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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審視社會再生產理論




文:希拉·麥格雷戈
譯:白萌 、K  校

本文是對《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主義視野:工作、權力和政治戰略》一書的評論,此書作者是艾倫·傑菲(Aaron Jaffe),2020 年出版由普盧托(Pluto)出版社出版,售價18.99 英鎊。

艾倫· 傑菲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主義視野》是蒂蒂·巴塔查裡亞(Tithi Bhattacharya)編輯的「映射社會再生產理論」叢書中的一本【1】。傑菲對社會再生產理論 (SRT)的闡述有三個亮點:闡明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積累的競爭驅動力;批判「性別本質主義」;還尖銳地批評了交叉性流派理論【2】。不足之處在於沒有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十八般武器」,特別是沒有使用與種族主義和國家有關的理論武器【3】。

傑菲認為他對社會再生產理論(SRT)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發展,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剖析所生活的世界,對社會問題進行批判,並用「社會主義的視野看待女性解放問題」【4】。社會再生產理論(SRT)並不局限於分析女性受壓迫的問題:「社會再生產」不是一個標新立異的術語,而是調查和理解世界的一個框架,它特別著眼於勞動力的生產方式和維持方式」,這才是對社會再生產的最好解釋【5】。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可將資本主義的分析簡化為觀察價值增值的過程,也就是如何從直接勞動者身上抽取剩餘價值。傑菲認為有必要駁斥這一看法,這就是他的核心觀點。

顯然,以價值為中心的看法是有局限的。為了對價值在特定情境中的作用提供更具體和有根據的說明,我們需要研究實際的社會關係及其歷史【6】。

毫無疑問,上述說法是正確的,但尚不清楚到底是傑菲認為卡爾·馬克思本人,還是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發展方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我認為馬克思和弗裡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後來的其他一些人,遠遠超出了「以價值為中心的看法」【7】。

傑菲將社會再生產理論的基礎置於馬克思的勞動力概念之上作進一步發展:「無論一個人生產何種使用價值,他【原文如此】所使用的那些精神和身體能力的總和,才是勞動力或勞動能力【8】。」正如傑菲所言,這個勞動力的廣義定義,遠遠超出了「為生產剩餘價值而出售勞動力」的含義。相反,「勞動力是生產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一切事物的能力」【9】。因此,人類需求和我們的勞動力或勞動的能力是社會和歷史條件所塑造的,是得以發展還是受到阻礙取決於我們生活的具體社會環境。資本主義剝削的核心是靠出賣勞動能力維生的人與購買勞動力的人之間的矛盾。

分析能決定我們的勞動能力有否與如何得到培養和發展,又或受到抑制和無視的各種社會力量,可用來判斷不同壓迫的本質以及剝削造成的影響。例如,可用來判斷「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的局限性【10】,還可用來展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跨性別恐懼症和對殘疾人的壓迫如何以特殊的方式阻礙社會的進步。此外,勞動能力的廣義概念指出社會方式必須改變,才能發揮每個人的最大潛力。

傑菲在書中專辟一章論述性別與身體,並仔細分析了《卡利班與女巫》 (作者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馬克思主義與女性受到的壓迫》(作者莉絲·沃格爾(Lise Vogel))中的有關論述,因為這兩本專著是許多社會再生產理論家的必談之作【11】。 傑菲指出:費德里奇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出現的真實歷史發展,假定女性的身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是「自然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才被異化,成為生產勞動力的工具,這導致其自身難以自圓其說。根據費德里奇的說法,解放意味著回歸「自然的身體」。然而,這種依賴女性性別的概念使得自身難以發展成為一種非二元、跨性別以及對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包容的性別方法,並且「忽視了性別本身可能是一個自決的概念」【12】。

