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鄧後的中國成為人民的中國
向青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
鄧小平統治中國的時期快要結束了。很有可能，到了這篇文章刊印出來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死掉。如果他的壽命還能夠拖延下去，大概也絕少可能拖延到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最近人們普遍談論著「鄧後」時代的中國會怎樣、怎樣。這自然是個很值得思考和談論的問題。人們普遍在推測鄧後的中國會有哪些改變或不變。其實，更重要的是確定我們人民大眾要努力使鄧後的中國成為什麼樣子，以及現在就要準備應付鄧後怎樣的一個局面。
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點，是誰會成為鄧小平的真正的繼位人。儘管中共做了不少的努力，想保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層順利接掌政權，但歷史經驗證明，這一類安排是十分靠不住的。從以往的紀錄看起來，江澤民並不像是個毫無疑問的繼位者。究竟誰會成為下一個最高統治者，只有未來的鬥爭才能夠確定。如果鄧死後一兩年就有分曉，那些認為穩定高於一切的人們就應該很慶幸了。
最值得我們人民關心的，不是哪個人繼承最高統治者的地位，而是以後的政府到底為什麼人服務，以後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等等有沒有重大改變、或變成怎樣。如果整個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這就是說，如果中國始終受中共黨內的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小集團統治，那麼，最高統治者是江澤民，還是李鵬，還是喬石，或者朱鎔基，甚至是鄧力群或趙紫陽，或者隨便一個張三、李四，對於大多數人民來說，都沒有多大分別。因此，比較有思想的人就主要考慮鄧後中國的制度會有什麼改變的問題。
談以後變或不變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楚鄧小平體制的本質是什麼。
純粹在政治層面上，鄧小平政權和毛澤東政權是同屬一類的。兩者都是一黨專政，是國家官僚凌駕一切的極端專制的政權。但是，即使是極端專制的官僚政權，也不能真正超越於一切社會階級的利害之外，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對待一切階級。它難免在互相敵對的主要的社會階級之中支持某一階級而壓迫其他階級。毛澤東政權是反資本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算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夠得到解放。鄧政權雖然同樣掛著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招牌，但是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大開門戶早已做到世人皆見。它不但容許中國資產階級復活，又歡迎外資大量投入，而且正在使用種種辦法化公為私。一方面讓官僚們大量侵吞國有財產，實現官僚以及他們的家族的「原始資本積累」，另方面逐步使國有企業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所以，事實上鄧政權的階級立場已經變成同毛政權相反了。它是過去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取消者，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實現者。因此，談到鄧後中國會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會不會轉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另一個是會不會停止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恢復反資本主義的路線。
中共走資路線不會變
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不少人擔心一旦沒有了鄧小平，中國就可能回到以前毛澤東那種反資本主義路線。現在很少人還有這種想法了。這表示一般人都相信，中共內部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或任何可能繼位的有力人物根本反對資本主義路線。這種看法顯然是合乎事實的。
早年那種解放勞動人民、剷除剝削制度的革命熱情，在中共領導層裡面早已消失了。從1957年起，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他們已經不是革命者，而是自覺的騎在人民身上的統治者；他們所真正關心的，只是怎樣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怎樣保衛和擴大自己的種種特權。原先他們還相信那種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同樣實行絕對中央集權的官僚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這種信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裡一步步削弱，終於由鄧小平摸索出他那條以資本主義為師的改革開放路線。這路線把中共一黨專政的特權保持不變，同時大大增加官僚們的私人財產，並且使他們的私人財產得到日益充份的合法保障。凡是掌握政治、經濟或軍事實權的上層官僚，人人都大有機會發財。他們已經普遍與中外資本家密切結合，嘗到了勝過改革開放前的甜美生活滋味。至於中下層官僚，不但思想和作風已經根本改變，從主要搞政治運動變成一切向錢看，甚至連人物都換過一批新的了。基層幹部尤其是如此。所以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僚都會繼續擁護資本主義路線。
中共官僚裡面沒有明顯地從走資路線中得利的，只有那些專門負責宣傳工作的人員。但他們既不是真正的掌權者，又一向只會奉命去宣傳上層所規定的路線，欠缺思想獨立性。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見得比其他官僚真誠，在民眾中更沒有基礎。況且，全面倣效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正式薪金大大提高，職業地位的法定保障等），宣傳幹部也是同樣受益的。所以不可能由他們來扭轉現行的走資路線。
