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馬克思？回到馬克思？
向 青
1999年1月9日
150年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論你認為它是人間的福音，還是惡魔的咆哮，都不能否認它對世界歷史的重大影響。
這個宣言（以及全套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理論）所得到群眾的支持和對社會發生的實際影響，在這一百多年裡起伏不定。簡單說，從19世紀80年代起，到20世紀60年代之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聲勢浩大，顯得大有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可能，往後就逐漸衰落了。衰落的主要表現，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和嚴重腐敗明顯暴露出來，引起人們越來越對共產主義失望、害怕和憎恨。到了80年代末，「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制度崩潰，人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理論徹底破產了。許許多多曾經相信它的人都正式向它告別，或者在重新解釋的外表下實際上把它否定了。這裡面包括了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主要幹部。但是，另方面，也有人仍舊堅持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其中不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和政治活動者，他們過去多年早已指責「現實存在的」共產國家嚴重違反共產主義的原則。最近幾年，由於，一方面，那些轉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前蘇聯集團各國的情況始終是比過去共產黨時代更壞，另方面老牌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於是有一種「回到馬克思」的呼聲出現，而且有加強之勢。在我看來，「告別馬克思」明顯是不值得普羅大眾接受的；至於「回到馬克思」是否正確，要看這個口號怎樣解釋。以下是我這種觀點的說明。
共党國家不代表共產主義
當初人們接共產主義，是因為不能忍受資本主義的種種禍害，相信共產主義運動會帶來光明的新社會。但事實上，幾十年來存在於那許多共產黨的國家裡面的，攏統來說，卻是比資本主義（至少是當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更醜惡的制度。在那裡，人民連最起碼自由和尊嚴都沒有。這就是目前共產主義的名譽降到一百多年最低點的主要原因，也是普羅大眾對於自我解放的前途感覺十分迷惘的主要原因。群眾意識這樣的演變不難理解，新的轉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從道理上說，要共產主義理論和路線為共產黨統治的罪惡負責，是說不通的。因為，事實上，那些共產黨統治者的反動政策和罪惡行為都是明顯違反共產主義原則的。早在75年前托洛茨基等人已經指出了這點，現在所有研究共產主義的獨立學者（非御用學者）也都同意。任何人，只要肯去讀一下《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就不難看出這點。可見，用共產黨統治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共產主義思想，至少好像用許多教會和教士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宗教信仰一樣不合理。別人借美名來行罪惡，為什麼你就不可能言行一致地行善呢？
有人為拋棄共產主義提出進一步的理由。他們說：雖然共產主義的理論並不主張建立好像史達林、毛澤東那樣的極權統治，但是它所設想的那種自由平等的制度根本是絕無可能實現的空想，根本違反人性，所以只能用強迫手段來實行，結果它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成為官僚極權統治。還有人把這種反共理論進一步發展成為反對一切革命的理論。這些人認為，不但共產革命必然造成專制統治，一切革命也都不可能造成民主政治，只能造成專制統治。所以他們不但要告別共產主義，告別馬克思，還要告別一切革命，告別一切理想。
他們的判斷很徹底，宣言很明確，可惜論據十分貧乏。他們做出這樣的宣言，也可以算是大膽的行為。可惜這種大膽只用來勸告人民永遠不要大膽地破舊立新，不要大膽地企圖當家作主，只可以趴在原有的專制統治底下慢慢謀取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們自命總結了一切革命的經驗，其實只是用了一種簡單化到極點的方式來論述革命史，靠這樣歪曲歷史來辯護他們那種理論和主張。至於是否故意歪曲，這點並不重要。
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專制
共產主義革命必然造成極端的專制，這種說法現在一般人都相信，因為人們所見所聞好像正是如此。可是，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並非一開始就造成專制。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是革命沒有完全成功，或者革命後發生反動、墮落的結果。具體研究一下革命史，就可以懂得這點。
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由此產生的國家制度，比所有後來的共產黨的革命和國家更有資格作為共產主義實踐的代表。因此，具體研究蘇聯的經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17年革命本身和蘇聯早期的歷史，顯示出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極權統治。
革命就是平日沉默地忍受現狀的人民起來積極參與法定程式以外的政治活動而且向現政權挑戰的現象。因此，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民主運動。越是偉大的革命，參與的群眾就越多，革命運動內部的民主程度也越高。1917年俄國革命所顯示的民主性質，勝過至今為止的任何其它革命。2月革命的爆發，不是任何黨派的計畫所造成，完全出於群眾自發。群眾行動是那麼強烈，馬上就使員警瓦解，而軍隊和政府官吏都脫離長官的支配，與群眾結合起來。在城市裡，群眾自動選舉代表組成工人和士兵的蘇維埃，農民代表蘇維埃也隨著出現。俄國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資產階級接管了原本屬於沙皇和地主貴族的政權。工農群眾承認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但是更擁護蘇維埃的權力。蘇維埃對臨時政府起監督作用，並且常常侵奪它的權力。一切以工農為基礎的黨派都在蘇維埃裡面活動，爭取自己的主張被採納，少數服從多數的決定，但是資產階級黨派不加入。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在蘇維埃裡面起初只占微弱的少數。他們耐心地批評多數黨派對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說明必須由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首先要用大膽的方法解決和平（當時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糧食和保證人民自由三大問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路線終於得到群眾瞭解和支持，在首都的蘇維埃裡取得多數，於是通過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動10月25日的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
