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關於革命的瑣碎事

路易絲·布萊恩特和約翰·里德是美國記者，同情俄國革命，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17年，他們寫下了在俄國的經歷的著名報導，里德的《震動世界的十天》和布萊恩特的《《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里德的章節《臨時政府的倒台》詳細描述了權力從臨時政府轉移到蘇維埃再到布爾什維克的過程，指出這些轉變期間意外地沒有發生太多暴力。雖然對布爾什維克表示同情，里德強調他們有時會無視民主決策。

布萊恩特以「一個女性的視角」報導了革命，她的寫作表現出很強的同理心，特別關注女性士兵。她的作品《《在紅色俄羅斯度過的半年》》更具軼事性質，但同樣有強大的影響力。1920年，里德和布萊恩特回到了俄國，里德患上了斑疹傷寒並最終去世。在里德的國葬上，布萊恩特按照俄羅斯的習俗，獨自走在靈車前面，領導著葬禮隊伍。

關於革命的瑣碎事

路易絲·布莱恩特（Louise Byrant）

在俄羅斯，我遇到了許多瑣碎小事，儘管它們本身無關緊要，但匯集在一起，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比刻意描繪的畫面更多的想像。現在我又回到了家，資訊大部分都依賴于由柏林或維也納發出的報導，這些報導旨在使我們對俄羅斯產生偏見，或者依賴於那些以寫出聳人聽聞的故事為業的同事們的報告，我覺得我有必要講述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在這個被認為是暴亂橫行的俄羅斯的親身經歷。我們的記者都能像亞瑟·蘭索姆先生那樣思維清晰、聰明才智就好了，他的報導出現在《倫敦每日新聞》、《紐約時報》和《新共和國》上。蘭索姆先生是一位在俄羅斯生活了多年，對當地情況瞭若指掌的英國人，他以觀察者的身份寫作，而不是站在任何當權派的一方，我認為這是記者的唯一合理行為。在公開發表的關於俄羅斯政治局勢的評論中，沒有比他在向美國人民的信中所說的更清晰的評論了，他說，「記住，任何非蘇維埃政府在俄羅斯的存在都會受到德國的歡迎，反過來，也不能不把德國視為其保護者。記住，無論是在東歐，還是在美國和英國海軍中的革命運動，都是協約國對個軸心帝國集團封鎖的一個組成部分。」 如果一個人去了俄羅斯，發現蘇維埃政府是人民的表達，那麼無論個人對蘇維埃政府有什麼感覺，都有必要這樣說。

如果一個人期望看到的只是流血事件，但現實中他發現還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可以大剌剌地穿著皮草外套走來走去，劇院、芭蕾舞、電影和其他或多或少的娛樂依然繁榮，那他可能不會講得那麼理直氣壯，但是有必要注意這個事實：聲稱革命沒有流血以此來為革命辯護是愚蠢的，堅持街頭巷尾都是血流成河同樣愚蠢。我們必須用邏輯去判斷大相徑庭的聲明的真假。例如，那位謹慎、科學的觀察者，阿爾伯特·羅斯教授，他在俄羅斯旅行了20,000英里，「從未看到一次毆打」，「與其說是騷亂和動亂，不如說習慣仍是生活的主宰」，與此相比，像赫爾曼·伯恩斯坦這樣的偏見記者，總是設法看到最混亂的地方，白天的謀殺和搶劫，車輛脫軌，死者無人掩埋，等等。在俄羅斯的新政府問題解決之前，沒有人能預測會發生什麼，但到目前為止，這個一直被虐待和壓抑，現在突然被給予自由的大眾，他們的行為顯得驚人地溫和。

如果所有應該做的事情真的都做了，我覺得其中的一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我是一個女人，不顯老態，我經常獨自在俄羅斯旅行。我沒有一個不愉快、醜陋的經歷。我被間諜跟蹤，我參與了戰鬥，但在第一種情況下，我是在踏上危險的土地，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因為我選擇置身於行動的中心。幾天前，我帶著一些驚訝讀到了一個勇敢的記者的故事，他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又回到彼得格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是一件勇敢的事情。我做過很多次，當火車上擠滿了饑餓的士兵。有一次我試圖和一個士兵分享我的三明治。他整夜都站在過道裡，看起來疲倦而悲慘。他拒絕了食物。「你自己吃吧，小同志」，他說，「我們還需要很多小時才能到達旅程的終點。」

