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里達 ．阿法里（Frieda Afary）、譯：海洋、校：K
校者按：此文為伊朗裔美國籍女性主義者法里達 ．阿法里新書Socialist Feminism 序言，此書配有workbook，可按此下載。
本書開頭將考察當今生活的背景：包括新冠肺炎對婦女、兒童、性別動態（gender dynamics）的影響，#MeToo運動的興起、性別關係的矛盾性發展、二十一世紀裡威權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鮮明特徵、「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全球性反威權運動，以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生態災難。瞭解這些事情的發展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找到前行的方向，對抗威權主義和軍國主義，並構思一個以轉變性別關係為核心，豐富而具解放性社會主義。本書考察的許多事實說明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在主觀觀念與客觀現實中都存在，涉及階級分化、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異性戀中心主義和異化的深層結構。對女性、有色人種和不符合性別二元分類的人群的壓迫一直在持續，並因新冠疫情而加強。
這些事態迫使我們再次審視、反思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哲學基礎，為二十一世紀表現為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恐同的父權制提出人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為此，我將批判地考查四種關於性別壓迫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基本理論：（1）社會再生產理論，（2）異化理論，（3）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和（4）酷兒理論（queer identities）。我將審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努力——構思一個新方案——替代當前表現為父權、恐同、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的統治。通過研究與發現的過程，本書希望能從當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革命性理論，組織與國際間的團結合作中吸取教訓並為之提供借鑒。
社會再生產理論，馬克思人本主義理論，黑人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是本書中我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我將嘗試提出一個全面的、反映上述理論基本原則、回應當今社會挑戰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
個人簡介
我生於伊朗德黑蘭的一個伊朗猶太家庭。我的父母和我的大家庭認為自己很現代。但回顧我們的生活，我卻想到他們在我們社會的女性面前是多麼保守和父權。二十世紀70年代，我的青年時期，我們中上層社區的所有家庭幾乎都在關心如何培養受過現代化教育的女孩。可人們仍期望年輕女性繼續恪守我們社會嚴格的傳統條例，這些條例讓女性的生活只有丈夫和孩子，並要求她經常忍受家庭暴力。我在青春期面臨的一個突出矛盾是，日益現代化的城市中上層中產階級和極度貧困的工人階級、日益增加的貧民窟農村人口的兩者矛盾。另一個矛盾是生活在一個有著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徒和巴哈伊教的鄰居和同學的多元文化環境，卻發現反猶太主義和反巴哈伊主義的惡臭從未消散。最大的問題是獨裁的現實。國家所有人口生活在巴列維政權統治之下，那個以最低限度保障現代化和自由，卻最專制的政府。在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常擔心秘密員警的到來，擔心我們可能讀到的書，因此許多書都被禁了。很多青年只因讀了被禁的書而受到逮捕和拷打。
1978年，伊朗爆發全面革命前不久，我們一家移民到了美國。儘管如此，這場革命仍對我影響深刻。它涉及學生、婦女、工人、農民和專業人士，許多人代表不同的少數民族。可這其中也包括大批神職人員和集市商人，他們希望社會和文化成就倒退回二十世紀的樸素模樣。左翼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都在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很快，後者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革命也轉變為了殘暴、厭女的神權政體怪獸，摧毀了伊朗的左翼勢力，使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和宗教少數派所取得的進步成果倒退，造成數百萬移民。
矛盾的是，在左翼被打倒前，許多左翼成員都支持瓦托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認為他是一個「反美帝國主義」人物，並宣導每個人都要團結在他的旗幟下，因為美帝國主義是「主要敵人」。對霍梅尼的支持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左翼勢力拒絕反對霍梅尼追隨者對婦女以及庫爾德人等國內宗教少數群體的權利的踐踏。絕大部分左翼不支持1979年3月8日婦女們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接管革命權的示威活動，儘管組織和參加這些示威的許多婦女們本身就是左翼分子，她們高呼「我們不是為了倒退而進行革命」（J.Afary,2009）。