總而言之，鄧後的中共政權繼續實行走資路線，這點是可以確信無疑的，資本主義化的速度甚至會顯著增加。官療社會主義這種畸形的制度，不但再也得不到勞動人民的擁護，連官僚本身也拋棄它了，沒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復活。將來中國再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只有重新經過一次天翻地覆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新的社會革命的動力，只能來自中共以外，來自無產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來自新的革命黨。
政治開放的機會
談到鄧後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會變成怎樣，這個問題和上一個問題不同，簡單明確的答案是沒有的。
中共內部的自由民主傾向是非常微弱的，目前沒有一個派系顯出這種傾向。因此，可以相信，鄧後不會輕易出現顯著的民主化改革。但是，把一種思想傳統當作堅強無比、萬世不易的力量，顯然是不科學的。同時，應當懂得，一個官僚在上司眼皮底下的表現，不能代表他取得自主權以後的作風。環境的壓力可以打破傳統。利害的計算可以替轉變開路。
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等中共元老是第一代打江山的人物，他們很自然地對於一黨專政這個原則特別看得緊，況且他們還沒有遭遇到強大的壓力，所以他們絕不考慮開放政權，連形式上的開放也不考慮。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倒台的先例，更助長了他們的頑固思想。在他們的垂簾聽政之下，江澤民等接班人根本不能自作主張。即使內心裡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提出來。到了鄧後時代，新統治集團對於政治開放的態度就會不同。那時他們的態度直接取決於他們自己的看法，而形勢可能促使某些人願意效法蔣經國和戈爾巴喬夫。
民主化的壓力
雖然現在中國大陸上還沒有出現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但是要求民主的社會壓力到處都潛伏著，而且趨向於強化。
首要的民主壓力來自工農大眾。大眾的生活並沒有在中共所推行的改革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為惡化了。農民種田始終是最沒出息的行業，而且他們仍然受著戶口制度束縛，不能自由移居到城市。數以千萬計的「盲流」人口，構成新的賤民階層。「三資」企業的資方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工人實行剝削以及種種超經濟的壓搾，以至連官方都覺得需要在那裡建立工會組織了。國有企業的工人的鐵碗裡面的飯量越來越少，而且在「改革」的咒語中漸漸變成了泥飯碗。普遍不滿的群眾所直接關心的雖然主要還是日常生活的問題，而且群眾鬥爭還是零散的經濟鬥爭，但是鬥爭的對象顯然以官方為主，而且很自然地會聯系到人權和法制的問題，尤其是集會、結社、罷工、示威、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人民是否國家主人的問題。在改革開放政策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戶（城市小資產階級）曾在八九民運中起不小的作用，這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經常受那些腐化的官僚欺壓敲搾，積聚了許多怨恨，而生活方式令他們容易衝動。自由和民主歷來是這個階級的口號。
資本家們雖然不會親自擔任政治反對派的先鋒，卻會支持用法治去限制官僚的權力和腐化程度，尤其是到了群眾運動已經出現之後。到了那時，甚至中下層的官僚也有一部份會支持這種現代化的努力。因為這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改善他們的地位，令他們的職位、正式的收入和升官的途徑都更可靠。
帝國主義也樂於見到中國實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這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更方便外來的投資。
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繼位鬥爭的時候，大有可能造成群眾運動趁機而起的缺口。那些爭權者之中甚至會有人敢於利用群眾運動，提出民主改革的口號。
鄧小平死後（或者確定地喪失了過問政治的能力之後），任何一個剩下來的元老，或者全體元老加起來，都不具備鄧小平那樣的權威，所以權力要真正落到下一代的手上了。在這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上述種種趨向於民主化的壓力大有機會發生作用，使政治改革實現。問題是哪一個階層的力量佔上風。只有強大的工農群眾運動才可以真正打破一黨專政，造成民主政制。反過來，如果鄧後的政治震盪主要限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結果政制上的改變就會很小，甚至完全沒有。如果改革主要是由於其他社會壓力造成的，將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某種程度的模仿。可能出現的變種很多。整個改變的過程也可能拖延得很長，很曲折，未必在短期內就有分曉。
專制統治必將倒台
專制政權的形成和維持，是由於社會一切階級都軟弱無力，或者對立各階級勢均力敵，互相抗衡，而讓國家權力取得了最高仲裁人的地位。在這種社會條件沒有改變之前，政府權威顯得強大無比，足以壓碎任何反對力量。其實，它那粗壯沉重的身軀是靠一雙泥腿支持的。到了社會危機爆發的時候，由於積極活動的任何階級都不支持它，它所依靠的武裝力量和官僚機構就顯出脆弱不堪，迅速崩潰了。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專制政權都是這樣突然倒塌，只有極少數的例外能夠實行自我改良，適應新的歷史時代。
中共政權是當時世界環境所造成的一個怪誕、畸形的專制政權。中共自命從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卻在1949之前的二十多年裡脫離城市而在鄉村中從事武裝鬥爭。它長期間以農民為基礎，卻又懂得農民本身是個落後的階級，不能解決社會的出路問題。它「以俄為師」，把當時蘇聯的制度當作社會主義的典範，其實蘇聯早已墮落，雖然過去革命所創建的國有財產制度還保存著，蘇聯工人階級卻早已被專制官僚壓倒。結果中共也把中國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消滅，卻連最起碼的政治權利都不讓工農群眾享有。它所建立的政制從頭起就具備蘇聯官僚統治的一切污點，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成為凌駕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專制政權的最極端的例子。