一個來自三藩市的女記者，她在我在那裡的時候也在俄羅斯，她和我一起回家，她經常憤怒地談論關於俄羅斯情況的誇大其詞。她講了一個關於她在抵達彼得格勒的阿斯托里亞酒店後不久與一名哥薩克人的遭遇的有趣的故事。她聽過很多關於哥薩克人的殘暴行為的故事，所以當一個高大、英俊的哥薩克人在晚上猛地敲她的門時，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了恐懼。當她打開門時，他走進了房間，關上了門，鞠了一個躬，從口袋裡拿出了一條綠色的腰帶。B小姐認出那是她自己的。她立刻意識到她肯定是在吃飯去或回來的路上掉了腰帶。她想要感謝哥薩克人，但她不會說俄語，也不會說德語。她想到許多俄羅斯人會說法語。她有一點法語功底。'Merci-pour-cette，'她低聲說，接過腰帶並指向她的腰。哥薩克人走近了，摸了摸她的衣服，微笑著。「哦，」他用完美的英語說。「我明白了，你不穿緊身胸衣。」然後他禮貌地補充道：「那非常有趣。晚安，小姐。」然後他又鞠了一個正式的小躬，然後出去了。

關於最惡劣的暴行的故事在彼得格勒滿天飛，一時之間在外國人社區中引起了輕度的歇斯底里症。歇斯底里症總是會產生荒謬的情況。一個英國人在一個晚上設法上了一輛擁擠的車，被迫站在後平臺上。他非常緊張，想像著一個穿著整齊的小個子男人避開了他的目光。他伸手去摸他的手錶，發現它不見了。就在那個小男人下車之後，英國人快速跟上，那個小男人開始跑。最後，英國人在一個院子裡的一堆柴火後面抓住了他。他用命令的語氣說：「手錶！手錶！」那個小男人立刻交出了一塊手錶。安全地回到家，英國人發現他自己的手錶在他的梳粧檯上，他早上粗心地把它留在那裡，而一個陌生的手錶在他的口袋裡。對於他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困擾，他在報紙上做了廣告，過了一段時間，那個小男人出現了。英國人開始了一番複雜的道歉；但那個小男人打斷了他。「完全沒問題，」他說，「那天晚上讓我擔心的是，我帶著3000盧布，我怕你會要求那些。」

蘇維埃政府試圖廢除許多過時或困難的習俗。他們在內戰中暫停下來，改變了日曆，直到2月7日，這個日曆才與所有其他國家的對應日期相差13天。

他們廢除了社會等級，計畫建立人民劇院，改革婚姻法律，甚至改變了拼寫。

自18世紀中葉彼得大帝時代以來在俄羅斯實施的舊的等級制度，直到1917年11月25日才被正式廢除。法令的內容如下：

到目前為止在俄羅斯存在的所有社會階級和所有公民的劃分，所有的階級差別和特權，階級組織和機構以及所有的民事等級都被廢除。

所有等級 - 貴族，商人，農民；所有頭銜 - 親王，伯爵等等，和民事等級的名義（私人，國家和其他顧問）都被廢除，對所有俄羅斯人民建立的唯一的名稱是俄羅斯共和國公民。

教育部長盧納查理斯基是俄羅斯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多年來一直被人們稱為革命的詩人。他是一個極其有文化的人，很可能在任何政權下都能擔任同樣的職務。他不相信混淆藝術和政治。將舊宮殿變成人民博物館，就像法國那樣，是他的主意。組織俄羅斯藝術家聯盟也是他的主意。這些藝術家，由各個階級的富人和窮人組成，負責管理國家的珍貴藝術珍品。他們規定，超過25年歷史的藝術品不得帶出國。

盧納查理斯基是一個狂熱的布爾什維克，但當他聽說克里姆林宮被夷為平地時，他病倒在床上並辭去了他的職務。幾天後，當他發現這是一則假報告時，他再次出現在他的崗位上。就在最激烈的戰鬥中，他頒佈了一項簡化拼寫的法令，剔除了字母表中多餘的字母。他還建立了無產階級戲劇學校。就像蘑菇一樣，一夜之間，數十個劇院誕生了。在工廠，軍營裡演出了好戲。他們選擇了最好的作者 - 高更，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的好戲……這整個無產階級運動中有如此多的浪漫情懷，如此宏偉而簡單的姿態，不足為奇的是，它吸引了像盧納查理斯基這樣的易受影響的人。

盧納查理斯基和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另一位狂熱的布爾什維克，波克羅夫斯基教授，都是投身蘇維埃的老知識份子的真實類型。

至於被海外廣泛討論並被各種「憤怒」和「正義」的公眾人物誤解的新婚姻法：例如，潘克赫斯特夫人最近猛烈抨擊，她聲稱18歲以上的女人將成為共妻，並通過在法國報紙上發佈的法令證明了這一點。蘇維埃關於婚姻的法令通過時，我在場並擁有正確的資料。落入潘克赫斯特夫人手中的法令是由絕對沒有任何權威的人，奧德薩（譯者註：烏克蘭第三大城市）的一個小的偏遠的無政府主義者團體搞出來的。完全沒有理由對此感到興奮。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團體都有奇怪和荒誕的觀點 - 美國也有一些，但這並不證明他們的意願就是美國人民的意願。