伊朗革命的深刻矛盾促使我尋求解釋。在美國，我開始參加反對霍梅尼和伊朗神權政治的左翼會議。與拉亞·杜納耶夫斯卡婭（Raya Dunayevskaya）關於伊朗革命的著作的邂逅激起了我的興趣。杜納耶夫斯卡婭是一位美國女權主義者，也是馬克思人道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她強烈支持伊朗女性1979年3月8日的示威，還指出了伊朗女性在伊朗現代史中的重要作用，從1906-11年伊朗憲法革命開始。她質疑伊朗左派，認為他們對其面臨的關鍵時刻缺乏理解。她還指出了創建不同社會的可能性，並探討了以新的性別關係為衡量標準的人類關係全面轉變的願景（Dunayevskaya，1981）。當伊朗的左翼把蘇聯與毛派中國看作救世主時，杜納耶夫斯卡婭卻稱這些政權是極權的國家資本家。她要求中東革命者支援黑人運動，學習其深度及非洲人和非裔美國人對解放思想的貢獻。她受19世紀美國廢奴主義者啟發尤甚。
對她交叉性馬克思理論的瞭解促使我廣泛閱讀有關美國黑人運動和全球女權運動史，這同時也標誌著我在大學正式學習哲學以及尋求全球團結的開始。這些經歷助我成為了一位更具批判性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可我對哲學，特別是女權哲學的正式研究並不能讓我滿意。我發現，對西方哲學而言，大多數學者對全球南方的人們的經驗和想法並不感興趣；而在女性主義哲學中，理論化的過程通常與國際合作脫節，地方觀點也與全球觀點分離。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我學習哲學，將哲學文本翻譯為波斯語，翻譯伊朗反政府者（包括女權主義者和勞工活動家）的文章，以及我作為伊朗裔美國活動家、社會主義女權者和公共圖書管理員的經歷都是我打破上述二元論（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全球與地方）的嘗試。這些經歷也鼓勵我探索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異性戀主義的人本主義替代方案。
我堅持人本主義使命，因為#MeToo運動、黑人人權運動和全球反威權的抗議和起義都表明——儘管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抬頭、社交媒體和和虛假資訊對全球人民的思想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人類依舊有可能獨立思考，挑戰統治機器，發展新的可能。這些運動迫切需要被傾聽、理解和推動。
我堅持人本主義使命，因為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新方案，它挑戰所有形式的統治，超越前蘇聯和毛派中國的壓迫模式，以及委內瑞拉最近對社會主義的主張。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想？
本書認為，對過去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想和行動進行批判性的重新審視和反思，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轉變全球威權主義的前進道路，從而引導對話走向人際關係的深刻轉變。當前的性別壓迫是資本主義、父權制與種族歧視緊密結合的結果，其中沒有一個因素是自發形成的。相反，資本主義既包含了父權制，也含有種族主義，後兩者是在資本主義之前的壓迫形式，是為了利益而結合的。同時，僅僅把資本主義說成是一種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模式、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市場機制是不夠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反對人類自決和天性的制度。在促進個人自由的程度上，它是一種異化的、自私的、功利的個人主義，它推動價值的生產，但反對集體解放和批判性思維。它使女性客體化和商品化，並始終反對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所有權。資本主義以陰險的方式異化身體、思想和人際關係，這種影響不僅僅是由私有財產和市場引起的。它異化的勞動模式影響到所有的人際關係，最親密的關係和性關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想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異性戀主義的替代方案並不會自動產生，它們需要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性思維的積累，還有國內和國際間組織的經驗。這就是為什麼本書對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及其壓迫和解放理論進行批判性分析，以此作為當今新的全球社會主義女權理論化和組織化的基礎。本書中的每一個概念框架都提供了一個視角（一個從Lise Vogels借用的術語（2014）《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分析女性作為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壓迫。每個框架都可以通過提出局限性或未解決問題的問題來豐富彼此。每個框架也都為提出更深刻的、關於發展資本主義、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異性戀主義的替代方案提出新思路。為此，讓我們考察一下這本書的結構。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和第二章探討了以下問題：在全球威權主義、#Metoo運動、黑人人權運動和全球性起義的時代，有什麼新的東西？
第一章，題為「疫情、#Metoo運動和性別關係的矛盾發展」，探討了COVID-19大流行是如何摧毀全球婦女幾十年來取得的成就的。與此同時，2017年作為全球運動出現的#Metoos運動，一直在反對性暴力和殺女行為，並向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和廢奴主義者的觀點提出了獨特的挑戰。我將研究自1980年代以來性別關係的矛盾發展，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新的、矛盾的客觀現實，我們就無法進步。