10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並不打算一黨專政，反而極力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其它支持10月革命的黨派參加政府，就是加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的人民委員會。事實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在1917年11月加入了政府，到1918年3月因為反對簽訂對德和約才退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黨派現在變成蘇維埃裡面的少數黨，但他們仍舊能夠合法地公開活動，他們的報刊也照舊合法出版，公開攻擊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只有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報紙在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次日就被查封（擁護沙皇的報紙早在2月革命後已經封閉了）。布爾什維克單獨一黨執政，是因為其它社會主義的黨派不同意蘇維埃多數所採納的革命政綱，不肯加入政府，而不是由於布爾什維克故意獨霸政權。那時布爾什維克根本沒有一黨專政的思想，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傳統上也沒有這樣的主張。至於占多數的政黨單獨執政，這是民主政制的常規。共產黨宣佈自己有「領導」國家的特權，用暴力禁止其它黨派平等競爭，不許人民自由選擇，確定這樣的制度和理論（這才是一黨專政），那是多年以後，經過了許多變化之後的事情。一黨專政並非馬克思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的立場，這點我另有文章說明（參考《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這裡不重複。
布爾什維克執政後，不久就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連其它社會主義的黨派都受壓制，有時完全不能合法活動，負責人被捕判刑，這自然是事實。但根本的原因是發生了內戰，反蘇勢力有強大的外國支持，反對黨派一個個走到反蘇武裝力量方面去，或者在言論上等於為武裝反革命打掩護。這並不能證明共產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等於專制統治，也不表明共產黨上臺後就拋棄自由、民主的空談，露出專制的真面目。在10月革命前很久，在馬克思的時代，共產主義的理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政權應該是高度自由、民主的，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自由；另方面，無產階級政權像任何革命政權一樣，必須堅決有力地鎮壓反革命，尤其要無情地鎮壓武裝的反革命，否則等於自取滅亡。在內戰中，當然免不了要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甚至不得不採取十分殘酷、專橫的手段。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壞事。人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些仁愛主義者，與其向共產主義革命者說教，不如去勸告剝削階級接受革命人民的多數決定，放棄暴力反抗，革命人民自然不用實行暴力鎮壓。至於鎮壓反革命行動中的過火現象，確實是有。共產主義的態度是應當盡力避免，但決不為了避免過火就不敢實行堅決的鎮壓，因為那樣就只能讓反革命勝利，讓剝削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繼續實行幾千年一貫的殘暴統治。事實上，反革命的恐怖統治、侵略戰爭（包括世界大戰）、加上日常對勞苦人民的殘害和虐待，所造成的人命損失和其它人類痛苦，比革命恐怖所造成的更大許多許多倍。這是一切有良心的歷史家都不能否認的。
有人承認內戰中的殘酷手段不可避免，承認俄國的內戰中白黨白軍和赤党紅軍雙方都很殘酷，但他們指出共產黨方面有一種特別不合理的殘酷手段，就是那種叫做對整個階級施行鎮壓的辦法。這是共產黨方面特有的手段，而白黨白軍方面沒有。這個問題值得特別談一下。
大家知道，俄國共產黨有一個專門負責鎮壓反革命的機關，叫做切卡（肅反特別委員會）。它成立於1917年12月7日。起初只擔任對罪犯初步的偵查和訊問，不久之後就取得了簡易定罪、處刑，一直到處死的權力。最初處死的只是普通刑事犯和經濟犯。1918年7月左派社會革命黨暴動後，就開始處死政治犯了。切卡不是司法審判的機關，而是公然直認的暴力鎮壓機關。它監視一切嫌疑份子。被捕者受切卡審問時，沒有法定的辯護權。審問小組人員不用充足證據，也不用根據法律，只要內心相信適當就可以判處刑罰，一直到死刑，而且立即執行。到此程度為止，還不是切卡真正的特點。幾乎一切國家、一切政權都有時採用類似的辦法，不過只有蘇俄公然承認罷了。切卡真正的特點是，它判定被捕者是否有罪、是否應受某種刑罰，不少時候並非根據那人是否有某種行為，而是根據他屬於什麼階級，什麼身份。那人如果是地主、資本家或者舊政府官員，多半會受刑罰；如果是純正工人或貧農，可能釋放或輕罰。切卡還曾經公開大批逮捕剝削階級份子當作人質，用來阻嚇反革命行動。紅軍從白軍手中奪回一個地方之後，可能由切卡不加區別地逮捕一定比例的剝削階級成員處死，作為對該地剝削階級的懲罰。白黨白軍方面，雖然也有許多濫殺無辜的行為，倒沒有公然以社會身份定罪，或者公然處罰整個階級的辦法。因此，有人覺得，公正的評判應該是：共產黨比白黨更專制，更殘暴。
