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兩種奪權方案妥協的結果

施用勤

大家都知道，在十月革命前，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反對奪取政權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矛盾。但不知道在同樣主張奪取政權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存在著何時以及用什麼方式奪取政權的矛盾。在列寧身後展開的黨內鬥爭中，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所有矛盾（真的和假的）都被巨細無遺地發掘出來，上綱上線。唯獨他們兩人之間在這場事關革命命運上的嚴重分歧，卻被他的反對者故意忽略，因而至今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為人所知。

 

兩個時間表

 

打開列寧著作第32卷，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前，從9月14日（俄曆）開始，列寧就開始催促黨立即發動武裝起義，從此這個題目成了直到起義前的列寧所寫的全部文章的核心。他在9月14日寫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奪取政權》和《馬克思主義和起義》兩文中指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建議把武裝起義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寧指出必須現在奪取政權的理由是：「因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棄，而這會使的機會減少百分之九十九。軍隊既然是由克倫斯基之流領導，我們就無法阻止放棄彼得格勒。」[①]寫於9月29日的《危機成熟了》一文中，他說：「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利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應該立即奪取政權，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的把戲，耍可恥的形式主義的把戲，就是背叛革命。」[②]他在這篇文章中嚴厲地指責說「要是布爾什維克落入立憲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蘇維埃代表大會，……『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的圈套，……毫無疑問，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如果這樣，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在這種情況下，『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就是背叛國際主義，背叛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農民的叛徒。……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民主自由的叛徒。」[③] 「在黨的上層分子中存在著一種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的意見。……因為錯過這樣的時機而『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十足的白癡或徹底的背叛。」[④]在這一頁上的注是這樣說的：「主張10月20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同愚蠢地『規定』起義日期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現在奪取政權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許你奪取了。」在10月8日寫的《局外人的意見》中，他指出：「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敗，都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⑤]在同一天的《給參加北方區域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同志的信》中，他繼續抨擊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做法，並強調：「我們的革命正處於萬分緊要的關頭。……我們黨負責的領導同志肩負著一項巨大的任務，不完成這項任務，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就有完全破產的危險。目前的局勢是：拖延確實等於自取滅亡。拖延等於自取滅亡。」[⑥]

 

從所引這幾句話來看，列寧是主張立即奪取政權，越早越好。還有另一種意見，就是等待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列寧對後一種意見非常不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把戲，……就是背叛革命。」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批評的是托洛茨基，這在當時知情人的眼中，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實際奪取政權的活動，既不是在10月8日後的兩三天內完成的，也不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後進行的，而是在代表大會的前夕，10月2 4日晚。托洛茨基的「拖延」並沒有像列寧所宣稱的那樣，導致革命的失敗，而是突顯了它的蘇維埃民主革命的性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稱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暴力革命，並因而對暴力革命稱頌不已。後來，在告別革命時代，十月革命又因其暴力而備遭詬病。這種情況一是表明革命在革命後時期的尷尬，二是因為十月革命的本質——蘇維埃民主革命——長期被人忽略。[⑦]

 

眾所周知，列寧的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想法在黨的最高層中沒有得到有力的支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起義，並在高爾基的《新生活報》上發表文章，反對起義，洩露了起義計畫。史達林當時負責中央委員會和躲避通緝的列寧之間的聯繫，他對奪取政權的鬥爭消極怠工，甚至毫無理由地沒有參加10月24日早上決定發動起義的會議，在這關鍵的一天中都沒有在起義的司令部——斯莫爾尼宮——露面，列寧之所以在起義已經發動，還在他的藏身處寫信敦促立即起義，原因就在這裡。[⑧]

 

在黨內最高層中，最堅定地主張奪取政權的就是托洛茨基了，因為他早就擺脫了革命三階段理論[⑨]的束縛，早在1904年，他就提出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必將直接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即他的不斷革命論。但他顯然有他自己的奪取政權的時間表和方案，雖然列寧一再不點名地批評他，他仍不為所動，有條不紊地推行自己的行動計畫。