傑菲認為,莉絲·沃格爾對女性受壓迫的描述比費德里奇的「更加開放」,也「更加封閉」。沃格爾分析了女性在歷史上受資本主義條件約束的方式。然而,她把女性在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處於不利地位簡單地歸結於生育,並將其定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此外,沃格爾未能探索「性、生物學和性別之間的關係」【13】。傑菲總結道:「儘管這種說法對許多女性來說是準確的,但將性別壓迫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生理上的生育能力,過份強調性別的本質,並且……以生物學存在即合理的方式看待問題,從而導致對生育女性及女性的壓迫【14】。」

傑菲的批評很重要,可令人失望的是,他沒有指出其他關於女性受壓迫的說法,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恩格斯經典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之上的說法。恩格斯把家庭建設看做資本主義下私有勞動力再生產的場所,從而提出女性受壓迫的另一種解釋。恩格斯的分析,以及在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世理論家的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那就是將勞動力再生產與資本積累聯繫起來。在分析歷史發展的基礎上,這些觀點是理解資本主義下如何構建性別二元結構以及性少數群體(LGBT+)的壓迫為何出現的有力工具【15】。

傑菲在書中的一個章節專門論述「交叉性」流派,他指出:「我認為社會再生產理論(SRT)最適合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壓迫錯綜複雜的本質,因為它突出了階級在這些壓迫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6】。他承認,黑人女權主義「交叉性」流派理論的根源有很多。然而,儘管有最好的「交叉性」方法,他還是更喜歡社會再生產理論(SRT),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可以分析所有壓迫活動的整體框架,指出了積累在階級剝削關係中的核心作用【17】。社會再生產理論(SRT)回答了「為什麼」的問題,而「交叉性」流派理論仍然停留在描述的層面。為了支持他的論點,傑菲引用了馬克思在未完成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描述:

無償剩餘勞動從直接生產者中抽出的特定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因為它直接來自生產本身,反過來又作為決定性因素對生產作出反應。然而,從生產關係本身發展起來的整個經濟共同體的形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定政治形式,都建立在此基礎上。總是生產條件的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總是自然地對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因而也對應於它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揭示了最深處的秘密,整個社會結構以及主權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下隱藏的基礎:簡而言之,國家的相應特定形式。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從其主要條件來看是相同的——由於自然環境、種族關係、外部歷史影響等無數不同的經驗環境而呈現出無限的變化和漸變。這些只能通過分析經驗給定的情況來確定【18】。


我同意,這確實為對不同類型的壓迫進行社會和歷史分析提供了框架,無論它們是隨著資本主義出現的(如種族主義和傑菲所說的「殘疾歧視」),還是隨著階級社會本身的興起(如婦女的壓迫)。然而,傑菲說馬克思「拒絕了因果關係的單向概念」,但馬克思似乎對他在上面提出的參數做了相反的事情【19】。例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存在不同形式的小家庭——異性戀、同性戀、單親、已婚、未婚——但這些不同的形式都沒有破壞「勞動力私有化再生產」的現實。與此同時,老齡化資本主義日益加劇的危機導致越來越多為勞動力再生產而開發的大量社會支援系統遭到削弱。社會形式可能會反作用於經濟關係,但經濟關係在更明確的意義上制約和限制這些社會形式。

那麼傑菲論述的社會再生產理論(SRT)有哪些弱點呢?首先是沒有更多地採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壓迫的論述。傑菲認為,之所以不這樣做,能減少使社會再生產理論(SRT)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威脅,儘管他使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參考資料來幫助說服懷疑論者【20】。我認為情況正好相反,傑菲的做法會遺漏很多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滿了對婦女和兒童以及愛爾蘭和英國工人之間關係的討論【21】。他們還分析了殖民主義在將英國工人與統治階級結合起來的影響,以及美國奴隸起義和內戰的重要性【22】。馬克思自己對系統性種族主義和奴隸製作用的闡述令人信服且有力 :「勞動人人平等,白人不能生來不勞而獲,黑人不是生來就要勞作一生」【23】。對於馬克思來說,工人階級不克服各種分歧,就不能迎來自我解放【24】。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史達林(Stalin)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不能掩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也不能掩蓋革命社會主義傳統的立場【25】。批判性地重申馬克思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其次,傑菲強調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作用,而淡化統治階級製造壓迫的主要作用【26】。工人階級家庭並非在 19 世紀後期憑空出現,而是積極的人為作用推動的【27】。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立法來確保勞動力私有化再生產的延續,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上進行干預,為家庭和「家庭價值」辯護【28】。這正是為什麼墮胎問題總是成為爭奪權利的關鍵武器的原因【29】。