我不同意這是公正的評判。這種評判隱含著一層意思，就是，共產黨毫無道德上的顧慮，無論多麼壞的事都敢做，白党還有一點道德上的顧慮。我不同意雙方的區別在這裡。我認為真正的區別在於階級地位。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人口的大多數，而且是生產者。他們一旦覺悟起來，就完全用不著依靠剝削階級，所以他們敢於提出消滅剝削階級的口號。反過來，代表剝削階級的白黨決不敢提出消滅工人農民的口號。消滅工農，他們自己也要餓死了。所以不能說在道德上白黨比赤黨高尚。「消滅剝削階級」並不是共產黨正式的口號，這話的含義也不一定是要把剝削份子殺光或者寧可殺錯也不可放過。但是，在激烈的革命內戰中，有這種傾向是不難理解的。白軍方面，佔領一處地方之後，從工農群眾裡面任意抓一批人來屠殺，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在審判過程中事實存在著階級偏見，連民主國在平常時候都並非罕見。所以早期俄國共產黨真正的特點，並不是特別殘暴，而是特別言行一致，敢於公開宣佈自己的實際做法，公開宣佈自己的階級立場。
內戰中哪一方面殺人更多，侵害個人權利更厲害，這根本不是歷史的善惡判斷的標準。代表進步的新社會的一方，就是歷史的善的一方;代表舊社會的、反動的一方，就是歷史的惡的一方。反動的一方任何武力對抗的行動，都應當受到鎮壓。進步一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所必要的，儘管殘酷，也是正當的。只有超過必要的過份殘酷，才應當受譴責，應當由革命群眾來禁止。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就是這樣。俄國內戰中，革命陣營的行為當然不完全符合理想，有不少過火的地方，但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責任，反而是由於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充份，多半是由於文化水準低的緣故。
在內戰最激烈，共產黨處境最危險的時候，它並沒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其它政黨都被禁止以後，共產黨內仍舊有派別活動的自由，可以公開反對黨中央的政策，提出許多批評意見，黨報上的政治言論並不是清一色的，編輯部有很大的自主權。這情況同現在人們慣見的共黨作風大大不同。就連那最可怕的暴力鎮壓機關切卡，也讓人在報刊上批評。切卡本身有公開出版物，上面有關於工作方法的爭論，也有內部會議的報導，並非黑箱作業。切卡不能干涉黨內活動。這一切都表明，共產黨本來只是把限制政治自由當作暫時的非常手段，是有條件的，一旦內戰結束，工農政權穩定了，就要改變，恢復自由。它既然向群眾清楚說明了現在限制自由的理由，也就方便了將來形勢好轉群眾要求恢復自由。
1921年內戰結束，赤色恐怖行動減低，不久切卡也削權改組。前幾年造成社會關係緊張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政府施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這方面在1921年3月就改變了，由此開始「新經濟政策」時期。本來應該同時有計劃地實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可惜共產黨並沒有這樣做，反而違反了本身的傳統，在這時決定禁止黨內派別活動。雖然這個決定只是暫時的辦法，是由於蘇俄仍舊在充滿敵意的帝國主義包圍中，國內的危機也還很大（克朗斯塔海軍基地叛變，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參加，對於執政者是個非常強烈的警號），俄共希望用禁止派別活動的方法來加強黨內團結，而並不是要禁止黨內的批評自由，更不是要禁止思想自由，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辦法。結果適得其反，沒有加強團結，倒方便了傾向于官僚專制的一派壓制批評，尤其是壓制堅持革命民主傳統的一派，最後用開除的方式把黨分裂，這種危險決不是不可能預見的。所以應該說，俄共1921年不去發揚民主，反而禁止黨內派別活動，是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不過，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錯誤，不是共產主義路線必然的結果，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或者必然的演變，因為這個決策明顯地違反共產主義（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另方面，不可以把共產黨後來墮落變質完全歸罪於這個錯誤決策，因為還有許多客觀的原因。
雖然蘇維埃政權保存了下來，但是國內外的環境暫時都不利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發展。西方革命（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等）統統失敗。經過世界大戰和內戰破壞後的俄國經濟比戰前更落後許多了。人民的力量消耗得非常厲害。普通工人疲乏不堪，大批長期失業，離開了本來的生活環境，對政治冷淡了。最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先鋒大批戰死了，餘下的很大部份變成政府幹部或者軍事幹部，同工人群眾之間有了距離。這一切條件使得許多共產黨幹部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官僚化了，另一些革命鬥志也降低，而能夠堅持革命思想和鬥志的變成了少數，很容易被官僚腐化的一派壓倒。列寧的早死，也便利了黨內官僚派的勝利。1923年以後蘇聯政府的專制化迅速加深。這時候的暴力鎮壓已經不是對著剝削階級，而是對著反對官僚專制和種種錯誤政策的忠貞的共產黨員（左派），對著工農群眾;不是必要的革命手段，而是反動手段了。不但專制的程度比內戰時期更厲害，而且性質也根本改變了。由切卡改組形成的格柏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很快就變得比切卡權力更大，而且成為對付黨內反對派的主要工具，變成無惡不作的匪幫，也就是史達林反動官僚統治的主要支柱。把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府和史達林時代的當作同樣的東西，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必然演變，那是違反事實的。後來的蘇維埃也名存實亡了，因為已經喪失了工農民主的內容。
蘇聯共產黨和整個共產國際的墮落，曾受到不少的抗阻，在蘇共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內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托洛茨基派。儘管史達林派曾經顯赫一時，現在世界上已經很少人還願意自認史達林派了，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其它反對史達林派的共產主義者仍舊堅持他們的立場。由此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者並不等於史達林主義者，也並不是必然要變成史達林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受馬克思和列寧的影響比受史達林的影響小得多，可以說從來都沒有真正按照共產主義的路線行動。中國有特別長遠而強大的專制主義傳統，加以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二十多年已經成為局部地區的統治者，長期進行軍事鬥爭，而不是從事工人運動，所以中共特別反對民主政治。它的專制比蘇共的專制更不能要共產主義來負責。現在的中共，應當改名為私產黨。