看到托洛茨基依然我行我素，列寧曾打算繞開他和他所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發動起義，他還直接給芬蘭陸軍、海軍和工人區域蘇維埃委員會主席伊·捷·斯米爾加寫信，讓他率領芬蘭陸海軍進攻彼得格勒。[⑩]但所有這些計畫都落空了，因此他對托洛茨基的指責越來越嚴厲。

 

從列寧的批評中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奪權時間表是與蘇維埃代表大會聯繫在一起的。托洛茨基為什麼「相信」、「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為什麼一定要把奪取與蘇維埃代表大會結合在一起？在他這一時期的文章和講話中都沒有提到，他只是在為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歷史醞釀》一書所寫的前言《十月的教訓》中簡單地說了一句：「不僅如此，我們在宣傳中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形式上遷就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發展和加深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從而明確了蘇維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個俄國舉行布爾什維克起義。」從這句話中，讀者只能看到他的奪權時間與蘇維埃代表大會緊密聯繫在一起，但僅憑這句話無法判斷，到底是遷就到代表大會前夕，還是遷就到代表大會之後。雖然在實際起義日期——10月24日晚——與在代表大會後再奪權，從時間上來講，也不過是幾天時間，但這短短的幾天，會使十月革命的方式發生質的變化。就是在晚些時候，甚至在他被流放和流亡國外時所寫的《俄國革命史》和相關文章中，都沒有談過這個問題，大概是為了避嫌。因為從黨內鬥爭開始後，他的主要罪名就是一貫反對列寧，他和列寧之間的所有矛盾和分歧（不管真的還是假的）都被無限誇大，無限上綱，他不願重提他在起義方式上與列寧的分歧，是不想加強人們對他與列寧之間的關係的誤解。另一方面，如果把這個問題說明白，等於說十月革命基本是按照他的方案進行的。就他當時和後來在布爾什維克黨中的處境，這無疑是不明智的。只是在後來的黨內鬥爭中，在一篇寫於在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後，他在總結德國革命失敗的教訓的文章中，專辟一節講規定日期對革命奪取政權的必要性，這既是對當時德國革命教訓的總結，也可看作對列寧當年對他的指責的答覆。

 

這點，他後來的對手也同樣清楚。他們不惜編造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謊言，但沒有利用在革命關鍵時刻托洛茨基與列寧實際發生的矛盾。列寧對托洛茨基如此激烈的指責，卻無法利用，他們肯定會感到遺憾。但若加以利用，他們就會面對一個他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這些自稱唯列寧馬首是瞻的忠實學生為什麼不堅決貫徹導師的主張，立即領導起義，而聽任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得逞？這等於承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這是他們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看到的，於是只好忍痛割愛。

 
兩個不同的奪權方案
 

如果托洛茨基的奪權方案同樣是武裝起義的話，那確實讓人感到他太生氣了。既然是武裝起義，就是靠武力、謀略乃至行動的突然性決定政權歸屬，幹嗎非要把它和代表大會結合在一起呢？列寧的主張似乎更加合乎起義的要求，顯得更加務實。但托洛茨基原來的方案若是等蘇維埃代表大會後再奪取政權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托洛茨基有沒有等待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決議後再合法地取得政權的計畫，讀者在他的相關著作中是看不到的。在上引那句「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在形式上遷就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話中，是無法判斷托洛茨基是否有另一種奪權方案的，因為在代表大會前夕——10月24日夜——發動起義，是遷就代表大會（與列寧主張在9月初、10月初、10月中旬、10月20日發動起義相比較），等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後再奪取政權，也同樣是遷就蘇維埃代表大會。

 