再舉一個例子,種族主義在美國和歐洲採取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從美國內戰後重建時期的吉姆克勞法到反猶太主義和移民管制的興起,伊斯蘭恐懼症的擴大,以及制度性種族主義在今天的繼續。這些對日常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員警種族主義謀殺喬治·佛洛德後的2020年「黑命攸關」運動所證明的那樣。然而,所有這些形式的種族主義都被統治階級有意識地發展為分裂工人的策略。當然,一些工人的行為方式帶有性別歧視、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同性戀恐懼症、跨性別恐懼症等,這些偏見必須受到挑戰。然而,這些觀點並不是自發產生的。工人不是生來就這樣想的,就像婦女並非因為具生育的能力而受到壓迫一樣。

若不能發現統治階級如何有意識地與戰略性地使用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跨性別恐懼症和其他形式的壓迫,便不能看到這些分歧對工人階級造成的影響。後一種情況導致忽略打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同性戀和跨性別歧視的必要性。然而,只關注社會再生產會導致不能從理論上充分分析國家和政治在制度化不同類型壓迫中的作用。這樣,社會主義者的注意力可以不再關注那些宣揚分裂政策的人。唐納德·特朗普在擔任總統的四年期間故意幫助建立極右翼;在英國,伯里斯· 詹森 (Boris Johnson) 有意識地實施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政策,將難民和移民當作替罪羊,並攻擊受壓迫群體的抗議權【30】。從理論上講,社會再生產理論(SRT)根本不符合挑戰員警的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更廣泛的資本主義政權的「黑命攸關」的運動現實。

傑菲慶祝世界各地最近的鬥爭是正確的,特別是罷工作為武器的重新出現。事實上,如果他將群眾罷工的意義引出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說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方法」,他能進一步鞏固自己的論點,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觀點基礎。這些工人的鬥爭,連同2020年的「黑命攸關」運動,2021年3月英國一名員警謀殺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後的反性別歧視示威以及2020年5月的全球巴勒斯坦團結運動,證明了克服分歧的潛力,讓我們看到了列寧把革命稱為「被壓迫者的節日」的原因。自我解放是關於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的願景。然而,如果不贏得關於需要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力論據,並借鑒革命社會主義傳統的戰略方法,例如統一戰線方法和革命組織的建設,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