東歐各國、朝鮮、古巴、越南等國的共產黨也都深受史達林主義影響。東歐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是靠蘇聯軍事力量建國的，自然要模仿蘇聯的專制制度。南斯拉夫和古巴是靠本國力量建國，所以不完全仿照蘇聯，也不專制得那麼厲害。這一切都證明:共產黨本身要受各種條件影響，並非只有一個模型，一條道路。
立憲會議和蘇維埃政權
那些反對十月革命的人很喜歡拿蘇維埃政府解散立憲會議這個事實做根據，指責蘇維埃政府從頭起就是反民主的。由於後來蘇聯墮落了，成為官僚專政的極權國家，現在的人很容易相信這種指責。我們來看看事情的真相吧。
在沙皇統治時代，俄國所有要求民主的政黨都要求召開人民選舉的立憲會議，由它來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爾什維克黨也不例外。1917年二月革命勝利，臨時政府馬上宣佈籌備立憲會議，同時把一切重大的改革問題(例如土地問題，8小時工作制等)都留待立憲會議決定，但是籌備工作並不積極進行。6月中才規定9月17日選舉代表，後來又宣佈延期到11月12日。臨時政府因此受到布爾什維克和一切激進份子猛烈的攻擊。布爾什維克一直對群眾說，只有蘇維埃掌握政權才能夠保證召開立憲會議。結果真是到了蘇維埃奪取政權(10月25日)之後才實行選舉立憲會議的代表，日期是臨時政府所決定的11月12日。
選舉的結果對布爾什維克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布黨只占168名。加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39名代表，擁護十月革命的總共才207名，不足全體代表的三分一。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取得了大多數。這個立憲會議在1918年1月5日開會。布黨代表提議承認蘇維埃政府和批准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政綱，被會議否決。於是布党和左派社革党的代表退席。次日蘇維埃政府就把立憲會議解散了。反蘇人士認為，立憲會議是全民選舉出來的，連布爾什維克也一向主張由立憲會議來決定俄國的新制度，現在只因為選舉的結果對布爾什維克不利，布爾什維克就用武力把它解散，這充份證明布爾什維克和它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根本不尊重民主原則，全憑武力維持政權。還有人說，可見十月革命欠缺充份的群眾基礎，只是少數人的冒險事業。
問題的關鍵在於：把立憲會議解散的，是蘇維埃政府，它本身也是人民選舉產生的。現在問題化為：兩個民選的權力機關，立憲會議和蘇維埃，哪一個更有資格代表民意。一切反對蘇維埃政府(反對十月革命)的黨派都認為，全民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當然高於一切，也高於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和一切擁護十月革命者卻說：蘇維埃是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一種新型的國家機構，它保證勞動人民(人民的絕大多數)真正掌握國家權力，不讓剝削階級、帝王和官吏等少數特權份子專權，騎在人民頭上；所以蘇維埃制度比傳統的民主代議制(包括全民普選的立憲會議在內)更民主，更進步；當兩者不一致的時候，應該以蘇維埃為最高權威。
布爾什維克上述的見解並不是在知道立憲會議的選舉結果之後才提出來的辯解。這種見解所根據的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尤其是有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得非常明確的理論。布爾什維克從1917年4月起(經過列寧所領導進行的思想重新武裝之後)，就一直不斷地宣傳這種見解，勸說蘇維埃拋棄對資產階級的幻想，掌握全部政權，把革命進行到底，走向社會主義。所以布爾什維克並不是不尊重民主原則，只是堅持無產階級(以及全體勞動人民)的民主制高於資產階級的(僅僅在形式上是全民的)民主制。
那些企圖利用立憲會議來同蘇維埃政府對抗的人，極力誇大立憲會議所代表的民意，而抹煞蘇維埃政府的民意基礎，這根本違反事實。
立憲會議不過是按照傳統的(即資產階級式)代議制的方式舉行一次選舉的產物，連真實反映當時俄國的黨派政治力量對比都做不到(這點下面再解釋)。蘇維埃是群眾(除了剝削階級和沙皇政府人員以外的一切人民)自動組成的代表機關，自從二月革命勝利就一直存在，不停地開會，討論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問題，並且隨時改選代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在當時，即世界大戰中，所謂士兵，基本上就是穿起了軍服的農民)成立最早，是全國各地的蘇維埃的政治領袖。到6月舉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全國各地已有四百多個城市成立了蘇維埃。十月革命前夕，數目增加到九百，包括了所有較大的城市。另外，農民蘇維埃也在農村地區陸續成立。革命的形勢一直存在著，群眾的政治經驗不斷增加，意見隨著改變。蘇維埃能夠比任何其它機制更快、更準確地反映出群眾最新的意見。十月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和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同步進行的。代表大會在起義開始的次日開幕。起義和新政府都得到它批准。立憲會議在1918年1月5日開幕，次日被蘇維埃政府解散。這個決定以及蘇維埃政府的政綱(對和平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等重大的政策都包括在內)都得到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批准。這次代表大會是1月10日至18日舉行的，不但包括了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所選出的代表，而且連各地農民蘇維埃的代表也包括在內。由此可見，蘇維埃政府確實是全國民意的代表；它把採取敵對立場的立憲會議解散，也符合民意。現在制定憲法的工作改由蘇維埃代表大會負責。1918年7月19日蘇俄憲法正式公佈生效。
在立憲會議開會的整整一天裡面，它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但是並沒有表明要把政權交給怎樣一個政府。立憲會議裡面占大多數議席的是右派社會革命黨，它以前(在二月到九之間)也曾在蘇維埃裡面占大多數，又曾經以蘇維埃代表的身份參加臨時政府，最後它的一個黨員(克倫斯基)還擔任了臨時政府的總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妥協派的政策不斷破產，被群眾唾棄，才讓布爾什維克取得蘇維埃的領導權，然後發動十月革命成功。如果現在蘇維埃政府服從立憲會議，等於是走回頭路，回到已被群眾唾棄的死路。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立憲會議的多數派說了一大堆空話，卻沒有對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就是新政府的問題提出正面意見；為什麼自稱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憲會議被解散卻沒有引起群眾的抗議，它的多數派代表只能跑去投靠殘餘的原先沙皇的反革命軍隊。