但在列寧著作中的一段話證明托洛茨基確實有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後奪取政權的方案：「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決，就是自取滅亡或拘泥於形式；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不用表決，而用強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11]列寧的這句話明確地表明曾有人提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後，再逼臨時政府下臺的計畫。引文中的「捉摸不定的表決」說的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是否能通過這個決議是個未知數。這個計畫的制定者是托洛茨基，是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的。這樣一來就十分清楚了：托洛茨基「遷就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本意絕不是把起義定在代表大會的前夕。如果僅僅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遷就代表大會的話，就太形式主義了。既然要發動武裝起義，就要選擇對起義最有利的時間，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有可能對起義有利，也可能對起義不利，二者不可能完全吻合、一致。那麼判斷托洛茨基方案是否合理，主要應該看的是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是否能夠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決議。事實表明，即使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不發動武裝起義，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這個決議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那麼出現在歷史上的會是另一種形式的革命，套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不用強力，而用表決來解決政權歸屬問題，即徹底的蘇維埃民主革命。

兩種起義的時間表和方案植根於對形勢判斷的不同
 

托洛茨基和列寧的起義時間上的分歧，主要源於他們二人對當時時局的判斷的不同。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上都這麼說，七月事件標誌著雙重政權並存和革命和平發展階段的結束。實際情況正如筆者在對七月事件的注中所說的那樣，它只是一度中斷了雙重政權的局面和革命和平發展的進程。因為在科爾尼洛夫暴亂[12]後，尤其是在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改選中成了它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選舉失敗後拒絕與新的多數——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合作，退出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團後，雙重政權的局面不僅恢復，而且蘇維埃在與臨時政府的對峙中，佔有越來越明顯的優勢。仍在逃避臨時政府通緝的列寧是感受不到這一變化的。看來，負責黨中央與藏匿中的列寧聯繫的史達林也沒有看到這一變化。因此，列寧認為時間對反革命有利，所以主張立即發動起義。而身處事件發展中心的托洛茨基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變化，他深信時間對革命有利，所以不顧列寧的再三敦促，信心十足地以和平手段推動形勢向更加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害怕即將召開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為了延緩自己的失敗，他們一再將它延期。而這一拖延正中托洛茨基下懷，他認為大會的拖延會使形勢進一步向有利於革命派的方向轉變。如果讀者認真看一下這段時間中發生的事件，就可以明白他的從容和淡定的原因了。

 

上面列寧說的「我們就無法阻止放棄彼得格勒」沒有成為事實。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宣傳鼓動攻勢下，臨時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革命首都放棄給德國。經托洛茨基的工作，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轉向布爾什維克，這使臨時政府感到極大的不安，於是在10月初通過司令部下令將衛戍部隊調往前線，在蘇維埃的反對下，這紙調令成了一紙空文，赤化的衛戍部隊仍駐守在彼得格勒。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次無聲的起義：「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掌握政權以後，只是繼續並加深了兩個政權並存的方式，我們主動檢查了關於調走衛戍部隊的命令。這樣一來，我們就利用合法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和方式掩護了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實際起義。」在這段話中，托洛茨基明確指出在科爾尼洛夫暴亂後雙重政權不僅恢復，而且不斷深化。確實，在妥協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下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能與臨時政府形成雙重政權，在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真正主人後，雙重政權必然會進一步深化，而且朝著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方向發展。10月12日，彼得格勒蘇維埃通過了《關於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特別章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實際上是成立了一個與政府司令部平行的蘇維埃的司令部，形成了軍事上的雙重政權。10月16日，托洛茨基命令謝斯特羅列茨克兵工廠給赤衛隊發5000支步槍，兵工廠的工人執行了這個命令。這引起了臨時政府和它的支持者的極大的恐慌。在10月11-13日這幾天，托洛茨基主持北方區域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會上作報告：關於彼得格勒蘇維埃活動的報告、關於時局的報告，致閉幕詞，為它撰寫決議和電文。這些講話的主旨只有一個，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起義的前兩天，還在彼得格勒舉辦了蘇維埃日，本意是進行廣泛宣傳，為蘇維埃報紙募捐。儘管敵對力量揚言這一天要讓彼得格勒血流成河，但並未影響廣大工農士兵群眾踴躍參加集會，在這些集會上，沒有一個前蘇維埃的領導人膽敢發表反對意見。所有這些活動實際上都是對支持蘇維埃力量的檢閱，它們表明，彼得格勒蘇維埃已經獨享政權，戰役已經實際贏得，所剩的只是給予幽靈一樣的政府以最後的打擊，實現政權的過渡。在現實中，這最後一擊是以武裝起義的形式出現的，但它完全可能以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決議後再實現。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臨時政府的軟弱和無能為力。在面對布爾什維克起義威脅時，他企圖徵調私人車主的車輛，但一輛車也沒有征上來。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衛政府的部隊中，步兵第17師在途中得知派他們前往的目的地和目的後，拒絕前往。在溫登，有兩個團反對派他們去鎮壓彼得格勒。[13]克倫斯基所能調動的軍事力量只有兩個士官學校的學生、零星部隊，再加上一個主動前來的婦女突擊營，總數只有3千多人。十月革命之所以幾乎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原因就在於此。政權無非是對國家的物質力量和軍事力量的支配權。從這個角度說，克倫斯基政權早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就垮台了。