這樣的政制能夠建立起來，是由於一方面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權都太反動又太腐敗，經不起中共所率領的農民軍攻打，另方面農民和工人欠缺足夠的政治覺悟，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子裡參加鬥爭。這個專制政權妨礙國有財產和計劃經濟制度發揮優越性，終於引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政策讓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發展起來。同時工農群眾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處境的日益惡劣也要迫使他們起來鬥爭。各階級的力量增長和政治上積極起來，就表示專制統治的末日迫近了。官方的宣傳既然不斷吹捧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就無法阻止人民向往於西方的民主政制。總而言之，中共專制統治要被比較民主的新政制代替，是不可避免的。這大有可能在鄧小平統治終結的時候就實現。至於這個轉變究竟是一次明顯的政治革命，還是和平的改良呢？新政制究竟民主化到什麼程度呢？那就要看各個社會階級以及中共統治集團到時的表現了。
倒退的可能性
歷史不是直線向前發展的，鄧小平統治的終結可能促使中國政治開放早日實現，但不一定是這樣。變到壞的方面去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視的。例如許多人所擔心的四分五裂，地方割據，甚至地方勢力之間發生戰亂。
中央政府讓權給地方，各省市爭相發展自己對外國的經濟聯系，甚至明顯地損害了本國的利益，便宜了外人，這種情況早已發生了。可以估計，到了鄧後中央發生繼位鬥爭的時候，這種情況多半會變本加厲。而且在中共官僚化公為私的總路線之下，這種官僚之間「有飯大家吃」的政策大概會成為固定的制度。但這種情況同真正的地方割據（像民國時代那樣）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現在各省市的負責人形式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實際上是中共中央調派的。至今還沒有聽說過有哪個省市負責人做到抗拒調職，戀棧不去的。這樣就談不到割據。民國時代那樣的各省各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軍隊分別屬於軍閥私有的情況，現在更沒有。中共對於軍閥割據有一套嚴密防範的辦法。在這種制度之下，很難發生軍閥混戰。所以這方面不用太擔心。與其擔心這方面，倒不如擔心軍隊始終是中共操縱自如的工具，可以用來鎮壓人民。
如果鄧後中國實行民主化，省市等地方政府真正由人民自由選舉出來，那時會不會出現以省為單位的聯邦制呢？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因為，真正的民主化只能靠全國人民合力爭取；這樣爭取過來的主權，自然應該由全國人民共同掌握，而不是把它分為許多小塊，各歸一省。至於實際管理上的適當的分權，那是另一回事。以主權分歸各省為原則的聯邦制，既不符合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需要，又不符合中國的傳統。這樣的聯邦制，只是地方官僚和軍閥實行割據的合法化，也讓帝國主義從中取利，像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的主張一樣。至於以民族為基礎的聯邦制，又是另一回事。那在原則上是正當的。
鄧後政治上絲毫沒有開放，甚至更專制一點，這種可能性倒並不很小。可以說，只要沒有群眾的壓力，中共任何一個新統治者自動實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所以人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自動改良上面。改良通常都是人民逼出來的。我相信，中國群眾運動的興起不會等很長久。所以，即使鄧後政治上毫無革新，甚至更倒退，那也不會長久的。也許反而因此逼出更大的群眾鬥爭，實現更徹底的改革。
由於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和毛澤東時代不一樣，國家權力不再像從前那樣能夠支配每個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即使鄧後的統治在政治上比現在更反動，他們也無法使毛澤東時代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再出現。
前途決定於人民
政治民主化是各階層人民共同的需要。但是每個階層要求民主的程度和堅決性大不相同。大資產階級既害怕民主讓工人階級有機會掌握權力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又有辦法使用賄賂的手段解決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許多困難，所以他們的民主要求最不徹底，甚至寧可不提。反過來，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即使爭取到形式上很徹底的民主政制，例如徹底平等的普選權，再加上罷免權和全民表決權等，同時又有充份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那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可以大大便利工人運動和各種進步社會運動的發展，但單靠這些，而沒有社會經濟制度上的改變，他們的實際處境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甚至連合法享有的政治權利他們實際上也不能、不會或不想運用（由於生活的壓力太大），結果民主政治變成金權政治。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所以，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一旦高漲起來，就很容易同時提出改造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和一切普羅大眾的問題。鄧後的中國會不會很快走上這條路呢，這問題只有將來人民自己的行動才能夠解答。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和徹底的民主派都有責任促使這個前途實現，讓鄧後的中國成為人民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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