右派社會革命黨這麼無能，為什麼還能夠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勝呢?根本的原因在於：選舉常常趕不上群眾意見的演變。在全俄國那麼廣大的範圍舉行直接選舉，而且是在革命熱潮當中，這種缺點尤其顯著。
立憲會議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雖然選民投票的日子是在十月革命後大半個月，各黨派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卻是十月前早已公佈了的。自從二月革命勝利以來，社會革命黨一直是最受群眾擁護的黨，因為它唱著抽象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美妙調子，並沒有明確有效的實際政策，組織上也最鬆散，這正合剛剛有初步政治覺悟的群眾的口味，尤其適合小資產階級群眾(包括農民)的口味。這樣一個党和它周圍的群眾，自然要在革命深入發展過程中兩極分化。事實上，六月間舉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時候，已經有一批左派社會革命党的代表違反黨內多數所決定的路線，支持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但是並沒有正式分裂。所以在確定立憲會議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的時候，社會革命黨提出一個統一的政綱和名單。政綱照舊是那一套抽象的革命詞句，而名單裡右派占絕大多數。選民投票時根本不可能在左右兩派社革黨之間分辨和選擇。結果，那些比二月革命後初期更加迫切要求土地與和平，但是還沒有充份看透社革黨那套形左實右的空話的群眾，就仍舊投票支持社革黨，而讓它的右派取得大勝。
無產者，尤其是像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樣的最大城市的無產者，政治覺悟發展得最快，在十月革命前夕已經大多數支持布爾什維克，而且在蘇維埃代表的成份上表現了出來(連蘇維埃這樣靈活的代表制度，也難免比群眾意見的實際轉變滯後)。其餘的群眾，尤其是在邊遠地區，要等到十月起義已經成功，一方面表明了革命的實力，另方面新政府把舊的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妥協派的種種卑污行為的真相(包括繼續進行侵略戰爭的秘密外交協議)和新政府的具體政策都擺出來給群眾看清楚，然後才能夠作出新的政治選擇。1917年11月12日投票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的時候，在比較落後的廣大地區，這點還來不及做到，所以許多選民還是按照慣性投票支持社會革命黨。但選票的計算證明：差不多在所有的工業大城市裡面，布爾什維克都得票最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占絕對多數。另方面，唯一的正式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原先臨時政府的靈魂)，在總數703個議席中只得到17席，充份表明資產階級路線被人民唾棄了。到了1918年1月立憲會議開幕的時候，十月革命的實際影響已經遍及全國，人民已經清清楚楚劃分為支持十月革命和支持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兩大陣營，所以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立場跟立憲會議正相反，而且解散妥協派所支配的立憲會議成為人們意料之中的小事一件了。談論十月革命是否得到群眾支持，必須正視這些事實，光看立憲會議的態度是不合理的。
資本主義是否過時？
1917年10月俄國革命剛勝利的時候，世界上沒有多少人相信蘇維埃政府能夠長久生存，最後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不但資產階級自信不久就可以把它推翻，而且實際動手了，連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裡面大多數傳統的領導人物也認為它維持不了多久，因為，他們認為，在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根本還沒有成熟。這些關於蘇維埃政府很快倒臺的預言當然是錯了。不過，七十多年後，蘇聯終於倒臺，隨後出現的其它國家的共產黨政府也都倒臺，或者實際上採取了恢復資本主義的路線。所以今天誰都難以否認共產黨的革命在全世界都失敗了。反共的人固然得意洋洋地宣佈共產主義徹底破產，連有些相信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革命終歸要實現的人，現在也認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1917年在俄國不成熟，在今天的全世界（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也還不成熟。
如果所謂是否成熟的條件，是指一切方面的全部條件，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都包括在內，那麼，毫無疑問，現在的確還不成熟。因為，如果一切條件統統成熟了，社會主義革命就應當已經爆發，甚至已經成功，至少也出現了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現在明顯不是這樣的形勢，而是相反：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很低沉，誰都不敢說幾年之內一定高漲。不過，通常談論社會主義革命條件是否成熟，所指的只是客觀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無產階級在總人口裡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等等，並不包括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意向和準備等主觀條件。人們探討這個問題，為的是判斷應否把準備革命當作直接的任務。