 

軍隊和地方政權也一樣。海軍司令部已經失去了對艦隊的控制。軍隊不願意充當鎮壓人民的工具，地方政權也開始迅速崩潰。特派員們害怕丟掉性命，紛紛棄官逃跑。

 

由此看來，蘇維埃革命的勝利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托洛茨基對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相信」和「等待」就是建立在這之上的。正如他後來在黨內鬥爭時期所寫的文章《我們的分歧》中所說的那樣，如果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9月接受列寧立即起義的建議，不僅會把敵人打個措手不及，也會使自己人因準備不足、倉促上陣而使起義的後果難以預料。一個多月的拖延不僅沒有使革命付諸東流，而是讓它穩操勝券。即使起義不是代表大會在前夕舉行，而是在代表大會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決議後再逼政府下台，結果也依然如此。顯然，在對時局的判斷上，正確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寧。

 

還有兩人性格上的不同

 

他們在革命前後的一些問題乃至重大決策上的分歧，不少是源於二人性格上的不同：列寧更加務實，托洛茨基為了理論和其他方面的考慮，甚至不惜犧牲實際利益。在此只提兩件事：一是在如何對待臨時政府的通緝上，二是在簽署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在七月事件後，臨時政府通緝列寧，列寧認為臨時政府不會對他進行公正審判，甚至會謀殺他，因而選擇逃亡國外。托洛茨基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列寧應該利用法庭審判進行光明正大的鬥爭。他自己的作法與列寧的截然不同。臨時政府的通緝令中本來沒有他，他主動向政府挑戰，聲稱他與被通緝的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觀點立場完全一致，因而沒有理由把他排除在通緝令之外。在他的挑戰性的聲明後，司法當局不得已把他關進牢房。他也充分利用法庭審判的機會，駁斥政府對布爾什維克的造謠中傷，把法庭變成打擊敵人爭取群眾的戰場。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列寧性格上的反差十分鮮明：列寧是絕對不會像托洛茨基那樣行動，冒後者所冒的那種風險的；托洛茨基也是絕對不會像列寧那樣選擇逃避。大家都知道，在布列斯特談判中，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也發生了嚴重分歧，其結果是導致蘇俄簽署條件更加嚴苛的和約。其實，他們之間的分歧集中在何時簽署和約上，和與反對和談的以布哈林為首的主戰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不是一回事。列寧主張，一旦談判破裂，德方提出最後通牒，就立即簽署和約。托洛茨基不反對簽約，但主張要在德方重開戰火後再簽。列寧之所以力主德方發出最後通牒就立即簽約，是為了減少損失，因為待重新開戰後再簽定城下之盟，對方的條件肯定會更加苛刻。托洛茨基也不是不知道這點，但他為什麼一定要堅持等德軍實際發動進攻後再簽約呢？他在這個問題上更多地考慮的是對歐洲和本國無產階級以及人民群眾的影響。如果只收到德方的最後通牒，而沒有發生德軍的實際進攻，可能會使部分歐洲無產階級和本國人民群眾相信過去臨時政府和它的盟友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德奸的污蔑，這可能會對歐洲和本國革命起到負面影響。只有在德軍實際進攻開始後，才能雄辯地揭穿這個謊言。這雖然會導致蘇俄簽署條件更加苛刻的和約，對俄國革命產生不利的影響，但它有利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聲譽，有利於爭取歐洲無產階級。顯然，在實際利益和革命聲譽及世界影響的天平上，托洛茨基更加看重後者。當然，列寧也不是無視後者，但他把他自己的砝碼完全放在前者一邊。對於此舉可能會引發的敵人的污蔑，他可能會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具體到十月奪取政權的問題上，他們兩人不同的方案，除了對形勢的判斷差異的因素外，無疑也有二人性格差異的因素。列寧注重的是奪取政權的實質，他不在乎使用武力，不在乎是以蘇維埃的名義，還是以布爾什維克黨的名義，而且他更傾向於以黨的名義發動起義。他看到了奪取政權的機會和可能性後，就不遺餘力地敦促立即發動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當然也以奪取政權為最終目標，但他除了贏得政權外，還考慮怎麼贏得更漂亮，更合理。上引托洛茨基那句話中的「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在形式上遷就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發展和加深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指的是利用了在全俄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這段時間，使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朝最大限度有利於蘇維埃的方向轉變。也就是說，這一鬥爭始終是在蘇維埃民主框架內進行的，並以此「確立了蘇維埃的合法地位」。他遲遲不響應列寧立即發動起義的號召，最後仍把起義日期定在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主要目的就是加強奪權與蘇維埃民主的聯繫，把政權轉變過程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點。

