同的符號，即普羅米修士的符號。正是因為普羅米修士從眾神那裡偷取了火種，他犯下了不服從的行為，使火種被帶給了人類，人類歷史——或者說人類文明——開始了。

希伯來人和希臘人都教導說，人類的歷史是從不服從開始的。為什麼我說人類歷史可能終於一種服從行為？不幸的是，我在這裡指的不是神話而是現實。如果一場核戰爭能在兩三年內毀滅一半人口並導致一個徹底野蠻的歷史時期——如果這場核戰爭發生在十年之後，可能能毀滅這個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這將是由於服從行為，即那些按下按鈕的人對下達命令的人的服從，以及對那些使我們有可能陷入這種瘋狂境地的思想的服從。

不服從是個辯證的概念，因為實際上每一個不服從的行為都是一種服從行為，而每一個服從行為都是一種不服從的行為。我這是什麼意思？每一個不服從的行為，除非是空洞的叛逆，都是在服從另一個原則。我不服從偶像，因為我服從上帝。我不服從凱撒，因為我服從上帝。或者如果你想用非神學語言，因為我服從某種原則和價值觀，服從我的良心。我可能不服從國家，因為我服從法律和人性。而如果我服從，那麼我也確實在不服從別的東西。問題並不真的在於不服從或服從，而在於不服從或服從什麼、不服從或服從誰。

從我所說的來看，革命者並不是一種只在政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格類型。革命性格確實存在於政治中，但也存在於宗教、藝術和哲學中。佛陀、先知、耶穌、佐丹奴布魯諾、艾克哈特大師、伽利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愛因斯坦、史懷哲、羅素他們都是革命者。事實上，你也可以從一個不在這些領域的人身上找到革命性格，在一個「是」就是「是」，「不」就是「不」的人身上。他是一個能夠看清現實的人，就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男孩一樣：他能看到皇帝赤身裸體，並且他所說的忠實於他所看到的。

十九世紀也許是一個更容易識別出不服從的歷史時期，因為十九世紀是一個家庭和國家的權威公開的時代，因此革命性格能佔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紀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時期。正是一個世紀以來的現代工業體系創造了有組織的人，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靠堅持服從它的人順利運作下去並通過操縱而非武力讓人們服從。這些官僚機構的管理者聲稱，服從他們的命令是人們自願的，並試圖說服——特別是通過他們提供的物質滿足程度說服——我們所有人，我們喜歡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有組織的人不是能夠不服從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在服從。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聽話，他怎麼能想到不聽話呢？他只是人群中的一員，是「聲音」，他的想法和行為是「合理」的——即使這會殺死他和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孫子孫女。因此，對於當前官僚工業時代的人來說，培養一個不聽話的或者說具有革命性格的人比十九世紀要困難得多。

在這個年代，我們的生活遵循資產負債表的邏輯，物質生產的邏輯延伸成為了人們生活的邏輯。人變成了數位，正如物變成了數字一樣。物和人在生產過程中都已經成為量。

重複一遍：如果一個人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服從，那麼想要不服從是非常困難的。換句話說，誰能不服從一台電子電腦？我們如何才能對這種理想是像一台電子電腦一樣行動，沒有意志、感受和激情的哲學說「不」？

今天的服從不被認為是服從，因為它被合理化為「常識」，作為一種人必須接受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說有必要在東西方都製造一種破壞性極大的武器，誰能不服從呢?誰會想說「不」，如果這一切不是作為人類意志決定的行為，而是作為客觀必然性的行為呈現的話？

我們目前的境況還有和另一個方面相關。在這個我認為西方和蘇聯集團會越來越相似的工業體系中，一個人被大官僚的權力嚇得要死，被龐大的一切，國家、工業官僚和工會官僚嚇得要命。他不僅覺得害怕，還會覺得自己非常渺小。誰會是大衛，是那個對巨人說出「不」的人？與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權威相比，現在的權威的力量已經擴大了一千倍。個體被恐嚇並樂於接受權威，他接受以常識和理性的名義給他的命令，是為了不讓人覺得他屈服了——是為了消除他的屈服可能會犧牲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的想法。

總而言之，我指的「革命性格」不是行為概念而是動態概念。一個人是這種性格學上的「革命者」，既不是因為他說出了革命的話語，也不是因為他參與了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者是從血緣和土壤、從父親和母親、從對某一國家、階級、種族、政黨或宗教的忠誠中解放出來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自己身上體驗到了所有人性，沒有任何人對他來說是陌生的。他熱愛並尊重生命。他是一個敢於懷疑的人，也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

他是一個敢於懷疑的人，因為他懷疑意識形態會掩蓋令人不快的事實。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因為他相信潛在存在的東西，儘管它還沒有出生。他能說「不」，也能不服從，正因為他能說「是」並遵守那些真正屬於他的原則。他不是未覺醒的，而是面對他周圍的個體和社會現實完全清醒。他是獨立和自由的，而不是任何人的僕從。

這個總結可能看起來像我一直在描述的是心理健康和幸福，而不是革命性格的概念。實際上，我描述的是一個健全的、有活力的、精神健康的人。我敢斷言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才算是生活在完全的世界裡，而未覺醒的人處於殘缺的世界中。一旦所有人都覺醒了，就不再需要任何先知或革命者，只會存在完全發展的人類。

當然，大多數人從來都不會是革命者。但我們之所以不再生活在洞穴裡，恰恰是因為人類歷史上總是有足夠多的革命者和他們的同類帶領我們走出洞穴。然而，還有許多其他實際上是叛逆者、專制主義者或投機者的人假裝是革命者，我相信心理學家們在研究這些不同類型的政治思想家背後的性格差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時，為了正確地發揮這一作用，他們必須具備本文一直試圖描述的一些品質：他們自己必須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