現在有一種自以為是「回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不成熟論。它宣稱在馬克思的「經典」裡找到了根據，可以證明今天的世界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它所根據的是1859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裡的一句話：「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然後，這種理論的鼓吹者指出：「從馬克思逝世到現在的一百多年裡，資本主義的經濟總的來說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王若水《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編者按：該文載《北京之春》97年1月號）既然資本主義經濟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就不論無產階級怎樣英勇地起來攻擊它，企圖把它推翻，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時得到局部的成功（例如十月革命），終歸也要失敗。所以他們說當初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都過早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總而言之，他們認為至今為止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錯誤或冒險。如果那些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當初不去摧毀資本主義而是發展它，它們的經濟就會更進步、繁榮，全世界也會更好。
這套理論十分簡單又明白，自然容易讓許多眼見了事實上共產黨國家紛紛失敗的人們接受，可惜經不起具體的事實印證和分析。
首先，在兩種制度競賽的幾十年過程中，並非一直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比所謂的「社會主義」占上風，好像八十年代裡那樣。事實上，在整個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一直在經濟恐慌和蕭條中打滾，各國的失業率普遍達到百分之二十幾、三十幾，那時蘇聯經濟卻大步增長。第二次大戰後，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西方集團也還沒有把握一定在經濟競賽中取勝，反而感受到蘇聯集團極大的威脅。拿中國大陸同臺灣相比，儘管臺灣原先的基礎比大陸略勝一籌，但是一直到1957年為止，大陸的經濟發展明顯比臺灣快。這些事實表明：那種籠統的判斷，就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而「過早」實行反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發展起障礙作用的見解，在很長的時期內是與事實不符，站不住的。在那時期內，西方有大批工人和知識份子相信社會主義才是出路，而且從事實際的奮鬥，是完全合理的。沒有理由叫他們在生產過剩的貧困中耐心等待多年後可能出現的資本主義的新的繁榮。
其次，四十年代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資本主義新的繁榮和種種改良，即所謂「黃金時代」，並不純粹是資本主義內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有一個相當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存在，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極大的威脅，但同時西方國家的革命又主要因為史達林主義的障礙而未能成功，結果才逼成資本主義那一時的改良。凡是稍微知道當時西方主流的經濟思想（凱恩斯主義）和執政者的言論和行動的內容的人，都不能否認這個因素的重要性。可見，合理的結論並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往後各國的反資本主義的重大變革本來並不需要，甚至有害，而是：倘若沒有那些反資本主義的變革，就不會有那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第三，「黃金時代」畢竟已成過去了，今天的世界已變成越來越令人擔心退回到三十年代那樣。到現在為止，悲慘程度像三十年代一樣的大蕭條還沒有重現，而且可能不至於重現。不過，全世界的失業率已經達到戰後最高的程度，而且還在繼續增高。每次繁榮的時期變得很短，而且經濟增長的程度比以前減低了許多，衰退卻越來越頻密而嚴重。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戰前一般人簡直無法想像的程度，現在已經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而生產出非常豐富的消費品，但是結果並不是讓民眾享受到不愁生計而可以尋求自由發展的生活，反倒令越來越多的人連找到一份過得去的謀生工作都很難，連所謂富強國家也有大批青年在飽嘗「畢業即失業」的滋味後趨向於頹廢，或者用種種反社會的行為來發洩苦悶。龐大無比的財富，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上，他們越來越不把手上財富投資於生產，而是用來進行破壞性的投機：直接破壞金融穩定，間接破壞生產，破壞一般人的生計。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越來越變成一個大賭場。它和普通賭場的分別在於：普通賭場只會貽害參與賭博者和他們的家屬，「賭場資本主義」（有一本書以此為名，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卻令那些並不參與賭博的人民也逃不過它的巨大禍害。那些主要從事投機活動的金融資本，已經強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國的金融體系。如果光靠純粹的經濟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中，任何一國的政府（連中央銀行在內）都抵禦不住它們的集中攻擊。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表面上很激進、實際上只是盲目進行報復和破壞的政治恐怖組織和企圖復古的「原教旨」宗派都能夠吸引不少青年，就沒有什麼奇怪了。演變到這個地步的資本主義，難道還不值得、不應當或者不可能被人推翻嗎？難道馬克思或恩格斯曾在什麼地方說過，或者暗示過，發展到這樣的資本主義，只因為它並非絕對不能容納任何程度的生產力繼續發展，所以就不可能或不應當被推翻嗎？