*    *    *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是兩個時間表和兩種奪權方案妥協的結果。嚴格地說，列寧並沒有主動妥協，只是由於他在逃避通緝中無力使他的黨接受並實施他的立即起義的主張，他只能無奈地在不斷催促和指責中等待托洛茨基行動，也就是說，他的妥協是消極的、被動的。雖然在時間上看，托洛茨基堅持了自己的時間表，用他的話來說，則是「遷就蘇維埃代表大會」，他的妥協僅僅是把行動日期從代表大會後提前到代表大會前夕。但實際上他做了巨大的妥協，幾天的時間變更使完全徹底的蘇維埃民主革命在最後時刻變成了武裝起義。雖然如此，仍可以肯定地說，決定起義成功的，並非「強力」的本身，而是之前的民主鬥爭過程，是這個民主過程決定了起義的結果，而不是相反。

 

---

[①]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3頁。

[②] 同上，第32卷第373頁。

[③] 同上，第274-275頁。

[④] 同上，第276頁。

[⑤] 《列寧全集》第32卷第375頁。

[⑥] 同上，第381頁。

[⑦] 參見拙文《重溫十月革命》，載《博覽群書》2007年第12期第4-11頁。

[⑧] 史達林當時是中央委員會和藏匿的列寧之間的聯絡人。

[⑨] 革命三階段理論即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首先應該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水準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一直是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信條，布爾什維克也不例外。列寧在二月革命後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主張遭到黨內上層的普遍抵制，亦源於此。正是在這個理論的影響下，包括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或是積極反對十月革命，或是對它採取消極觀望的態度（10月期間的史達林）。即使十月革命獲得了勝利，仍不能清除他們在頭腦中根深蒂固的三個階段理論的影響，它後來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再次表現出來。托洛茨基對這個理論的突破是他在1904年底闡述的“不斷革命論”，該理論認為，俄國資產階級無力領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的領導地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肩上，由於無產階級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因而革命不會在達到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後止步，必將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部分——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後完成的。

[⑩] 《列寧全集》第32卷第258-263頁。

[11] 《列寧全集》第32卷第431頁。這句話摘自列寧10月24日晚在離開他的藏匿處前《給中央委員會》的信。

[12] 科爾尼洛夫暴亂指1917年8月末被克倫斯基任命為全俄軍隊總司令的科爾尼洛夫將軍率領軍隊進攻彼得格勒，旨在鎮壓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軍事獨裁。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不得已求助布爾什維克保衛彼得格勒，粉碎科爾尼洛夫暴亂。暴亂平息後，雙重政權的局面再度出現。

[1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 стр.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