第2章，題為「當今威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顯著特徵以及黑人運動和全球抗爭的新挑戰」，將從馬克思解釋資本主義為何會導致威權主義開始。本章重點介紹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威權和多極帝國主義的特徵，從一種新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到集體監禁和高科技思想侵犯。還特別指出了最近反對獨裁、帝國主義入侵/戰爭、生態災難的運動的一些獨特特徵和挑戰。這些運動包括黑人人權運動，因丹、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白俄羅斯、奈及利亞、泰國、印尼、香港、智利、緬甸、，印度、巴勒斯坦的群眾抗議以及烏克蘭民眾對俄羅斯種族滅絕入侵的抵抗。在許多抗議活動中，女性一直站在最前列。本章以我從2011年敘利亞起義和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吸取的教訓結束。這些教訓指出，敘利亞起義的阿拉伯領導人未能解決階級、性別、種族歧視問題，佔領運動中淺顯的反資本主義特點使其常常變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也導致了狹隘的反帝國主義，即只針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盟友，而忽視甚至支持其他全球和地區性的帝國主義力量，如俄羅斯和伊朗，正是這些國家幫助鎮壓了敘利亞起義。
第三、四、五、六章討論了社會主義女權哲學關於性別壓迫的理論。
第三章，題為「婦女、勞動力的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社會再生產理論」，從簡要總結1969年至今的主要社會再生產理論的開始。社會再生產理論關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人的生活，特別是再生產的勞動和婦女的生活，它考察懷孕、育兒、家庭生活、保健和教育以及資本主義利用性別、種族和性化的概念來進一步剝削和壓迫社會的方式。本章研究了瑪格麗特·本斯頓（Margaret Benston、）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塞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馬·阿羅薩·達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莉斯·沃格爾（Lise Vogel）的作品，以及瑪莎·吉梅內斯（Martha Gimenez）、蒂蒂·巴塔查裡亞（Tithi Bhattacharya）、，蘇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的論述和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和蜜雪兒·巴雷特（Michelle Barrett）的評論。通過轉向研究她們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裡引用的、有關價值、剩餘價值、生產勞動和資本積累的範疇並重審這些範疇，我將嘗試闡明她們的觀點。我還批判性地評價了她們的論點，並試圖得出她們的假設和邏輯結論，以找出她們提出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回答今天的議題。
第四章，題為「異化勞動及其與性別壓迫的關係」，說明了資本主義下的性別壓迫是根植於異化勞動的。我首先回顧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和《資本論》中關於性別的異化勞動的概念。我認為，馬克思給了我們一些研究方向，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女性作為女性而非單純作為工人所遭受的特定壓迫之間的關係。然後，本章將研究各種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探究或觸及到的——性別壓迫與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之間的聯繫。這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包括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雷亞·杜納維夫斯卡娃（Raya Dunavevskava）、希瑟·布朗（Heather Brown）、安·弗爾曼（Ann Foreman）、南茜·霍姆斯特羅姆（Nancy Holmstrom）、裘蒂斯·格蘭特（Judith Grant）、馬西婭·克羅茨（Marcia Klotz）、西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加亞特裡·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最後，我會論述到，源於馬克思異化勞動概念的性壓迫理論可以回答當今#Metoo運動提出的問題，解釋日益增加的性虐待、性侵犯。
第五章，題為 「黑人女性主義和交叉性」，提到了黑人女性主義交叉性思想家的一些重要貢獻，以及他們的工作如何幫助重新定義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想。首先，它引用了黑人女性主義主義交叉思想的不同表述，從《康巴希河集體聲明》（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nd）開始，繼以奧黛麗·洛德（Audre Lorde）、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e Crenshaw）、派特裡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貝爾霍克斯（bell hooks）、特蕾西·夏普萊·懷廷（Tracy SharpleyWhiting）和喬伊·詹姆斯（Joy James）的作品。然後，將簡要考察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和魯斯·威爾遜·吉爾摩（Ruth Wilson Gilmore）將交叉性理論延伸到當代的廢除監獄的女性主義思想（Prison Abolitionist Feminism）的觀點。我認可貝斯·裡奇（Beth Richie）、瑪麗亞姆·卡巴（Mariame Kaba）和羅馬裡琳·拉爾斯頓（Romarilyn Ralstons）在改革和恢復司法制度方面的重要性，承認以及黑人婦女在黑人人權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以及接受基安加·亞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提出的質疑。本章以阿什利·博勒（Ashley Bohrer 2020）的《馬克思主義與交叉性》（《Marxism and Intersectionality》）作為結束語。我不會從社會主義者通常的立場來審視交叉性，他們認為該理論沒有把階級剝削作為關鍵問題。相反，我對交叉思想家的研究旨在闡明他們的觀點，即壓迫不能簡化為剝削。