第四，蘇聯和其它共黨國家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這件事，並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不合時宜。歷史表明，革命通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推翻帝王專制、實行民主共和，比起社會主義革命，是簡單得多的任務，也不得不經過多次反復才達到最後成功。蘇聯統治者選擇復辟道路，無疑跟原先經濟發展日益緩慢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不但當時並沒有面臨經濟崩潰的危機，而且可供選擇的改革道路決不限於走資一條。在國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實行民主化的管理，其實才是順理成章的辦法。統治者不這麼辦，反而選擇了走資，主要是出於自私的動機，為了能夠把國有的財產正式據為己有。他們還迫不及待地採取了「震盪療法」。結果造成了經濟的崩潰，生產急速下降，大多數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至今還沒有轉機。只有極少數人利用政治特權和種種卑污手段搶到了大量財富。從這裡得到的教訓，不是必須承認資本主義的美好和進步性，而是相反。還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儘管共產黨犯了許多罪惡，是蘇聯墮落以至崩潰的罪魁，但是在今天的俄國仍有不只一個掛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招牌的黨，其中一個現在是國會內第一大黨。為什麼他們不願放棄那個招牌呢？至少那個最大的黨（俄共）顯然不是由於仍舊忠於共產主義（這個主義他們在幾十年前早已放棄了，今天的行為和言論也沒有表明有所改變），而是因為看出一般人民並不那麼歡迎資本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
既然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它所造成的最大矛盾：在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非常豐富的時候，生產者反而陷於失業和貧窮，那麼，這個制度就應當而且難免被推翻，代之以社會（共產）主義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按照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意願來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的一種平等（沒有剝削）的制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原理。今天，這個理論一點也不過時，反而比過去更合時、更迫切需要化為實際了。在這個意義上，「回到馬克思」是個非常適當的口號。人們實在急需停止動搖和迷惘，回到（或接受）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條奮鬥道路。
怎樣瞭解馬克思
倘若王若水看到上文，難免要提出質問：你這種見解符合馬克思本人的見解嗎？你不覺得你的見解跟我所引證的馬克思那句話衝突嗎？你怎樣解釋這個矛盾或者怎樣評價馬克思那句話呢？
雖然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須要同意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句話，也不用對每一句話都表態，我還是願意回答上述的質問。因為，王若水所引的那句話到底不是隨便的一句話，而是代表馬克思主義裡面很重要的一點見解，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之一。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句話無疑是正確的。只要承認生產關係（社會形態，也就是社會經濟制度）必然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水準，就不得不承認前一句話正確。因為前一句根本是後一句的邏輯推論。但是，必須正確瞭解這裡所談到的生產力是否仍被容許發揮是什麼意思。如果認為，只要在原制度下生產力仍舊可以有任何程度的發展，就算是「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未發揮完，只有到了連最短暫、最微小的發展都不容許的時候，才算全部發揮了出來，我認為這是顯然錯誤的。如果應當這樣機械地瞭解，可以說永無「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的一天，至少沒有可能測量出來。結果這句話變成了毫無實際意義，這個理論也變成毫無價值。
那麼這句話應該怎樣瞭解呢？到底發揮了多少（或者剩下不超過多少）就算是全部發揮了出來？可惜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後繼的任何大師都沒有說明，沒有教導。我想，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統統都忽略了應有的責任，而是這種探討問題的方法根本錯誤：太機械了！根本不應該從測量生產力著手。這是辦不到，也不需要的。社會的發展和轉型，不像機械的運轉，不會到達某一點就答的一聲自動變為新的狀態。也不像是一條設有關口的道路，有一位把守關口的人或神，當他驗明社會已經把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完全發揮了出來之後，才（就）放它進入新的路程。社會的演變完全不像這樣。到底是怎樣的呢？其實馬恩早已教導過了，不過有人忘記了或者根本沒有領會而已。
馬恩在許多地方說過：歷史是人自己創造的。他們所說過的話之中最著名的一句，大概是：「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答案就在這裡了。自從原始共產社會崩潰，出現階級對立以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就表現為原來的統治階級與新興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新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在新興階級的勝利中實現。原統治階級是原有生產關係的代表，新興階級則代表那傾向于突破舊生產關係的增長了的生產力。這種衝突發展到頂點，就是社會革命的實現。在資本主義時代，它所特有的那種表現為商品找不到足夠市場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的尖銳化，標誌出生產力已經受到生產關係的束縛了。馬克思把社會進化的原因歸結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無非是更深入一層的解釋而已。他並不認為可以直接測量到一種社會制度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已經發揮到什麼程度（誰能夠直接觀察到生產力小姐和生產關係先生何時親密擁抱，何時大打出手，何時恩義斷絕呢？），更不認為只有到了絕對不容許生產力再有所發展的時候，舊社會制度才能滅亡。馬克思洞察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知道它不可避免要週期性地發生危機，而在每次危機（衰退、蕭條）之後，只要整個制度還沒有滅亡，必然會有復蘇。所以他自然知道，資本主義根本不會有絕對不容許生產力再有所發展的一天，除非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所引致的多重危機早已使人類退回到野蠻時代，甚至完全滅絕了，但那時也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了。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是以階級鬥爭為發展動力的。所以，只要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已經使無產階級成為人口的大多數，甚至只要無產階級已經發展到能夠成為一切勞動人民的政治領袖，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可能實現了。這樣看來，毫無疑問，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到今天更是早已爛熟。倘若革命還不實現，大有可能在幾十年內就發生人類文明的大倒退，甚至可能連人類本身都滅絕了。像王若水那樣，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的標誌在哪裡都不懂得，對於世界工人階級現實的困境和不滿也不重視，只會抓住馬克思一句話，就從中得出結論，說今天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還自以為這是回到馬克思，真是極大的笑話！