根據一月初通過的婚姻法，只承認民事婚姻。民事婚姻並不意味著事實婚姻，而是那些經過法律程式合法化的婚姻。所有的簽約方需要做的就是去婚姻和離婚部門登記。不需要任何儀式。離婚同樣容易。任何一方或雙方都可以宣誓，他們發現無法再在一起生活了，他們就合法地自由了。如果有孩子，事情會稍微複雜一些，擁有更多錢的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必須提供最多的財務援助。同一法令宣佈，所有在教堂裡待決的離婚都是無效的。

不接受近親或直系親屬的婚姻聲明。不允許重婚。在大俄羅斯，男性可以在18歲，女性可以在16歲時合法化婚姻。在南高加索國家，這些年齡限制分別降低到16歲和13歲。

在這項法令的投票之前，有一位士兵站起來說，他認為政府應該限制離婚次數為三次。另一位士兵站起來斥責他，說：「為什麼我們，相信自由的人，應該告訴任何人他應該結婚多少次？」所以這個討論被放下了。有趣的是，儘管婚姻和離婚像一杯茶一樣容易得到，但並沒有大量的人湧向辦公室。隨著所有種類的壓迫的消除，不道德行為顯著減少。儘管這些寬鬆的法律，俄羅斯可以傲然宣稱，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不道德行為都少。

布爾什維克最嚴謹的行動之一是突襲所有的賭博場所，沒收賭金，並將其轉交給軍隊和窮人。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張貼公告，公佈所有光顧這些地方的人的名字。

在俄羅斯，婦女雜誌不受歡迎，因為性別平等已經成為一種定局。我碰到的唯一有趣的女性雜誌是由薩莫伊洛娃夫人編輯的，完全由工廠女工撰寫。它的發行量為二萬五千份。兒童雜誌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發展階段。他們出版了一本叫做我們的雜誌。所有的插圖，故事和詩都是小孩子的作品。大多數偉大的俄羅斯藝術家都對它感興趣，印刷量大增。當然，內戰和最後的德國入侵暫時停止了所有這種愉快的遊戲精神。

俄羅斯人在自己的國家之外並不快樂。許多富有的俄羅斯人，不再在家裡舒適，現在尋求我們（譯者註：即美國）的海岸，或去瑞典或挪威，法國或英國。但是他們不滿意；他們一點也不像那些逃離沙皇暴政的舊流亡者。俄羅斯對所有的孩子都有強烈的控制力。最終，他們將不得不回去，像我們在內戰中做的那樣，像他們在法國做的那樣，一起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猶太人的迫害幾乎已經停止了。這種反猶太情緒，像所有的種族仇恨一樣，是人為的，必須人為地刺激。隨著君主制的失敗和反動派的失信，猶太人不再根據宗教被隔離，而成為俄羅斯公民。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重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這對那些在美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並熟悉美國效率的流亡者尤其真實。威廉·沙托夫成為了著名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印刷工會的組織者和工廠商店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最近被報導為卡爾科夫的州長。沃斯科夫成為了塞斯特羅雷茨工廠商店委員會的主任，是那個巧妙機構的主要發明者之一。在舊制度下，反猶太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猶太人在貧民區擠在一起，以至於他們被迫自衛，與非猶太人結盟。現在，絕對沒有這種駭人聽聞的表演的機會，除了那些被黑色百人團邀請的，他們正在努力將沙皇重新推上皇位。對托洛茨基的敬意和尊重證明了人民的真實感情。

由於在俄羅斯，紙張極度稀缺，普通的郵票被用作戈比，但沒有膠水。

一盧布的紙幣被一次又一次地黏在一起，直到最後它們變得非常稀有。並且絕對沒有金屬錢。我們不得不使用四十和一百盧布的鈔票，由於商人沒有零錢，我們不得不建立信用。在我們最常吃飯的餐館，我們要麼提前給他們錢，要麼他們信任我們。

當我讀到關於俄羅斯的荒謬故事時，我總是想起《晚報》記者的經歷，他去年夏天在伏爾加河下，悠然自得。他說，有一天下午，他坐在一個一室的農民小屋裡，記錄下印象。他寫道：「粗糙的木制桌子和長凳 - 桌子中間的大碗，全家人都在吃 - 女人和髒兮兮的嬰兒……」但是就在那時，他被打斷了，嬰兒把腳放在桌子上，母親嚴厲地責駡它。「記住，你不在美國，」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