第六章，關於「酷兒理論」，批判性地審視了裘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羅斯瑪麗·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ey）和霍利·路易斯（Holy Lewis）提出的酷兒理論。它還闡述了南茜·霍姆斯特羅姆（Nancy Holmstrom）、裘蒂斯·格蘭特（Judith Grant）、馬西婭·克羅茨（Marcia Klotz）和希瑟·布朗（Heather Brown）關於馬克思的人性概念如何為酷兒理論提供堅實基礎的觀點。之後我會提出疑問，即是否有可能發展出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性別認同——可流動，但仍依賴於理性、普遍性和團結的人本主義觀念。為此，我們接受艾利森·韋爾（Allison Weir）、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特裡莎·埃伯特（Teresa Ebert）、和希娜·C·霍華德（Sheena C Howards）（2014）在《黑人酷兒認同環境》（《Black Queer Identity Matrix》）提出的各種批評，以及她對LGBTQ關係中父權制性別模式複現的質疑。
第七章和第八章深入分析了社會女性主義思想對資本主義和統治關係的替代方案。
第七章，題為， 「理論化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人本、女性主義觀點」從研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安·弗格森（Ann Ferguson）、派特裡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瑪麗亞·米斯（Maria Mies）、西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凱西·威克斯（Kathi Weeks）的觀點開始，他們對資本主義取代方案提出願景。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主題在對瑪麗亞·米斯的討論得到了強調。我也將嘗試彌補他們方案裡的一些局限，並提出回到馬克思的道路是否對取代現今異化人際關係有用的疑問？在這裡，我會轉向奧黛麗·洛德（Audre Lorde）的觀點，她將與我們的討論極為相關。本章還簡要分析了雷亞·杜納維夫斯卡娃（Raya Dunayevskaya）對前蘇聯和毛派中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以說明為什麼我們不能將蘇聯和毛派中國視為社會主義的例子。最後，我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和想法，將社會人本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理論化在如今意味著什麼？
第八章，題為「戰勝統治：重新認識自我—他者關係」，討論自我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否總是關於支配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是如何分析這個問題並尋求其他選擇的？我討論了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和潔西嘉·本傑明（Jessica Benjamin）關於統治基礎的看法，然後批判性地審視了艾利森·威爾（Allison Weir）、雷亞·杜納耶夫斯卡婭、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和奧黛麗·洛德關於戰勝統治的觀點。後四位哲學家都有一個辯證、人本主義的理論框架，威爾、杜納耶夫斯卡婭和法農的觀點，明顯地借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
最後，結語總結了這本書，並提出了以下方面的組織構想：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不局限於資本範圍的一極；以全球#MeToo運動的潛力為基礎，挑戰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和人際關係的物化；將當前反對威權主義、帝國主義入侵/戰爭的全球鬥爭和起義與美國的黑人人權運動和廢除監獄運動聯繫起來；闡明一種人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結束資本主義對人類和自然的破壞，以及一切形式的統治。
這本書是我四十年來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我曾翻譯並出版了一些上述作者的波斯語作品。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與其中一些人通信，為課堂和研討會制定了教學大綱和課程，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激進的同事合作，我還在公共圖書館和社區圖書館組織關於基層活動的會議，撰寫和編輯合作論文，發表書評。書中每一章都是我的發現之旅，希望這也將是你們的發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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