希拉·麥格雷戈(Sheila McGregor )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WP) 的長期成員和國際社會主義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註腳
1 巴塔查裡亞,2017 年。
2 關於他對性別本質主義的批評,請參閱傑菲,2020 年,第 60 頁。
3 麥格雷戈,2018 年。
4 傑菲,2020 年,第 4-5 頁。
5 傑菲,2020 年,第 26 頁。
6 傑菲,2020 年,第 20 頁。
7 傑菲,2020 年,第 27 頁。
8 傑菲,2020 年,第 30 頁。
9 傑菲,2020 年,第 30 頁。賈菲區分了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和有價值事物的日常使用。他在這裡使用日常意義上的「有價值」。
10 傑菲,2020 年,第 51 頁。我關於蘇聯婦女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種分析——麥格雷戈,2021a。
11 傑菲,2020 年,第 60 頁。
12 傑菲,2020 年,第 63 頁。
13 傑菲,2020 年,第 67 頁。
14 傑菲,2020 年,第 67 頁。有關這一點的更多討論,請參閱麥格雷戈,2018。
15 關於恩格斯,見哈曼,1994 年;關於家庭、女性的壓迫以及性別和性別角色,參見琳達絲·傑爾曼(German),1989 和 茱迪斯·奧爾(Orr),2015;關於跨性別壓迫的根源,參見費因伯格(Feinberg), 1997 和 邁爾斯(Miles), 2020;關於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的壓迫,見威克斯 (Weeks),1981。這只是對資本主義興起與性別壓迫之間聯繫的一小部分描述。
16 傑菲,2020 年,第 72 頁。
17 傑菲,2020 年,第 81 頁。
18 引自 Jaffe,2020 年,第 83 頁。馬克思的原始表述可以在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47.htm 找到
19傑菲,2020 年,第 84 頁。事實上,馬克思確實明確寫道,「剝削是一切形式壓迫的基礎」——馬克思,1864 年。關於這一點的進一步討論,請參見麥格雷戈,2018 年。
20 傑菲,2020 年。
21 恩格斯對性別角色有初步的看法。有關恩格斯對性別觀點的討論,請參見麥格雷戈(McGregor),2021b。
22 有關此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請參閱 麥格雷戈(McGregor),2018 年。
23 馬克思,卡爾,1867 年,第 10 章。
24 馬克思,1864 年。「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己來爭取」是國際工人協會總則的第一條法令。
25 見安德森,2010 年。
26 見傑菲,2020 年,第 44、82、89、90 頁。
27 許多寫過此主題的文章,請參閱 German,1989 和 布倫納(Brenner),2000。
28 這並不妨礙政府提供不同級別的托兒服務,並採取其他措施鼓勵婦女在關鍵時刻參與工作。這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和 1944 年至 1989 年間的東歐——見 McGregor, 2021a。
29 有關爭取生殖權利的說明,請參見 Orr,2017 年。
30 世界各地有很多政客在做同樣的事情,包括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

參考
安德森,凱文,2010,邊緣的馬克思:論民族主義、種族和非西方社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Bhattacharya,Tithi(蒂蒂·巴塔查裡亞),編輯,2017,社會再生產理論:重新映射類,重新定位壓迫(普盧托出版社)。
布倫納,約翰娜,2000 年,婦女與階級政治(每月評論出版社)。
Feinberg, Leslie(萊斯利·費因伯格),1997,跨性別勇士:從聖女貞德到鄧尼斯·羅德曼創造歷史(燈塔出版社)。
German, Lindsey(琳達絲·傑爾曼), 1989, 性別、階級和社會主義(書簽出版社)。
Harman, Chris(克裡斯·哈曼),1994,「恩格斯和人類社會的起源」,國際社會主義 65(冬季),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94/xx/engels.htm
Jaffe,Aaron(艾倫· 傑菲),2020,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主義視野:工作、權力和政治戰略(普盧托出版社)。
馬克思,卡爾,1864 年,「一般規則,1864 年 10 月」,為國際工人協會撰寫,https://tinyurl.com/ya9kh4hu
馬克思,卡爾,1867 年,《資本論》第一卷,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
McGregor, Sheila(希拉·麥格雷戈),2018,「社會再生產理論:回到(哪個)馬克思?」,國際社會主義 160(秋季),http://isj.org.uk/social-reproduction-theory
麥格雷戈,希拉,2021a,「性別歧視、社會主義和國家:東方集團的女性」,國際社會主義 170(春季),http://isj.org.uk/eastern-bloc-women
McGregor, Sheila(希拉·麥格雷戈),2021b,「恩格斯論婦女、家庭、階級和性別」,《人文地理》,第 14 卷,第 2 期。
邁爾斯,蘿拉,2020 年,跨性別抵抗:社會主義和為跨性別解放而戰(書簽出版社)。
Orr, Judith(茱迪斯·奧爾), 2015,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書簽出版社)。
Orr, Judith(茱迪斯·奧爾),2017 年,墮胎戰爭:為生殖權利而戰(政策出版社)。
Weeks,Jeffrey(傑夫裡·威克斯),1981,性、政治與社會:自 1800 年以來的性行為規範(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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