那些自以為是「回到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還未過時論者，除了引證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外，最喜歡引證的是1895年恩格斯為《194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導言。他們看到恩格斯在那導言裡承認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對革命過分樂觀，指出當時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就用類推的方法得出結論，說今天的世界也還沒有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他們看來，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屬於同一等級的。其實，法、德、奧、匈、俄等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才真正確立了大工業，出現了龐大的無產階級。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當中，絕大多數的工人還只是手工業工人，而不是無產者，所以根本沒有可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恩格斯在1895年的導言裡把這點說得很清楚。至於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那不過是早已確立了的經濟制度的繼續發展而已，並沒有使社會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無產階級在整個歐洲和北美、日本早已成為人口的大多數，它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早已是主要的社會對立。這時期的世界甚至已經有了十幾個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工人國家（共產黨國家）。怎能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未成熟呢？不成熟論同恩格斯的觀點根本扯不上關係。這不是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簡直是時光倒流的見解。
有人會提出質問：可是那些一度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紛紛讓資本主義復辟了，難道這不表示推翻資本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嗎？
當然可以說條件還不成熟，但不是經濟條件不成熟，而是政治條件不成熟；不是客觀條件不成熟，而是主觀條件不成熟，是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種種準備還不夠成熟；不是當初在俄國和中國等地方推翻資本主義太早了，而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等的革命成熟得太晚了（至今沒有成熟），以致那些工人國家因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陷於畸形發展，最後免不了倒臺。這部份歷史是馬恩沒有看見也沒有估計到的，當然不能從他們的著作裡找到直接的解釋。最初的、也是主要的解釋，只能從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些補充。這些見解的內容，上文略有涉及，這裡不打算再特別談了，只想簡單指出一點：那些人以為靠一條原始的抽象原則以及簡單的模擬方法，就足以解釋那麼重大而複雜的歷史事實，既違反馬克思本人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一般的科學精神。我覺得應該一談的，是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的預言的問題。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前途的理論，一向不斷被人指摘，說它這點那點不合理，與事實不符。近年共產黨國家紛紛倒臺後，人們更極力指證它的主要預言（資本主義要被社會主義取代）徹底破產。連仍舊相信它的人，也有不少覺得它在時間上錯誤得太厲害，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還渺茫得很。關於時間上的錯誤，自然是無可否認的。不過，我認為，不應該太過重視這方面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固然含有預言的成份，但是它的主要部分並不是預言，而是對資本主義各方面的實際發展趨勢的分析，尤其是從這種全面分析中歸結出來的勞動人民應當採取的奮鬥方向，也就是可能實現的最好的前途。所以，嚴格地說，它的預言部分也不是真正的預言，不是說某些事情一定出現，尤其不是說在某一確定的時間一定出現，而是指出可能爭取得到的美好前途。至於有關革命成功時間的估計，更不是嚴格的預言了，而是奮鬥決心的一種表現：表示決不應當把革命奮鬥延遲到某一點時間之後。所以，只要你同意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人類真正出路，也同意這是可能爭取到手的，而且認為這種奮鬥已經刻不容緩，你就等於承認了馬克思的理論是正確的，就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只有這樣來瞭解馬克思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精神；只有這樣瞭解的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有重大價值的理論，也就是可以不斷發展（包括不斷局部地修改），而且必須不斷發展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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